巴金的《寒夜》及其他

巴金解放前的小说是从《灭亡》开始，以《寒夜》结束的。比较最初与最后的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文学性质大相径庭。如果要我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寒夜》，因为我认为《寒夜》才是巴金最优秀的作品。在此我想略述一下自己的见解。

一般认为巴金的代表作是《家》。这部成功地描写了现代中国过渡时期因循守旧的封建家庭中新旧两代人的倾轧、冲突的小说，似乎在具有教育性这点上被看作是他的代表作。但是这部作品与其说体现了巴金文学的特征，不如说是中国封建家庭的普遍性构成了小说的基础。除了《家》《春》《秋》外，巴金还写过不少以社会最小单位——家庭为舞台的小说。这些作品的主题虽不是描写家庭本身，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封建家庭存在的一个侧面。抗战时期写的《火》第三部、《憩园》中也出现了家庭问题，尤其后者是以作者于1941年回家乡时从亲戚处听说的自己叔父的遭遇为题材的，是部家庭因素很强的小说。从1943年4月至9月在桂林写的《火》第三部中也出现了家庭问题，但在这部作品中出现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理想化的家，是以一个怀有理想的人物的温暖的家庭关系形成小说背景的。主人公基督教徒田惠世为出版宣传抗日的杂志《北辰》四处奔走、碰上各种社会矛盾遭受挫折时，家庭就是病魔缠身的他唯一获得安宁的地方。《火》第三部五章中写道：“全家的人聚在一起吃饭、喝茶、谈天的时候，整个屋子里都充满着和平、甜蜜的爱的空气。”[1]这段描写象征性地说明了这点。《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的作者明兴礼（J.Monsterleet）引用这一段解释道：“它告诉我们这个家庭是多么幸福。”[2]就是说他把田惠世及其妻、长子世明、次子世清、长女世慈组成的田氏一家看作是被基督教的爱所包围着的理想家庭。然而，我们究竟能从田氏一家嗅到怎样的生活气息呢？小说虽然描写了田氏一家的日常生活及其互相间的感情交流，但我们无法从中看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家庭既然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就不可能是世外桃源。这部小说中的家庭应从与当时充满矛盾的社会状况，以及温健、谢质君那些利己主义的学生，张翼谋、黄文通之类的法西斯主义者对照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说，这部小说是在作为恶的社会矛盾与作为善的田氏一家这一极为概念化的图式上形成的。因此作者越强调善，小说就越平板，生活气息也就越淡薄。

与此相比，《憩园》对现实的挖掘较为深刻，是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憩园》是1944年5月至7月在贵阳、花溪、重庆等地写的。这里姚家和杨家这两个家庭构成了小说舞台，“黎先生”是贯串两个家庭的主要人物。包括这位“黎先生”在内，作品中所出现的几个善良人，具有典型性的是姚国栋的后妻万昭华。她对前妻的儿子的顽劣任性束手无策，她为丈夫对她的不理解而烦闷苦恼，然而她仍要做个绝对善良的人。她与黎先生所同情的杨三爷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与《家》《春》《秋》三部曲有一定连贯性。由于生活放荡被妻子从家中逐出穷死的杨三爷不正是《激流三部曲》中高家破落的最终情形吗？正如巴金自己在《谈〈憩园〉》中所说，这部作品是高家的“冬”。[3]《憩园》中不仅有杨家的悲剧，姚家的悲剧也同时发生着，主人公黎先生身处其境，悲剧却无法挽救。悲剧不可避免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中。作者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两个人物身上，一个是杨家老二，另一个是姚国栋的妻子万昭华。杨家老二对父亲，万昭华对一切人都尽力同情、帮助。“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4]作品中万昭华说的这段话大概就是作者本人的愿望吧。

这种绝对善良的人物在1945年5月至7月间写于重庆的《第四病室》中也可以看到。《第四病室》与《憩园》不同，作品中没有出现家庭问题，作者以自身的体验描绘了阴惨、沉郁的三等病室，社会性较强。在经常笼罩着死亡阴影的《第四病室》里，作者描写了悲惨世界中的救星女医师杨木华，让她说出作者的希望：“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5]

总之我认为，《火》第三部、《憩园》、《第四病室》是同一类型的作品群，虽然小说背景、人物各不相同，但都出现田惠世、万昭华、杨木华那样绝对善良的人作为矛盾或悲剧的救星。当然这些人物的善良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他们自己也在遭受困难，但他们是作者希望的化身。就是说无论作者如何描写人类社会的矛盾、悲剧，都必定伴随着出现绝对体现作者愿望的人物。这些善良人物的善意越绝对，他们所表现的人性就越空泛越概念化。这种表现方法与巴金初期的《灭亡》《爱情三部曲》描写概念化的爱情和革命的文学相去并不很远，但作品的艺术性较之初期要高得多，从中能够感到作者力图描写活生生的人的真实的创作姿态。我认为，《寒夜》是巴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寒夜》中没出现万昭华、杨木华那种绝对（在某种意义上是概念化的）善良人物，展现的是个彻头彻尾的灰色世界。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原型可以从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中找到，这本由《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生与死》《女孩与猫》等五个短篇汇成的集子指示了巴金文学的新方向。在这些短篇中既没有初期作品中所描写的青年的爱、理想和破灭，也没有《火》那种概念化的现实性，只有极其普通的小市民的纠纷和苦楚。《猪与鸡》中的冯太太与方太太、《兄与弟》中的唐二哥与唐五哥、《夫与妻》中的蒋嫂子与她丈夫，这些人物之间的纠葛构成了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我”常常是这些纠葛纷争的冷静的观察者。作者既不从观察者的立场向前进一步，也不从那儿后退半步。在《谈我的短篇小说》中关于《小人小事》时巴金这么说：“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象从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请读者自己作结论。”[6]就是说，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固然也有抗战时期为了避免国民党统治下严格的出版检查等因素，但主要标志了巴金从感情过多的表现主观文学到期待读者思考力的、更有深度的文学的过渡。当然这一转变并非容易，在写作《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的1942年，这种文学表现尚未成为巴金文学的特征，它要升华为巴金文学的核心，还需要与《憩园》《第四病室》中的“善意”文学融为一体，我认为小说《寒夜》的世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

《寒夜》是从1944年初冬开始执笔，中间几经周折，最后于1946年12月31日在上海完成的。小说的背景是抗战后期的重庆，人物不多，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人构成了小说世界，情节是以战时从上海辗转流落到重庆的汪文宣一家为主线展开的。汪文宣为人温厚善良，为着一份微薄的薪金，抱病在一家半官半民的出版社当校对。他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妻子曾树生，两人曾在一所大学念书，都有过献身教育事业的理想。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的烽火越燃越烈，两人只好放弃抱负在内地城市里过着灰色的日子。汪文宣年迈的母亲盲目地爱着自己的儿子，在战时黑暗的重庆，她在对儿子文宣的爱中找到了自己活着的意义。这三人构成了《寒夜》的世界。

这部小说如果仅从家庭生活或爱情破灭来看，那它同庸俗的情节小说并无两样。用这种观点来看，主人公就成了丧失极普通的生活能力的人，作为生活者，一般老百姓也比他强一百倍吧。但是我认为上述观点从根本上错了。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不是一般的家庭生活中的倾轧或三角关系，而是对当时都是善良人的家庭也不得不破裂的社会状况的揭露和控诉，并从中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突出普遍的问题。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此。正因为小说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才得以超越时代地来深入思考人与人的关系。

《寒夜》中巴金之所以能出色地刻画出下层知识分子的形象，也许是因为作品中的社会是巴金在抗战时期亲身经历的，物价飞涨、生活困苦、疾病肆虐、邪恶势力横行，这些大概都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的现实。巴金同情汪文宣、曾树生与汪母，但并不袒护他们。这三个主要人物不得不在感情纠葛中生活，是由于各自的善意没能与彼此相处的社会环境吻合一致。曾树生与汪母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与憎恶根源不在于她们作为完整的人的性格，而在于她们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本身成了憎恶的起爆剂的缘故，无论文宣如何心地温良也无法消解两人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等于否定汪文宣善良的意愿，纵使在社会上看来他是多么怯懦。

在家庭中，文宣站在纠纷的婆媳之间，自己决不参与争吵，对妻子、对母亲同样好言相劝，极力调和她们的感情。“家，我有一个怎样的家啊！”[7]尽管他心里如此自语，实际上却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以求万事和平。这不是虚伪的感情，“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他对母亲这么说，感情是真挚的。懦弱、善良的他，只能这么思考，这么感觉。当然他也知道自己与母亲、妻子的心并不相通，她们能给予他的只是关切与怜悯，“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因而她们不能理解他的心。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爱着妻子和母亲，自己背负苦难与她们一块生活。为了她们，他抑制自己，要说这是怯懦也无不可，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共性吗？

家庭以外，文宣同样如此。在出版社决不与人争吵，对周主任、吴股长那种冷酷的金钱迷、权力狂，他虽然心有反感也从不吭声，虽然内心忿懑地叫喊：“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也只是“无声的抗议”而已，他觉得“为着生活，我只有忍受”，只能忍气吞声，别无他法。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不也或多或少地在名为“生活”的现实面前妥协、作出某些牺牲吗？因此我决不能嘲笑汪文宣的生活态度，他只是怜悯这个窥伺上司颜色、远避同僚、一味默默工作的“老好人”。汪文宣是家庭内外一致的老好人，他的善良是一贯的。在酒馆遇见为战时困苦的生活弄得形容憔悴、因妻子急病去世只求早归黄泉、自暴自弃的昔日旧友唐柏青，同情他落魄潦倒的遭遇，要将他领回自己家中的文宣；送别丢下他自去兰州的妻子曾树生后，看见两个蹲在街路拐角上的孩子想把他们带入屋里的文宣；以及一边校对写国民党政府如何关心人民的文章，一边心中叫喊“谎话！谎话！为了你这些谎话，我的血快要流尽了”的文宣，都归结到意识世界的一点上，那就是“善良”。就是说，清醒地认识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丑恶的社会现实的觉悟和为自己所爱的人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善良，在汪文宣身上都是从同一点上出发的。那善良大概就是《憩园》《第四病室》中描写的绝对善良吧。然而尽管汪文宣如此温厚善良，却得不到好报。

想到树生离去数月后，文宣独自来到从前两人一块儿去过的国际咖啡厅要了两份咖啡，就像树生坐在他对面似的向着对面的空座倾诉衷肠的情景时，想到患结核病临死之前连话都说不出声的文宣叫喊“我要活！”那瞬间的心情时，我们的心为他得不到好报的善良而感到哀切，尽管他那善良几乎与怯懦相差无几。巴金所要控诉的正是那好人没有好结果的黑暗社会。

然而，对于抛弃汪文宣的爱情自去兰州的曾树生，巴金并没把她描写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作者只是告诉读者她所以不得不这么做，有她自己的必然性，那责任的根源不只是在她个人身上。对于她来说日常生活就是：“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她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年轻上司陈主任的爱，丢下丈夫去兰州了。当然，曾树生并非喜欢与汪母纠纷，她们都以自己的主观爱着文宣，她们只是通过文宣这个人才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连结她们的唯一纽带文宣苦于病魔，在社会的重压下越来越喘不过气时，她们之间纠缠不清的纠葛也随之愈益恶化。树生同情丈夫文宣，但她不愿为此牺牲一切，她追求她的年轻上司陈主任，她要求自由，但是当她说“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到幸福”时，她没有理解幸福的真正含义。她忍受不了灰色的生活，丢下丈夫离开了重庆。然而她得到了什么呢？对于她来说，束缚她自由的桎梏是生病的丈夫还是丈夫的母亲呢？都不是！桎梏是当时的社会，当时她主观追求的“自由”根本不存在。树生原先与文宣一样有着献身教育的理想，在青春最后一瞬间她追求自由去兰州时，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背上了存在与意识的矛盾。

汪母是个出生旧社会中产阶级的妇女，与儿子媳妇一样也是战争的牺牲者。她的思想意识还在旧社会，因而对有着新思想的媳妇树生抱有反感。她对文宣的爱多半是偏爱，为文宣煮饭烧菜、缝补浆洗，照料他的生活，关心他的病体，忍受着贫苦生活的煎熬。换个角度看，在那黑暗的年月对儿子的爱成了她生活中的精神食粮。因此对儿子的爱愈深她就越不能容忍树生，这就成为日常发生矛盾的原因。她觉得树生离开儿子只会使儿子幸福，然而她却不知道她为着爱儿子而说树生的坏话是多么深地刺伤了儿子文宣的心，同时文宣为着爱树生而为她辩解又伤了母亲的心。这是毫无意义的、纠缠不清的纠葛，但纠葛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人性，矛盾的根源是当时的“现实”。

黑暗、窒息的社会，树生与汪母的纠葛，文宣无望治愈的病，日本侵略军的残暴，文宣与树生的诀别以及文宣的死，没有一线光明，但我丝毫没感觉虚无，从翻开小说第一页直至翻完最后一页时，我的心情决不是灰暗的。尽管作品中的人物互不理解、纷争不已，但是作者看人的目光是温暖的，同时也是清醒的，与初期作品不同。《寒夜》中作者没有描写悲剧的救星（如万昭华、杨木华），当街上响起抗战胜利的欢呼声时，文宣在母亲与小宣的看护下与世长辞了。一个月后曾树生回到重庆，等待她的只是文宣的死。耳听人们在地摊前谈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不满，她徘徊在冰寒彻骨的重庆街头。这个阴惨凄凉的结尾，不是把现实与人作为作者主观意识的具体体现，而是巴金将客观真实彻底对象化的创作表征。这是小说《寒夜》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中业已出现的巴金文学的新倾向。

我认为在《寒夜》中，巴金一方面由衷地同情汪文宣那样善良、懦弱、勤恳、为着不伤害别人而自我毁灭的人，另一方面还告诫我们不应选择在沉默中与理想一块殉情的生活道路。在抗战时期死去的他的朋友尽管程度不同，也都像汪文宣一样默默地生活在时代的一隅，最后悲惨地死去，他们所抱负的希望也随之消失。巴金目睹了这样的事实，他觉得无论他们的理想、善良如何美好，他们的虚弱是应该否定的。巴金发表在杂志《文艺复兴》1卷6期（《纪念抗战八年死难作家》1946年7月）上的《纪念我的哥哥》一文中没有流于伤感似乎就说明了这点。就是说，小说《寒夜》对巴金来说也许是与从前的自己“诀别的歌”，且是由眼泪与极度的温情包裹着的“诀别的歌”。

《寒夜》在日本已有三种译本，除鲁迅作品外，一部作品有三种译本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同是巴金作品，一般被认为是巴金的代表作的《家》至今只有一种译本。这并不是说译本越多作品就越优秀，但是通过这一事实至少可以了解日本人对《寒夜》的评价之高。我对在那场使无数无辜的中国人民丧失生命、使数之不尽的人们蒙受苦难的战争中写出如此深刻的优秀作品的作家巴金深感敬服，我希望中国对巴金文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广泛。

写于1980年，原载于《名作欣赏》第3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胡志昂译。在此所载译文经作者全面修订。

[1]巴金《火》第三部，《巴金全集》第7卷（1988年），第435页。

[2]J·蒙斯特利特《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文风出版社，1950年），第90页。

[3]巴金《谈〈憩园〉》，收录于《谈自己的创作》。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1993年），第472—473页。

[4]巴金《憩园》，此引自《巴金全集》第8卷（1989年），第64页。

[5]巴金《第四病室》，此引自《巴金全集》第8卷，第406页。

[6]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载于《人民文学》6月号（1958年6月），后收录于《谈自己的创作》。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第520页。

[7]以下引用的《寒夜》里的各句话均引自《巴金全集》第8卷，但因繁多就省略页数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