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金的小说

提到巴金的小说，往往总是一一列举他的各个时期的作品，如初期作品《家》（1931—1932）、后期作品《憩园》（1944）、《寒夜》（1947）。在这儿，我想着重围绕巴金文学的形成过程，以后期的作品为中心，对主要作品作一些归类和分析，来探讨一下巴金文学的特点。

一

1949年以前的巴金作品，仅小说就有很多。根据作者的文学创作意图（表现意图）以及众多作品中的共同之处，对这些作品加以分类，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一些被称为“爱情和革命的文学”作品，如《灭亡》（1929）、《死去的太阳》（1931）、《新生》（1933）、《爱情三部曲》（《雾》1931、《雨》1932、《电》1934）和《火》第一部（1940）、第二部（1942）等。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青年，作者刻意描写了他们的苦闷和理想，用非形象化的方式勾画了这些青年从反抗到挫折以至失败的过程。这是作者以自己的一腔热情，又掺杂着尚未成熟的文学技巧而创作出作品世界来的。

第二种类型，是一些根据作者自身的经历——无论是具体的亲身感受，还是抽象的思想意识——构思而成的作品。如《家》（1931—1932）、《春》（1938）、《秋》（1940）和《神·鬼·人》（1935）等都可归入这一类型。在这些作品中，巴金虽然根据自己的经历，把现实原封不动地搬入了作品，可是还没有完全摆脱主题的束缚。另外，虽然同是写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但《砂丁》（1932）、《雪》（1933）在创作意识上，应归于第一类型。

第三种类型的作品，是巴金文学成熟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其中，《还魂草》（1942）、《小人小事》（1943—1945）、《憩园》（1944）、《第四病室》（1946）和《寒夜》（1947）等作品属于这一类。《火》的第三部（1945）有所不同，近似第一类型的作品，是第一类型到第三类型作品的过渡，但也可以把它归入第三类型中。初期作品使人感到作者本人陶醉在自我感情之中，而这种感情在作品中的体现却又缺乏具体性。与此相反，第三类型是一些描写普通平民日常生活的作品，笔调细腻感人。

除了以上列举的一、二、三种类型的作品之外，巴金还写了很多短篇小说、旅行记、随笔等，而且译著也不少。本文只限于对上述一些重要的中、长篇小说进行分析。

二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各种类型作品的特点。

第一类型作品中很多是初期作品，题材与故事情节的展开都非常相似。如前面所述，作品所塑造的是巴金本人的化身，借此揭示当时青年人的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状况。作品虽然描写了“爱”和“革命”，但是由于作者在作品中过多地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作品在表现世界中未能自立，语言缺乏形象的丰富性。其结果只是生硬地、毫不掩饰地表现了作者的感情和愿望。并且，各个作品都几乎重复着青年人的理想、反抗、斗争、挫折（或者是牺牲）这些相同的内容，无论哪一篇，读来都只能使人得到雷同的印象。这种倾向不仅在初期作品，在时隔很长时间后写的作品中还能看到，甚至在第二类型以后写的作品里仍强烈地表现出来。前面所提到的排在第一类型作品之末的《火》第一部、第二部，就是这一类作品。这两篇作者承认是失败之作[1]。这两篇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初期作品《灭亡》《爱情三部曲》里类似的倾向。第一部写的是上海，第二部写的是“第五战区”，虽然地点不同，但都是用同样的写作方法描写了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年人的“爱”和“革命”。

总之，第一类型作品就创造出来，巴金在用自己的视线看到的范围内，刻画出当时青年过多的感情和愿望的、模式化的小说世界。但是，这些不太成熟的小说却深受当时青年人的欢迎。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品中描写的青年人的理想（当然，也就是巴金本人的理想）、苦闷、反抗等具有时代性。也就是说，巴金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同时代性吸引了当时的青年人。

第二类型的典型作品是公认的巴金代表作《家》。小说《家》描写了在封建家族制度重压下痛苦挣扎的人们，以及以觉慧为代表的反抗的青年一代，可以说是一部作者本人的思想史。根据巴金出生的四川成都之家而构思的这部小说，是写个人经历、见闻的第二类型作品中最完整的一部。在着重描写经历、见闻这一点上，第二类型的结构的确较第一类型严谨。但是，不管作者本人的意图如何，随着作品中作为小说内容依据的作者亲身经历的淡化，小说在整体上不得不接近于第一类型的作品。这些都表明，在第二类型作品中，对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见闻的处理，都没能超出主题的束缚。这种伴随作者亲身经历、见闻的淡化而来的向第一类型作品的倾斜，在统称为《激流三部曲》的《家》（1931—1932）、《春》（1938）、《秋》（1940）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纵观这三部小说，在展示现实生活中“家”的结构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家》写得最为出色。《春》《秋》在人物的塑造上，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上都渐趋于模式化。特别是《秋》中觉民参加《利群周报》以及同事们的社会活动，显然都是根据巴金本人在成都“均社”的活动和体验，但是小说的写作方法和《灭亡》《爱情三部曲》非常相似。可以这样说，由于题材的现实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第二类型的作品符合了当时的社会要求。但是在文学创作的意图上，还没完全摆脱第一类型的束缚。《秋》中描绘的日益败落的高家和参加社会运动的觉民的一代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也同时象征性地说明了第一类型作品和第二类型作品各自在巴金文学中的地位。也就是说，虽然巴金的作品几乎都基于某种形式的直接的经历和见闻，但是在写作《秋》的时候，以“爱”和“革命”的文学为主题的第一类型作品和以亲身经历为源宗的第二类型作品，无论在互为促进和发展上，还是在融会贯通上，二者都没能达到统一。

三

克服了第一类型、第二类型作品的缺点，逐步发展成为巴金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的，是第三类型的一些作品。为了便于清晰地把握住这些作品的全貌，这里先引用一段巴金自己的话：

我在四十年代中出版了几本小说，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集，短篇集子的标题就叫《小人小事》。我在长篇小说《憩园》里借一位财主的口说：“就是气魄太小！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其实是欣赏这些小人小事。这一类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才结束。[2]

在这儿，巴金是为了驳斥那些批评这些没有英雄人物作品的观点，提到“小人小事”的。他已从第一类型作品那种过多地倾注入个人的感情方式来描写青年一代的，甚至有时是轰轰烈烈、戏剧性的理想和苦闷中，转到了刻画那些在时代的某个角落里，默默地生活、死去的人们身上。可以说，这时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三类型作品中也有很多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但是，第二类型作品仅仅是利用了这些亲身经历和见闻。而第三类型作品却截然不同，在作品中作者本人通过经历和见闻而形成的生活意识深深地投射到作品世界里。这并不是说巴金走近写实主义。巴金文学的主要特点始终是在于它的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可是，属于第三类型的作品并非都是一样的，有的倾向于第一、第二类型作品的写作手法，也有的保留着作者本人的脆弱的浪漫主义色彩。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还魂草》。

中篇小说《还魂草》，写作于1941年的桂林，是为朋友王鲁彦编辑的《文艺杂志》创刊号而写的。小说采用了给友人“敏”书信的形式。巴金在五年前的1936年曾用同样的手法写过《窗下》[3]这部作品。巴金曾说过《还魂草》和《窗下》都是揭露军国主义罪行的作品[4]。但是就其文学角度来看，虽然创作目的相同，可是《窗下》和《还魂草》在表现手法上截然不同。《窗下》描写了“玲子”这样一位女性和小学教员之间的恋情，以及因被对日本人奴颜婢膝的“玲子”的父亲从中作梗而不得不分开的故事。在这儿，年轻的男女是善良的一方，父亲和日本商人是邪恶的一方。作品虽然是短篇，受到篇幅的限制，但作者在描写了作为观察者的主人公对于这个爱情悲剧所表示的义愤的同时，未能描写出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内心活动。而《还魂草》则与《窗下》不同，它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舞台，描写了主人公和利莎、秦家凤两位天真的少女思想感情的交流，是部深刻地观察人的内心世界活动的小说。的确，两篇作品有着中篇和长篇的长短之分，但是为什么用同样的手法，以同样的目的写出的两部作品，在表现出来的作品世界上却如此不同呢？这是否能从他对社会认识的变化中寻找出答案呢？来看一下他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吧。1937年8月，在战乱的上海，他写了杂文《一点感想》[5]，这是一篇主张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宣言书，但在一年后的1938年，他在杂文《失败主义者》[6]《国家主义者》[7]和《胜利主义者》[8]中，不仅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且对中国社会中的失败主义、国家主义、权势主义也作了狠狠的鞭挞。巴金的这种态度虽在以前的作品中也可看到，同时也可理解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但是，他对于社会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仅仅用他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认识加深了这一点，能否解释清楚巴金文学的变化。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初期作品和后期作品的区别，仅仅是因为作者对于社会的认识、政治的认识的差异了。我认为，在第三类型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日渐成熟的生活意识的内在化在起着作用。这在作品《窗下》和《还魂草》中微妙地显示出其不同之处来。也就是说，在刻画最平凡，同时也是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存在形象时，1941年的巴金要比1936年写作《窗下》时的巴金成熟得多。前面所举的巴金说“描写小人小事”的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让我们再回到作品中去。《还魂草》的中心是巴金的化身“黎伯伯”和九岁的少女利莎之间的感情交流。作品如果只是围绕着他们两个人，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雷同于第一类型作品。这是因为从象征着友谊的还魂草来命题——根据用自己的鲜血培育的还魂草，并以此来挽救濒死的朋友的生命这个传说——的这部小说，如果仅仅描写了利莎和“黎伯伯”的感情交流、利莎和秦家凤的友谊，人们是很难从中找出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小说中同时描写的、主人公的朋友利莎的父亲与隔壁餐馆的跑堂的争执、家庭不和给秦家凤带来的痛苦，才使其得以避免平淡无味。如果没有这些，结尾中由于日军的空袭而造成的秦家凤的死就会显得非常苍白无力。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同时期的另一篇小说《某夫妇》[9]（1942），虽然同样是描写遭到空袭而死的事，在艺术成就上却未能超过《还魂草》。

但是，尽管如此，《还魂草》还是存在着和第一类型作品的相同之处。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象征着作者希望化身的少女利莎。通过作品，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反抗、企求而产生的抽象愿望——比如爱、友谊等——的化身利莎，尽管写作手法不同，但她在这部小说中的作用，还是和《新生》中的李静淑、《爱情三部曲》中的李佩珠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还魂草》还是彻底摆脱了第一类型作品的那种平淡无味。这是因为具体体现这种纯粹的抽象愿望的是一位少女。换句话说，在孩子的世界中现实存在的天真无瑕给予了作品以真实感，从而使其免于平淡无味。所以，如果把《还魂草》中的利莎描写成一位成年人，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倾斜到第一类型的作品中去。事实上，第三类型作品中《火》的第三部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火》第三部，主要描写了主人公田惠世——以巴金的朋友、1936年后长期担任杂志《宇宙风》编辑的林憾庐[10]为题材——与现实社会的抗争和死。虽然作品与《灭亡》《爱情三部曲》有所相似，但是与第一类型作品不同的是：作品使我们感到了巴金由于内心世界里那种不可压抑的感情而迸发出的创作冲动的内心必然性。尽管这个差异很微小，但是和《火》第一部、第二部相比较，在文学倾向上确实有所不同。《火》第三部中有连接第一部、第二部的人物冯文淑，它以抗日战争“大后方”昆明为背景，一方面描写了田惠世为杂志《北辰》的出版而到处奔走，同时又描写了朱素贞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们的种种情景，如果仅仅着眼于冯文淑、朱素贞等人物的话，就会使人感到近似于《爱情三部曲》，只是《火》第一部、第二部的续篇。但是，作品在这里同时又描写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田惠世的理想和死，这就明显地反映了巴金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思索着的人的本性的问题，使文学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但是，这部小说虽有以上的特点，但它在第三类型作品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和《憩园》《寒夜》等作品没有直接的联系，首先是塑造人物的问题。这在前面提到《还魂草》时已经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依据他的那种纯粹的抽象愿望而塑造的。《还魂草》中，作者愿望的化身是少女利莎，表现在她与秦家凤的美好的友谊之中，而在《火》第三部中，则是通过田惠世的理想和人生观而体现的。读了《火》第三部，我们可以了解到巴金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田惠世——林憾庐所怀有的友谊是多么深厚。这还可以从《怀念》[11]《纪念憾翁》[12]中得到真切之感。但是尽管巴金对林憾庐的感情十分深沉，通过《火》第三部，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这些，并没有到达人类所共有的善良、人类爱的境界。这是因为，作者过多地紧贴着作品，作为表现世界的作品本身没能自立，导致没能超脱出个人的某些感情以及思想意识的范畴。《火》第三部的这些缺点，在把它和其他第三类型作品作些比较后，也能清楚地看到。比如，把它和一年前1942年写的《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13]，以及和一年后写的《憩园》相比较，很明显，作品中完全缺乏一个在抗日战争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平凡人每天思考并行动的作者的生活意识。作品中暴露出这样的矛盾：作者要描写的人物具有和第三类型的其他作品的共同性，但在表现意识上却又类似于第一类型的作品。只在这点上，王瑶《论巴金的小说》中所说“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这部书是缺乏艺术力量的”[14]，是完全正确的。

在解放后的中国，对《火》的评价一般都是否定的。作者也承认是部失败之作。当然，由于评论家的立场不同，论点也就自然不一样。比如，有从政治观点上强烈否定的，理由是“巴金先生把超阶级的爱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作品中通过人物形象具体化了”[15]。比较缓和些的评论认为：“《火》的第三部是一部政治倾向性很强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16]当然，另外也有一些政治意味不太浓的评论。但总的来说，几乎都是围绕着第三部的主人公、基督教徒田惠世的思想和行动。进行这样的评价时，立场就是关键。立场一变，其评价当然也就会截然不同。比如基督教徒J·蒙斯特利特，尽管解释同一个对象，但他从基督教的立场上来评价这部作品，他认为：“并非宗教信徒的人道主义者巴金，在《火》第三部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生活在基督爱情中的家庭的快乐。”[17]显然，这些极端不同的评价似乎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两者都是用着同样的方法在解释作品，仅仅是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而得出了肯定或否定的不同结果而已。但是，仅仅用绝对政治的、思想的标准来分析作品，是不能彻底说明《火》第三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的。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是巴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思想活动，是他的政治意识、他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个人生活意识等综合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状况。因此，作品内容不仅仅是政治的、思想斗争的东西。总之，如前面所述，应该看到《火》第三部的缺点是作品过多地受到了作者本人感情的支配，作品未能挣脱这一支配而自立，作者的生活意识在表现过程中没有得到深刻的内在化。正是因为如此，《火》第三部未能超越出个别性的范畴。而能超越个别性范畴的关键，我认为，不是靠高度的政治觉悟、精妙的表现技巧，而在于作品怎样主体地构成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意识。在这点上，《火》第三部的前一年（1942）所写的三篇短篇小说《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非常引人注目。它预示着《寒夜》的出现。

这三篇小说展现了一个和《火》第三部非常不同的文学世界。正如“小人小事”这句话所表明的，在这些作品中，以往巴金小说的中心内容的“英雄、革命、理想”看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的喜怒哀乐。我们必须看到，这和《还魂草》的着眼点是一致的。并且，在这三篇作品中，作者用一双生活者的眼睛更深刻地看到了社会与人。三篇作品描写的平民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生活中的争斗，都不是什么罕见的题材，但是，我们可以从作者着眼于这些内容，并把它们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创作态度中，看到巴金文学的新的发展。

三篇短篇分别写于成都、重庆、桂林，虽然内容不同，但有着共同之处，它象征性地体现在短篇小说集的题目《小人小事》上。《猪与鸡》中的冯太太和方太太、《兄与弟》的唐二哥和唐五哥、《夫与妻》的蒋嫂子和她的丈夫，这些人之间的争执确实是一些日常的、平凡甚至迂腐的“小人小事”，但是，不能用它们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程度来判断一篇作品的优劣。这些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这三篇短篇都采取观察者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而这观察者的立场又与巴金本人的紧紧相联。作品表面像是现实主义的，实际上，由于安排了观察者，读者可以感到作者的意图，感到巴金特有的人性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富有浪漫色彩的作品。它和第一类型作品不同，作者在其中不再过多地注入个人的感情，而采用观察的双层性这一方式，故事外面的观察者把故事内面的观察者当作对象描述故事。《小人小事》在第三类作品中具有的重要性正在于此。这三篇作品既没有《龙·虎·狗》（1942）、《废园外》（1942）那样诗情画意的浪漫讴歌，也不是《还魂草》那种直接描述混浊世界的救星——抽象的人道主义，其特点在于把一个彻底的观察者的表现意识和人道主义、浪漫主义融汇在一起。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把作品仅仅看作是现实主义的，那就会找不到通往《憩园》《寒夜》的道路。虽然是写实的，但不是通过旁观者的“眼睛”简单罗列事物的写实主义。这只要把其中的《兄与弟》与鲁迅的《弟兄》作个比较，就能在这些短篇中看到巴金特有的人性的文学世界了。鲁迅的作品，以洞察假面后掩藏着的人的本性的锐利目光，出色地刻画出在“美丽的兄弟情谊”背后的利己主义。与此相反，巴金的《兄与弟》中所描写的却是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利害关系和凡事斤斤计较的利己主义的“美丽的兄弟情谊”。这个差异与其说是两位作家风格的不同，不如说是来自于各自对于人的不同认识。这也不难说明，巴金的作品和现实主义是有区别的。

这样，在创作《还魂草》时已经开始形成了的创作态度——着眼于发掘一般平民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性的真实，并且把它与巴金的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在作品《小人小事》中，这种结合得到了作者内心生活意识的进一步深化，终于在1944年至1947年创作出了《憩园》《寒夜》这些代表着巴金文学鼎盛时期的一系列作品。

四

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火》第三部应在《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与《憩园》《第四病室》之间，但是从第三类型作品的整体来看，《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是与《憩园》《第四病室》直接相联的。《憩园》和《第四病室》这两部作品，风格似乎完全不同，实际上都是基于《小人小事》发展而成的文学创作的两个侧面。《憩园》取材于1941年、1942年作者回家乡时的所见所闻，是部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对《家》的挽歌；《第四病室》则是根据作者1944年5月至6月在贵阳的住院生活，描写了生活中的阴暗面，以及作者的企望。两部作品虽然描写的事物不同，但是，我认为在作品创作时巴金的意识和表现出来的作品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憩园》以杨家和姚家为舞台，描写了家庭的悲剧，塑造了善良的化身——万昭华，是一部充满浪漫情调的作品。可以说，这部包含着对逝去的旧日的挽歌情调的小说，是《还魂草》《小人小事》等巴金文学新发展中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发展。而《第四病室》通过描写病房内病人的痛苦、人的利己性，把死亡表现为社会中受害者的死。病房内人与人的关系的描写与《小人小事》中的相似，可以感到，这是继承了《小人小事》中的写实性。但是，《第四病室》同样也塑造了一位善良的化身女医生杨木华，在这点上和《憩园》是共通的。万昭华、杨木华在作品中的作用是相同的，都是《小人小事》中不幸平民的悲剧的救济者。关于杨木华，巴金解释说：“在这本小说里只有她才是我的创作。我在小说里增加一个她，唯一的原因是，我作为一个病人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医生，我编造的是我自己的愿望，也是一般病人的愿望。”[18]杨木华虽是作者出于对社会的企望而极端地被理想化了的人物，但作者并没有如在第一类型作品中的那样，自我陶醉在这种企望之中。通过《还魂草》《小人小事》所达到的就是使自己的立场客观化的表现意识，这在《第四病室》中运用自如。与《小人小事》略有不同的是：在《小人小事》中第一人称的人物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着平民的喜怒哀乐，而在《第四病室》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陆怀民不仅是一个观察者，观察着病房内人与人的关系、病人的痛苦等，并且陆怀民的“存在”始终和故事的内容紧紧相联。这点和《憩园》是相同的。《憩园》通过联接姚家和杨家的桥梁“黎先生”的“眼睛”描写出了两个家庭的不幸。“黎先生”和作品内容的关系要比《第四病室》中的陆怀民更为密切，不单纯是一位观察者，但是就其本质来说，作品中的“黎先生”和陆怀民都是起着同样的作用，就是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讲述故事，通过他们的着眼点来倾诉作者的思想、看法。

这样，虽然《第四病室》和《憩园》在表面上写实性和浪漫性的倾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在揭露黑暗社会的状况，剖析利己的人与人关系中尚有善意的存在等这些方面，都具有共同的表现内容，都显示了巴金的第三类型作品所达到的文学境界。如果就作品的文学成就来说，内容为揭露社会邪恶的《第四病室》，尽管通过住院病人的状况，真实地描写出了人世间的矛盾，但是没能避免在描写人与人关系上的雷同，这不能说作者的意图是成功的，而《憩园》以对“家”的挽歌的形式，很自然地表现出了巴金特有的浪漫性，确是一部人性和乡思巧妙结合的佳作。但是两部作品，其中尤其是《第四病室》，代表作者希望化身的人物和作品整体不和谐，有些情节缺乏真实性。女医生杨木华尽管是巴金的希望，是当时全体病人的希望，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没能从特殊性突破到普遍性。比如，如果从《第四病室》中把杨木华删去，作品就会近似于《小人小事》的世界。这也恰恰从另一方面说明，杨木华这个人物和《小人小事》的世界没有形成有机的整体。《憩园》中的万昭华，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又是在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中，所以不太使人感到生硬，但是究其根源，她在作品中的地位和杨木华是一致的。主观上，作者在两部小说中都给予了那些受尽社会矛盾、人的利己主义折磨的痛苦万分的人们以无限同情，呼吁人与人应有爱和善意，但这恰恰反使读者感到，应有的爱和善意得之谈何容易！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的真实。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作者作为社会中一员的生活意识没能在作品的爱和善意之中内在化，它们和《还魂草》《小人小事》的文学世界未能统一。尽管如此，在经历了《还魂草》、《小人小事》、《火》第三部、《憩园》、《第四病室》等一系列作品的尝试之后，《寒夜》中巴金的人道主义第一次与他的生活意识有机地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内在化，他的个人的体会和意识才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在《寒夜》之前写的《憩园》和《第四病室》具有深刻的意义。

五

《寒夜》以1944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的重庆为舞台。作品的很大部分写作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发表也在战后，连载在《文艺复兴》杂志1946年8月号（第2卷第1期）至1947年1月号（第2卷第6期）。时间上虽与抗日战争年代有些出入，但还是属于抗战时期的文学。这不仅是因为《寒夜》描写的是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生与死，而且还因为作品代表着巴金从《灭亡》开始、通过抗日战争逐步确立自己的文学世界的、其文学的最终到达点。所以，《寒夜》应该属于“抗战时期的文学”。

《寒夜》中人物不多，人的关系也很简单，故事主要围绕着汪文宣、妻子曾树生、汪的母亲三人展开。汪文宣式的人物在巴金小说中还是第一次出现，他既不是第一类型作品中那种在理想和挫折夹缝中求生的年轻人，又不是第二类型作品中那种试图反抗现行制度和旧传统的人物，也不是第三类型作品中的人间悲剧的观察者。汪文宣受业于大学，充满了献身教育的理想，但日本侵华战争毁灭了他的美梦，乃至全家来到了“雾都重庆”后，深深地陷入在日益加重的结核病以及妻子和母亲争吵的家庭不和的痛苦中。同时，在家庭外又不得不在成堆的利欲熏心的小人中谋生。他的生活道路的轨迹，与第一类型的“爱”和“革命”的文学、第二类型的以《家》为中心的文学、第三类型的立足于刻画一般平民的悲剧的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相吻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寒夜》是巴金文学创作方法的综合。

作为塑造汪文宣人物的依据，巴金举出了四个人：陈范予[19]、王鲁彦[20]、缪崇群[21]，还有自己的一个表弟[22]。四人经历迥异，专长不同，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王鲁彦和缪崇群，和巴金一样都是文学家。也就是说，对巴金来说，汪文宣代表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寒夜》以抗战时的重庆为舞台，描写了下层的无名知识分子的悲剧。但是，它没有仅仅局限于个别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上，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命运，刻画反映了人的真实。在此，在作者的意识里知识分子的存在是有着极深极广的切实感，但在解读作品上，读者超越作者的切实感看到人的真实，所以人物是否是知识分子这一问题只是第二位的。换句话说，由于《寒夜》真实地写出了某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从而使它超越了知识分子这个范围，而升华到了人类真实的普遍性的境界。

汪文宣之外的两个主要人物——曾树生和汪的母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社会中不同类型人物的两个代表。比如，我们可以从曾树生的形象中看到中国社会中现代化的人物典型。受过大学教育的曾树生，不能不和旧的一代——汪母发生思想冲突，她主张自由，要挣脱家庭这个桎梏。但是，由于她对自由的理解没有经历自我解放的过程，所以其结果又往往总是为无力作出解答，而陷入痛苦之中。曾树生所接受的“现代思想”又是一种不成熟不完整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汪文宣的母亲，她正因为爱自己的儿子，而嫌恶媳妇曾树生。她在现代中国中属于旧的一代。在她的身上，母爱和各种旧的观念紧紧地联在一起。因此，要解决这种争吵，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很困难的。

汪文宣也可以说是一个背着现代中国阴影的人物。汪因为性格善良（这也是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充满了对别人的同情，甚至于无力调解妻子和母亲的争吵。另外，他默认了妻子与其上司不正常的关系，给予妻子以“自由”。这不仅出于性格，还由于他所受的教育，接受的现代思想。为了不剥夺妻子的“自由”而自动退却，为了不伤母亲的心而一个人忍受着痛苦。也许汪文宣希望通过消除自己的“利己”以求得悲剧的解决，但是，这同时也就是放弃了自我的结果，汪文宣在充满着社会恶的当时社会中备受折磨，悲惨地死去。

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把一个善良、默默无闻的下层知识分子逼上绝路的当时社会的状况，还可以从这些人在社会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找出理解人的自我、自由与善良、利己主义等问题的钥匙。这些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作为孤立的个人必须面临的问题，这也就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寒夜》，它具有的普遍意义的所在。在这儿，第一、二类型作品的缺点基本得到了克服，生活意识和人道主义、浪漫主义融在一起了。《寒夜》是一部探索连接人与人的纽带、人的存在模式的文学作品，是巴金在经历了无数次尝试后所达到的文学创作的最高峰。

写于1982年，原载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156号，1982年3月。中文译文收录于《巴金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于日平译。在此所载译文经作者全面修订。

[1]《火》第一部和第二部《后记》（1940、1942年）中，巴金曾说过这部作品是失败之作。参看《巴金全集》第7卷，第173、373页。在1980年2月24日香港《文汇报》文章《关于〈火〉》中又一次说：“《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参看《巴金全集》第20卷，第636页。

[2]巴金《关于〈还魂草〉》，香港《文汇报》1980年6月1日，后收录于《创作回忆录》。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第658页。

[3]巴金《窗下》，《作家》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15日），后收录于《发的故事》。

[4]巴金《关于〈还魂草〉》，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第656页。

[5]巴金《一点感想》，载于《呐喊》创刊号（1937年8月25日），后收录于《控诉》。

[6]巴金《失败主义者》，载于《见闻》第2期（1938年8月20日），后收录于《感想》。《见闻》是1938年8月在广州创刊的半月刊杂志，同年10月停刊。共出版了5期。宇宙风社发行，林憾庐主编，是宣传抗日的。巴金的《在广州》发表在创刊号。

[7]巴金《国家主义者》，载于《见闻》第3期（1938年9月5日），后收录于《感想》。

[8]巴金《胜利主义者》，载于《见闻》第5期（1938年10月5日），后收录于《感想》。

[9]巴金《某夫妇》，《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1942年2月15日），后收录于《还魂草》。

[10]关于林憾庐，参看本书收录的《怎样理解巴金的文学》。

[11]巴金《怀念》，《现代文艺》第4卷第5期（1942年2月25日），后收录于《怀念》。

[12]巴金《纪念憾翁》，《宇宙风》第131期（1943年5月25日），题为《纪念一位失去的友人》。后收录于《怀念》。

[13]均收录于《小人小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

[14]王瑶《论巴金的小说》，《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此引自《巴金研究资料》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28页。

[15]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谈〈火〉》，《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7页。

[16]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论巴金的〈火〉》，《巴金创作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

[17]J·蒙斯特利特《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文风出版社，1950年），第88页。

[18]巴金《关于〈第四病室〉》，载于香港《文汇报》1979年4月8日，后收录于《创作回忆录》，此引自《巴金全集》第20卷，第595页。在《第四病室〈后记〉》（原收录于《巴金文集》第十三卷）中，巴金也作了同样的解释（参看《巴金全集》第8卷，第413—416页）。

[19]巴金第一次见陈范予是在1930年福建省泉州的黎明高级中学。当时陈在这所中学任教（据黎明中学有关人士说，是在1929年秋天以后）。后来他成为厦门大学生物学教授。1941年死于结核病。他有许多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也写过一些散文。巴金为了追悼亡友，写了《悼范兄》（《抗战文艺》第7卷第4、5期合刊，1941年11月10日；《自由中国》新1卷第4期，1941年11月25日。当时题为《忆范兄》）和《死——纪念范予兄》（《现代文艺》第4卷第2期，1941年11月25日）。作为有关他的史料，《陈范予日记》（坂井洋史整理，学林出版社，1997年）提供了重要内容。

[20]据巴金本人回忆，1925年在北京，由世界语学会的有关人士介绍，和王鲁彦第一次见面。此后，鲁彦在福建期间和巴金见过多次，并且他还在巴金在30年代初期常去的泉州黎明高级中学担任过教师。两人的交往一直持续到40年代初。王鲁彦于1944年8月20日病死在桂林。巴金写了《写给彦兄》表示追悼。《写给彦兄》最初刊登在《文艺杂志》新1卷第1期（1945年5月）上，当时题为《给彦兄》，后又刊于《改进》第11卷第5、6期合刊（1945年8月25日）上，改名为《写给彦兄》。

[21]巴金和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杂志编辑的缪崇群在南京于1931年初次见面。此后，虽然断断续续，但交往一直保持着。巴金很钦佩缪崇群。抗日战争爆发后，缪崇群辗转各地后到达桂林，参加过《宇宙风》的编辑。到重庆后在正中书局工作。1945年1月死于结核病。巴金写了《纪念一位善良的友人》，以为追悼。此文收录于《怀念》。

[22]巴金《关于〈寒夜〉》，香港《文汇报》1981年2月24日，后收录于《创作回忆录》。参看《巴金全集》第20卷，第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