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

鲁迅一生为中国革命、中国文学所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的那些至今仍然无与伦比的小说创作和光辉战斗的杂文，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这是鲁迅文学事业成就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前后三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中把战斗的笔锋几乎伸到了各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新诗，也是如此。

鲁迅是一位有很深的古典诗歌造诣而又极富诗人气质的人。少年时候，他曾读过许多诗词，还作过试帖诗，受过古典诗歌方面的训练。还是在六十年以前，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写了那首后来十分著名的《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鲁迅较早的一首诗。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听到青年鲁迅热烈的爱国主义的心声，看到一个为风雨飘摇的祖国忧心如焚而又渴望以身许国的诗人形象，同时也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才华。在此后的一生中，鲁迅曾经写了不少的旧体诗，也写了一些新诗，散文诗、民歌体诗和“打油诗”，这些作品记录了鲁迅的思想与心境，包含着十分广泛和丰富的内容。不少的作品和他的小说、杂文一样，成了对敌人战斗的武器；艺术上也作了不少探索创造，有着不朽的价值。这是十分珍贵的遗产。但是，这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毕竟还是极小的一部分，属于新诗的创作则更少了。鲁迅对新诗运动的主要贡献还是在诗歌的介绍和批评方面。这篇文章就是辑录这方面的材料加以论述的。

一

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从介绍外国进步诗人开始的。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是他最早的一篇关于文学方面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向当时的国人和青年介绍了欧洲近代几位富于反抗压迫和爱国精神的“摩罗派”诗人。其中有德国的爱伦德、台陀开纳，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斯洛伐克奇、克拉旬斯奇，匈牙利的裴多菲。鲁迅用热情洋溢的笔调，描述了这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们的“言行思维，流别影响”，介绍了他们的光辉作品。鲁迅当时所以特别喜欢并介绍这些诗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在叙述了这些诗人之后，鲁迅综述地说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不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鲁迅正是由于在他们身上看出了这样一种衍流不息的反抗现实、拯救祖国的可贵传统，才给他们以最热烈的歌颂，赞美他们那种“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敢于“不惧权威，不跽金帛，洒其热血，注诸韵言”，“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的反抗精神。从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鲁迅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些诗人的目的，正是想用这些诗人的榜样，在沉寂的中国唤起精神界的战士，唤起中国的反抗诗人，“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因此他才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沉痛地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热烈地期望有“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这些思想虽然是从启蒙主义思想出发的，带有前期那种“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色彩，但其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战斗精神，却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一切革命者之上。

《摩罗诗力说》也远远超出一般翻译介绍文章的性质，包含了鲁迅早期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章里已经提出了革命的诗歌见解。他第一次大胆地攻击几千年来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据为工具、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诗教”传统。他说：“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这种封建的“诗教”传统，扼杀了反抗常俗的诗歌，使诗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即使有些敢于“偶涉眷爱”的诗人，也被“交口非之”，认为无德无行。鲁迅攻击这种封建的诗教传统，在中国诗人中，独推崇屈原的“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而也感到他缺乏“反抗挑战”的声音。由此鲁迅才颇带偏激地说：“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大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1〕恰恰是因为在中国缺乏这样反抗的诗人，鲁迅才介绍摩罗诗人，以唤起中国反抗挑战的“伟美之声”。这里显然包含了鲁迅为新的中国诗歌所设想的道路，因而我们可以说，这篇文章，像沉寂的中国的一声响亮的钟声，像呼唤革命暴风雨的一只海燕，在后来新诗的发展，乃至整个的思想革命中，都有巨大的价值。新诗大量出现于1918年，十一年前鲁迅这篇《摩罗诗力说》可以看做是新诗诞生的前奏。

这篇文章登在1908年的《河南》月刊第二、三号上，第二号的《社告》谈到杂志出版后的影响时说：“本报甫经发刊，深荷海内外同胞欢迎，销售之畅，实非同人之所及料。”^〔2〕从这个显然不免有些夸大的叙述里，可以推想《摩罗诗力说》随着《河南》杂志得到了较广的传播。但是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思想界的充分注意，这主要是因为此文是用文言写的，当时思想界又相当寂寞，所以就如瞿秋白同志后来说的那样，“在那时候——一九〇七年——他的这些呼声差不多完全沉没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论调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3〕。

但是鲁迅始终没有忘记这几位诗人。在《摩罗诗力说》发表的那一年，他又在《河南》杂志上翻译了匈牙利赖息的《裴彖飞诗论》。以后他时常提起他们，介绍他们的爱国精神及作品。在1925年写的《杂忆》一篇文章里，他还提起拜伦，说“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4〕。第二年编杂文集《坟》的时候，他在《题记》里也提到这几位诗人，充满感情地说“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5〕！

鲁迅不仅撰文介绍外国诗人，也十分重视和提倡诗歌的翻译。在1919年给《新潮》编者的信里，鲁迅曾说过：“翻译外国的诗歌也是一种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6〕鲁迅自己就曾亲自译过一些外国诗歌。1907年他用“骚”体译过小说《红星佚史》中的诗十六首。1909年译过波兰显克微支小说《镫台守》中的诗。此后还译过海涅（1914），裴多菲（1925），日本伊东干夫（1925）、蕗谷虹儿（1928—1929），法国阿波里内尔（1928）和奥国翰斯·迈尔（1931）等人的诗。外国诗歌理论除了上述的《裴彖飞诗论》以外，还陆续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东西之自然诗观》（1926）、武者小路实笃的《论诗》（1926）和德国毗哈的《海纳与革命》（1933）等。这些翻译，少数是为了译小说的需要，大多数则是有意识地介绍外国诗歌的作品和理论，其对中国新诗创作发展的关心是很明显的。

二

中国新诗产生在五四运动前夕。1916年到1917年在《新青年》上还只有胡适的几首所谓的“白话诗”“白话词”的“尝试”而已，其内容的浅薄不用说，就是形式上也未脱旧诗词的窠臼。到了1918年《新青年》四卷一号，新诗才开始较多地出现，随后的几卷刊登了愈来愈多的诗歌作品，并形成了“民七的新诗运动”^〔7〕。经过了较长时期沉默的鲁迅，这时也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刊登在这一年四卷五号《新青年》上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他向吃人的礼教和整个封建制度射出的第一支投枪。就在同一期上，鲁迅也用“唐俟”的笔名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三首新诗。接着在五卷一号（1918年7月15日）发表了《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六卷四号（1919年4月15日）发表了《他》。鲁迅之所以在开始用小说与杂文作为战斗武器的同时，也参加了这时的新诗创作，是有明显的目的的。

新诗诞生初期经过了一段寂寞而艰辛的道路。原来，在五四运动前一两年，《新青年》就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渐渐采用白话，只是文学创作仍无白话之作，《狂人日记》发表之前，《新青年》上根本就没有白话小说。因而较早出现的白话诗便充当了文学革命的“先锋”了。这样，新诗也就最早遭到封建文人的激烈反击。刘半农后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在民国六年时，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何尝提倡白话诗。”一位黄侃先生在他所编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荆生将军”来扼杀白话诗文。^〔8〕这样，新诗就要与他们进行战斗。加上当时新诗作者也实在寥落，只要翻一翻这一两年的《新青年》就会知道当时的“诗坛”是多么寂寞。经常写诗的只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个人。为了迎击封建文人，为了壮大声势，《新青年》便大力提倡新诗，李大钊、陈独秀都参加了新诗创作。鲁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抱着战斗的心情参加了新诗创作的，他的这几首新诗也就不能当一般作品看待，而在新文学运动史上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后来，当鲁迅把这些诗收进《集外集》时，曾在《序言》里说明了他写新诗的目的。他说当时自己“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9〕。从这个说明里，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他当时写作的这几首白话诗对新诗发展的意义。这几首新诗由于内容的健康，在意境、格调、语言上都摆脱了旧的影响，当时就受到了重视。朱自清后来说，当时“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10〕。正是对鲁迅的几首新诗确切的评价。这在新诗尝试时期，对为新诗探索道路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如果我们说《摩罗诗力说》是呼唤新诗诞生的响亮的号角，那么这时期的创作，就可以看做是为已经诞生的新诗敲起的助威的战鼓了。

三

新诗到五四运动以后就逐渐多起来了。除了《新青年》以外，其他几个影响较大的新文化刊物，如《新潮》、《晨报》、《星期评论》、《晨报副刊》、《觉悟》、《学灯》等，也都先后开始大量刊登新诗作品。不少有才华的诗人已经出现。鲁迅完成了“打打边鼓”的任务，不再从事新诗创作了。他主要的精力转向小说和杂文的写作。但是此后并不像鲁迅自己说的那样，“我于诗向不留心”，事实上，他在从事小说与杂文创作的同时，仍然关心着新诗的发展，并跟压制这个新生幼芽生长的一切封建卫道者和复古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1919年《新潮》出版不久，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他便在给编者的一封信里说：“《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此后能多有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11〕并且强调了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工作的重要。鲁迅指出《新潮》的诗歌的这些毛病，其实也是五四初期一般诗歌普遍的现象，单纯地写景叙事，风格也显得单调，缺少真实的深厚的抒情作品。因此鲁迅才非常重视那些敢于打破中国的死寂的反封建的声音。如1919年鲁迅收到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给他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诗中沉痛地控诉了家庭包办婚姻扼杀了青年人爱情的罪恶，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随感录”，发表在《新青年》上。鲁迅在文章中抄录了这首诗之后说：“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并号召人们：“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12〕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号召！鲁迅在这里注意的主要不是那首诗歌的技巧好坏，而是在这个少年的“没有爱的悲哀”的叫喊里，听到了“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正是作为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所日夜期待、长久呼唤的声音。这篇文章的结尾说：“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带着明显的进化论的色彩，而其彻底的猛烈的反封建精神却与《狂人日记》一样光辉。当时青年的反封建的诗歌创作无疑会由此受到极大的鼓舞。

对于企图扼杀这“叫声”的封建卫道者，鲁迅给以无情的鞭挞。五四时期，青年诗人汪静之写了一本诗集《蕙的风》，喊出了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青年追求爱情、渴望光明的呼声。据作者说：“《蕙的风》原稿在1921年鲁迅先生曾看过，有不少诗他曾略加修改，并在来信里指导我应该怎样努力，特别举出拜伦、雪莱、海涅三个人的诗要我学习。”^〔13〕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对一个青年的诗歌创作的殷切关怀和帮助。1922年《蕙的风》出版了。朱自清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它在“当时对于旧礼教好像投了一枚炸弹”^〔14〕，因而引起了封建卫道者的震怒。一位叫胡梦华的人出来了。他写了一篇《读了汪静之君的蕙的风以后》，骂《蕙的风》为“堕落轻薄”的作品，还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了。有人予以反击，便引起了一场文学与道德的辩论。读了这些，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15〕予以反击。这时鲁迅正在写历史小说《补天》，他便用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的形象，无情地讽刺了这位封建卫道者的“可怜的阴险”。^〔16〕当时围绕《蕙的风》展开的论争，已经远远超出一本诗集本身争论的意义，实际上成了捍卫反抗封建道德的新诗幼芽与企图扼杀这一幼芽的封建卫道思想的斗争，它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极深远的。鲁迅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最彻底、最坚决、最有力。

这些事实也说明了另一个常常被人误解的问题，就是鲁迅并不是一概反对当时青年写作恋爱诗的。他反对的是那些没有任何思想意义而只叫些“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17〕和那些绝望无聊的失恋诗。鲁迅那首用“由他去罢”收场的打油诗《我的失恋》，就是为了讽刺当时青年人“阿唷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而写的。^〔18〕对那些敢于反抗封建礼教束缚，唱出健康的爱情声音的恋爱诗，鲁迅不仅不反对，还极力地加以鼓吹和维护。对上述那个少年的诗是这样，对《蕙的风》是这样，对所有的这类诗歌都是这样。1925年，鲁迅在一篇谈诗歌的文章里说：“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纵使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即更无所用其惭惶。”^〔19〕中国文人创作的古典诗歌中缺少坦率地歌咏爱情的作品，五四以后的新诗出现了恋爱诗，大多数都表现了当时青年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恋爱的个性解放的精神，但在当时真正专心致志作情诗的，也是很少的；加上五四低潮后，封建卫道者的反扑，就使得这一类诗歌有些“奄奄一息”之势了。鲁迅这时候撰文鼓吹那些发抒自己热情的恋爱诗，让封建卫道者“无所用其惭惶”，而把那些厌恶恋爱诗的老先生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看做“诗歌之敌”加以攻击，无疑会给新诗健康蓬勃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这时候，一些封建的资产阶级学者对新诗抱着贵族老爷态度，轻视新诗描写劳动人民生活，全部否定新诗创作的成绩，鲁迅也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战斗。1927年，鲁迅在一次讲演里讽刺了那些轻视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诗文的大学教授，他说“前几年《新青年》载过几篇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20〕，只有才子佳人才合他们的口味。鲁迅在这里坚持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要求诗歌发抒人民的心声。鲁迅也为了维护新诗的成绩而斗争，1923年，周灵均在《京报·文学周刊》发表了《删诗》一文，对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朱自清等的《雪朝》、汪静之的《蕙的风》、陆志韦的《渡河》八部诗集，全部加以否定，说是“不佳”、“不是诗”或“未成熟的作品”，而认为只有《草儿》中的《暮登泰山西望》、《女神》中的《梅花树下醉歌》和《尝试集》中的《他》三首才是诗。后来这位作者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首题为《寄语母亲》的诗，其中多是“写不出”之类的话，鲁迅见了便写了《“说不出”》一文，讽刺这种贵族老爷式的批评和拙劣的创作。鲁迅说这样一些“批评家”“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但扫荡之后，倘以为天下已没有诗，就动手来创作，便每不免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宇宙之广大呀，我说不出；

　　父母之恩呀，我说不出；

　　爱人的爱呀，我说不出。

　　阿呀阿呀，我说不出！^〔21〕

这里提到的八部诗集并非鲁迅都赞许的。他的文章也不是完全肯定这些作品的价值，但是其中的几部诗集（例如郭沫若、朱自清、汪静之等人的作品）显示了新诗最初的成绩，鲁迅也就极为重视了。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来理解鲁迅这篇文章的战斗精神，就更加清楚，它是一篇保卫新诗诞生初期成绩的战斗的檄文。上述这些对封建卫道者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思想的斗争，往往是零星地进行的，并非通过系统的理论形式，但由于鲁迅能够用杂文这种锋利的武器，抓住敌人弱点，迎头痛击，便往往致敌人于死命，对维护新诗幼芽和促进它的健康发展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四

新诗发展本身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从统一战线右翼分化出去的一些资产阶级诗人，利用诗歌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感情，在艺术上也散布一套腐朽的没落的和唯美主义的理论；他们腐蚀青年，也腐蚀新诗的发展。对他们进行斗争，就成了新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鲁迅同样也在这个斗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1年以后，逐渐从统一战线分化出去的胡适，越来越明显地投入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但他在文学方面在资产阶级诗人中还有较大影响。当这些人还把他的《尝试集》当做新诗的榜样时，鲁迅就在1922年写的小说《端午节》里，用讽刺的口吻谈到它，把它看做“无是非之心”的软弱知识分子闲适无聊的消遣品了。可见鲁迅思想的深刻与眼光的敏锐。对一些公开宣扬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的资产阶级诗人，鲁迅的揭露与嘲讽是更为辛辣的。后来成为“新月派”首领的徐志摩，这时还是“现代评论派”的“诗哲”，1924年12月他在《语丝》周刊发表了波德莱尔《恶之花》诗集中《死尸》的译诗，诗前他发了很长的一段议论，竭力宣扬诗歌音乐性的神秘观点。鲁迅读了之后，很快就写了一篇杂文《“音乐”？》，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后来鲁迅在1934年写的《集外集》序言里说明这篇文章时写道：“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22〕后来“新月派”的另一位所谓“诗人”邵洵美，联合反动势力向革命文学进攻，鲁迅连写了几篇杂文，揭露了他们“富家儿鹰犬”的面目，对他的诗，他的颂扬美国资产阶级诗人而贬低黑人诗人的反动论调，都给以无情的批判。^〔23〕后来鲁迅对“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人性论”的斗争，正是这时与“新月派”斗争的继续。

“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人民群众燃起更高的爱国热情，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这时“新月派”已经破产了，于是代之而起又出现了“民族主义文学”，公开与“左联”领导的革命文学对抗，为投降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政策效劳。这时，已经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无情地揭穿了这些“流尸文学”的实质。民族主义文人黄震遐的剧诗《黄人之血》是他们的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品。剧诗里用拔都西征斡罗斯的故事，暗示联合反动势力去消灭苏联。鲁迅在著名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了他们这种险恶的目的。鲁迅把他们叫做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现在聚在一起的“流尸”，他们的叫喊，“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24〕。同时，鲁迅也极为尖锐地讽刺了那些“‘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的叫声。鲁迅引了许多这一类的诗，如叫什么“快起来奋斗，战死是我们生路”，什么“朋友哟，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然后指出，这些“发扬踔厉”、“慷慨悲歌”的诗，不过是尽着“民族主义文学”同一任务：“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25〕两年之后，鲁迅在《漫与》一文里对邵冠华的“诗”的批判，可以看做是这一战斗的继续。两年前这位诗人唱着什么“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鲁迅把它叫做“嚎丧”，“是送死的妙诀，是丧礼的收场”；两年后，这位“诗人”忽然改变腔调，在《秋天的黄昏》里唱出“幽咽而舒服的声调”，鲁迅揭露它的作用不过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于这生活”。^〔26〕这就把这些挤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小喽啰们绝望叫喊的本质彻底地揭露出来了，它们不过是用来麻醉人民的，让人民永远替统治者做奴隶。经过鲁迅和其他革命文学家的战斗，这些所谓的“诗人”便与其他一些“民族主义文学”旗帜下的鬼魅一起销声匿迹了。

上述这些对诗歌发展逆流的斗争，是文艺的斗争，也是政治的斗争。鲁迅在这些斗争中打击了资产阶级诗歌流派，捍卫了革命文学，对革命诗歌的发展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正是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斗争中，革命的诗歌得到了发展。鲁迅则是这些斗争的主将。

五

革命诗歌在斗争中发展着。除了对封建复古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诗歌流派的斗争，它还要从理论到创作上进行自己的批评与建设。五四以后许多杰出的诗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鲁迅也有重要的贡献。他在创作方面，写了一本《野草》，为散文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对新诗中散文诗的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诗歌的理论批评方面，鲁迅做的就更多了。虽然这方面鲁迅并无系统的论述，大多数都散见于有关的杂文与通信里，但我们仍然不难看出他对革命诗歌成长的关心、他的诗歌见解的精湛深刻。

鲁迅一向重视诗歌批评工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1934年鲁迅在《看书琐记》（三）这篇文章里，批判了一种认为诗人作诗如植物要开花，只管开花，不管吃的人中毒与否的错误诗歌理论。他认为人民有批评诗人作品的权利。如果有毒，花也应该除掉，“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27〕。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革命诗歌发展中的一些缺点也进行了中肯的批评。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先前一些歌唱小资产阶级爱情的诗减少了，吟咏个性解放要求和单纯歌唱自然的诗篇也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人们对于革命斗争的歌颂。这些年青人大都有着革命的激情，却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生活的体验，思想感情也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写的一些“革命诗歌”就不免存在空泛叫喊的缺点。鲁迅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给予批评。1925年，鲁迅正在编《莽原》周刊，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28〕不久之后他在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里又说：“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29〕鲁迅在通信里表示的这些极正确的意见，也曾经在不少杂文里加以阐述，对当时新诗克服这种现象发生了深刻的影响。1925年7月，鲁迅揭露那种不敢正视现实的“瞒和骗”的文艺，写了《论睁了眼看》一文，他批评当时的诗歌说：“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要求作家和诗人“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30〕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当时诗歌创作的情形，就知道鲁迅的这些意见是多么精粹，在当时是多么珍贵了。当时一般作家与诗人抛弃了歌吟花月的调子，热心于对铁和血的赞颂，以为这就是“革命文学”，报纸杂志上塞满了这样的作品，即使一些革命诗人的作品也免不了这样的毛病。这时候，鲁迅却能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革命文学发展的本质问题，他要求作家与诗人睁开眼睛，正视现实，“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从而写出充满革命“血肉”的作品，这已经开始接触到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创造革命文学的途径的问题，虽然这些意见还不够具体，也没有加以深入阐发，但在革命文学发展的初期却已经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了。

随着革命文学问题讨论的深入，鲁迅这种见解愈发完整和深刻化了。1927年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里，一方面痛斥那些“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所谓“革命文学”，同时也批评了那些自称“革命文学”，实际上只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的口号式的诗歌。他认为这些诗对革命是没有一点益处的：“‘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31〕正是在这段话之后，鲁迅提出了一个革命作家和诗人首先要做一个“革命人”的光辉的见解：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32〕

这是论文，也是论诗。在理论上，这个见解把当时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引向深入，接触到革命作家的改造问题；在实践上的意义就更大了，在当时，不少爱好文学的青年空叫“革命文学”而未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或者空喊“到民间去”、“到兵间去”，而不注意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感情的改造，鲁迅提出了做“革命人”的号召，提出了只有“革命人”做出来的东西才是革命文学的见解，对鼓励青年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从而促进革命诗歌乃至整个革命文学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正是从要求诗歌有真实的革命感情这个原则出发，鲁迅1929年才在一篇文章里用讽刺口吻嘲笑当时还是创造社诗人、后来堕落成“托派”的王独清的诗。他说：“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33〕对当时流行的以为似乎无产阶级诗歌就得运用口号的见解，他也表示异议，提出了批评。他说：“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34〕鲁迅反对用标语口号代替诗的创作，但并不完全反对诗里运用口号，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要无产阶级化，就是他所说的“无产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诗歌应该有自己形象性的特点。1925年写的《诗歌之敌》一文中，鲁迅曾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35〕这里谈的是认识诗的要求，其实也正是诗歌本身的特性，这是标语口号所不能具备的。鲁迅给蔡斐君的信里关于诗与口号的看法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说：“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36〕这就是说，“诗是诗”，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具备了这特点，便是运用口号也还是好诗。这些意见对当时关于文学与宣传、诗与口号的讨论，以及无产阶级诗歌的健康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

鲁迅在不少文章里还进一步探索了诗人与革命的关系。他不只一次地批评过一些只对革命抱着不切实际幻想的诗人。1927年他写的《在钟楼上》一文里说：“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命运；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37〕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鲁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在“左联”成立大会的讲话里，鲁迅明确地要求作家和诗人要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形，认识到：“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38〕他这样语重心长地要求革命作家与诗人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形，打碎那些不切实际的对革命的幻想，是很有意义的。他还不止一次用叶遂宁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俄国诗人叶遂宁当初也欢迎过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甚至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后来自杀了，这失望便是原因之一。鲁迅谆谆嘱咐革命作家与诗人：“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39〕在同一篇讲话里，鲁迅也正确地批判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鲁迅讽刺他们说，以为“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40〕这种人不仅不能成为革命诗人，而且有被劳动大众抛弃，变成右翼的危险。这些意见，正确地阐明了诗人与革命的关系、诗人与群众的关系，实际上成了“左联”革命作家和诗人的指导思想。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鲁迅在1927年向中国革命诗人介绍苏联十月革命时期诗人勃洛克和他的作品，绝不是偶然的。他认为勃洛克向革命突进了，亲历了革命的生活，所以才写出了《十二个》这样优秀的诗作。^〔41〕在同一年写的另一篇文章里，也提到勃洛克，说他是“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42〕。只要把这些介绍和对叶遂宁的批评比较一下，就会了解，鲁迅介绍勃洛克正是通过他的生活和创作，给中国革命诗人以启发和借鉴，希望中国革命诗人也能“眼见，身历革命”，创造出真正的革命作品来。

鲁迅热情地关心革命诗歌的创作成绩，对革命诗歌发展道路也提出了十分宝贵的见解，这是他对革命诗歌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可惜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回忆性质的文章太少了，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和鲁迅自己的书信、文章来论述。据杜力夫同志在《永不磨灭的印象》一文中回忆说，1928年他曾根据“广州暴动”同志所讲的真实景况和勃洛克的《十二个》长诗体裁，写了《血与火》一诗，歌颂革命，打击反革命。这首诗登在《太阳》月刊上。一次杜力夫同志遇见鲁迅，谈了学习作诗的情况，鲁迅便对他说：“关于革命文学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你的诗作已走出了‘象牙之塔’，越过‘十字街头’，方向似乎是对的。可以努力前进吧！”^〔43〕从鲁迅对一个爱好诗歌的青年的鼓励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革命诗歌的关心。

“左联”成立后，革命诗歌进入了新的阶段。1932年9月，“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第二年开始出版《新诗歌》。当时革命诗人都在探索诗歌走向群众的道路，诗歌大众化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中国诗歌会”的倡导下展开了诗歌大众化运动。鲁迅极关心这个运动的发展。白曙同志的《回忆导师鲁迅二三事》^〔44〕一文，对我们了解这方面情况有珍贵的价值。据这篇文章说：1933年春夏间，作者与“诗歌会”成员之一石灵，在内山书店遇见鲁迅先生。鲁迅曾关切地问起“诗歌会”，称赞刚出版的《新诗歌》，并且鼓励他们不要怕自己作品幼稚：“幼稚不要紧，谁见过刚出壳的雄鹰就会飞呀！只要健康发展，肯下苦劲就行了。”关于如何写诗的问题，鲁迅对他们说，当时新诗的大毛病，就是别人看不懂，好像这样做才是世界上的绝作，劝他们写诗要“能吸取民间形式，学些民歌，也是个办法，大致押押韵，做到通俗，可唱，就有阵地，至少比‘苍蝇的自杀’和‘管他娘’那种歪诗强得多”。这些话是指责当时的“新月派”、“现代派”所提倡的颓废诗风，也讽刺曾今可之流的“国家事，管他娘，叉叉麻将”一类无聊新词的。后来，他们在“诗歌会”中曾建议请鲁迅先生谈谈“新诗歌的战斗任务”，对诗坛上颓废萎靡的诗风进行有力的批判。因为考虑到鲁迅的安全未能如愿。后来由当时《新诗歌》的编辑者之一杜谈（即窦隐夫）给鲁迅先生写了封信，要鲁迅谈谈新诗问题。鲁迅很快回了信。在这封信里，鲁迅对于新诗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十分珍贵的意见，他说：

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在书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唱了的缘故，大家在唱黎锦晖之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是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45〕

这是有关鲁迅诗歌见解方面极珍贵的材料，然而过去大家只当做一般私人通信来引用，未能了解它对新诗发展的巨大指导意义。这封信写于1934年11月1日，查《鲁迅日记》这一天中有这样的记载：“得窦隐夫信并《新诗歌》二本。夜寄徐懋庸信、附复窦隐夫笺，托其转交。”后来1943年王亚平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信是“答新诗歌社的书简”^〔46〕，但语焉不详。白曙的文章使我们对这封信了解得更清楚了。据这篇文章说，这封信不仅是给“诗歌会”专门谈诗的，而且当时还在《新诗歌》杂志上公开发表了^〔47〕，这就使这封信对革命诗歌的发展有了特殊的意义。这封信里，鲁迅批评了新诗的缺点，提出了关于新诗发展道路方面的宝贵的意见。类似的看法，我们在后来鲁迅给蔡斐君的信里也可以看到：“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48〕我们知道，五四以后的新诗，接受了外国诗歌很深的影响。它打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却又产生了另外一种过分散文化的倾向。自由诗、无韵诗势力很大，从思想感情到语言形式，都还是离人民很远的，这就使《毛毛雨》之类的东西仍然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当时不少革命诗人开始尝试用歌谣、小调写诗，摸索着诗歌大众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提出诗歌要有节奏，押韵，易记，能唱，动听，做到通俗易懂，这对当时革命诗歌的大众化运动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劝他们写诗，要“能吸取民间形式，学习民歌”。1934年鲁迅在他写的《门外文谈》里，也曾有意识地推崇劳动人民的诗歌作品，说“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49〕。都是启发诗人向民歌学习，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这些意见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很深刻的。从这里可以窥见鲁迅为革命诗歌发展所描绘的具体道路。当时不少诗人事实上已经遵循这条道路进行创作，实践了鲁迅的指导。就是我们今天来进一步探讨新诗在民歌与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的道路时，鲁迅先生的这些意见仍然是值得反复深思的。鲁迅在30年代，曾用“阿二”等笔名，在“左联”刊物《十字街头》上发表了几首民歌体的讽刺诗，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战斗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鲁迅在诗歌大众化方面的实际努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对新诗运动是有杰出贡献的：他最早向中国介绍了欧洲的“摩罗”诗人，在无声的中国呼唤反抗诗人的诞生；五四前参加新诗创作，为新诗的诞生敲起助兴的“边鼓”；五四以后，与反对新诗的封建卫道者，资产阶级、法西斯的诗歌及其理论坚决斗争，捍卫了新诗的幼芽，为新诗发展扫清道路；鼓励和指导革命诗歌的创作，提出了不少宝贵的诗歌方面的见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鲁迅先生是新诗的先驱者，也是新诗的捍卫者和建设者。鲁迅对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将永远与新诗同在。

在当时，鲁迅是多么殷切地希望着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诞生啊！1936年3月，距鲁迅逝世前七个月，当他知道有人要将保存的殷夫的《孩儿塔》遗稿拿去出版，要求他为这本诗集写一篇序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激动。四年前，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沉痛悲愤地纪念过殷夫，这时，殷夫的年青的相貌又在他眼前出现。鲁迅当时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用力疾写了一篇深情的短文，这就是《白莽作〈孩儿塔〉序》。后来鲁迅知道是被骗了。书没有出版，这篇序却发表了，而且成了中国无产阶级诗歌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丰碑！看，鲁迅对革命的无产阶级诗歌是这样热烈赞颂的：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的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50〕

今天，那些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的诗歌已经消逝，新诗正走在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里。在这时候，回忆鲁迅先生为新诗战斗的经历，重温他的教导，该是多么亲切而有益的事啊！

1962年10月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注释

〔1〕　以上引文均见《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下同）。

〔2〕　1908年《河南》第二号《社告一》。

〔3〕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4〕　《鲁迅全集》第1卷，第317页。

〔5〕　同上书，第153页。

〔6〕　《鲁迅全集》第9卷，第296页。

〔7〕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8〕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1933年星云堂影印本。

〔9〕　《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

〔10〕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11〕　《鲁迅全集》第9卷，第296页。

〔12〕　《鲁迅全集》第1卷，第397页。

〔13〕　汪静之：《蕙的风》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4〕　同上。

〔15〕　《鲁迅全集》第1卷，第470页。

〔16〕　《鲁迅全集》第2卷，第303页。

〔17〕　《鲁迅全集》第9卷，第81页。

〔18〕　《鲁迅全集》第4卷，第130页。

〔19〕　《鲁迅全集》第7卷，第344页。

〔20〕　《鲁迅全集》第3卷，第317页。

〔21〕　《鲁迅全集》第7卷，第41页。

〔22〕　《鲁迅全集》第7卷，第5页。

〔23〕　《鲁迅全集》第5卷，第309、316页。

〔24〕　《鲁迅全集》第4卷，第245页。

〔25〕　同上书，第253页。

〔26〕　同上书，第452、453页。

〔27〕　《鲁迅全集》第5卷，第443页。

〔28〕　《鲁迅全集》第9卷，第79页。

〔29〕　《鲁迅全集》第9卷，第81页。

〔30〕　《鲁迅全集》第1卷，第332页。

〔31〕　《鲁迅全集》第3卷，第408页。

〔32〕　《鲁迅全集》第3卷，第408页。

〔33〕　《鲁迅全集》第4卷，第108页。

〔34〕　同上书，第167页。

〔35〕　《鲁迅全集》第7卷，第342页。

〔36〕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81页。

〔37〕　《鲁迅全集》第4卷，第31页。

〔38〕　同上书，第183页。

〔39〕　《鲁迅全集》第4卷，第183页。

〔40〕　同上。

〔41〕　《鲁迅全集》第7卷，第398页。

〔42〕　《鲁迅全集》第3卷，第253页。

〔43〕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9日。

〔44〕　《广西日报》1961年10月21日。

〔45〕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50页。

〔46〕　《文学批评》第2号，《鲁迅先生的诗及其诗论》。

〔47〕　据白曙文章说，该信发表于《新诗歌》第二卷第一期上。查这一期《新诗歌》，实无此信。经上海鲁迅纪念馆代为查核函告，鲁迅的信当刊登于二卷四期《新诗歌》上。

〔48〕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81页。

〔49〕　《鲁迅全集》第6卷，第76页。

〔50〕　《鲁迅全集》第6卷，第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