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前期思想和创作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些研究论著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它，但都缺乏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想就这一思想的产生及其在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影响，作一点粗略的分析和考察。

一

所谓“国民性”，即“民族性”，原为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概念，最初运用于民族问题的研究，以后又扩展到各民族文学艺术的鉴赏和批评的领域。19世纪，文学与国民性的关系，才成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

国民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它指的是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共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一些研究者认为，国民性“即一国民之思想”^〔2〕，是“以人种为基本而在种种的外底影响之下所形成的国民魂”^〔3〕；它为一国民族所共有，具有“因袭的，保守的，固定的性质”^〔4〕；改造国民性，就是要社会的“先知先觉”，“用个人的努力，渐渐减少人性黑暗的方面，渐渐发展人性光明的方面”^〔5〕。所以，国民性的思想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每个民族存在某些“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6〕。这种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形成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文化上的反映。它通过民族的语言、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它以社会划分为对立的阶级为前提；它只“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7〕，而不承认各民族有超阶级的共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资产阶级用“国民性”、“民族性”的概念，掩盖民族内部阶级对立的实质，抹煞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上的本质区别。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超阶级的国民性也是不存在的。毛主席在揭露资产阶级“国体”的欺骗性时指出：“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8〕对资产阶级的国民性，也应这样看。有的人企图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心理素质的理论，论证超阶级的国民性的存在，是十分错误的。^〔9〕

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最早是从外国人开始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者，如旅行家、传教士，随着这些国家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来到中国。他们依据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理论，污蔑中国民族性的“陋劣”，颂扬中国的封建文明，为其侵略中国的目的服务。如鲁迅曾多次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斯密士（A. H. Smith），曾留居中国五十年，写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极力污蔑中国的“民族性”，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10〕到了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才在中国出现。鲁迅就是最早开始研究改造国民性者之一。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民族危机，使中国日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11〕中国近代这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到了1900年以后，有了新的高涨。“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12〕这时，“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13〕。在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的刺激下，这些爱国的“有志之士”，开始思索中国屡屡失败的原因，努力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就是适应这种爱国图强要求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思潮。

当时社会上广泛传播的进化论思想，是国民性研究的思想基础。1898年出版的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在中国最早完整地介绍了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学说。在当时中国还存在着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条件下，这种进化论学说，在一定意义上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14〕，成为新兴资产阶级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武器。维新派人物严复就在一些文章里宣称，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中国民族若不发愤图强，必将“无以自存，无以遗种”，永沦外国侵略者的奴隶。他从此出发，一方面向清政府提出了“变法维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人民鼓砍“保种进化”的主张。这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到了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部分先进分子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思想工具。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使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阶级的压迫，是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主要根源，革命的暴力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的唯一方法，便只能依据生物进化“优胜劣败”的理论，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民族性的“孱弱”，认为中国若要富强，首先要改造国民性。因此，所谓改造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是当时广泛流行的进化论思想用于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时产生的进步思潮。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它们之间又有着重大的区别。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新民”思想。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5〕的自强主张，梁启超的“采补其本无而新之”的“新民”学说，都包含了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萌芽。但是，他们企图在不积极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基础上，幻想依靠封建势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新民”学说，就不仅没有与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摧毁封建制度联系起来，也没有包含一点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的思想。它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终于堕入了保皇主义的泥坑。

随着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改造国民性问题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注意。当时研究国民性的文章著作，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揭示国民性的病根，一是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办法。揭示病根，大多都围绕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进行的。如有的人说，“我国之所以孱弱不振者，徒以人民有依赖之性质耳”^〔16〕。有的人认为，中国不能抵御外患，“一由于自尊；……一由于自弱”^〔17〕。有的人则认为主要是愚昧：“我社会之现象，至于如此者，虽原因复杂，而其致病之源，则在乎愚。惟愚故堕，惟堕故怯，而种种朽腐卑屈，苶弱不振，散漫无纪之败德恶行，相因而起。”^〔18〕由于研究者所持的社会观点的不同，如果说他们在揭示病根的努力上还大体一致的话，那么在提出如何改造国民性的方法上，就表现了不同的政治倾向。从革命的道路角度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倡改良主义的办法。如有人主张，要去掉“自尊”、“自弱”之病根，必使“教育普及”、“宪法立定”^〔19〕；有的人说：“今欲革人民依赖之性，其惟倡西人社会学说，以进化之公理，志其迷信之心。复假祖国陆王之学术，以良知之论，破其凭藉之藩篱。庶国民之奴性可除，而思想不难进步矣。”^〔20〕（二）提倡复古与宗教的办法。如有人主张要发扬国民性固有之优点，“凭良土性，遇良气候，施良肥料”，庶几可见新国民性的“开佳花结美果”。^〔21〕当时的革命骁将章太炎，也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22〕。（三）提倡革命的办法。当时这种意见是少数的。只有在一些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文章里，或《民报》那样的刊物上，才能看到将所谓改造国民性问题同革命联系起来，提出医治中国之道，“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23〕。

以上粗略的叙述可以看到，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初伴随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要求而产生的进步社会思潮。进化论是研究国民性问题的理论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鲁迅作为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的青年，在思想上接受了进化论影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战士，当他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时候，在广泛流行的关于国民性问题研究的思潮中，也注意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探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鲁迅的这一实践活动，反映了那些“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24〕的艰苦努力和战斗足迹。

二

鲁迅是在1902年前后开始思索国民性问题的。他在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便常和朋友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25〕为了实践改造国民性的愿望，鲁迅最初努力介绍西方进步的自然科学，以图“改良思想，补助文明”^〔26〕；同时，为了“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27〕，又十分重视文艺的作用。1903年，他译了小说《斯巴达之魂》，即想用文艺来鼓吹人民的爱国反抗精神。为了实现改良社会的愿望，他始而学医，想以此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来，当他发现精神上“愚弱的国民”并非医学所能救治的时候，便毅然弃医学文，决心以文艺来实现他改造国民精神的愿望。

想从研究国民性入手找到中国贫弱的原因，把改造国民性当做救国的方法，将文艺看成改造国民精神的主要武器，鲁迅的这些理解，并没有超出当时研究国民性者的思想局限。他们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一部分人民群众身上存在的精神上的“病苦”看成是剥削阶级长期影响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摧毁罪恶的社会制度；相反，却把这种“病苦”看成是各个阶级共有的“国民性”，世代相袭，很难改变。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观。但是，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吸收了进化论的发展斗争和革命变革的观点，在思索这个问题时，便能够在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途径上，提出了与改良主义复古主义论调迥异，而与当时最进步的革命派思想全然一致的结论：“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28〕。这样，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与改良派的论调严格划清了界限，就是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较起来，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也带有更加深刻的特点。

鲁迅并不注重理论上的研究，而是着力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当他发现文艺是改变国民精神最有力的武器的时候，便抛弃了对这个问题的抽象思索，而积极从事文艺运动的实践了。他筹办的第一个文艺杂志，便取名为《新生》。由于同志星散，筹款困窘，尚未出世，便告夭折。两年后，即1908年，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可以看做是鲁迅探索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进一步实践。

从这些文章来看，强调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的作用，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确实十分重视文艺在改变国民精神中的作用。始而弃医学文，是认为改变人民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29〕；继之编杂志、写文章、翻译《域外小说集》，同样认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30〕。像这样过分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是资产阶级启蒙文艺思想的特征，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如《民报》即有人鼓吹“淑移性情，莫善于词”^〔31〕。梁启超甚至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32〕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把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当做变革社会、解放民族的道路的思想，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是不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33〕因此，在旧的社会制度没有用革命的手段进行变革之前，想通过文艺彻底改变人民的精神，从而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鲁迅想通过文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带有这个根本性的局限。

但是，判断一种思想的意义，仅仅看它的哲学实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它的实践在时代革命潮流中的作用。如果我们从鲁迅用文艺实践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角度来理解，就会看到他的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在实践中具有的革命意义了。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4〕这一充满革命辩证法的光辉论断，给我们认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实践的历史作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当时，一些所谓的“革新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将西方的“坚甲利兵”、“制造商估”、“国会立宪”等“偏流之至”的破烂货，当做宝贝介绍到中国来，以“物质”杀精神，用“多数”灭个性，想以虚假的“民主”幌子下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制度对人民的统治。结果只能是“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使得“民不堪命”，更何谈“兴国”？^〔35〕鲁迅在这些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明和议会制度的喧嚣声中，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鲜明地提出并努力实践以反抗挑战的“伟美之声”唤起人民群众的觉悟，“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36〕这在实际上，就是自觉地执行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思想革命的重要任务。

努力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鲁迅当时还不能正确认识革命先觉者和群众的关系，对群众的缺乏民主主义革命觉悟，抱有一种愤激的情绪。他批判一些资产阶级庸众和不觉悟的群众“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形成了一种“无上征，无希望，无努力”的保守苟安的精神状态。这里所批判的“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不获则劳，既获便睡”^〔37〕的“不撄”之民，固然主要指的是骑在人民头上害怕人民群众反抗的“庸众”，但也包含了鲁迅对人民群众不觉悟的愤激之词。这些愤激之词里，有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影响，也流露了他深沉的爱国心情。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痛心地感叹俄罗斯人民的悲苦命运时，曾经写道：“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并没有因此责备车尔尼雪夫斯基，而是在他如此愤激的呼声里，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因“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中间缺乏革命性而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38〕。列宁的这个评价，可以启示我们正确认识鲁迅对群众的愤激之词的真正原因。

但是，仅仅愤激于群众的落后，对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回答：“群众落后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当时思想界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立宪民主”的保皇论调，抵制群众的革命运动。这一点，当时的《民报》就曾指出：“《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39〕可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见得高明多少。他们认为，群众落后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们起来革命；而革命成功以后，还不能给民众以权利，要好好“教训”他们几年，才能由“训政”而施行“宪政”。当时的鲁迅，既不同于改良派仇视人民的态度，也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漠视人民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全然不同的回答。

鲁迅鲜明地提出了“立人”的光辉思想。他说：一国的强弱，“根柢在立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40〕显然，鲁迅这里所谓的“尊个性而张精神”并非他所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立人”最后达到“兴国”的一种手段。鲁迅自己明确地阐发了“立人”思想的革命内容：“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已兴起”，“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41〕这里清楚地说明了鲁迅所追求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的思想同启发广大人民群众民主主义革命觉悟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一点，恰恰是鲁迅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群众落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回答上区别的重要标志。在鲁迅看来，因为群众落后，所以要解放个性，发扬精神，首先造成大批“精神界的战士”，让他们去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唤起他们革命反抗的精神。在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来，因为群众落后，必须由自己“包办革命”，只能对人民实行“训政”，等待“训”好之后，才能给他们以权利和自由，即所谓的“还政于民”。鲁迅的回答，虽然过分强调了个人精神解放的意义，过分强调了“先觉之声”的作用，但是这同尼采鼓吹的“超人”反动学说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有着本质的区别。鲁迅深刻地观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到19世纪末产生的流弊。由于资本主义物质与金钱在人与人关系中间的深刻影响，使得现实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于是“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42〕同时，鲁迅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民主的虚伪，他们打着“多数”的幌子，残酷镇压反抗者，“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43〕。鲁迅的“非物质”，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物质金钱关系的否定；“排众数”，实质是反对依恃“多数”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虚伪民主。这同尼采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统治的“超人说”的反动政治目的根本不同，表现了鲁迅渴望以精神界战士的个性解放进而达到唤醒群众觉悟的革命要求。鲁迅主张的“先觉之声”，是能够“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至诚之声”，是“援吾人出于荒寒”的“温煦之声”^〔44〕，而不是尼采鼓吹的“在人群中我以为比在兽群中危险”^〔45〕而向群众公开“宣战”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超人”之声。正是这种区别，使鲁迅对“群众落后怎么办”问题的回答，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启蒙主义的立场，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恩赐革命”的“愚民政策”比较起来，却带有更加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特征。

更加重要的是，在对拜伦等富于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介绍里，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人民群众觉醒和反抗的热烈渴望。因为鲁迅自觉地站在被压迫群众一边，所以他远离了“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尼采，而倾向于“欲自强而力抗强者”的拜伦。他在拜伦的作品和性格中，不仅看到了“遇敌无所宽假”、“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反抗精神，也看到了他“于累囚之苦，有同情焉”，只身援助希腊独立的对人民同情的态度。鲁迅介绍拜伦时说：“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46〕这些概括拜伦的话，也可以用来说明鲁迅自己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它包含了同情人民不幸的命运和愤激于他们缺乏反抗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以“怒其不争”为核心。“怒其不争”，有鲁迅对人民群众觉悟和反抗缺乏了解的一面，但主要的还是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觉醒和反抗的热烈渴望的心情。鲁迅痛斥那些“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的人们，指出“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47〕，强调斗争的诗歌在唤醒人民觉悟、鼓舞人民爱国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他用极大的热情翻译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就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48〕。用文艺唤醒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和反抗精神，这正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精髓。在这一点上，鲁迅远远超出当时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者之上。

三

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很快就失败了。“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49〕一部分进步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寻找民族解放和祖国富强的道路。改造国民性仍是他们注意研究的问题之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李大钊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也都曾关心和论述过这个问题。^〔50〕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鲁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训。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封建势力窃取革命果实，打碎了他希望的“好梦”。后来又“亲历和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使他更加痛苦。于是用种种麻醉的方法，使自己陷于沉默，“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痛苦，包含着鲁迅对人民解放和祖国命运的深切关心。沉默，是鲁迅对革命道路和力量更加深沉的思索。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到了这个时期，有了新的特点。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研究改造国民精神同革命斗争的关系，是鲁迅思索的中心问题。

这个思索，主要沿着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研究辛亥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本性的关系；另一方面，探求实现民族解放的新的革命力量。

在辛亥革命风暴的动荡沉浮中，鲁迅通过切身的体验和观察清醒地看到，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以至最后叛变的本质。看到绍兴光复的情景，鲁迅就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成功了。“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51〕，是鲁迅对这场革命“换汤不换药”本质的概括，也是对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本性的洞察。带兵昂然走进绍兴的王金发，刚进城，“还算顾全大局，听舆论的”，不久就为绅士、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他的那些随从人员，也“故态复萌”，来的时候是穿布衣，不上十天就都换上了皮袍子了，“天气也还不冷”。^〔52〕正是看到了这种种情形，还是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鲁迅便用“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样寓意深刻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革命后原封不动的阶级关系和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本质。后来，鲁迅叙述自己在革命后受骗的心境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53〕这段深刻的议论说明，鲁迅当时已经清醒地看到，所谓“国民”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一些民国的“国民”，在革命后便与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变成奴役人民的“民国敌人”了。这种从现实斗争中得出的朴素的阶级对立观念，说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鲁迅后来从改造国民性思想出发，把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归结为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坏根性”造成的。他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54〕这种认识当然是不正确的，反映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给他带来的历史局限。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着深刻的阶级的历史的原因。中国新生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以及同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尚处在封建势力重压之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足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革命运动。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毛主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55〕这是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并非他们改掉了“坏根性”就能挽救得了的。鲁迅当时自然还不可能这样来认识这个问题。然而在现实的教训里，他得出了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成功的结论，这是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在后来发表的《阿Q正传》这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鲁迅对资产阶级这种怀疑和批判的形象表述。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反映未庄贫苦农民的革命要求，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相反却与封建势力相勾结，使向往革命的贫苦农民阿Q糊里糊涂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鲁迅对资产阶级的这种深刻的怀疑和批判，已经超出改造国民性思想本身的含义，闪烁着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特有的思想光辉。

对资产阶级失望之后，鲁迅开始寻求新的革命力量。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觉悟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辛亥革命后，他在为《越铎》写的《出世辞》里，深深感叹由于封建主义“专制久长，鼎镬为政”，虽然“桎梏顿解”，人民依然没有觉悟，现实还是“民声寂寥，群志幽”。^〔56〕1912年，他又在一篇日记里写到，他看到北方人因见月蚀“多击铜槃以救之”的情景，感慨“南人爱情漓尽，即月真为天狗所食，亦更不欲拯之，非妄信以涤尽也”。^〔57〕从这些寥寥无几的记述里，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之后，鲁迅对人民群众缺乏革命觉悟的情形抱着多么痛苦愤激的情绪。鲁迅在辛亥革命不到两个多月后，即1911年冬天，写了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形象地表现了他这种愤激的情绪，反映了他对革命同农民觉悟关系问题的深刻观察。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农村里仅仅引起了一场“虚惊”。巨富乡绅金耀宗和封建冬烘仰圣先生，听说“长毛”来了，惶恐万分，大惊失色，费尽心思谋划携箧逃难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术”。可是，普通的劳动人民王翁和李媪，却既无惧色，也无欢欣，依旧“出而纳凉，弗改常态”，对着环立极多的众人，津津乐道地谈起过去“长毛”杀人的故事，对传闻中革命的消息，表现得十分麻木冷淡。他们不了解革命，革命也不了解他们。这种革命和群众之间可悲的隔阂，后来鲁迅作为最沉痛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地反映在他描写辛亥革命的一些小说里了。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此关注农民在革命中的态度，描写了农民群众对革命的漠不关心，恰恰证明了他对如何启发农民群众觉悟，寻找新的革命力量问题的深刻思索。这种思索，也已经超出了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局限，带有鲜明的阶级对立思想的色彩，包含了鲁迅自己理解的丰富深刻的革命内容。

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民族解放的道路问题，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宝贵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尚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就显得十分落后和无力了，甚至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吹改良主义的工具。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抛弃了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武器。

比起同时代的一些最先进的思想家来，应该说，鲁迅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比较迟的。从五四前夕，到大革命失败前，虽然鲁迅也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了一些朴素阶级论和辩证法思想，但是，总的看来，仍然处于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因此，他在一个时期里仍然没有摆脱进化论和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如鲁迅依然强调个人精神改造的作用；而且，“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58〕；而且，民族劣根性造成之后，改变是不容易的，只有扫除了自欺欺人等病态之后，中国才会有“新的希望的萌芽”^〔59〕。他仍然没有看到广大工农群众觉醒斗争的一面，而把一部分麻木的群众视为“永远是戏剧的看客”^〔60〕，认为要改革社会，必须先从知识阶级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直到1925—1926年间，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61〕。这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五四以后，不能不说给鲁迅的战斗带来某种程度的妨碍，对群众觉悟的偏激看法，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他思想前进中的一定负荷。

但是，十月革命以后，鲁迅思想中也产生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他参加了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用他“遵命文学”的战斗实绩，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其文化思想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他虽然还不能运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来观察和分析现实的斗争和社会现象，但他能够以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的政治敏锐和深刻洞察，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有主义的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他们暴力革命的“刀光火色”中，望见了“新世纪的曙光”^〔62〕，从而确信“‘新的’社会的创造者”不是少数的英雄哲人，而是“无产阶级”^〔63〕。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些巨大转折和崭新因素，决定了他暂时尚未抛弃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也必然地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

首先，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实践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结合起来了。从留学日本到辛亥革命以后，鲁迅努力实践的用文艺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的工作，并没有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肤浅的革命论调淹没了他的战斗呼声。《新生》的夭折，《域外小说集》所受的冷遇，民元后的失望，便是证明。鲁迅在痛苦坚毅的寻求中，一直渴望一次更为广大的真正的思想革命的到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是这种思想革命运动的伟大开端。当鲁迅发现《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从胡适之流提倡的只是形式上的“革新”，迈进到“思想革命”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这“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64〕。他从这里看到了毁坏旧制度“铁屋子”的希望，因而结束了长达七八年的沉默，毅然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浪潮，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主将和旗手。从这时起，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要求，便融汇进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战斗中去了。

鲁迅在战斗中一直高举思想革命的大旗。当胡适之流津津乐道白话文学形式的改良，热衷于争论世界语的时候，鲁迅就尖锐地指出：“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65〕五四高潮之后，他仍然坚信改造现实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新青年》提倡过的“思想革命”^〔66〕。鲁迅这时所说的思想革命，不是超越或游离于政治斗争的国民性的改造。他的《狂人日记》等光辉小说和笔锋犀利的杂文，自觉地遵奉当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和所向无敌的革命锋芒。它实际上执行了“正在四面受敌之中”的《新青年》的一部分战斗任务^〔67〕。以鲁迅为主将的文化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配合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些战斗，已经不是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所能说明的了。

对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是五四以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另一个重大转变。鲁迅改变了过分强调精神作用的看法，开始认识到人民精神的改造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这一真理。在《娜拉走后怎样》和《伤逝》里，一个用说理，一个用形象，都说明了这个思想。易卜生剧本中的娜拉，毅然摆脱丈夫的“玩偶”地位，离家出走。这种个性解放的精神在五四时期产生了风靡一时的影响。但是在人们以为找到了出路的地方，鲁迅却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娜拉走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他尖锐地指出，摆在娜拉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回来，或者堕落与死掉。为什么呢？鲁迅告诉人们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通道理：没有经济地位的变革，人的精神的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68〕如果离开了经济制度变革的群众斗争而单纯追求个性解放，得到的结果又将怎样呢？小说《伤逝》里子君和涓生的悲剧形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子君和涓生摆脱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束缚，得到了自由结婚、建立理想小家庭的幸福。可是由于他们个性解放的追求没有同争取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社会斗争结合起来，虽然有可能得到暂时的幸福，却没有能力保持这种幸福。涓生一旦失业，经济困窘袭来，他们精神上的支柱便被压垮了：或重回封建家庭怀抱无声无息地死去，或在痛苦的教训中寻找“新的生路”。通过子君涓生的悲剧，鲁迅告诉人们，个人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正是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出发，鲁迅才提出了要用“剧烈的战斗”要求“经济权”^〔69〕的号召。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又进一步提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70〕的正确道路，号召青年停止请愿的方式，而代之以“别种方法的战斗”^〔71〕。到了“四·一二”政变前夕，鲁迅更加清楚地阐明：“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72〕这些思想发展的脉络说明，鲁迅在五四之后怎样突破了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局限，在逐步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前进。

注重在被压迫的农民群众身上挖掘潜在的革命力量，是鲁迅突破改造国民性思想局限的又一个重大发展。在《阿Q正传》里，鲁迅不仅痛心地写出了农民悲惨的生活地位和他们缺乏革命觉悟的尖锐矛盾，而且以坚定的信念揭示了贫苦农民身上存在的革命要求。阿Q是一个极为落后的贫苦农民，他在经济上被榨取得一贫如洗，在精神上也被摧残到令人颤慄的麻木程度。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圣君贤相”的思想，对革命抱着“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可是，当辛亥革命消息传到未庄的时候，阿Q从实际感受和切身利益出发，表现了对革命的热烈向往，并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投降革命党”，起来“造反了”。不管这种革命行为和幻想带有多少原始的复仇的色彩，鲁迅把它挖掘出来，就表现了他对农民革命力量的极大关注。鲁迅后来说：“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73〕这就说明，阿Q的悲苦麻木以及他起来革命的必然性，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农民命运和革命力量来源问题长期的深刻洞察的结果。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74〕又说：中国五十多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75〕。设想鲁迅从理论上达到了这样的认识高度，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鲁迅通过辛亥革命以来深刻的历史观察和经验总结，从开始怀疑资产阶级，到愤激于群众对革命的冷漠，再到在农民群众身上寻找革命力量，这在实质上就接触到了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

逐步深化的阶级对立的观念，在实际斗争中使鲁迅逐渐克服了改造国民性思想超阶级的偏颇。鲁迅早期所形成的朴素的阶级对立的观念，到了五四以后不断增强，日趋鲜明，逐步上升到阶级斗争思想的高度。这种思想使他在战斗中表现出犀利的锋芒，与笼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比起来，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1925年鲁迅在《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杂文里，形象地说明了“国民”并不是一个不分阶级的整体，而是存在着“治者”与“被治者”、“阔人与窄人”、“主奴，上下，贵贱的区别”；把几千年社会历史，看成是享用吃人“筵席”的少数统治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历史；指出正是有“死也不肯安分”的“国民”的存在，“阔人的天下总将难得太平的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对戴着各种假面的资产阶级的彻底揭露，那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那鲜明的阶级斗争观点，力透纸背，深邃犀利。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过去经常使用的笼统的“国民”概念，也有了鲜明的阶级分析。当时有的人大叫要发扬“民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灵魂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76〕鲁迅鉴别灵魂的标准，已经不是国民性的优劣，而是阶级的差别。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来看待鲁迅1925年3月给许广平的信里谈到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提法，就可以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了。鲁迅这里所说的“国民性”并不包括人民群众身上的弱点，而是有明确的攻击目标：一是在辛亥革命后“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的“主持家政”的奴才，即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代表；一是“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77〕，即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这种战斗的锋芒所向已经表现了鲜明的阶级论的思想内容。

如果说，在五四时期鲁迅的杂文中，有时还表现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模糊观念的话，那么在鲁迅的小说里，则形象地表现了他对阶级关系的深刻理解。他的一篇篇小说，就是一幅幅充满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生活图画。阿Q、吴妈、小D、王胡是未庄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站在他们头上的是赵太爷、钱秀才、假洋鬼子一伙统治未庄的“阔人”。在辛苦麻木的闰土的背上，我们感受到了“兵匪官绅”这些“治者”的多么沉重的压迫。《祝福》里的鲁四老爷永远被作为祥林嫂悲惨死亡的刽子手的代表而受到憎恶和诅咒。在祥林嫂、爱姑的悲剧中，我们更是清楚地看到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78〕。这些难忘的形象画面，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鲁迅在认识生活中朴素的阶级论思想特有的敏锐和深刻。

五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他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有哪些影响呢？

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不是出于改造国民性的要求，他有了更深刻的目的。如鲁迅说，他的写小说，大半是为了“对于热情者的同感”，为那些在寂寞中驰骋的战士“呐喊”助威；同时，也夹杂着“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救的希望”。^〔79〕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又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80〕这些话表明，鲁迅写小说的动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反封建战斗的需要。就是给那些反封建的战士呐喊和助威，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因此他才自豪地把自己的创作称为“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遵命文学”。（二）是“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就是将封建社会中的被压迫者，即“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身上的精神痛苦揭露出来，对“病态”的封建制度和精神文明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为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解放呼号和反抗。鲁迅五四时期的创作旨意，显然已经超出了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范畴，并非揭露什么“国民性”的病根，而是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光辉“实绩”。那种把改造国民性看成是鲁迅一生创作的“主旨”^〔81〕，认为鲁迅的著译是为“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说鲁迅是“针砭民族性的国手”^〔82〕的看法是错误的。有些资产阶级文艺家，无限夸大改造国民性思想在鲁迅创作中的影响，实际上贬低了鲁迅创作的重大意义和价值。^〔83〕

鲁迅小说同他的五四时期有些笼统讲改造国民性的杂文还有些不同的特点。杂文以思想形式进行批判，小说以艺术形象再现生活。因此它就在更深广的程度上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具有更加鲜明的阶级内容。鲁迅说他的小说主要是表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84〕，证明鲁迅主观上创作的“主旨”也绝不是“针砭国民性”的弱点，而是深刻再现充满阶级压迫的现实生活。他的所谓“引起疗救的注意”，实质上就是唤起人们砸碎人民群众身上的封建精神枷锁，彻底“毁坏”像黑暗的“铁屋子”一般的社会制度。鲁迅深刻地阐明文艺同人民群众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85〕鲁迅对文艺改造国民精神作用的这种理解，必然反映到他的小说创作中来。他特别重视劳动人民精神上的病苦。他曾这样沉痛地说：“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86〕为了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唤起人民反抗吃人的宗法制度以及那些“圣人和圣人之徒”鼓吹的孔孟之道，鲁迅便努力在小说中把被压迫人民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表现出来。读了鲁迅的小说，我们不仅看到了封建社会重压下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境遇，也深深地接触到了他们善良美好而又十分痛苦麻木的灵魂。革命者为群众牺牲了，群众对他们没有一点理解，反而拿革命者的血来做救治自己孩子痨病的“灵药”。农民闰土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英雄”式的少年，变成了枯死木头一般精神麻木的人，而且与少年时代的朋友之间形成了一层“可悲的厚壁”。祥林嫂最震撼人心的还不是她生活上的不幸遭遇，而是她精神上所受的严重摧残。再嫁的丈夫贫病死去，心爱的孩子被狼吞食，她自己又被视为一个“败坏风俗”的女人，要受到阴司的惩罚。她抱着赎罪的希望捐了门槛，可是祭祀时仍然听到“你放着吧，祥林嫂”这样可怕的声音。她灵魂深处最后一点希望也毁灭了。她终于在阔人家过年“祝福”的鞭炮声中，怀着“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这个绝望的问题，寂寞地死去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悲剧，所以具有深刻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就是因为鲁迅深深地挖掘了她在封建社会的“四大绳索”束缚和摧残下精神的痛苦，写出了被压迫阶级妇女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