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的困难

一

想透过意识形态的视角，审视中国现代话语转型和文学观念嬗变，戛戛乎其难哉。

“意识形态”在法文中的表述是“idéologie”,在英文中的表述是“ideoloy”g,在德语中的表述是“ideologie”,在俄语中的表述是“идеолóгия”。意识形态研究面临的所有的难题在于，不仅“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而且一切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都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早在32年前，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意识形态’一词本身彻底意识形态化了，这真是现代心智史上一个小小的讽刺。”因为“每个记号都是意识形态性的。……这个问题……深受政治、统治、权力争端的束缚。”此外，该词的语义一直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个术语一度意指政治建议的总和，或许多少有些唯智主义和不切实际的色彩，但无论如何都是唯心主义的,……用韦氏词典中的话说，它现在居然成了‘被整合的断言、理论和构成了政治—社会纲领的目标，通常还包含着人为的宣传这样的含义’……即使在冠以科学名义，表示要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的著作中，使用这个术语显然也会导致明显的争议。”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总是有人拒绝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因为它已被污染，在方法上不精确，在用法上不严格。格尔茨就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是墨守成规、过度简化、情绪失控和对公众偏见的放纵。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其复杂诡异的概念，其内涵的多面性、多样性、复杂性是异乎寻常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浸透着情感、充满了幻想、关系到行动的，有关人类与社会、合法性与权威的，从日常与习俗性的强化力量中获得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中的神话与价值通过符号以简捷、高效的方式传播，意识形态的信仰总是具有或多或少的凝聚力，具有或多或少的表述力，以及对外部信息的或多或少的开放性。意识形态在动员、操纵、控制大众方面具有一定的潜能，因此，意识形态也常常是被动员起来的信仰系统。”

人们一方面用“意识形态”一词表达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用“意识形态”之外的概念表达想用“意识形态”一词所要表达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一方面概念过剩，一方面概念不足。

之所以说它过剩，是因为有众多相关概念与意识形态为伍。很多术语在语义上与“意识形态”一词相近，人们也常用这些术语界定“意识形态”，甚至把意识形态看成这些术语的集合或总和。这些术语包括：“观念”(ideas)、“信念”(beliefs)、“学说”(doctrines)、“理论”(theories)、“哲学”(philosophies)、“世界观”(weltanschauung)、“价值”(values)、“意见”(opinions)、“神话”(myths)、“乌托邦”(utopias)等。许多学者相信，是这些术语的简单叠加或交叉混合，缔造了“意识形态”这个令人且恨且爱的庞然大物———一个内容极其驳杂、用法非常混乱、用途十分广泛的术语。许多学者相信，“观念”、“信仰”等极具异质性的术语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它们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密切关联，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子术语。许多学者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定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由若干子术语(如“观念”、“信仰”、“理论”、“学说”等）组合而成的，意识形态的意义、性质是由它们构成的，也是由它们决定的。

之所以说它不足，是因为“意识形态”一词又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甚至在不同的使用者那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意识形态”概念的进化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总是有人借“意识形态”这个“壳”，赋予它各种不同的内涵。既过于丰富，又过于简单，这个问题很可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术语意义的探究，而无法顾及现象本身的研究。这是一大陷阱。

作为一个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征的知识系统，意识形态的内涵是极其复杂的。说意识形态是“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征的知识系统”，这并非是对意识形态所下的精确定义，因为意识形态未必时时都以“知识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思想、学说、理论、主义……都可以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给“意识形态”下定义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虽说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但还是有不少人竭力避免给意识形态下一个精确定义，充其量他们也只是暗示一下意识形态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或者大致描述一下意识形态的基本轮廓。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概念没有使用价值。比如，马克思从来没有给“意识形态”下过精确的定义，但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和重要纪录。

围绕着“意识形态”一词引发的“词语战争”实在太多了。“意识形态”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意识形态既出现在哲学和思想史中，也出现在日常用法中，既出现在政治讨论中，也出现在公众舆论中。意识形态在一方面被作为世界观和信仰，尤其是被当成宗教信仰的改头换面的说法———这首先是在德语地区之外具有这种意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被理解为对确定的纲领、方案、计划和目标的描述：比如人们可以说欧洲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尤其会说阶级或党派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经常同一名‘意识形态领袖’相配合。”

阿恩·奈斯(A.Naess)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感到了这一点:“‘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向社会科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科学的渗透，将在30年时间内导致它向其他方面的渗透。它将不断地出现在标题、概述和通俗性读物中，但不会出现在理论、假说和各种研究资料的分类中。”现在看来，阿恩·奈斯只说对了半句话，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出现在标题、概念和通俗性读物中，而且出现在理论、假说和各种研究资料的分类中。

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这必然造成“意识形态”一词的语义混乱，许多学者为此深感困惑、无奈和不安。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曾经抱怨:“‘意识形态’一词实际上是一个黑箱。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言，意识形态‘既表示对也表示错，既表示普遍性也表示特殊性，既表示学识也表示无知。’同样，对政治科学家来说，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串概念，即是说，人们试图把异常复杂多样的现象概括到一起，并融入这串概念；随着这个术语使用得日益广泛，它越来越含混不清了。总之，人们有资格怀疑：这样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到底还有没有意义?”穆林斯(W.A.Mullins)对此也深表忧虑：“这个概念言人人殊，也下过一些定义，有明说的也有暗指的，但是缺乏共识，即使在意识形态的基本特性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还值得保存的话,……那么围绕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概念性混乱和术语性混乱(conceptual and terminological confusion),就必须消除。”

撒姆纳(Colin Sumner)曾经归纳出10种意识形态定义:(1)指基于虚假意识的信仰体系，虚假意识的根源在于阶级利益。(2)指基于乌托邦幻想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乌托邦幻想的根源在于个人旨趣。(3)指根据事物的表征而形成的错误观念。(4)指任何系统化、体系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思想体系。(5)指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而形成的思想意识。(6)指排斥理论探寻而一味追求实用性的不科学的信念(如民间迷信)。(7)指人们在其无意识中幻想出来的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关系。(8)指思想领域中的各种阶级斗争活动。(9)指具有政治意味和政治效果的社会实践活动。(10)指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活动，个人凭此生存于社会整体之内，并切身感受自己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感受社会的“真实”状况。

约翰·斯托雷(John Storey)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入门》(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中谈了意识形态的五种定义:(1)意识形态指由特定的人群团体阐明的，由一系列观念构成的系统整体。如政党意识形态。(2)意识形态意味着伪饰(masking)、扭曲(distortion)和藏匿(concealment)。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由马克思首创的。其核心概念是“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它提供的有关现实的意象是被完全扭曲了的。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如此。(3)第三个定义依赖于第二个定义，指“意识形态形式”(ideological forms)。(4)第四个定义来自阿尔都塞。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实践(material practice)。某些仪式(rituals)和实践(practices)把我们固定在某个社会秩序之内。这一秩序的标志是身份、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5)第五个定义是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供的。在巴特看来，意识形态指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目的在于限制、固定和派生新的内涵(connotations)。这种内涵通常把无意识意义(unconscious meanings)赋予其他文本和实践。

人们如此钟情于“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并赋予它如此纷繁复杂的内涵，必定有其深刻原因。“‘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包含了与语言的文化复杂性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它具有丰富的历史，曾被人赋予过各式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含义。而且，这个单词的历史积淀和内部张力，又被最近形成的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主导性用法，完全给弄混淆了。”在美国政治的时事分析中，“意识形态”是贬义性的，总是“他们”才有的。意识形态的贬义性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文学批评领域，“意识形态”也还是一个贬义性概念，而且随着大众传媒的狂轰滥炸，“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还将得到强化。

鉴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在内涵上极大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含混性，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理论家在使用这个词语时总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与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狂轰滥炸相映成趣。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理论家或者不用这个术语，以“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之类的术语取而代之；或者在使用之前，竭力梳理“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各种含义，“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以保持理论上的缜密性。许多社会学家因为无法把“意识形态”与一般的信念严格区分开来，也很少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即便迫于时势而不得不使用，也往往把它与其他术语连在一起使用，以便相互补充和相互完善。帕莱托的“衍生理论”(theory of derivation)既涵盖了宗教信仰也囊括了意识形态，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如此，曼海姆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则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捆绑在了一起。

总之，“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不仅在不同的时代，而且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人那里，都具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用“言人人殊”来描述它丝毫都没有夸张的成分。这倒是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一个内涵漂浮不定的概念，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语义威力(semantic power);更可怕的是，正是因为内涵漂浮不定，它才具有如此巨大的语义威力，因为语义威力总是与语义的含混性成正比的。

二

“意识形态”最初只是一个学术概念,20世纪50年代后竟然成了芸芸众生的口头禅，声名顿时显赫起来。乔万尼·萨托利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考察:20世纪30年代末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SocialScience)中鲜有“意识形态”的踪迹，但在1968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 ofSocialScience)中，“意识形态”条目下就收录了两位意识形态研究权威分别撰述的两篇文章，占了将近20个页码的篇幅。20世纪70年代初，伦敦曾经出版过一套“政治科学中的核心概念书系”(Key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最先交稿出版的是普莱门纳兹的《意识形态》。那是一部短小精悍、诱人深思的小册子。它的最先出版不仅意味着作者才思敏捷，还标志着“意识形态”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意味着它已经超越了社会科学中诸如“自由”、“民主”、“正义”、“权力”、“合法性”、“传统与权威”、“一致与共识”之类的“大佬级”概念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范畴。

至于意识形态的分类，那的确是一个令人备感困惑的难题。有人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界定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是某种观念、学说、思想，它是某个时代或某个阶级所特有的。比如:(1)“眼下，‘意识形态’一词已经用来指称某个群体或阶级特有的任何思想方案。”(2)“(意识形态是）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任何一种思想模型，任何一种哲学或其他文化产物。正是借助于特定社会群体，它才得以产生，并把自己固定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存在之内。这些思想模型即‘意识形态’。”(3)“(意识形态是）泾渭分明的阶级或人群所信奉的政治观念或学说的总和，诸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中产阶级意识形态。”(4)“(意识形态是）某一群体特有的观念、信仰、思想模式的集合体。这样的群体包括民族、阶级、职业、教派、政党等。”(5)“(意识形态是）某人或某阶级所特有的关于生活方式或思想内容的系统方案，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有人特别强调价值取向的重要性，认为意识形态是源于“应然见解”的思想体系或观念系统，是来自“理想观”的社会理论。或认为意识形态是来自“应然观”的思想、观念、行动计划的系统，或者是能够从中派生目标的价值体系、价值模型。比如,(1)“‘意识形态’严格意指根据某种‘应然观’精心制作的观念系统。它指一种社会生活理论，该理论从一个理想的角度处理事实，有意无意地阐释之，以证明其分析的正确性，以及那个理想的正当性。出发点基本是那个理想的极端科学性。因而每一种意识形态建构都涉及到投射，即把某种理想投射于未来，投射于对现在的评价，投射于过去。”(2)“今天，即使报纸也偶尔提到意识形态，这时它们希望令人想到观念的集合、学说的整体、运动的纲领、政党的平台，一句话，令人想起任何采纳了知识化、理性化形式的信条或理论。”(3)“政治意识形态即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其观念，目标就来源于它们。这些目标构成了政治纲领的核心。”

这实际上是在价值论的层面上界定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是某种态度、价值、信念、信仰。“某人的信仰和态度的统一整体即意识形态，或称生活哲学。”“(意识形态是）社会组织的官方信仰和官方态度的高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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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

有人把意识形态视为对某种情形、过程所做的扭曲化、神话化的描述，它可能进而成为某个群体、阶级所特有的虚构。(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在幻觉与知晓之间做了区分，前者是多数人怀有的含糊概念，后者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恩格斯同意马克思的看法，‘清晰的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化约，但此种化约并不来自现实，而是来自想像。’恩格斯还加了一句:‘(意识形态）真正的驱动力依然处于不为人所知的状态，否则它就不会成为意识形态过程。’”(2)“意识形态是旨在保存社会结构的政治神话。”作者声称，“神话”一词未必意味着虚构、虚假、不合理，而是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对未来的社会场景进行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总是他者所拥有，所珍爱的，因而也是漏洞百出、虚假不实的。“当意识形态一词用来意指我们怀疑反对派提出的观念和呈现的表征时，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就已经暗含其中了。这些观念和表征被视为对情形的真实性质所做的或多或少的故意伪装；之所以做伪装，是因为对情形的真实认知不符合其利益。”马克思不会把自己的思想称为“意识形态”，帕莱托不会把自己的信仰称为起源(derivations),索莱尔(George Sorel)不会把自己的见解称为“神话”。

有人把意识形态视为某种思维方式：“本书运用意识形态一词的方式与当代文献运用意识形态一词的方式无异，它代表着见解、态度和价值的综合，即有关人与社会的思维方式。”

有人把意识形态视为某个时代的心灵的整体结构，这是更加哲学化的意识形态概念。“我们在此提到了某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群体(如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时我们关注的是这一时代或这一群体的心灵的整体结构的特性和构成。”

这些定义均涉及意识形态的功能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有关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还没有涉及行动和目的。要知道，意识形态不仅指观念、思想和信仰的模型，而且这些模型为政治行动或社会行动提供一般或具体的指示。它激发或易于激发社会、政治行动，驱人前进。这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

因为所持的意识形态观并不相同，所以在意识形态的功能问题上，也只能是“各抒己见”。

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是中性概念，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常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比如人类学家认为每一个原始社会都有其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不仅指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系统、宗教仪式等，而且还指一切精神现象、心理现象、语言现象、文化现象的综合。在他们那里，意识形态只是描述性的，可以以之分析一定的社会结构与功能，它不论真假是非，不做价值判断。

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性的，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这么看的。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旨在维护某些特定团体的利益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根本不具有它自命的普遍真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精神、思想、文学、艺术活动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自命的“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ekritik),都是针对这种“虚假意识”进行的。

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是褒义性的。在他们那里，意识形态是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和工人处境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之所以急于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是因为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至关重要，至少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便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真理性。

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背景，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定意识形态(particular ideology),一类是整体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特定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征，其功能在于掩饰某些集团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其功能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特定意识形态的作用范围是个别人的心理，整体意识形态的作用范围是整体化的世界观。

有的西方学者根据不同意识形态理论的知识背景和历史发展，把意识形态粗略地区分为四大类：认识论意义上(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社会学意义上(soci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一般心理学意义上(psych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文化心理学意义上(psychocultur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它们分别强调意识形态功能的认识论之维、社会学之维和心理学之维(包括一般心理学之维和文化心理学之维)。

第一，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一词是法国18世纪末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提出来的。他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把握这个概念的。它是建立在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感觉主义认识论有一个基本假定：人类的全部知识、观念以及人类理解事物的一切禀赋(如感知、记忆、判断等）都来源于感觉材料。观念的有效性只能根据它与感觉印象是否一致来断定，依据感知研究观念的起源与发展是免于认知与判断失误的唯一保证。知识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具体的感知材料。孔狄亚克(Etinne Bonnot de Condillac)热衷于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与人类缔造出来的各种观念，这为他的后继者凯贝尼斯(J.G.Cabanis)和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所发展和系统化。特拉西首创了“意识形态”一词，并赋予其“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的意义。可以说，“意识形态”一词在特拉西那里仅仅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范畴，这没有超出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认识论的窠臼，而对认识和知识的坚实性、可靠性的关切贯穿了西方哲学史的全部进程。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

第二，社会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功能，就会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意味而非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内涵。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指人类对世界、社会、人类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理性信仰的混合体，它是包含一定的价值判断的知识体系，其中不乏信仰、理性、偏见和蒙昧等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发现了这个秘密，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在科学、公正、无私的外表下面掩盖着特定政治集团的利益。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的代名词，是自欺欺人的鬼把戏。它是对现实世界不正确的反映，是对统治阶级非正当统治的合理化辩护，是对理性的不诚实的运用，是对事实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在马克思之后，曼海姆也站在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曼海姆之后，站在社会学立场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还有默斯卡(Gaetano Mosca)、帕莱托、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贝尔(Daniel Bell)等人。总而言之，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就会把意识形态看成一套在某个特定社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观念体系，它在社会和谐、社会控制、社会动员方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还可以为一个特定的目标、一套特定的价值进行辩护(或进行批判），还可能使一定的政治权力合法化(当然也可以使之非合法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可能赋予“意识形态”一词以贬义色彩，也可能赋予它中性意义。

第三，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心理学理论主要把意识形态看成控制个人情绪的工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并没有直接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但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后人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大有裨益。在弗洛伊德那里，宗教和意识形态其实是一回事，宗教为体，意识形态为用，因为宗教发挥的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的功能。

第四，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以狄翁(Leon Dion)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s)为代表。狄翁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具有一定整合性的文化和精神结构”，他这里指的是一定价值规范的模式，这个模式既有客观性(文化）又有主观性(精神）。他说：“我们的假定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文化与精神的合成体，它居于两种规范之间，一种是与既定的社会态度、社会行为相联系的规范，一种是由政治制度、政治机构自愿明确和宣传的规范。换言之，政治意识形态是根植于社会中的，具有一定整合性的价值规范体系，个人或团体以它为基础设计政治蓝图，以便实现那些在社会生活中被高度评价的抱负和理想。”格尔茨对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十分不满，他想建立一个更加适当的非价值性的理论框架来处理“意识形态”一词。他从符号和符号行为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至少是部分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各种符号是如何符号化的？它们是如何调和各种意义而不使其相互矛盾的?”格尔茨的基本假定是：思想是由符号体系的建构与操纵构成的。符号体系，不论是认知性的还是表情性的，都是信息的内在资源。人类生活就是根据符号体系予以模式化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人类的内在资源十分贫乏。符号体系是感知、判断、操纵世界的非个人性的机制。文化模式，无论是宗教、科学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一些纲要(programs),它为社会或心理过程的实现提供蓝图。“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图解性意象的建构，人使自己或好或坏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换言之，意识形态不仅是对心理焦虑的缓解，它还具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含义———意识形态是指导人类政治生活的文化符号体系。意识形态总是要给混乱的社会形势赋予意义，总是能够进行“情境的界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具有高度的符号(象征）性,它为什么具有相当的强度和力量。“不论意识形态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的一幅地图，是创造集体良知的母体。”

1. A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Reader,ed.Antony Easthope and Kate McGowan,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41.
2.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Cultures:Selected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193.
3. Mostafa Rejai,“Ideology”,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ed.Philip P.Wiener,Vol.2,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1973,p.558.
4. 但在我们的译本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算是例外),“虚假意识”(false conciousness)常被译为“虚假观念”。“意识形态”常被译为“玄想”,“意识形态家”通常译为“玄想家”。如在《神圣家族》中谈到拿破仑时,马克思说:“他对工业琐事的轻视是他对玄想家的轻视的补充。”———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8页。这句话应译为:“他对工业琐事的轻视是他对意识形态的轻视的补充。”“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这句话应译为:“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成为玄想家。”———同上书,第402页。这句话应译为:“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成为意识形态家。”诸如此类,俯拾即是。
5. 弗里斯:《信仰与意识形态思维》,《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刘小枫主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第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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