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国记

为文但求一句新

演讲人简介：解国记，1953生，河南清丰人。曾任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现任《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长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为党分忧、为民请命”的报道。主要新闻作品有《河南农民陈重申反映“三乱”被村干部杀害》、《我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中俄界河》等。主要著作有《既然当记者》、《中外新闻轶事》、《中外新闻掌故》等。2002年，开始尝试以“改造指导性，弱化工作性，强化监督性，提升世界性”为目标对《新华每日电讯》进行改版。

《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

高级记者

我不知道大家需要听什么，喜欢听什么。但我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可能仍然喜欢听故事。我的孩子就喜欢听故事，他在清华电子工程系读书。所以，我今天就给同学们讲几个故事，从几个故事里，引出一些新闻方面的话题。

先讲一个寻觅吵架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是想说一下新闻题材的问题。

寻觅吵架的故事——题材拓展的话题

那是1991年元月，我孩子9岁，读三年级。老师有一次布置了一道作业，是语文写作方面的，也没有具体的题目，只说是让孩子上街看一场吵架，观察人在吵架时的表情、神态、语言、动作等，然后把它写下来就成。

这个作业听来简单，但要做的时候却感到它是那么“邪门”。因为吵架这种事情，纯粹是偶然的，平常走路不一定谁、不一定什么时候可以碰上；但要布置成一项任务，令你必须看到，必须写下来，恐怕就难了。哪有吵架的正好让你碰上啊？碰不上，你也不能拉两个人说，你们吵一场架给我看看吧。谁吃饱了撑的干这种事呢？就是人家答应干，那“演”的吵架能和真吵架一样吗？

星期二、三布置的作业，下星期要交。从新华社河南分社到孩子上学的郑州市纬五路第一小学，也就300米左右，尽管来回走了好几趟，也没碰到一个吵架的。于是孩子就犯愁，嘟嘟囔囔地责怪老师出题难。

我想，孩子完不成作业也不好啊，得帮他一把。怎么个帮法？找去呗。

偌大的郑州，我不信找不到一起吵架的。星期天是1月13日，我推出自行车，带着儿子，满怀信心地上了大街。

我们居住的市东部最热闹的地方是花园路，那天，这条路上挂了很多标语：“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支持生产是税务部门的首要职责”。对了，我当时悟到——今年是全国税法宣传年，今天又是郑州市税法宣传教育日，过去常因为征税缴税争争吵吵，今天说不定也有人干上仗的。于是我俩找得可有劲了，但见到的都是，人们或驻足宣传栏前，阅读有关税法条文，或伏案咨询台前，倾听税务人员细心解说，处处细语低声，笑容可掬，根本没个吵架迹象。

于是我俩又“搜索”过长长的人民路，来到市中心的“二七”广场。广场周围有郑州亚细亚等四家大商场，当时是亚细亚最红火的时候，那里是郑州最集中的购物中心。我想，在这一带找几家顾客和营业员吵架的事情应该不难。可是，出这商场，进那商场，愣是见不到斗气吵架的。

走出商场门，终于听到吵声，儿子不禁喜出望外，拉着我就跑上前去。唉，不是大人在吵架，而是一位妈妈在训斥不懂事的孩子。猫咬尿泡——瞎欢喜。

正败兴的时候，忽然想起分社摄影记者樊鸣涛给我说的，文化路上的太平洋商场今天开业，水产品最多最便宜。新开张的商场肯定人多，人多吵架的几率就高。我们赶忙飞奔而去。果然，太平洋内简直是人山人海，虽离春节还早，就已跟除夕临近似的，海鲜又多又便宜，营业员个个笑眯眯，不买都觉得过意不去。吵架的没找着，倒让我掏腰包买回些海米黄花鱼。

走出“太平洋”，孩子说，找个乱糟糟的集贸市场吧，那里准保有吵架的。于是，我们来到了印象中最乱的五里堡集贸市场。但一到那儿就有点犯“傻”：过去胡摆乱放横七竖八的这个市场，如今井井有条。摊档分列两旁，小商品、主副食品琳琅满目；中间又加干鲜水果摊车，苹果大枣红彤彤，香蕉鸭梨黄澄澄，看上去都眼馋。整个市场人挨人、人挤人，难找一点缝隙。但与我们“愿望”相悖的是，大家都不急不气，慢悠悠地“随流”而走。忽然，街侧一辆自行车和三轮车迎面而撞，自行车连人带车倒在三轮车把上。我与儿子相视一笑：“机会”来了！谁知那两人彼此看看车、人无损，居然互一点头，各自走人。

天黑了下来，我们实在没了找到吵架者的信心。懊丧地回到家里，都快7点了。妻子听说我们是去找吵架的啦，哈哈大笑：“吵架的肯定有，不过真的少多了。”

年近80的老岳母接话茬说：“我天天都出去转转，没咋见着个吵架的。”

儿子更有气：“真是的，老师咋出个这题目。”

就在一家人觉得逗乐、“生气”，孩子无东西可写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寻觅吵架这件事，可以写成一篇新闻。

为什么？春节快到了，新闻媒体要有反映各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社会稳定、气氛祥和的报道，我和孩子寻找吵架的所见所闻，不正好体现这个主题吗？

于是，第二天我也没作任何构思，就那样直白地把上面寻找吵架的过程摆到了纸上，题目就叫《寻觅吵架的》，也没搞什么装饰、反复修改什么的，就发到了总社。

很快，这篇稿子变成了报纸头版报眼的花边新闻。

很快，《新闻业务》载文，称道这篇稿子之妙。

当年，此文收入《散文式新闻选萃》一书。

两三年后，经济日报社的一位副总编辑在《中国记者》撰文论述经济报道怎么写好时，推《寻觅吵架的》等为典型。

8年之后，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在其著作《记者的发现力》中，以较长的文字赞赏这篇稿子的采写。

整整10年之后（2001年2月），《寻觅吵架的》被收入《中外新闻特写名篇赏析》。

为什么这篇千把字的小稿子有此等生命力？

题材！是由于一个全新的题材成就了它。

这个题材反映的主题并不新鲜——春节临近，总社通知要发一些各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秩序稳定、气氛祥和的稿子。历年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当时还尚未完全从商品紧缺格局中走出来，社会秩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大的节日须要组织商品供应、要严抓一阵社会治安才行。但反映这样的主题思想的稿子，一般都是从正面“进攻”，直观地讲各地怎样抓这些工作，最后用一些数字堆上了事。谁也不会想到，可以用领着孩子满大街找吵架的这样的题材。而效果，不知要比改成一条《郑州市春节市场繁荣社会秩序稳定》的直观报道强多少倍。因为它不漏一点宣传的痕迹，是让人在读一个幽默、好玩的故事中，不知不觉“悟”到市场繁荣、秩序稳定这个社会现实的。

类似的稿子还有《省长，谢绝参观》，是通过一家乡镇企业连省长都敢“挡驾”、愣是不让省长参观一事，来反映知识产权问题的。此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农民身上，真是了不起。而事情发生时，又显得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平淡，没有任何人在意它，更不可能感悟到是一桩大新闻。我把它写成新闻，总社把它播了出来，人们才觉出其分量，不但媒体用着好，它还获得当年河南省新闻奖一等奖。

我讲这些故事什么意思呢？一句话，写新闻就要想办法找那些没人写过的题材。不要见人家写什么自己也写什么，去年写什么今年还写什么，像过去农村报道中的“四季歌”，重复过来重复过去。我曾不止一次地对我工作过的河南分社、黑龙江分社的年轻记者讲，在新闻写作中，最省办最易见效的，就是题材领域的突破和创新。这简直就是当记者的一个诀窍。

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故事——思想发掘的话题

第二个故事叫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故事。

生产队这种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同学，记事时基本上都没有了，农村已经是行政村、村民小组了。我们则都是生产队时期的见证人。

生产队是农村最基层的一种组织，它上面是生产大队，再上面是人民公社、县，农民叫“社员”——就是人民公社社员。生产队这种体制，使农民没有一点自主权，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压抑了生产力，绝大多数地方穷得吃不上饭。所以才有了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社员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秘密解体生产队，偷偷实行“大包干”（后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件，所以才有了后来这种做法一经肯定，立即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全国生产队几年间就解体得一干二净，所以才有了从经常吃不饱肚子、饥不择食到“卖粮难”、买食品挑三拣四、嫌这不“绿色”、那不“环保”的今天。

但是，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生产队解体多少年之后，居然还有一个一直“坚持”着没倒。这就是黑龙江省双城市黎明村第四生产队（简称四队）。直到1998年，也就是在小岗村生产队解体20年之后，它才解体，所以也被叫做最后一个生产队。

当时，黑龙江的地方媒体如《哈尔滨日报》等，都发了消息。

人家已经报过的题材，新华社再怎么报呢？我当时并未考虑好。于是决定，先不做大的报道，思考一段，看看时机再说。于是只让记者高淑华同志写了一个内参稿就不再提了，而是心里一直秘密地酝酿、琢磨，怎么挖掘出新的思想意义。我说这些话的用意在于：一个有价值的题材，当你悟不透它的时候不要轻易地浪费掉，不要轻易糟蹋了。

199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本来这一年，尤其是下半年，主要是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报道时段。但由于夏秋时节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灾，抗洪报道以及后来的抗灾、防疫、越冬安排等，一度成为主体。抗洪救灾基本结束之后，纪念性报道重又铺天盖地：消息、通讯、综述、照片、图表等，不一而足。但大多数报道都是回顾性的、工作总结性的，多是从起点的1978年下笔，一路写至1998年时发生了什么变化等。而从终点入手，写事件性新闻的，几乎未见。

此情此景使我感到，重新挖掘最后一个生产队思想的时机到了。因为这是一个当年所发生的事件性新闻，是一个可以从20年进程的终点下笔来做的大文章。这一题材的特殊性、传奇性，完全可能给当时看多了其他大批纪念性文章的读者一种奇特的新鲜感。

再有，最后一个生产队解体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1998年之初，而到年尾才是正式纪念日的过程，又给它的新生体留下了十来个月的成长观察期。这十来个月，正好让解体后的四队农民，度过了庄稼从种到收的过程。解体后效果怎么样，基本上可以在第一个收获期看出些端倪。应该说，黎明四队这颗果子，此时可谓瓜熟蒂落。

11月11日，我们踏着初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来到最后一个生产队调查。我们察看了原生产队队部、队办企业、解体后新建的塑料大棚、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民开办的批发商店。同时，召开了座谈会，还进行了家访。采访的范围广及原四队社员、会计、生产小组组长、生产队长、镇长及双城市领导，还有那些在生产队没解体时保留社员身份、但最早独立出去的跑买卖者。

大量材料把一个难得一见的生产队标本呈现在我们面前：社员们三三两两到一处集合，先来的人怕吃亏，等人来齐了才干活，一等就是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干活当中集体号令一起休息，休息后再一起干；收工的时候到了，大家一块往回走。农忙时，男劳力11分，女的9分；农闲时，男的9分，女的7分。干多干少都是这个数……

不仅农业生产如此，连生产队的队办企业——锅炉厂也沿用这种管理方式，不管厂长、技术员、推销员，还是一般工人，不论贡献大小，统统和种地的社员一样记工分。于是厂子很快萎缩，不但难以补贴社员，还背上债务，最后也趴了窝。

不愿受此限制者甘愿丢掉生产队这待遇、那福利以及“视为自行退社”的处置，自己跑出去闯荡。于连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外出贩菜年收入五六万元，光手机费一年就花四五千元。与四队地挨地的黎明二队，当年穷得叮当响，搞起大包干后，群众收入很快超过了四队，于是四队人心浮动，原生产队的体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998年1月12日，四队社员集体投票表决：解散生产队，实行大包干。“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座谈中许多农民眉飞色舞地讲起当时分地情景，说起务农之余打工经商的苦乐。

基本素材采访完了，我们接着进行思想采访、资料采访、政治理论采访。我们翻阅了当年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后的历史资料，查阅整个“大包干”推行过程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文件。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使我们对最后一个生产队解体意义的认识一步步深化。它能在改革开放后继续留存20年，让人深切感受到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政策的宽容性和包容度。

接着，我们又把黎明四队与20年前就解体的安徽小岗村联系起来思考，不仅对共和国改革开放步履感受特别深切，而且也更领悟到了邓小平理论的经典意义。

稿子基本写成后，11月24日我们带上它直奔总社。总编辑南振中同志看后高兴地说，这是篇真正的新闻。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这个故事的灵魂，要客观表述，无须多加评论。他给当时负责纪念报道的何平同志（现为新华社总编辑）打电话，介绍这篇稿子，要求列入发稿计划，作为重点稿经营。何平同志看后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我们咬住“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这个灵魂认真修改后交给他，他又动笔亲自修改，定题为《迟到二十年的历史跨越》，并报南振中同志。南振中同志即在稿子上批示：“稿子写得很好，有思想深度，作为重点稿播发。”

稿子12月2日播发后，立即赢得媒体青睐。《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每日电讯》、《经济参考报》均在头版头条刊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摘播；《黑龙江日报》、《解放日报》、《重庆日报》等地方报纸在重要版面刊用；香港的《大公报》、法国的《欧洲时报》等媒体纷纷刊载。中央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派摄制组前往黎明村赶拍电视专题片。后来，日本记者也专程前往黎明村采访报道。

媒体不但采用稿件，还就此纷纷发表评论。

香港《大公报》按语：

自愿保留生产队经营体制的黎明村，曾以红红火火的大锅饭惹得邻村眼热了好一阵。20年后黎明村的人们又自愿将生产队解体，走上了大包干之路。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农村的深刻变化。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主办的《特供信息》发表文章《“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意义》：

新华社日前发表了“最后一个生产队解体的纪实”的报道。报道说，当初农村改革开始时，黑龙江双城黎明村第四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表决，结果绝大多数社员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于是决定继续吃“大锅饭”。原来，这个队人多地少，300多亩地几乎全部种菜，当时一亩菜顶几亩粮，又办了一个锅炉厂，每年利润几十万元，使社员劳动日值高达5元钱。而当时许多地方的劳动日值不过几毛钱。县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都想法把孩子或亲属的户口往四队转。四队的“大锅饭”虽非大鱼大肉，但低水平的温饱也足以让人眼热。另外，在四队当社员，什么时候该种啥、咋管理，都不用操心，税费、风险都由集体担，男的干到60岁，女的干到55岁，每月可领到50元退休金，外地农民想都不敢想。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在没有亲眼看到大包干后那种勃勃生机和成果时，他们宁愿选择已有的相对优越和安闲。然而，事实最终教育了四队的社员。这20年来，他们的分配水平、生活水平渐渐地和别的实行大包干的地方拉开了差距，锅炉厂也每况愈下，最后终于被压趴了窝。今年年初，四队的社员们在事隔20年后终于又一次投票表决：解散生产队，实行大包干。

［主持者言］　如果不看这篇报道，你真不敢相信在农村改革已经经历了20年的今天，中国境内居然还有“生产队”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生产组织的存在。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写得非常之好，完全有资格获得本年度的新闻大奖。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文中解释“最后一个生产队”为什么能“保存”到今天的原因时这样分析：“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明智之处在于，不搞强迫命令和一刀切，对改革的选择实施不争论，暂时看不明确的东西允许看，就这样，生产队体制在这东北一隅保留了下来。”这正是“全国最后一个生产队”的真正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当然，现在黎明四队的“社员们”通过20年的漫长实践终于决定解散“生产队”而采用“大包干”，那也完全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能为了所谓的“比较价值”硬要他们继续“保留”下去）。也只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领导者才有这样的气魄和胸怀。试想，几十年之前，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对“包产到户”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也能够这样允许“留一留、看一看”而不是“斩尽杀绝”的话，农村改革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的改革说不定会早个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呢。历史的经验证明，越是“左”的思想路线，往往越容不得“异类”的存在而容易走极端。今天，在邓小平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形势下，我们不是仍然能够容忍那些与时代主流唱反调的“左”派们办刊物、发文章、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吗？再试想一下，假如让他们来当权，他们又会怎样呢？

《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从小岗村到黎明村》：

从昔日小岗村冒风险搞秘密协定，到今天黎明村公开集体投票做出同样的选择，其缘由不尽相同。小岗村是迫于贫穷和饥饿，而黎明村则是民主进步的结果。如今，像黎明村这样集体投票决定本村重大问题的做法已成为法定程序，这说明农民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这一连串的反响，不是得益于对最后一个生产队这一题材的思想开掘吗？如果步地方媒体后尘，单发一个动态，恐怕就不一定是这样的效果了。

说到这里，我想再附带讲一篇也是由于挖到了一个题材的“思想眼”而成功的稿子。这篇稿子叫《我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中俄界河》。

那是1998年，我随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等考察中俄边界。我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线一共4000多公里。其中内蒙古、吉林、新疆三省区占1/4左右，黑龙江一省与俄罗斯交界的则约占3/4，3000多公里。这3000多公里，我们实地跑了2000多公里，边界上的情况，基本上一清二楚。其中使我揪心的是我方领土长年丢失之事。

由于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咱们这一侧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造成江岸不断塌陷，江岸线向我方后退。不少地方的江岸，后退速度每年竟达3～4米。俄罗斯一侧则大多树茂草密，堤岸非常坚固。这样河流就不断向我方偏移，两国用以划界的主航道中心线也自然向我方偏移，不知不觉地领土就丢了。乌苏里江基本上也是这种状况。

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不向上反映呢？分社的同志说，反映过，没引起注意；主管部门的同志说，向上报告过，没用。

人家已经反映过多年却没有引起多少重视的事情，新华社再反映行吗？用什么视角、用什么角度来写这个东西，才能比较容易引起中央重视呢？我陷入深深思索，脑子里一遍遍“播放”考察过的场景。

那是7月25日上午10点多钟，我们站在乌苏里江边的209高地向水里眺望，在我一侧的珍宝岛一览无余。我们乘船登上小岛，看到了发生在1969年那场战争的遗迹，听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这么小一个岛子上，当年中苏曾打起一场世界瞩目之战。3月的北国，冰雪覆地，气温极低。当时曾发生这样一件事：在岛上，双方军人同时设伏，一夜过后，苏军有两人被活活冻死。就是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中国军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有着优势装备的苏军，保卫了自己的领土。为了这么小的一点领土，我们当年付出了多少代价呀！有些数字是不方便讲出来的。可如今呢，我们的领土在长年悄无声息地丢失着。塔河县依西肯乡那段3600米的江岸，就丢掉了珍宝岛73％的面积；三江口至抚远的200多公里河段，每年丢进江去的领土就近一个珍宝岛。省水利厅勘察的200余处、总长300公里的重点塌陷段，30年间损失14万亩，相当于120多个珍宝岛。

这样严重的领土丢失，怎么能漠然处之呢？我们对得起那些为了保卫珍宝岛而流血牺牲的伤亡将士吗？

有了，这篇稿子的“思想眼”有了——把现在的领土丢失与当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结合起来写！于是，一篇《我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中俄界河》的稿件很快从键盘上跳出。这里说每年丢掉一个“珍宝岛”，是留有余地。稿中特意注明：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实际损失量可能要大得多。

稿子被采用后，一炮打响。

虽然当时抗洪大战正酣，朱镕基总理仍然立即批示给计划、国土、水利、林业等部门领导同志处理此事。尤其是12天之后的8月31日上午，他在哈尔滨呼兰县利民镇沿江村一处遭受过洪水侵袭的公路上，接见林业老劳模马永顺中再谈此稿。

当时我和其他记者正在现场采访。总理对马永顺这位林业老英雄几十年里为我国林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你这一辈子干了两件好事：当国家建设需要木材的时候，你是砍树劳模；当国家需要保护生态环境的时候，你是栽树英雄。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马永顺对总理说，今年发这么大的水，我从没见过。这与山上的树砍得太多有关，树不能再砍了。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实在太有必要了。

总理说，今年我国南北都发生了特大洪水，造成这一灾害的原因是气候异常，普降暴雨。但是，洪水长期居高不下，造成严重损失，也与森林过度采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行洪不畅有关。

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忽然谈道，我那天看到一篇参考材料，说我们每年相当于一个珍宝岛的面积——珍宝岛是你们黑龙江的吧（徐有芳：是）——丢到江里去。什么原因呢？是我们有的地方开荒种地，一直开到了江边——开到黑龙江、乌苏里江边了，原来江边的树木、草地都被破坏了，庄稼种到了江边上。结果一发大水，专冲刷我们这一边，堤岸一块块塌到江里去冲走了。这样，江河主流就偏向我们这一方了。而国界是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的。这样，国界就不断地向我们这边移啦，一年丢掉一个“珍宝岛”，不得了啊！

就这样，总理边说边打手势，基本上复述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内容。作为这篇稿件的作者，当时我在现场的心理感受不难想象。我一边盯着总理的脸，看着他说这番话时的神态和一举一动，一边不时扫一眼袖珍录音机，生怕它出现什么故障。所幸它一直在无声地转动。随总理此行，从黑龙江又跟总理到吉林采访的总社记者张宿堂同志后来告诉我，总理在吉林也讲了这件事。这是后话。

接着，朱镕基要求黑龙江切实搞好封山植树，退田还林还草和护坡护岸工作。并当众说：“说老实话，当初我们常委研究，提他（徐有芳）到这里来当书记，就是要他来护林造林的呀。”徐有芳原是林业部部长，他也说：“我给新华社记者讲了（指记者前不久给他发的一篇内部报道里的话）我要当第一护林员。”总理说：“是啊，不然，把徐有芳派到黑龙江干啥呀。”

当天下午，徐有芳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总理和各部委汇报抗洪救灾情况时专门提到：我们坚决要搞好森林资源保护培育工作，特别是朱镕基总理关注的黑龙江、乌苏里江领土冲刷丢失问题，我们要实施一项界江界河防护林工程，通过植树造林，护坡护岸，保护领土。

接着，大约是到第四季度，国家计委、国土资源、水利、林业等部门的人员，直接到黑龙江与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具体讨论界江界河的工程防护问题。

第二年，项目正式批准，即从1999年开始，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等界江界河，同时实施两大工程：一是水利上的界江界河护岸护坡工程，一是林业上的界江界河防护林工程。

以前反映过而没引起重视的题材，再挖出一个新的思想内涵就是另一种结果，可见主题思想的开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毕业论文的故事——写作求新的话题

我上大一、大二时就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毕业论文了，新闻方面的毕业论文。

我从小喜欢新闻，1970年初中毕业以后，我们村——当时叫大队，成立了一个报道组，我是组员之一。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啥也不懂；也没什么媒体，一个省里只有一张《河南日报》、一个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不像现在能投稿子的媒体这么多。所以也没奢望，写个稿子送给公社、县广播站就满足了。很快，我有一篇题为《丰收在望不松劲，田间管理不放松》的稿子被清丰县广播站采用，上午、晚上各广播一遍，自己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积极性调动起来，愈发喜欢上新闻。高中毕业后，我写的新闻就开始被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采用、被《河南日报》刊登。恢复高考时填报志愿，我报的是郑州大学新闻系，录取后其实是中文系，但选修新闻课。老师指导我们搞新闻研究，收集记者作品。在诸多新闻记者的作品中，新华社一个老军事记者的稿子，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这位记者叫阎吾，多年从事军事报道。1946年任前线记者以来，参与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沿海岛屿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越自卫反击战等报道工作，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新闻作品。他采写的一篇篇“情景新闻”，不仅为我军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而且在军事报道中具有独特风格。

这种新闻的最大特点，是用白描手法使事实与形象融为一体，读着非常生动。而当时，报章上的新闻写作，由于脱胎“文革”不久，“八股”之风未退，是不大让人喜欢的。正是基于这种针对性，我倾注了不少心血致力其研究。后来，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试论阎吾同志的情景新闻》。在这篇论文里，我揭示了“情景新闻”的内涵，给它下了定义：情景新闻是以现场情景的真实细腻描绘为主体的特写性消息。文章概括了阎吾“情景新闻”的特点，论述了其意义和在新闻领域里的地位。论文受到高度评价，经有关专家审议，最后收入郑州大学《文科学生论文选》一书，后来，新华社《新闻业务》又予发表。

毕业后我分到了新华社，做了记者。当我也拿起笔写新闻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的毕业论文，想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尤其打算要实践自己的研究成果，把合适的题材，写成“情景新闻”，冲冲当时的“八股”。

可惜，不知道是我写得不行，还是编辑看不惯这种表现形式，自己的稿子多被枪毙。但我不死心，“虽九死其犹未悔”，还是积极地去尝试。这些尝试稿，不定那个编辑一“松手”，放出来一篇，就能收到比较好的宣传效果。

比如，1985年我写过这样一篇消息，就播了出来：《一则骗人广告使几百农民流落街头》。这里面我大胆运用“情景新闻”的手法，开头就写：

28日下午，烈日如火，酷署难耐，记者路过郑州市政四街时，望见街道两旁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农民。他们有的铺个破席片子，有的铺个烂纸壳子，还有的干脆将被单直接铺在发烫的水泥地上，头上枕个提包。记者上前一问，马上有50多人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诉说自己受广告欺骗来郑州参加食品培训班的不幸。

接下来就交代事件的背景：郑州市花园路粮管所食品厂是怎么假冒郑州市粮食局直属厂名义，怎么通过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培训班的广告，把好多人骗来的。学员被骗来以后，吃不上住不上；收了钱，不培训；没培训就发结业证书，钱也不退。

稿子发了以后，《人民日报》、中央台、《河南日报》、河南台等很多省内外媒体都采用了，很快引起反响。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立即指示对这个事件进行查处，除了没收粮管所食品厂大部分办学收入外，另加罚款。同时河南省工商局向全省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市、县工商部门，对本地的广告经营部门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整顿，对发布虚假广告的刊户和广告经营单位，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并对假广告对用户的消费造成的损失，由刊户和广告经营单位赔偿损失，对违犯《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屡教不改，性质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律者，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不准经营广告。粮管所食品厂做了检讨，省电台也写出了应负责任的报告。对此处理结果，除新华社发了消息外，当时的《中国广告报》也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题目是：《花园路粮管所食品厂用广告行骗受处罚，河南省工商局通知各地加强广告管理》。同时，这家报纸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广告宣传必须对人民负责》。

此后，我还写了不少类似的“情景新闻”，如《河南进行招聘环保畜牧两局局长考试》、《年终岁尾检查何其多》、《伐木逼鸟兽四散出境，“天保”唤动物结伴还乡》等，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实践自己的研究成果最应该、也最易见效。同学们将来毕业以后，如有可能，也希望先实践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要将自己的论文束之高阁，只起资料作用。

实践自己毕业论文的益处，还不仅仅是自己也执笔写“情景新闻”，更重要的是，它让我尝到了写作求新的甜头，采写稿件时不轻易放过创新的机会。

如“梗概导语”——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不准确，就是把一个故事的梗概写成导语——也是一例。那是1986年，全国作文研究中心、文心出版社《作文》杂志搞了一场中小学学生作文邀请赛。《作文》主编——我在郑大上学时的老师王素英找到我，想让新华社就这场比赛发一条消息，以扩大影响。

我比较为难，因为从题材上来讲，毫无新鲜可言。当时各种竞赛、邀请赛等已经很滥了，一个作文邀请赛算得了什么，总社会发吗？恐怕连分社这一关都过不去。从时效性上讲，更不行。比赛进行过那么长时间——约两个月了吧——集子都出来了，还叫新闻吗？基于这种考虑，我没答应个痛快话儿，说材料留下考虑考虑再说。

王老师走后，我就陷入了思考。这条消息即使要写，也就是个三五行便交代了，没有什么好讲的。于是匆匆草就如下稿：

1986年全国中小学学生作文邀请赛揭晓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解国记）：全国作文研究中心与文心出版社《作文》编辑部举办的1986年全国中小学学生作文邀请赛评选最近揭晓，上海马翊亿、天津李正辉、河南郝红梅、浙江王卉和江苏杨明同学获得一等奖。另外还有10名同学获得二等奖，17名获得三等奖。

写了个底稿后，又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就扔在一边，再慢慢地想，并不经意地翻阅孩子们写的那些作文。几十篇作文翻过，被其中一篇题为《名声》的文章所打动。

在排列顺序上，《名声》并未排在首篇位置，而是随意地夹在了数篇作文中间。但它的感染力却超过了前面的作文。

我爱人李俊田，是个教师，也是我绝大部分新闻稿件的抄写者，后来是打印者，真正的“第一读者”和毫不留情指出我稿件毛病的批评者。她下班后，我又把那本集子给她，让她也看看这些作文写得怎么样。给她时，关于哪些作文好的暗示我一点都没有露。但没想到，她读后竟和我的感觉一样：许多作文一般，惟有《名声》写得叫人心灵震颤。

这可是一个普通教师，一个普通读者的感觉。既然我这个专业新闻工作者和一个普通读者都觉得《名声》好，我何不在这篇作文上打打主意呢？

于是，我把第一稿推倒，专心把《名声》的梗概、情节浓缩成一条导语，并且反复地修改推敲，最后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农村女孩子，因借给男同学一枝钢笔而被嘲笑为这个男生的“媳妇”。她的座位还被贴上了红纸剪成的“喜”字，评“三好”也吹了灯。她怕这个“名声”传到父母耳朵里会被“勒死”而差点寻了短见，最后在日记里写道：“将来……我要当一名教师，绝不让第二个女生像我一样不幸！”

导语以后，我才写其他东西。

稿子发总社以后，心里捏着一把汗，怕被毙了。还好，发出来了，而且报纸采用效果之好，出乎意料之外。编辑是著名记者郭玲春同志。她后来开玩笑地说，亏是我处理，要是别人，可能会给你“面”了。

这篇稿子如果按照一般写法，可能媒体睬都不睬，《人民日报》更不可能用。即使用，顶多是文教版上的“火柴盒”。但这次却在头版用三栏题登出来了，且题区做得很大：“像萌发的幼芽破土而出/似带露的鲜花芬芳四溢/全国中小学生作文邀请赛获奖作品受到表扬。”《河南日报》也在头版用三栏题登了出来，其他还有很多省级报纸都用了这份稿子。

消息用得好不说，还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发了这条消息的第二天，在头版“今日谈”专栏发表大保的文章：《为了孩子》；12月8日又在同样的位置发表孙盛琳的文章：《不要冷了孩子们的心》，从不同角度谈《名声》作文思想的含量和意义。

接下去便形成一场“名声”之风。当时的《河南日报》政教处处长王果华同志告诉我说，我们要利用你这篇消息把文章做大。很快，《河南日报》就把这篇作文调出来，在头版头条以半个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同时发表记者《调查附记》，谈了《名声》的成文经过，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接着，开辟了“《名声》发表后的反映”专栏，摘发读者来信。那一篇篇来信，几乎都是用泪水写成的。再下来，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河南日报》在第三版开辟了讨论专版，从11月份开始，直讨论到第二年的1月13日，专版连续发表讨论文章。讨论结束的时候，还请了著名专家学者如曲啸等发表文章，《河南日报》写了讨论结束语，结束语的题目是《讨论仅仅是开始》。

与此同时，《名声》的作者郝红梅同学收到更多的读者来信，《商丘日报》也辟栏进行了摘发：“《名声》的回声——郝红梅收信摘片”。并发表了报道《名声》产生过程的报告文学《青春的证言》。

接着河南电影制片厂、文心出版社和省教委联合录制了一部同名电视剧《名声》。这部电视剧放映后，在后来的“飞天”评奖中获得二等奖。文心出版社办的《作文》杂志名声大振，发行量大升。

此时再回过头来想：假如当初我不是发“梗概导语”稿，而是草草地发那条三五行字的一般写法的消息的话，能有这样的连锁反应吗？

在调研稿件的写作上，我也进行过大胆突破。调查研究是一种非常好的工作手段和采访手段，但不少调研稿件的写作却存在一定缺陷，基本情况、存在问题、思考建议的“三段论”观点加陈述性的静态材料等，抓不住人的眼睛，硬着头皮读也打不起精神，影响了这种作品的传播效果。

为了改变调研稿件的这种缺陷，我尝试了不少做法，比方：选择能够搅动公众心弦的题目，能够见人之所未见，敢于道人之所难道等，但最有效的，一是在调查报告里引入故事性的情节；二是用富有表现性的对话来增强调研稿件的生活气息。

先说引入故事性情节。1986年、1987年，我和总社记者姚光（当时在经济参考报，后任广西分社代社长，现为新华社副秘书长）搞过两项大的调查，一是粮食合同定购调查，二是棉花问题调查，写作中都采用了这种手法。当时，政策、信息流向农村的渠道不畅，粮食合同定购实行了一年，许多农民还不知道。我们到村里拦住路旁的农民访问，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合同定购是怎么一回事。当模模糊糊听了我们一些问话后，说：“哦，你是说交公粮（老百姓管过去的统购统销为交公粮）吧？”怎样把这种问题反映出来呢？我们在笼统地讲了一些面上的情况以后，就在文中引入了这样一个故事性情节：

在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家里，记者问他定购合同是什么样子，拿来看看。他说：“去年是个本儿，今年是张纸儿。”在旁的一个驻村国家干部纠正说：“哪儿咧，去年也是一张纸儿。”支书说：“我咋记得是个本儿咧？”他去找了有20来分钟，拿回来一个小本本：“这不，是个本儿。”记者一看，不是去年的粮食合同定购本，而是1984年的《粮食征购任务通知书》。支书不好意思了：“八四年的？我再寻寻。”又出去十来分钟，拿回来一张纸：“我的找不着了，这是吴兴元家的。”

稿子发表以后，很多人说，这个故事好极了，比你说千万句合同观念淡薄都有力。连一村之首的支部书记都弄不清是个本还是张纸，一般群众还用说吗？

1987年搞棉花问题调查时，有一篇是专写前两年有关部门在棉农售棉时如何进行压级压价的，里面也运用了讲故事手法：

太康县一个农民为了尽量多卖几个钱，拉着一车子棉花，从本县拉到驻马店地区的上蔡县，上蔡县拉到汝南县，汝南县拉到新蔡县，无处不压级压价。为了寻找“公理”，他又拉到周口地区行署喊冤，有关同志赶紧给他安排食宿，他竟饿得瞬间吞下两大碗肉丝面和六个烧饼。行署看他拉的棉花确实好，就给他联系到淮阳县去卖。他拉去了，不想淮阳照压不误。这位农民终于灰心了，又拉着棉花回了太康，结束了这场横跨两地区四县、近千里的折磨。

1988年我们写农村干群关系调研稿，讲到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时候，也是用了一些故事性的情节。

关中户县涝店乡一位乡干部到一农户收粮，主人说，麦子霉了，干部不信，自己搬个梯子到楼上查看。他刚一上去，那农民就把梯子抽掉，弄得干部下不来“台”。

去年陕南某县上上下下动员农民养兔，有关部门还向农民发放养兔贷款。但“兔子热”刚刚兴起，又停止收购兔毛，许多负债累累的农民一气之下把兔子背到乡政府，说：“兔子我不要了，贷款我也不还了。”说罢，把兔子往乡政府大院一倒，扬长而去。

再说用富有表现性的对话增强调研稿件的生活气息。不少调查报告看不到对话，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觉得，只要对话能表现出事实，就尽量把对话拿到调查报告中来。因为来自群众的原始对话，往往充满生活气息，很能使文章生色。1987年，我们写《国务院“紧急通知”下发之后》，在反映国务院“紧急通知”在下边的落实情况时，就用了大段大段的对话：

记者来到河南省中牟县朱庄村，在村头同一位去地里干活的农民攀谈。这位农民一听我们问及挂钩柴油、化肥的事，气就不打一处来：“柴油一个人1斤两，化肥一个人1斤1两，光有票，买不上。也不值得一趟八遭跑，还不够耽误工夫哩。”问他粮食定购任务一个人多少，他说：“你算哪，我五口人，644斤任务。”（平均每人64.4公斤，按河南奖售标准，应是人均6.4公斤化肥，3.2公斤柴油）问他得多少预付定金，他说：“啥预付定金？连听都没听说过。”

写到在乡里采访时，又有一段记者和乡长的对话：

记者问及挂钩物资兑现情况，乡长说：“预付定金没搞。化肥、柴油100斤粮食奖多少？5斤还是6斤？反正粮管所里知道。咱给村干部讲得严着呢，不准克扣。”至于“紧急通知”，乡长、书记说，没见到，县里也没传达。记者问：6月30日的报纸登了，看到没有？乡长说：“没有。”

反映县里的官僚主义，采取的也主要是对话：

县委书记和主管这项工作的副县长都说没见到上边发来的正式文件，上边也没传达。记者问：“报上登的呢？”“报上的见了。不过和原来的精神是一致的，不允许克扣挂钩物资。这个精神过去都贯彻过，开会不断强调，发现问题也及时处理解决了。目前夏粮入库比较顺利，没发现啥问题。”

这些对话，可以说非常传神地反映了基层的一些情况。所以稿件播发以后，好多报纸采用，一些读者还给报纸写信，写文章，就这个事发表看法。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在一篇谈话中称赞说：“这篇东西很有意思，反应很好。”1997年，总编辑南振中同志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这一段描写时说：“这是多么精确的发现，这是多么传神的写照。”其他稿件也是，发内参则领导批示，发公开则读者来信一堆，说明调研稿件的写作这样改造以后，效果是好的。

我曾经把自己在调研稿件写作上的探索写成一篇文章，叫《让调查报告活起来的尝试》，发表在《新闻业务》上（《中国记者》公开发表时题为《让调研稿件雅俗共赏）》。2001年，新华社建设70周年，要出《我们的经验》第二卷（《我们的经验》是1964年出版的，被奉为新华社的“圣经”），《让调查报告活起来的尝试》被收入其中。

以上三个故事的话题，说到了新闻采写中的题材、思想和写作问题，其实新闻采写中主要也就是这三个方面。一篇新闻作品要么题材新，要么思想新，要么写作手法新。不能做到其中之一新，稿子里边哪怕是有一句话是新的，是别人没说过的有点意思的，人家读你的稿子也觉得不亏。实在都做不到了，才去重复别人，或者重复自己。

“农民外事家”的故事——对待失误的话题

最后讲一个“农民外事家”的故事，是谈教训，谈自己如何对待失误的。

1984年7月，我写过一篇通讯《农民外事家传奇》，发表在《瞭望》周刊上，主要报道河南省商城县农民王驾远与日本姬路市福田一郎的交往。背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别山商城四顾墩乡河口村老农王驾远，创作了一幅文字中堂，来歌颂农村的新气象，中堂的词非常漂亮：

依山傍水，瓦屋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丰收靠俺不靠天；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凉的卡身上穿，长也称心，短也如愿；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晚归妻子儿女话灯前，古也交谈，今也交谈；安民政策喜心田，如今娱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这幅中堂经新闻媒体刊登转载后，许多省、市、区读者给王驾远写信称赞。日本姬路市一个叫福田一郎的，自称中日友协会长，也给王写了一封信，称赞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并且给王驾远和村干部写了两幅汉字正楷条幅：“愿两国人民的友情与日俱增，日中友谊之树根深叶茂，万古长青”。王驾远收信后又给他回信，寄照片，福田一郎再给王回信……如此反反复复越来往越红火。于是很多新闻媒体如中央台、《羊城晚报》、《团结报》、《河南日报》、河南台等又连续报道。

那年我一到商城，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都给我介绍这件事，而且县文化局还发了［1984］第6号文件：《关于在日本举办商城农村风景风俗画展览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打给省文化厅和省外事办的，大意是：福田一郎给王驾远写信说“我愿举办中国河南省商城县农村风景、风俗画展览”，请王驾远帮助募集40幅至50幅画寄去，通过此画展，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变化。

由于这个题材比较有意思，我当下决定去采访。第二天坐北京吉普走一段路后，徒步翻山越岭到王驾远家察看，亲自过目第一手资料，兴奋不已，想了一个好题目，称王驾远为“农民外事家”——他老搞“外事活动”嘛。回来就写了那篇通讯，发到了《瞭望》编辑部，《瞭望》配三幅照片刊登了出来。

不想，编辑部很快转来有关部门的一封公函，说福田一郎不正常，“中日友好协会”等6个组织的会长是他自封的，6个组织也是他一手编造的；福田一郎同我国的对外友协素无来往，也毫无关系。公函建议我有关报章杂志及接到福田来信的单位和个人，不再同福田通信联系，更不要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福田一郎的消息和文章。

从采访前资料的占有看，从采访的细密程度来看，我作为一个参加新闻工作仅两年多的青年记者，确实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努力。我应该担多少责任，也是不难理解的。但这封公函有一句话，还是一下子让我猛省，让我看出了福田一郎的“破绽”，感到了自己的失误，这句话就是：“中日友好协会，本是我国的对日友好团体，在日本不可能有此组织。”

是啊，福田一郎在他的信中，在他书写的条幅中，落款都清清楚楚：“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这明显不符合国际双边文书的表述习惯。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发表双边文告时，都会把自己国的简称放在前边。如中国和美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我们发表时是“中美联合公报”，美国就要表述为“美中联合公报”。但日本人把自己的对中友好团体称为“中日”，显然有问题，自己写稿子时也感到了它的不妥，而且在行文时还特意把它颠倒为“日中友好协会”。这个当时感到稍有疑点的细节，为什么不打个问号呢？堂堂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怎么与外国交往时把自己的落款搞错呢？如果当时能就这个疑点向国家有关团体咨询一下，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但自己当时宁可把疑点“中日”强改为“日中”，也没打破砂锅问到底，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得不给《瞭望》编辑部写信汇报全部经过，承认自己“铸成大错，损害了本社声誉”，表示“我应该作深刻检查，并作为一大教训铭记终生”。

还有1987年我写的一篇小稿子也出过另一类差错。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河南发现外地假劣农药》。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河南省有不少县级以下单位购进呋喃丹拌种药，经化验，大部分含量甚微。其中……扶沟县从山东宁阳县农药厂购进的含量为0.12％。用这种药拌种后根本没起到防虫作用，造成很大损失。”

文章发表后，山东宁阳农药厂找到《经济参考报》编辑部，找到我们新华社河南分社，说报道错了，河南查出的呋喃丹，并非他们厂生产的，而是其他地方生产的劣质农药假冒了他们的厂名，并且拿出了证据，缠住我们不放。没办法，《经济参考报》不得不在一版以“来函照登”的形式摘发了人家的来信。

这件事弄得我好内疚，觉得对不起编辑部，同时，如果厂家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更对不起人家厂家，因为宁阳农药厂会因此遭受损失。

按说，我报道的东西没错。我依据的材料是省政府办公厅提供的。省政府办公厅的材料是植保部门提供的，化验报告是植保部门抽查的，抽查样品明明是印着“宁阳县农药厂”厂名的农药袋里的药品，这有什么错呢？千真万确呀！可是，我就没有想到另一个层面，万一那一袋子农药并非人家厂子所产，是别人假冒的呢？在自己不能极为准确地断定是那家厂子的情况下，用肯定语气表达——“从山东宁阳农药厂购进”，能保证不出错吗？如果我当时不用这种肯定语言，而是客观表达，改为：“植保部门在扶沟县从印有‘山东宁阳农药厂’字样的药袋里取样化验，含量仅有0.12％”，不就任何麻烦都不会有了吗？如果真是宁阳农药厂生产的，这批评正好打你；外地假冒你名的，你也说不出啥。因为你从我报道里挑不出毛病来，我写的是从印有这个字样的袋子里取样化验嘛，这完全是事实，并没有肯定是你生产的呀！谁假冒你，你找谁的事去就是了。

两篇稿子的教训，成了我的宝贵财富。此后，我在采访任何事情中，几乎没有放过一点我感觉到的疑点，凡有自己认为不清楚的地方，都一问到底。来不及问的，宁可弃而不用，也不苟且成文。另外，在文字表述上，一再追求客观，不强加自己主观性的东西。

这些教训的吸取，反面经验的运用，在我1991年采写《郑州货站街信箱“十月怀胎”竟无人过问》（后被广称“大肚子信箱”）时，表现较为集中。采访中有关部门如何组织反扑，与他们如何斗智斗勇，如何抓死证据等，我曾有一篇名为《穿越“独家风险”的隧洞》的文章详细介绍过，这里不谈了，只谈一点反响。稿子发表以后，邹家华副总理批示，李长春（时任河南省省长）、杨泰芳（邮电部长）等批示，邮电部派员赴郑州督查，七八个责任者分别受到刑事拘留、开除、记过、警告等处治，全国邮电系统电话会议召开，中纪委、国务院纠风办负责同志均到北京中心会场，通报这一典型事件。

关于这篇稿子的客观表达技巧，1991年第7期《中国记者》特在“作品评析”栏目发表马桂花同志的《褒贬自在不言中》（同期还发表黎大东同志的《“十月怀胎”的警告》），文章称赞道：“纵观全篇，事实无时无处不在说话：记者用事实提出问题，用事实揭示损失。而形式主义者用于反驳的开脱之辞也无不以事实的真面目出现。记者看似平淡的语言饱含了讽刺、幽默的力量，勾勒出事情的严重及有关部门形式主义的滑稽面目，不动声色而褒贬自明。”南振中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曾用较长的文字赞扬这篇稿件，说此稿“字里行间流露出记者的机智与幽默”。

1994年我还写过一篇反映河南省邓州市徐楼村干部集体谋杀掉一位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农民的稿件。这个案件非常重大，极其典型，但在写作时，我极力控制个人感情，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为什么？一激动往往写“冒”，不客观。事越大越要冷静，一定要写得让人家挑不出毛病来，十分写成九分、八分，绝对不能写成十一分、十二分。这未必就会降低稿子的分量。稿子刊出后，江泽民同志就党的基层组织问题批了很长很长一段，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成为一些中央委员讨论时的话题，有关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总书记发出“一定要把全国80多万个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好”的指示，为期3年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展开。那桩案子本身，4名罪犯被枪毙，2名判有期徒刑，数十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人民日报发消息的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国法难容》。《新闻出版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敢为人民鼓与呼》的通讯。

我讲这些东西的意思就是：失误、摔跤不可怕，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接受教训，当成财富就是了。因为我想到，你们将来走上社会以后，恐怕也免不了失误和摔跤。摔跤了，要站直，别趴那儿不起来。

唠唠叨叨讲了几个故事，如果能给哪位同学一点点启发，就算我没有白说，我就很满足了。非常感谢大家！

　　对话

问：您写过不少举重若轻的东西。我想知道，能做到这样，在背后支撑您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您曾在哪些方面作了准备？第二个问题，在您举的这些例子中，好多稿子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这给我的感觉就是，记者的权力还是不小的。但是我在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制社会，需要舆论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您觉得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不好的事？我们作为记者今后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想知道，您的孩子几乎跟我们是同龄人，您和他讲不讲这些故事，您是怎么教育他的？

答：第一个问题，背后的支撑和实力准备问题。我觉得与上中文系打的底子有关系。上学期间学的东西、掌握的东西越多越好。其实，表现手法也好，题材领域的拓展也好，主题思想的开掘也好，都受文学作品很多影响，是把有些东西借鉴到新闻写作里来。同时，新闻的东西我也学得很多。郑州大学图书馆里的新闻书籍，可以说让我折腾了个底朝天。除了一本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借不到之外，我把所有的新闻书籍全读了，把历年所有的新闻期刊都读了，当时能订阅到的新闻期刊全订了。摘抄的、剪的新闻资料，集了几本几袋子。我后来出的《中外新闻轶事》、《中外新闻掌故》等书，主要源于大学期间积累的资料。我觉得是中文系底子加选修新闻课成就了我。后来，郑大专门建立了新闻系，运行中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闻系的学生上路快后劲弱，其他专业的上路慢后劲强。新闻系、传播系的，在感受新闻、认识新闻、理解新闻上非常快，比别的专业快，但自己的弱点要清楚，要多学习一些其他东西。大学图书馆、互联网等，现在各种学习手段比我们那时丰富多了。要利用好这些条件，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好，知识越多支撑力越强。诸位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过去很多情况不了解，即使是现在的情况也恐怕是城市来的不了解农村，农村来的不理解城市。而我们国家，农民、农村占有特别大的比重，又得走城市化路子，任务很重。这都需要大家要抓紧了解掌握国情民情。只有把国情民情吃透了，大学的东西也学透了，才会有强大的支撑，才可能把新闻写得举重若轻。

第二个是舆论监督问题，不用讨论，我们党是一直主张的。法制社会同样需要舆论监督。尤其是目前我们法制方面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更需要舆论监督。我觉得舆论监督是某些监督不能替代的。国外提得更高称之为：“第四种权力”。我们国内有家出版社好像也出了一本这样名字的书，作者我不认识，还把我写了进去。把舆论监督提那么高，不一定妥，但确实非常重要。我们这几年舆论监督的分量逐渐在加大，我们的某些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朱镕基同志，我曾7次聆听他的讲话谈话，其中有3次都称赞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不用讨论，但是有个度和量的问题，有个流速和流量的问题，把握得好才行。实事求是，讲究方略，是我的主张。

第三，关于我孩子的问题。我的一些稿子是和孩子一块儿写的，包括我前面讲的很重要的大稿子，有的也是他帮我打的。我们经常在一块儿商量稿子。有的稿子就是先给他和他妈妈看。他们比其他读者更敢说真话：“这个稿子不行，写的什么呀！”说的是，我就改。我也常给儿子讲上面那些故事，遗憾的是他“背叛”我比较远，学理工科了。但不可能不受影响，如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还有思维方法等。

问：中国的媒体受很多限制，尤其是在报道灾情方面。新华社可能受到的限制更大，影响人民的一些知情权。您受限制的报道权跟您作为一个为民请命的记者的责任感发生冲突时，您怎么办？

答：哪个国家的媒体都会受到一定限制，国情不同，程度不同而已。部分灾情报道是有规定的，但总的看，按规定办，利大于弊。在受限制方面，新华社可以说最小，因为它有公开、内参两个渠道。内参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发明。几乎很多事情，只要发生了，新华社就能使中央在第一时间迅速知道。在新华社当记者就有这个好处，我公开发不了就写内参及时发出，谁想瞒也瞒不住。新华社记者钻的能力特别强，多少限制都被我们冲破了。这也应该算是争取知情权过程中的一部分。知情权问题需要一步步解决。事实上与过去相比，现在不知道已经前进了多少了，不信你们回去可以问问自己的父辈、祖父辈。以后会解决得更好。至于为民请命问题，我觉得它和为党分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是记者，又是中共党员，做到为民请命、为党分忧才算全面。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除了这个，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越是站在为党分忧的角度，就越要为民请命，越要为民请命就越要以为党分忧的立场从事。从本质上来讲，这二者是一致的。还是那句话，关键在于讲究方略。

问：解老师，我非常想见到您，想了9年。我13岁就读过您的文章。因为我姐夫是您非常忠实的读者，非常崇拜您，是他推荐我读您的东西的。我今天没有问题，只是想说几句话。您今天的讲座，我庆幸我来了。我今天见到一位好父亲、好朋友、好老师，一位农民的好兄弟。

答：谢谢您和家人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没有什么多好的东西，没有评上很高级别奖项的稿子，但是读者认账，老百姓认账。大批大批的群众来信，《新闻出版报》、《南方周末》，还有其他报刊等对我的报道，可以部分说明问题。有一本书，写到中国有良知的记者，点了4个人，其中也有我，说我们“写出过牵动整个社会神经的新闻……是他们的社会良知让他们‘发现’了许多其他记者‘发现’不了的事实……历史将记住这些大写的人”。虽然不一定妥，而且我和书中点到的人也有很大不一样之处，但我还是要感谢读者对我的厚爱。读者这么认账这一点，可能获奖级别很高者也未必都能得到，所以我很满足。

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样的国家级大媒体，传播内容出现了“传而不通”的现象，《人民日报》更是退出了市场。请问您个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不同，岗位不同，考虑的问题也不同。我任新华社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后，我觉得我的职责，我的一项使命，就是探索这张报纸和老百姓的接轨问题，让这张报纸走出原来的圈子；社领导也要求我们探索国家通讯社、权威新闻为普通受众喜闻乐见的路子，使广大受众能够喜欢新华社作品。

我负责的这张报纸《新华每日电讯》，是1993年1月1日创刊的，专登新华社电稿。新华社每天播发200至300条通稿，《新华每日电讯》大约从中选登70至80条。由于种种原因，报纸确有不大让人爱看之处，这也正是今年改版的原因。我们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针对旧有的痼疾施药“四味”：改造指导性，弱化工作性，强化监督性，提升世界性。我认为报纸靠指令性、指挥性、工作性、文件性来实现其指导性是值得商榷的，媒体应主要靠给受众提供大量新闻事实，让大家从色彩斑斓的新鲜事实中，感悟、接受党和国家提倡的价值取向才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先选20条左右老百姓确实感兴趣的稿子，给好位置，作大题区，配图配表配言论，配背景配相关连接，浓墨重彩隆重推展，然后再把新华社其他“绿叶报道”错落分布其间。这样效果就不一样了，读者就爱看了。从我们收到的读者来信和接到的电话看，改版还是有成效的。尤其是今年“两会”期间，新闻研究所搞了一项无记名问卷调查，人民代表对我们报纸的认可度达89％，高居代表、委员能接触到的16种报纸之首。人民代表虽然仍不能和普通读者画等号，但也可说明一部分问题。况且我们并未以此为满足，一直在朝“国家大报风骨，普通受众口味”的方向努力，朝中央满意，群众喜爱的方向努力。

问：您刚才提到要使您的报纸走出一个圈子。我一直迷惑不解的是，党报似乎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它的文风、写稿的形式，变成现在的人民日报体、光明日报体，这是一种规定还是一种积习？难道真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东西吗？

答：党报的形式、报道的形式应该是什么，好像没有规定。我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下三册，翻过后来出的有关方面的文集，好像没有。顶多是规定哪些内容能登，哪些不能登。

党报应该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我觉得这是肯定要走的路子。有的报纸存在一些问题，是多种因素所致。好在许多同志都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求媒体把中央要说的和百姓想听的结合起来，总之大家都在图变，哪有不可改变的东西！只是恐怕要有个过程。

不要以为办党报的人不会办市场类报纸。《环球时报》、《京华时报》不是《人民日报》办的吗？《文摘报》不是《光明日报》办的吗？《大河报》不是《河南日报》办的吗？都很受欢迎。同是一个单位的人，办的报纸不一样效果，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我想问题迟早会解决，我持乐观态度。本报的探索就是一个例证。

问：在世界几个比较大的通讯社中，新华社的稿子相对影响力是比较小的，它将来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它的影响力呢？又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提高它的影响力呢？

答：新华社在国际通讯社里的排序大概在第四位，路透、美联、法新，然后是新华社。你说的新华社稿子影响力小，可能是指的在国际上影响力小。确实，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舆论现在都无法跟西方比，新华社某些东西也确实不太适应国际市场需要。但是现在新华社业务改革力度很大，今年出台的业务改革方案很好，效果也很明显。在国际上的影响问题也准备有所突破。今年新华社要搞的亚太地区中文专线就是一种尝试。我们一下子不能全面提升影响力，但在局部地区，在某个方面则不是不可能。这样一块一块地吃，步步为营，就可渐成大势。再一点，一个通讯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全在通讯社自身，它所属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基于此，新华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会日益提升。

问：我希望了解三个思想是否一致，即记者的思想、编辑的思想和《新华每日电讯》的思想。您作为《新华每日电讯》的总编辑，您个人的观点是否代表《新华每日电讯》的观点？

答：不能。《新华每日电讯》是新华社主管、主办、出版的报纸，它要代表新华社。它是承载新华社稿子的一张报纸，所以它反映的是新华社的意图。我个人的想法和意图，也是根据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根据对市场的判断和老百姓接受的可能性而产生的，即使这样，也得经过我们党组同意，由编委会实施，实际上那已经是集体的观点。如果我的想法和意图不被集体通过，我也只能保留。我刚才说了，新华社每天发两三百条稿子，我们仅用其1/3左右。符合我们报纸取向的就用，不符合的，或者版面限制，就不用，这是很正常的。用上的这1/3，可以说既代表新华社的观点，也代表《电讯》的取向。记者、编辑、报纸三者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目标一致。有时也会有差异，甚至有矛盾，不过不要紧，现在经常互动沟通，真理总会得到真理的位置。

李彬：今天下午，解老师给我们讲了四个精彩的新闻故事，聊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其实“明星记者”是少而又少的，绝大多数新闻人都是老黄牛，踏踏实实，甚至默默无闻。解老师虽然不能说默默无闻，但总的来讲，是老黄牛式的、脚踏实地的。我相信他讲的这些东西，对大家将来从事新闻工作无疑很有启发意义。

刘玉　刘昭华　仇檀　戴钦　左娅/记录整理

（2002年3月）

　　印象

如果说黄文的大悲悯来自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世界人民，那么解国记老师的大悲悯则来自中国现实社会中受苦受难的底层人民。我突然有一种直觉，觉得他这样的人应该是一名共产党员。果然，我的想法被他后来的讲话证实了。难怪辅导员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品质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感觉到的。”古人说，于平中见奇险，正是由于他把自己看得平淡，更让人感受到他身上所透射出的力量。（杜雪娟）

朴实的他笑得一脸真诚，有时还掠过一丝羞涩，操一口略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开始了他的讲课。他的文章通俗易懂，一如他一样朴实无华。（王一集）

想象中的解老师应该是虎背熊腰，最起码也该是高高大大的。解老师的出现着实吓了我一跳。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是记者，更谈不上“解青天”。个子不高，相貌平平。解老师的讲座也像他的气质一样朴实无华。（张越）

解国记老师讲课时的表情憨厚、朴实，但目光中却能看出立志突破原有框架束缚的锐利。（左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