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信

为做记者先做人

演讲人简介：黎信，本名李竹润，1942年生，江苏徐州人。新华社高级记者。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同年进入新华社。曾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高级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师，英国威尔士大学访问研究员，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兼任厦门大学教授。工作之余一直从事新闻学研究，其著述在业界和学界都产生广泛影响。代表作有《现代新闻写作与采访》、Popular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Revolutionary Modernity to Popular Modernity、《新闻英语》（电子版）等，并有数百篇学术论文及译作。

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

今天，想给大家结合我自己的体会，讲一讲怎么样当一个记者，主要讲两个题目：当一个记者怎么样做人，在做人的基础上怎么样当一个好记者，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个记者怎么样来提高自己，怎么样来学习。

我是江苏徐州人，出身非常苦。不到3岁那年，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祖母和母亲两代寡妇带着7个孩子为生存挣扎。我这个家极端贫困，几乎到了讨饭的地步。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里没饭吃，半夜三更有人敲门，喊“师娘师娘，开门”。开门一看，是我祖父做铁路工匠时收的一个徒弟。他给我们送来几个馒头，一家老小就靠着这几个馒头过的除夕。还有，从我记事起我就看着祖母和母亲一夜夜地不睡觉，给别人缝衣服。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确实吃了很多苦，但我觉得这对我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影响最好的一方面就是为我树立了责任心。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挣钱，要养我奶奶、我妈妈。另外就是不怕吃苦。

所以，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挣钱，贴补家用。你说七八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大家知道徐州是个铁路枢纽，那个时候用的是蒸汽火车头。一用蒸汽就会有水锈，现在除水锈都是用化学物质了，那个时候就得有人进去敲这个水锈，锅炉的口就那么大，大人是进不去的，必须要小孩进去敲，敲一天五毛钱。我就干这个活。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干过小工，在建筑工地上给人提过泥兜子。从小我就养成了一种想法，对家庭要有责任，后来慢慢长大了，经过教育就形成了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就是作为一个人，不仅对家庭有责任，还对社会有责任，对人民有责任。

1960年，我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老师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每年要2000块钱。当时那2000块钱可不是现在这个概念，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过是7块5毛钱，到我毕业的时候提到12块5，就已经相当好了。老师还说，你们对祖国、对人民、对党都要有一种责任感，毕业以后要好好为人民服务。那时的大学生，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的心情上的大学。

现在你们都可以自己找工作，有择业的自由，找到一个工作不满意还可以炒老板。我们那时候完全是国家分配。当时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一心要向雷锋同志学习，要做党的螺丝钉，党说去哪就去哪。于是，我这个螺丝钉就被拧到了新华社，从1965年拧到现在，一拧拧了37年。那时大学毕业生不是要报志愿嘛，开头我就不报，志愿上写着服从党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上级说不行，你们都得具体报，6个志愿得报满。那就报吧，我就拣最苦的地方报，什么新疆呀、青海呀、甘肃呀，都是离北京最远、工作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有人说，北外是全国著名高校，培养目标是初级外交官和外事翻译，学生毕业，几乎全部分配到中央机关，只有最差的学生才被分配去当中学老师。大学5年中，我的学习成绩年年都是全优。然而，我报志愿全部是中学老师。后来有一天老师来找我，说新华社要你，你去不去？党的分配嘛，我就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5年7月24日上午，大约是9点钟，一辆大巴士开到了北外，拉走了15个学生，10个男的，5个女的。我就从此在新华社扎下根了。到了新华社以后，对祖国、对社会的责任认识有了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逐渐具体化了。分配到新华社对外部之后不久，一位老领导找我们几个新同志谈话。他给我们讲了新华社的性质、任务，特别强调了新华社记者、编辑对党和国家的责任。他还讲了一个自己犯的错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讲的这个错误，我终身难忘。那是1950年，他当时是我们对外部副主任。当时西藏的地方政府正在和中央谈判，谈判的同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向西藏进军了。西藏原地方政府的那些反动分子，准备在昌都打一仗，阻挡我们部队前进。我们也准备以昌都战役为契机，为部队打开通向西藏的道路。中央准备了预发稿，准备在战斗打响的第二天由新华社播发，结果我们这老领导糊里糊涂地把这个预发稿提前播发了，没有按中央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天。结果，我们的部队为了这个事情多付出了一千多人的伤亡代价！因为你一发，人家那边就有准备了，打起来就更艰难。而且当时英国、美国、印度一片抗议。这个事情给我印象太深，可以说终生难忘。我感觉到新华社的责任太重了。在新华社，作为新华社的一个采编人员、一个记者，最根本的一条是什么？就是要有责任心。

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也是一个老同志，现身说法，给我们讲他自己犯的错误。抗美援朝期间，这位老同志在志愿军战俘营里采访“联合国军”战俘。当时是1951年的圣诞节，我们为了照顾战俘的习惯，决定给抽烟的战俘发半条烟，不会抽烟的发半斤巧克力。可我们这个记者报道的时候写成了发一条烟，一斤巧克力。战俘营这方面当时还不知道他犯了这么个错误。到发东西的时候，战俘闹事了，在战俘营里面进行游行示威，还要绝食抗议，说：“你们说的给会抽烟的一条烟，不会抽烟的一斤巧克力，为什么都给我们减了半？”战俘营领导说不知道呀。好，战俘拿出新华社的新闻稿，因为新闻稿是战俘每天必看的。一看，一查，原来是记者出了错。怎么办？事情一直闹到彭德怀司令员那儿，彭老总亲自下命令：“补！”好，于是又给会抽烟的战俘补发了半条烟，不会抽烟的又补发了半斤巧克力。当时，我们的部队非常艰难，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里，往前线运送物资经常遭到美国空军轰炸。当时有这么一个统计，100辆卡车开到前线，大概顶多能剩个五六十辆，其余的都给人家炸了。运那么多的东西，是个什么概念，要付出多大的牺牲？你们自己想象吧。所以我就感到，在新华社这个岗位，我的责任很重，必须兢兢业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绝不能够玩忽职守。慢慢地，也就养成了一种对党、对国家、对新闻事业的使命感。由一种责任感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就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为我们国家的新闻事业做一点贡献，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着瞎闹，也是红卫兵。大概过了一年多，觉着不对头了。这个国家这么乱糟糟的，怎么得了。而且还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深。记得是1975年冬季，我到河北省衡水去采访，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有一个农村妇女听说新华社总社来人，哭哭啼啼地非要见记者不可，怎么回事呢？原来她们家的男人被枪毙了。为什么被枪毙？因为这家太穷了，只好去卖唱。可当时中国就只有8个样板戏，除了8个样板戏别的都不许唱，叫8亿人民听8个戏。可唱样板戏又没人听，因为电影、广播里天天是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他就添油加醋，比如《红灯记》里有个李铁梅，他就加上一些段子，像和鸠山谈恋爱什么的，她父亲死后去上坟的时候把《小寡妇上坟》改改就那么唱。结果被人举报，说他破坏样板戏，最后弄到江青那儿，江青一个批示，地方上的造反派就把他给毙了。后来我又去到新疆，在新疆西部的边境上，中苏的牧民，就隔着一条界河。那个界河大概还没有你们教室那么宽。那边是苏联，这边是我们。我们的牧民就捧着一碗水，拿着个馕（新疆人吃的一种大饼）在那儿啃。牧民的帐篷，破破烂烂简直没法看。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对“文化大革命”也就不怎么感兴趣了。

1972年，基辛格到中国来访问，中外记者都去采访。在北京机场，周总理找到了新华社的军管小组组长，跟他说，某某同志，你回去要和大家讲一讲，要大家想一想，中国记者应该向美国记者学习什么。那位同志回来就传达了，他得出的结论是看人家的照相机多好，非常先进。“啪啪”连续地摁，我们的就得摁一次拧一次。然而，我听了总理的指示以后眼前一亮，仿佛醒醐灌顶的感觉。当时，作为一个新华社的记者，我感觉到很羞耻。因为，“文化大革命”把我们的新闻事业糟蹋得不像样子。我们是发英文稿的，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中流行着一句话：“要想看笑话，就看新华社的英文电讯稿。”我只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报道过“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到北京郊区开展阶级斗争，用英语斗地主，把地主斗得哑口无言”。你们现在觉得是笑话，那个时候是真的。当时还把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极左口号原封不动地用英文翻出去。讲到南京大桥守桥战士的革命胸怀，就说什么“你要问长江大桥有多长，一头连着天安门，一头连着亚非拉”。还有更大的笑话。江青命令新华社，要把8个样板戏的剧本全部翻成英文，一个字不落地向外国播放。北京市组织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翻译班子，翻译这些东西。我参加了三个，一个《智取威虎山》，一个《红灯记》，一个《红色娘子军》。包括那个芭蕾舞剧的英文，全都要翻出来播出去。播出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新华社的技术还很落后，发东西用的都还是电传打字机。我们发一个《智取威虎山》剧本整整发了8个小时。发出去以后，路透社发了一个稿子，说：“新华社创造世界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用8个小时的时间，播发了一个剧本。”

我觉得，周总理关于向西方记者学习的指示肯定有他的含义。含义是什么？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周总理既然这样讲了，那么美国记者的经验肯定有一部分对我们有用。于是我就马上去找书看。当时新华社的图书馆，中文藏书中凡是与“封资修”沾边的都封死了，都不让看。至于外文书，由于图书管理员自己不懂这玩艺儿，就比较灵活一点。我找到一本书，是美国出版的一本到现在都还是权威的《解释新闻学》，是1932年版的。我把这本书借来，开始看。看了以后确实觉得，我们既然是用英文写稿子的，就应该按照英文新闻写作的规律办事。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再想一个办法，拿到一些活材料。在哪里能找到活材料呢？于是，我就想到了新华社参编部。那时候参编部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先有一个选报的人，他把外电每天的报道中值得登在参考消息上的东西选出来，分发到翻译哪儿去，翻译完了以后再校对，校对完了以后再印出去。撕剩下的那些纸呢，就扔在一个大纸篓里，每天是成堆成堆的纸。清洁工就把它收集起来，送到造纸厂去化掉。我找到那些扫楼道的师傅，跟他们交朋友。很快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他们把这些废纸送到造纸厂前先让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我能用的东西。我就在这里面拣了大量的材料，其中有些编在我以后的书中。

也是在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复课，也有学校开设英语课，但还是很不正常，学的都是“We love chairman Mao”（我们热爱毛主席），“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学不到东西。有些家长把孩子带来找我，求我教孩子学英文。其中有一个孩子的爸爸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党支部书记，也是听说我的英文还不错，让我教他女儿英文。我说：“好，我可以教你女儿英文，但有一个条件：你图书馆里的书必须让我敞开看。”他也同意了。那时候我在新华社闲得要命，就经常蹬着个破自行车跑到图书馆，揣两个冷馒头，在那里一呆就是一天。看见有用的就手抄，前前后后做了几千张卡片。在图书馆库房的一个旮旯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宝库。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国民党时代的北京美专，在北京美专留下来的一堆旧报纸里我发现了1900年1月1日到1948年12月31日的全部《纽约时报》。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就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满身是土是泥地看。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是搞英文新闻写作的，就必须搞清楚英文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是什么。但这些东西会对我以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当初也没想到。

不久，“四人帮”打倒了，那时候我是对外部经济组的编辑。在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英文新闻该怎么写，我就根据我看的书，说我们的新闻这么写不行，新闻应该是倒金字塔，新闻导语应该有5个W等等，而且我也摆出了一些比较精彩的例子。当时大家一听都觉得非常新鲜，都没听说过这些东西。组长田丹对我说：“来来来，小李子，把这些写下来，贴在墙报上。”我就写了大约2000字，贴了上去。我们办公室旁边是《新闻业务》的编辑部，《新闻业务》是现在《中国记者》的前身，他们那边的同志到我们这儿来，其中有一位看到我的文章后就不声不响拿去发表了。没想到发表以后没几天，就来了两个当兵的找我，是《解放军报》的两个编辑，见到我“啪”的一个敬礼：“李编辑，您的文章我们在《新闻业务》上看到了，非常好，您能不能在我们报纸内部发行的《解放军通讯》上开一个专栏？”于是我就开始写那个专栏，介绍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写作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技巧，同时也谈了我对当前新闻写作的一些基本看法。一写就写了两年。这也算“无心插柳柳成荫”吧，从那以后，新闻界开始渐渐知道黎信这个名字。从那以后，很多报纸、大学开始请我去讲课。后来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做系统的研究，也就慢慢地做起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只是觉得，我对党、对人民、对新闻事业有责任，我必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事情办好！另外，也觉得研究新闻，特别是英语新闻的写作，对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写作水平有益。

1989年2月，我被派到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工作，直到1993年6月回来，在中东呆了4年多的时间。回来以后，就有个想法，我已经50出头了，应该考虑一下以后怎么办。我当时就想，既然已经在新华社干这么多年了，那就去中国的新闻学院，给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界培养接班人，同时把自己这一生的新闻经验好好总结一下。可是，新华社对外部当时就跟我说清楚了：“你这个人，任何部门要都不给，必须要留下来。”于是我又留下来了。直到1997年、1998年，英国威尔士大学有一个新闻、传媒、文化学院，给我一个“访问研究员”的衔，我又在那儿给他们的博士生开了一门《中国新闻》课，时间是一年。我这一生大概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现在觉得，责任感不应该是句空话。作为一个记者，一个编辑，这个责任感就是你应该当一个好的记者，好的编辑。作为一个老师，就应该是一个对学生负责的老师，一个有师德的老师，一个讲究职业道德的老师。我这个人，对老师这两个字非常看重。年轻人喊我一句老师，我都觉得非常感动。在我们老家，小时候供牌位，牌位上写的都是“天地君师亲”，老师的地位比你父母亲还要高贵呀。喊你一句老师容易吗？所以我当老师，不管给不给我讲课费，给我多少，我必须要对学生负责，哪怕是一堂课。这是一种动力，有了这种动力，不用别人讲，只要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国家有利，应该去做，我就会积极地去做。

我举这样一两个例子。海湾战争爆发期间，我正在中东总分社。当时，具体来讲是1990年8月2号，海湾危机爆发。随着局势的不断发展，国际石油价格发生了波动。前几天的阿以冲突也导致了石油价格上涨，涨到了41美元一桶。在那之前，最高时不过才39美元一桶，当时的老布什抛出了美国的一些石油储备来平抑世界的石油价格，一度石油价格又开始慢慢往下降。后来打海湾战争，石油价格也一直维持在每桶27、28美元左右。当时我在中东总分社也并没有人给我布置研究石油问题的任务，我们那时候关注的就是打仗。可是我感觉，石油问题，确实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石油，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血液。没有石油，这个国家就死了。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还有点石油可供出口，但因为我长期在国内搞经济报道，我知道中国实际上是个贫油国。大庆油田开采了这么多年，已经没多少了。胜利油田，华北油田我都去过，和工程师、技术员也都谈过，我问他们：“你们这石油还能开采多少年？”他们说：“顶多也就维持二三十年。”所以我当时看到国际石油情况后，就想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问题，于是挤出一些时间，晚上不睡觉去查资料。中东有一份英文《石油杂志》，这是一份很权威的杂志，它的副主编是一个老太太，和我关系不错。我就去找她请教，最后写了一篇内参，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如果没有的话是十分危险的，不能光看我们现在还有点油，20年后怎么办！

这篇东西发到总社去以后，我也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当时很忙，整天都跟战争有关。1992年形势稳定下来后，我回国休假。回家后不久，就有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找到我，要和我交换能源安全问题的意见。我才知道我那篇内参起了作用。如果说我能比较早地关注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原因就在于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理应关心中国的大事。即使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内参有用没用，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我必须把我的意见向国家贡献出来。

再如，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整个北京是一片混乱。当时就是两大景观，一个是所谓的西单“民主墙”，整天贴大字报；还有一个就是许多人到北京上访，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反正是上访和“民主墙”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国外的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把上访和“民主墙”联系起来了，说中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而他们的群众基础就是那些上访者，上访的人就是持不同政见者。我当时说“这个不对吧”，上访的人之所以来上访，是因为他们肚子里有冤屈，要向中央诉说，希望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当时那些外国记者提出很多数字，说北京每天来上访的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后来我们经过自己的实地调查，再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群众接待办公室反复核实，最后确定上访的人数是在8000人到12000人之间。经常留在北京的，大概就这么多。最后我们发了一篇稿子，澄清了两个事实。第一，在北京上访的人在8000人到12000人之间，而且随着问题的解决，还不断有人回去。第二，他们来上访，是为了反映自己的问题，和中央“解决冤假错案”的政策并无冲突，他们并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我们又采访了一些上访者，他们为什么要来，受了什么冤屈。这篇稿子发出去以后，很快就把国外舆论围绕着上访做的一些文章给平息掉了。以后这个数字，也就是8000人到12000人被多次引用，再没有人说是几十万、几百万了。促使我做这件事的原因，说句官话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国家的利益，而作为一个记者，我讲的确实也是真话，是经过自己调查的。

这里，我也想跟大家提一下国家观念问题。我觉得，国家观念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记者、编辑所必须具有的一个最基本的品格。并不是说黎信是共产党员，才讲这个，不是的，任何国家的记者都有国家观念。就拿美国来讲，它的宪法规定，有新闻自由，不搞新闻审查，这是肯定的。但是不要忘了，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其他新闻工作者组织都有非常严格的自律规定。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当时的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提出了要自我审查，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必须自我审查。从此以后，在美国新闻学的词汇里头，就出现了自我审查这么一个概念。在美国新闻史上，自我审查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比如，1962年古巴的“猪湾事件”。当时肯尼迪政府支持一部分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纽约时报》在此之前就已经得到消息，知道要打这一战，但为了国家利益，它就一直没发这篇稿子。

对于美国记者的国家观念，我是深有体会的。我直接参加了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当然要关注外国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的表现。海湾战争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中国记者》上，就讲这个问题。我在文章中说，如果说整个海湾战争是一组庞大的“乐队”的话，那么这个总指挥就是当时的老布什总统。在这个“乐队”里，军队演奏的是“主旋律”，美国新闻界好比是这个“乐队”的“打击乐部”，在战争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你仔细看一看美国的报纸，就会发现尽管在国内的问题上可能是你骂我，我骂你，甚至是揭政府的丑事，包括弹劾总统。但是，在对外问题上，我看是出奇的舆论一致。一年前，我们的一架飞机让美国飞机给撞了，看看美国的CNN，看看美国国内的报纸，他们讲的是什么。再往前，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的两位记者牺牲了，你看看CNN怎么报的，《纽约时报》等等是怎样报的，他们出奇的一致嘛。他们的国家观念，我觉得甚至比我们还强。

这里边也牵扯到我自己做学问的一个的观点，我主张中国人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虚心地向西方学习。包括新闻理论、一部分办报思想，只要是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都应该汲取。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也要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对外新闻报道工作。

在我看来，新闻工作必须坚持一条，那就是客观、全面、真实、公正。客观报道，既是新闻工作必须遵守的原则，同时也是新闻报道的重要技巧。新闻必须客观、真实、全面、公正，才能取信于读者。对外报道，当然主要内容应当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成就。但是，我们社会上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对外新闻中不能也不应该回避。比方说，我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申奥的最后4个月，我在奥申委工作，后来跟着奥申委代表团在莫斯科申奥。我的那篇文章，就是讲奥运会究竟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奥运会能促进北京乃至中国的发展，能给人民带来实惠，所以老百姓支持北京申奥。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少数人为什么不支持北京申奥？其中有些是厌恶形式主义，也有人认为举办奥运会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应当把国家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搞建设，特别是开发大西北。这些反对的意见我在稿子里都讲了。比如，去年2月份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到北京来考察，当时是冬天，草还是黄的，确实有人拿绿颜料给喷了一遍，搞得假兮兮的，这种情况是有的。那么有些老百姓就提出来了，你搞得假兮兮的，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多数人支持北京申奥，少数人不支持，我觉得这样的报道比较合适。我坚持我的立场，说明绝大多数北京市民支持申奥，这是问题的主流及主要方面；同时我要让我的稿子真实，这样的大事，老百姓100％地支持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少数人的意见也如实报道出来，文章才可信，才有可能被境外报纸采用。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对于我们的人民，对于老百姓要有感情。对老百姓、对人民的感情首先一点还是表现在工作上，表现在你对本职工作的态度上。作为老师，就是对你的学生要有感情；作为记者，就是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要求。条件允许的话，应当尽可能为人民做实事。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我正在大连。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大连开了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现场会，大连化物所把胡耀邦拉去批斗，我第一次见胡耀邦就在那个时候。会没开完，唐山大地震发生了，会就散了。散了后，想回北京也回不去，所有的铁路公路全被破坏了。想坐飞机吧，当时所有的飞机都去抢救伤员、投放物资了，海路也不通，地震后头一个星期，北京到大连的电话也断了。现在有手机、因特网等等，那个时候哪有这些东西。没办法，我们干脆坐了海军的鱼雷艇，到了海防最前线，叫海洋岛，有个电影《碧海洪波》拍的是这个地方。那个海岛在渤海的最前沿，对面就是南朝鲜（即韩国，编者注）。到了以后，听部队政委说，这个岛上的驻军是一个军的编制，陆海空三军都有。这个岛坐交通艇回旅顺要在大海里颠簸8个小时，而且遇到大风浪还不能走。岛上的伤病员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几乎每年都有战士牺牲。按新华社的规定，这种部队的报道是不归我们管的。新华社过去有军事部，现在叫解放军总分社，由它们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