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旅程

兰巴雷内，1913年7月初

2.1 从孚日山脉到洛佩斯角湾

我的家乡格斯巴赫村庄坐落在孚日山脉上。离别之时是某个星期五的下午，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钟声宣告着耶稣受难日的礼拜仪式的结束。这时，火车从森林拐角处缓缓驶来。我的非洲之旅即将开始，是时候与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站在最后一节列车的站台上，回望最后一眼。教堂的尖顶在树林间隐隐浮现，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到它呢？第二天，当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在视线中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了家乡。

周日复活节那天，我们来到巴黎，再一次参加圣·叙尔皮斯教堂的管风琴演出，并聆听了我们的朋友维多尔的精彩演奏。下午两点钟，我们在奥赛码头的地下火车站登上列车，启程驶往波尔多。旅程很愉快，到处都是庆祝节日、盛装打扮的人们。阳光普照下，伴随着教堂礼拜的钟声，火车在春风中隆隆飞驰。这是一个梦幻般美丽的复活节。

去往刚果的汽船并未从波尔多出发，而是从波亚克出发。火车朝大海方向继续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后到达波亚克。我本应该在波尔多海关将之前托运的大行李提出来，可因为是复活节，波尔多海关放假了。一个官员发现了我们的窘迫，为我们减免了一些手续，使我得以随身携带我的箱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他帮忙，周二一天的时间通关肯定是不够的。

在最后一刻，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带着我们的行李来到海滨火车站。在那里，要乘船从刚果前往波亚克的旅客乘坐小火车赶往码头，当时火车已经哧哧地冒着蒸汽准备出发了。在众人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在车厢里安顿下来，那种兴奋的感觉真是难以描述。

火车警卫吹响了哨子，派往殖民地的士兵坐上了他们的座位。小火车驶出郊外，我们放空思绪，沉浸在周围的美丽景色中：蔚蓝的天空、温和的空气、欢快的河水、盛开的金雀花、吃草的牛……一个半小时后，列车在成堆的货物和行李箱中间停下来。我们距离轮船仅一步之遥了。海岸上浑浊的海水来回拍打着岩石。船的名字是“欧洲号”，许多人呼喊着，推挤着，向提行李的人们招手。人们互相推来搡去，直到从一块窄小的跳板登上船，然后按照自己的名字找到客舱的号码。我们宽敞的客舱位于船的前部，远离发动机，位置很好。我们要在这里住上三个星期。

几乎没有时间洗手，就要吃午餐了。我们与几位官员、一名随船医生、一名军医以及两位刚度完假返回丈夫所在殖民地的官员夫人共享一张餐桌。我们不久便得知，这些人都已经去过非洲或者其他殖民地了。似乎只有我们是可怜的新手。我不禁想起了母亲每年夏天都会从意大利家禽商贩那里购买几只鸡，一开始的几天，这些鸡都会表现出很胆怯的样子。同船的旅客充沛的精力和坚定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船还需要装载大量货物，所以我们第二天下午才正式出发。在多云的天空下，船渐渐驶离吉伦特。夜幕降临时，船身四周波涛汹涌，这表明我们已经位于大海之中了。9点钟时，来自海岸灯塔的最后一点闪烁的微光也消失了。

船航行到比斯开湾的时候，有旅客开始讲不吉利的话。在餐桌上，坏消息传遍每一个人。果然在启程后第二天，风暴就来临了。船就像一匹巨大的旋转木马一样在海浪中来回摇摆，两侧的海浪嬉笑着把船轻松地推来摇去。在巨大的海浪中，我们乘坐的刚果汽船比其他远洋船只摇摆得更为剧烈，因为为了使轮船在不同的水位都能驶进马塔迪港口，船底相对于船的体积而言设计得特别浅。

作为航海旅行的新手，我忘了用绳索把两件行李固定起来。夜里，它们开始撞来撞去，咣咣作响。可想而知，放头盔的大箱子翻滚得尤其厉害。当我试图去抓住箱子时，我的一条腿被夹在了来回摇晃的行李箱和舱壁之间，险些被压坏了。我只好对它们置之不理，安心地爬上自己的舱铺，计算每次船体摇晃和行李相撞的时间间隔。隔壁的船舱也发出同样的声音，厨房和餐厅里的碗筷、玻璃杯也在相互碰撞。第二天早餐的时候，乘务员教给了我固定行李箱的正确方法。

暴风雨持续了三天，丝毫没有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本无法在船舱和餐厅站着或坐着。摇晃的船体使船舱里的人们东倒西歪，有些人还因此受了重伤。周日，厨师无法再用炉灶做饭，所以旅客们只能吃冷食。当船航行至特内里费岛时，风暴总算过去，海面回归平静。

我非常期待看到这个岛屿的样子，因为人们对它赞誉有加。但我睡过了头，醒来的时候，船都已经驶入海港了。船锚刚刚抛下，船身就被煤仓包围。仓里的一袋袋发动机的粮食通过舱口源源不断地被运上船。

特内里费岛坐落在海边陡峭的山坡上，岛上建筑精美，具有典型的西班牙风格。该岛盛产农作物，可以为整个非洲西岸供给土豆，并为欧洲提供时鲜蔬菜和香蕉。

将近3点的时候，船重新起锚出发。我站在船身前端清晰地看到，锚离开海底，从清澈的海水中被慢慢拉出。让我惊叹的是，有一只蓝色的“海鸟”，在船身掀起的浪涛上方优雅地盘旋。旁边的水手告诉我，这其实是一条飞鱼。

我们离开海港，向南徐徐航行。远远眺望特内里费岛，可以看到海岛上白雪皑皑的最高峰。在黄昏彩霞的映照下，它渐渐从视野中消失。当我们的船停在海港时，无法将这些景色尽收眼底。船在海波中荡漾，迷人的蓝色映入眼帘，看得我们心旷神怡。

船航行到这里时，旅客们才开始相互认识。乘客大部分是军官、军医和公务人员。让我意外的是，商人的数量很少。

这些官员通常只知道他们下船的地点，登岸后才知道他们具体被派往哪里。

一名中尉和一名行政官员和我们渐渐混熟了。那名官员要去刚果中部，有两年的时间要远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中尉是同样的情况，他可能去阿贝舍尔。他已经去过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刚果，并对殖民地的一切都感兴趣。

一位军医已经在赤道非洲度过了12年，我与他之后的交往成为我非常珍贵的回忆。他现在已经是大巴萨姆细菌研究所的负责人。在我的请求下，他每天早晨都会抽出两个小时，把热带病学从头到尾讲给我听，并告诉我他的尝试和经验。他认为，应该派遣大量能独当一面的医生，为当地做贡献。

在离开特内里费岛的第二天，军队接到命令：在室外必须戴盔形凉帽。这个规定很奇怪，因为当时的气候还很凉爽，不见得比我们那里的6月热。那天傍晚，我没戴帽子，正欣赏夕阳时，就被一个“非洲通”教育了：“从今天起，不论天气暖和与否，太阳是否升起、是否正当空、是否落下，天空是晴朗还是多云，你都必须把太阳视作最大的敌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它的危险之处。但请一定要相信我，越靠近赤道，太阳越危险。早晨和傍晚看似温和的太阳比中午明晃晃的太阳更毒。”

当我和妻子第一次穿着一身白衣、头顶盔形凉帽时，都觉得对方看起来很奇怪。整整有两天时间我们都感觉自己在乔装打扮。

我和妻子第一次真正碰触非洲大地是在殖民地塞内加尔的重要港口达喀尔。我们当时感觉很神圣，因为这就是我们有志投身的土地。

达喀尔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因为我总是不禁想起在那里看到过的虐待动物的场景。这个城市位于山坡上，有些街道非常肮脏。穷人的窘境和黑人奴役牲畜的场面非常可怕。我从没见过如此疲惫不堪的马和骡子。有一次，我看到两个黑人坐在满载木板的车上，车子陷入刚铺好的马路的土坑里不能动弹。他们呼喊打骂可怜的牲畜，试图让它将车拖出土坑。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阻止他们的行为，并强迫他们下车，最后我们三个人一起把车推出土坑。他们很疑惑，但没有反对，反而服从了。中尉在回程的路上对我说：“如果你不忍看到动物被虐待，那就不要来非洲。因为你在这里会碰到很多可怕的事情。”

在达喀尔港口有许多黑人上船，其中大部分是塞内加尔的劳工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他们躺在甲板前段的位置，晚上就顶着夜空的星星钻进大袋子里睡觉。妇女和儿童身上都挂着装在小皮袋子里的沉甸甸的护身符，就连在吃奶的孩子也是如此。

在我的想象中，非洲海岸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离开达喀尔向下一站的科纳克里航行时，我看到了海岸边大片被海浪润湿的绿色森林，那里的树木葱郁茂盛。用双筒望远镜，还可以看到黑人村庄中尖尖的帐篷。浪花拍打着海岸，海面却很平静，海岸线看起来也很平坦。

“鲨鱼！鲨鱼！”听到喊叫声，我立即从书桌旁冲出去，看到海面上距离我们50米远处突起一个黑色三角形，正向船航行的方向游动。这是一种可怕的鳍，见过它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把它与其他东西搞混。西非港湾附近有很多鲨鱼，我曾在科托努看到，鲨鱼在厨余的诱惑下靠近船只，距离船只仅有10米的距离。由于光线充足，海水清澈，我在片刻间看到了鲨鱼的整个身体，在阳光的照射下，灰黄色的鱼鳞闪闪发光。我们看到鲨鱼半仰着身体，用头部下方的嘴将食物吞入腹中。

尽管常常出现鲨鱼，但是很多黑人还是会在这些港口出没，下海捞金。不幸却很少发生，因为他们制造的噪声连鲨鱼都难以忍受。有一次在塔布，我看到一位潜水的黑人保持沉默，而其他人却吵嚷着要更多的钱，这令我很诧异。后来我们发现，潜水的黑人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嘴里塞满了镍币和银币，无法张口。

科纳克里之后的航行，一路上海岸尽收眼底，有胡椒海岸、象牙海岸、黄金海岸、奴隶海岸……远处的地平线上，是狭长的树林，可岸上不知道有多少骇人听闻的暴行！奴隶贩子来到这里，把活生生的奴隶带到船上运往美国。一位受雇于大型商社的职员，是第三次被派往刚果，他对我说：“即使是现在，这一切也不合理。我们给黑人带来生活必需品，但也给他们带来了陌生的烧酒和疾病。我们给他们带来的物资能抵消我们对他们所做的恶行吗？”

每次吃饭时，我都忍不住观察各餐桌的旅客，他们都来过非洲。他们抱着什么想法来到这里？他们有什么理想？看起来友好亲切的他们在外工作时又如何呢？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责任？

再过几天，从波尔多一起出发的300人将陆续抵达目的地，到达不同的工作岗位，大家分布在塞内加尔、尼日尔、奥果韦、刚果河及其支流流域，或者北上抵达乍得湖，并且将在这些地方居住两三年时间。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船上经历的一切，如果都写下来，能写成怎样的一本书呢？又有多少内容值得细细浏览呢？

我们乘坐汽船继续航行。大巴萨姆、科托努……有的人即使平时话很少，也禁不住频频告别。大家一遍遍微笑着说：“多珍重！”这句话在当时意味深长。那些接到大声祝福的人们，再上船时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所有人都还会在吗？绞车和起重机发出嘈杂的声音；船在海浪中起起伏伏；岸边港口城市的红色屋顶在一片绿树的掩映下遥遥在望；巨浪拍打着海岸，激起层层浪花……沙滩的后面是广袤的土地，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掌握着她未来的命运。“多珍重！”这句道别在我看来相对于它背后的涵义似乎分量太轻了。

在天气状况良好时，大巴萨姆、塔布、科托努和象牙海岸的海浪仍然波涛汹涌。乘客无法通过舷梯走下船，只好先四人一组进入木箱，再用吊车将木箱吊到小船上。操纵吊车的机械师的职责是找准时机，把载着四个人的木箱顺利放到起伏不定的小船上。同时小船上的黑人负责接住下降的箱子，保证小船的安全。但事故仍时有发生。只有在天气状况良好时才能从船上卸下货物。由此我发现，西非是多么需要优质的海港啊！

和往常一样，大约50名黑人在科特迪瓦的塔布港登船。这些搬运工随船到达刚果河，然后再随船回到陆地。在几个主要的货物装卸点，比如利伯维尔、洛佩斯角湾和马塔迪，就由他们负责卸货。

他们的工作认真细致，甚至比波亚克的工人还好，但他们对待其他黑人同行却很粗暴。一旦后者妨碍到他们，他们就拳脚相加。

我没有因为炎热感到头晕，也没有失眠，但是包括我妻子在内的大部分乘客，都开始出现这些状况。

夜晚，在月光的映照下，航行的船掀起波光粼粼的海浪，水母像发光的球般浮现在水中。

离开科纳克里之后，每天晚上都有雷雨。船在伴着飓风的强雷雨中穿行，天气却毫无凉意。多云的天气更加炎热。虽然这时有云遮挡，阳光没有直射，但是这样的天气却较以往更危险。

4月13日是星期日，早晨我们启程前往利伯维尔。美国传教士福特在那里迎接我们。他送给我们许多非洲的鲜花和水果作为见面礼，这些都产自他的教会花园。我们表示感谢，并去他传教的地方参观。那个小镇叫巴拉卡，坐落在海边的一座小山上，距离利伯维尔三公里。

我们穿过一排排美丽的竹林小屋，向山上爬去时，一支小型乐队正好出来迎接我们。我们自我介绍之后，和好几十个黑人握手。他们教养良好、衣冠整洁，和之前在港口看到的黑人完全不同。他们兼具独立自主和谦让的品质。从他们身上我完全看不到港口的黑人眼中所流露出的粗鲁、卑躬屈膝和委曲求全。

从利伯维尔启程前往洛佩斯角湾的航程只需八个小时。4月14日星期一早晨，当洛佩斯角湾映入眼帘的时候，过去八天以来一直困扰我的焦虑突然涌上心头。海关！海关！在旅途的后半段，吃饭时，大家都在谈论殖民地关税的各种趣事。“非洲通”告诉我：“海关会对你所有随身携带的物品征收10％的税。”“而且，他们不会看物品的新旧。”另一个人补充道。

出乎意料的是，海关官员对我们大发善心。也许在我们上报70个箱子的情况时，他们看到我们特别焦虑的样子，因此变得和气起来。我们如释重负地回到船上，准备在船上度过最后一晚。这一晚睡得很不舒服，工人不停卸下货物，装上煤炭，直到快要累倒在吊车旁。

2.2 航行在奥果韦河上

周二一早，我们登上“阿兰贝号”轮船。为使船在不同水位都可以航行，船身建造得非常平坦宽敞。两个轮状推进器不在船两侧，而是并列安置在船身后方，以免撞到漂浮在水中的树干。由于“阿兰贝号”装载着货物，所以只接受乘客及其随身行李，而其他行李则由汽船在两个星期后送过来。为了使船在高潮时顺利地通过奥果韦河入海口的沙滩，我们早晨9点钟就出发了。迟到的乘客不得不滞留在原地，乘晚上的汽艇过来。

船航行时，四面是水和丛林！那种景象难以形容，好像梦中一样。那似曾相识的、梦幻般的古老的景色，现在就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分不清哪里是河，哪里是岸。巨大的树根和藤本植物扎根于河中。灌木、棕榈树和参天大树中点缀着青翠的巨大枝叶，郁郁葱葱的绿叶植物高耸入云。河面波光粼粼，每到河流转弯处，就出现新的支流。一只苍鹭徐徐飞上天空，然后落在一棵枯木上；蓝色和白色的小鸟掠过水面，两只鱼鹰飞上云霄。棕榈树上耷拉下两条尾巴，还在不停地摇晃，然后两只猴子跳了出来。错不了，这就是非洲！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见到的景色是一模一样的。船经过的每个弯道，甚至每个角落都一样。始终不变的森林，不变的浑浊河水。这种一成不变无限加深了自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睡了一个小时后睁开眼睛，又看到完全一样的景色。奥果韦河并不仅仅是一条河流，而是一个水系，三四条支流缠绕在一起，还有大大小小的湖泊穿插其中。当地的船夫居然能在混乱的水道中找到方向，真是不可思议。船夫也不看地图，通过摆动手中的船桨控制船的方向，从大河道进入支流，从支流进入湖泊，再从湖泊进入大河道……这段航程他已经划了16年，现在即使在月光下他也可以找到正确的航路。

下游河水流淌缓慢，在我们向上游行驶的途中，水流速度明显加快。为避开隐藏的沙滩和水面下的树杈，船夫驾驶时必须倍加谨慎。

经过漫长的旅程，我们的船停在一个黑人小村庄旁。河岸边堆积着上百根木材。我们的船停下来，把这些木材运上船，因为船的运行需要燃烧木材。黑人把船舱板移到岸上，排成一排搬运木头，其中一人用纸记录。每搬10根，木板那边就有人喊：“划个杠！”搬了100根，又有人喊：“划个叉！”100根木头的价格是4到5法郎。

船长抱怨村里准备的木材不够，向村里长老索要。长老比划着表达了歉意。最后双方达成一致，白人可以以酒抵款，因为他们认为白人能比黑人买到更加物美价廉的酒。每升酒在进入殖民地时要交纳2法郎的税，不仅如此，我带来的医用消毒酒精也要交同样的税。

旅程继续。在河岸旁我看到许多废弃的破旧木屋。旁边的商人说：“我20年前刚来这个国家时，这里都是欣欣向荣的村庄。”我问道：“那它们怎么破败了呢？”他耸耸肩，轻声说：“因为酒……”

日落后，3，000根木材要被运上船，这需要两个小时。这个商人说：“假如白天搬木材的话，所有的黑人旅客（船上约有60名黑人旅客）都会下船买酒。他们通过木材贸易赚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了酒上。我去过不同民族的殖民地，发现酒才是文明最大的敌人。”

非洲的景色确实壮美，但烦恼和恐惧还是涌上我的心头。在奥果韦河的第一天晚上，非洲在我心里留下的阴影有所缓解。搬运木材时那单调的口号在耳边回荡：“划个杠！划个叉！”我的信念比以往更加坚定：要想帮助这片土地，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船在月光下继续行驶。远远望去，岸边的原始森林露出了模糊的边缘。不久，船沿着阴暗的峭壁行驶过去，那儿冒着让人难以忍受的热气。温柔的月光洒向水面，远方有闪电划过天空。午夜后，船停在宁静的海湾，有的乘客钻进蚊帐进入梦乡，有的在餐厅墙边的垫子上睡着了。

清晨5点钟，船又开始继续向上游航行，这里的丛林比下游更加茂密。我们走过的路程至少有200公里。远处有座小山，山上有一些顶着红色屋顶的建筑物，那就是恩戈莫传教站。搬木材需要两个小时，因此我们有时间参观传教站和锯木厂。

之后又经过了大约五个小时的航程，这时从船上远远望去，可以看到兰巴雷内平缓的小丘陵。轮船的汽笛声响起。尽管我们半个小时后才到达目的地，但必须提前鸣笛通知住在各处的村民，好让他们及时到达港口，接收货物。

从兰巴雷内到港口需要超过半小时的船程。当船停靠时，没有人出来迎接我们。将近下午4点钟时，太阳在头顶照耀，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下船时，看到一个男孩开心地唱着歌，划着狭长的独木舟来到我们船边。他划得非常快，甚至坐在独木舟上的白人都来不及躲闪，一头撞上了大船的缆绳。这个白人是克里斯托尔传教士，他带着低年级的学生们；后面的小船上坐着的是埃伦伯格传教士，带着高年级的学生。这些男孩子打赌，看谁划得快。低年级的学生赢了，或许因为他们的船更轻。我们医生乘坐独木舟，高年级学生的小船装载行李。这些孩子的笑脸是多么美好！其中一个孩子挎着我的步枪，得意洋洋地走来走去。

刚开始坐独木舟时，我们很不适应。这些独木舟都是将树干掏空后制成的，平坦而狭窄，轻轻一动便失去平衡。船夫不能坐着，必须站着，而这样更不利于保持船的稳定。他们熟练地握着狭长的船桨，拍打着河水，为了保持节奏唱着调子。船夫动作不协调会导致翻船。

半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克服了焦虑，开始享受美妙的旅程。

轮船正向上游航行，小伙子们你追我赶，想跟轮船赛跑，差点撞翻了一条载着三位黑人妇女的独木舟。在一片欢快的歌声中，我们的船从主流进入支流。夕阳西下，小丘上一些白色的建筑物映入眼帘，那就是传教站的房屋。越靠近那里，歌声越响亮。一阵风吹过，河面波动起伏，小船随即驶入港口。

上岸后，我们先和许多黑人握手，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然后，我们在克里斯托尔传教士、亨伯特老师和卡斯特工匠兼传教士的带领下参观自己的住房。孩子们已经用鲜花和棕榈树枝把它装饰一新。房子是木质结构的，离地半米高，由大约40根金属桩支撑。四个小房间周围围绕着阳台。景色很迷人：下面淌着一条小溪，向不同方向延伸至湖泊，周围是静谧的森林，远处是一条河流的主干，背靠着连绵青山。

这里从下午6点钟开始天黑，所以我们几乎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夜幕就降临了。钟声敲响，孩子们开始在学校礼堂做夜晚的祷告。伴随着孩子们的赞美诗，蟋蟀大军开始鸣叫。我坐在皮箱上，心潮澎湃地聆听那美妙的歌声。这时一团丑陋的阴影从墙上爬下来，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它比我在欧洲看到的大得多。在慌乱中，我把它打死了。

在克里斯托尔家吃过晚饭后，传教士带领学生们来到挂着好多灯笼的阳台前，用双声部给我们演唱，旋律改编自一首瑞士民歌，歌词源自埃伦伯格传教士为医生们的到来而创作的诗歌。然后我们提着灯笼，骑着马，沿着山坡走回家。到家后我们无法立即睡觉，因为我们必须先与蜘蛛和会飞的大蟑螂做斗争。这房子长期无人居住，已被它们占为自己的领地。通过斗争，我们终于赢得胜利并安顿下来。

早晨6点，钟声响起，学校里的孩子们开始齐声唱赞美诗。我们在新家园的生活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