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最初的印象与经历

兰巴雷内，1913年7月末

3.1 准备工作

传教站明确规定：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医生必须先熟悉当地状况，三周后才能行医。实际上并非如此。白天随时都有患者来到我的家中求医。因为缺少翻译，并且大部分药品、器械和包扎用的纱布都在托运途中的行李箱里，手头可用物品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接诊病人。

在我到达传教站的一年之前，萨姆基塔教会学校的黑人老师恩岑表示愿意担任我的翻译和医疗助理。我托人转告他在我到达兰巴雷内时尽快前来，但他的家乡距离我们100多公里，而且他正在处理遗产问题，所以不能立即前来。我不得不派人划独木舟去接他并恳请他尽快过来。他答应了，但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到来。

在这期间，埃伦伯格传教士笑着对我说：“医生，您在非洲的‘学徒生涯’开始了。从今天起，您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黑人是多么不可靠。”

天主教会就位于大河道的岸边。4月26日夜里我们听到了轮船的汽笛声，是我们的箱子到了。我们的住处在支流河岸的小山上，船长因为不熟悉支流水域，不肯把行李给我们送过来。恩戈莫传教站的工匠哈姆佩尔先生和佩尔特先生带着10名黑人工人来到兰巴雷内，帮助我们搬运行李。

长期在巴黎演奏的管风琴演奏协会送给我一架专门针对热带气候设计的踏板钢琴，以便我能时常练习，我十分担心它的运输问题。如果把钢琴装进内衬锌的箱子，然后用挖空的树干制成的独木舟来运输这么重的箱子，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时有人借给我一只用巨大的圆木造成的小船，它可以承载三吨重的货物，甚至可以运输五架钢琴。

我们就这样把70个箱子运过河，搬到传教站。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它们从河岸边运上山。传教站的人都过来帮忙，学校的孩子们鼓足干劲，大显身手。每个箱子两旁都有脑袋探出来，下面有许多双腿在协作，这个场面真是很有趣。他们发出的呼喊声使整个山丘都喧嚣起来。三天后，所有的行李都运上了山，恩戈莫传教站的人回去了。我们的感谢之情无以言表，没有他们，我们肯定束手无策。

拆分行李也不是轻松的事情，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安置这些行李。我们原本计划建一个瓦楞铁皮棚屋充当医院，但因为这几个月木材交易进展得很好，商人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比教会高，因此我们招不到工人，连屋梁构架都建不起来，于是我们只好亲自动手。为了放置最常用的药物，工匠兼传教士卡斯特先生在我的卧室安装了药橱。他自己把木头切好并刨光，做成了这个橱柜。我们来到非洲才知道，墙上的药橱是多么宝贵啊！

让我郁闷的是，为了防范疾病传染风险，我不能在住所内检查和医治病人。传教士在最开始就告诉我，为了自我保护，要尽量少让黑人踏进白人的房间。

所以，我只能在屋外的空地为病人诊疗。但是如果突然下雷雨，我们就必须赶快收拾东西躲到阳台。在炎热的天气下，在室外为患者看病真的很辛苦。

3.2 在鸡舍行医

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我把前任传教士莫雷尔的鸡舍改造成诊所。在墙上装上药橱，木板用作床铺，四面墙都涂上石灰—这样子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小房间没有窗户，极度潮湿。由于屋顶简陋，必须全天佩戴盔形凉帽。但下雷雨时，并不需要将所有东西遮蔽起来。虽然很不可思议，不过当雨点第一次从房顶落下来打在我身上时，我竟然可以平心静气地继续包扎。

与此同时，我找到一名翻译兼医疗助理。他是我的一名病人，一个聪明的当地人，法语非常流利。他告诉我，他曾是一名厨师，但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放弃做厨师。因为我们找不到厨师，所以请他做厨师，并且请他兼任翻译和医疗助理。他叫约瑟夫，非常机灵，对动物各身体部位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对于他经常在厨房里念叨解剖学术语也不感到惊奇。

5月底，恩岑忙完回来了。但他看上去似乎没有那么可靠，所以我还是请约瑟夫一同帮忙。约瑟夫是卡罗拉族人，恩岑是帕豪英族人。

现在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了。我的妻子负责准备医疗器具，并在手术过程中担任助手，检查包扎用的纱布和手术用的衣物。

上午8点半，诊疗时间开始。病人在我家鸡舍前的树荫处候诊。每天早晨，助理人员都会朗读医院的规定，内容是：

1．禁止在医生的房子附近吐痰；

2．禁止候诊时大声喧哗；

3．由于就医人数众多，请患者及其陪同者带足一天的食物；

4．未经医生许可在传教站过夜的患者会被遣返，且不被给予药物；（常有患者从遥远的地方赶过来，晚上闯进男学生的宿舍，侵占他们的床铺。）

5．药瓶和存放药品的金属罐子必须归还；

6．每月中旬，船只向上游航行，然后向下游返航，在这段时间，除非有紧急情况，医生暂停接诊，因为医生需要在此期间整理药品清单。（船从下游上来带来欧洲的药品包裹，离开时带走药品清单。）

医院每天给当地人宣读这六条规定，用卡罗拉和帕豪英两种方言各读一遍，以免产生异议。在场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他们按照要求把这些内容传达到所有村庄和部落。

每天12点半，助理宣布：“医生吃饭的时间到了！”所有人点头表示同意。患者们分散在树荫下吃香蕉。2点时他们又聚集过来。傍晚6点钟，夜幕降临，往往还有患者未被诊疗，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给他们继续治疗。如果晚上在灯光下为患者诊疗，光线吸引来的蚊子可能会引发热病，后果难以估量。

每个病人离开时，都会得到一个由皮带系着的圆形厚纸片，上面登记着号码。而这些号码对应的病人姓名、病情、用药记录都记在病历中。病人再来就医时，我们只需翻到相关页数，查看就诊记录，就能马上知道他的病情，而不用再花时间询问。在这上面还记录着病人曾经服用的药量和使用过的包扎物品。通过这种监督，如果病情缓解，我会要求病人归还剩下的药物，这样差不多能回收一半的医用物品。只有在丛林里行医的人才知道药瓶和金属罐子的珍贵。

这里的空气湿度非常大，在欧洲用纸或者纸盒包装药物就可以，在这里必须将药物装在瓶子里或密封的金属罐子里紧紧封住。我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点，因此不得不经常与患者为空药瓶发生争吵，因为他们总说药瓶找不到了或者把它们丢弃了。我请欧洲的朋友们帮忙，用各种方法收集大大小小的瓶子和带木塞的密封罐，然后邮寄给我。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不用再为这些东西发愁！

我看到大多数患者的脖子上挂着厚纸片，上面有数字，表明他们今年已经交了五法郎的人头税。很少人会忘记交税，他们也不会把这个纸片弄丢。有些部落，尤其是帕豪英人，把上面的数字看作神符。

我被卡罗拉族人称作“欧冈伽”，这是“神灵”的意思。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那些能够医治疾病的人就是神灵，所以他们对医生没有其他称呼。那些患者的逻辑是，能够治愈疾病的人，一定拥有神力制造疾病，即使离得很远也没问题。这种认为我既善良又危险的想法常常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的病人并不相信他们的疾病出于自然的原因。他们认为疾病是由恶鬼、人类的巫术和所谓的“蠕虫”引起的。“蠕虫”就是疼痛的具象化体现。如果让他们描述自己的病情，他们就会叙述“蠕虫”的故事：它先在腿里，接着爬到头里，通过头进入心脏，再爬入肺部，最后进入肚子并待在那里。他们认为所有的药物都是用来对抗这种“蠕虫”的。有时患者身体绞痛，我给他们开镇痛剂，患者第二天会兴高采烈地宣布，“蠕虫”已经不在身体里了，但它转移到了头部，正吞噬大脑，所以我应该继续开药对抗头部的“蠕虫”。

我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跟病人解释如何吃药。翻译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给他们听，甚至要求他们背诵下来。我会把服用方法写在药瓶和罐子上，这样部落里识字的人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但其实我还是不能确定，他们会不会一下子喝掉整瓶药，把涂抹的药膏吃掉，或者把（应该服用的）药粉涂在皮肤上。

我平均每天要诊治三四十位病人。我接触的主要疾病有各类皮肤溃疡、疟疾、昏睡病、麻风病、象皮病、心脏病、关节化脓和热带痢疾。

为了阻止溃疡流脓，当地人把某种特定的树皮碾成粉末敷在化脓处，这样会使患处凝结成痂，防止脓液外流，但却会让病情加重。

最常见的疾病是身体瘙痒（疥疮）。许多黑人忍受着瘙痒的痛苦。我接待了一名患者，他有几个星期被瘙痒折磨得睡不了觉。为了止痒，他把自己全身抓得伤痕累累，造成疥疮化脓。其实治疗瘙痒的办法非常简单，先让患者在河里洗净全身，然后涂上硫黄药膏（由粉状硫黄、棕榈原油、沙丁鱼和肥皂残余的油混合制成）。我用装牛奶的罐子装了一些药膏，让他回家后自己再涂抹两次。效果非常显著，第二天瘙痒就减轻了。我的治瘙痒软膏使我在几周后便声名大噪。

当地的黑人非常相信白人的医术，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传教士技艺精湛，更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奥果韦河流域的人民。这里不得不提及1906年在塔拉谷哥去世的女传教士兰茨，她是阿尔萨斯人；还有恩戈莫的传教士罗伯特，他是瑞士人，目前由于身患重病在欧洲休养。

令我苦恼的是，鸡舍只能放少量药品。几乎每次配药，我都得穿过整个院子，走到办公室配药后再回来，非常费时费力。

医院的诊所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建起来？在秋天雨季来临前，能够建成吗？如果建不成，我该怎么办？天气炎热的时候，在鸡舍真的很难开展工作。

患者比我想象的多得多，我很担心，因为手里的药不多了。我在6月预订了大量药品，但药品通过水运到达也得三四个月后了。奎宁、安替比林、溴化钾、萨罗和次没食子酸铋只剩下几克了。

然而，这些暂时的烦恼怎能与在这里工作并帮助他人所获得的喜悦相提并论？尽管这里条件有限，我却可以在这儿大有作为。每当把病人的溃疡处理干净，让他们不用再拖着化脓的腿在泥地里走来走去，每当看到他们康复后露出的喜悦笑容，我就觉得在这里工作是值得的！周一和周四给病人包扎溃疡。每到这两天，我就会看到很多病人包扎完后，精神饱满地走下山去，或被抬下山去，我多么希望我的捐助者能看到这幅场景啊。有位患心脏病的老太太边比划边说，她服用药物后，心脏不痛了，可以安心睡觉了，但她以为“蠕虫”被赶到了脚部。

回顾来这里的两个半月，我感觉当地急缺医生。在这里，医生只需要少量药物就能够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实际情况是很多人都在遭受疾病的折磨。今天，一位年轻人对我说：“其实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在生病。”一位老族长甚至说：“这片土地正在吞噬她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