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913年7月至1914年1月
兰巴雷内,1914年2月
4.1 兰巴雷内传教站
兰巴雷内的传教站位于三座小山上。在最远的河流上游有一座小山丘,山顶是一所男校,临河一面的斜坡上是仓库和最大的传教会馆。中间的山丘上是我们的房子。河流下游的山丘上是女校以及其他传教士学校。在这些建筑对面20米处就是森林。我们居住的小山丘在河流和森林之间,这个地方历来被黑人称作安登迪。为了防止土地荒芜,我们每年都要采取些措施。房子的周围种着咖啡树、可可树、柠檬树、甜橙树、柑橘树、芒果树、木瓜树和棕榈树。为我们尽心尽力栽树的第一代传教士是多么值得感激啊!
传教站约600米长,100到200米宽。我们傍晚或周末散步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用脚丈量着它的尺寸。有条小路能通到附近的村子,但几乎没人去那儿散步,因为小路上闷热难耐,30米高的森林就如墙壁一般耸立在林间小路的两侧,使人丝毫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在旱季里,人们可以在河边干燥的沙滩上散步,享受从河面吹来的微风。
在兰巴雷内,空气不流通,人们好像生活在监狱里。如果我们把下游传教站周围的森林改造一下,打开一角,就可以让河谷的微风吹过来。但是我们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人力,改造森林不是件容易的事。
本来打算把医院建在男校所在的山脊上,但这个地方很偏,面积不够大,所以我和传教站的同事商定,把医院建在我所居住的山脚的岸边。这一决定必须经过7月底在萨姆基塔召开的传教士会议批准。我和埃伦伯格先生还有克里斯托尔先生将为此事一起前往萨姆基塔。这是我第一次坐独木舟长途旅行。
4.2 独木舟之旅
清晨,大雾朦胧,我们在天亮前两个小时就出发了。两位传教士坐在船前,我坐在船尾的躺椅上。铁皮行李箱、折叠行军床、睡垫和用香蕉做的干粮占据了中间的位置。后面是12位船夫,他们平均分成两排。他们一边划船一边唱歌,唱的是我们要去哪里以及谁在船上。他们也在歌里抱怨起得太早,这一天肯定会很累。
到上游萨姆基塔的距离有60公里,大致需要10到12小时的船程。由于船上装载过重,预计会拖延几个小时。当我们驶离支流,到达主河道时,天已经亮了。在我们前方300米处,就是巨大的沙洲。在附近水域里我们看到一些黑影在移动。这时,船夫好像听到了命令般停止歌唱。原来是一群河马在这里洗澡。作为当地人的船夫非常害怕,努力划船绕开,据说因为河马的情绪阴晴不定,它们曾毁掉很多船只。
一位早期在兰巴雷内任职的传教士常常取笑船夫胆小,还鼓励他们靠近那些河马。一次,他正取笑船夫时,浮出水面的河马突然把小船顶入高空。所有人忙于自救,连行李都顾不上了。船底被河马撞出了个洞,传教士让人把这个洞保留下来作为纪念。这个若干年前发生的传教士试图让船夫靠近河马的故事,一直被当作教训讲给白人听。
当地人总是尽量靠近岸边划行,因为岸边的水流平缓且有树荫遮挡。半路上可能会遇到从河谷向上的逆流。因此,船会沿着河岸缓缓行进。站在小船后端的船夫要与前端的船夫保持一致,前端船夫要注意避开浅滩、岩石和树干并寻找合适的方向。
在这次旅途中,水面上反射的光和热令人很不舒服,就好像灼热的箭从发光的镜子中射向自己。
随着太阳升高,舌蝇出现了。它们只在白天飞行。与其相比,再厉害的蚊子也相形见绌。舌蝇与我们通常见到的家蝇外形很相似,体积是后者的一倍半,只是翅膀不是平行的,而是像剪刀的刀刃般叠在一起。
即使有厚厚的衣服遮盖,舌蝇仍可以吸到人身体里的血。舌蝇非常谨慎狡猾,用手打它,它总能轻巧地躲开。它落在人身上,一旦稍有动静,就立即飞走,躲到船的侧壁上。
舌蝇飞行时,没有丝毫声音,只能用小扫帚来驱赶它们。它们很少落在浅色的背景上,以防被人发现,因此穿白色的衣服是防范舌蝇最好的手段。
在我们的行程中,这条经验得到了证实。我们中有两个人穿的是白色衣服,其他人穿的是黄色衣服,几乎没有舌蝇落在穿白色衣服的人身上,而穿黄色衣服的人则不胜其扰。黑人对舌蝇的骚扰更是无可奈何。众所周知,舌蝇是昏睡病的传播者。
12点时,我们在一个黑人村庄稍作休息。我们吃自带的食物,那些船夫吃烤香蕉。他们的工作很辛苦,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吃上一顿有滋有味的饭菜啊!直到深夜,我们才到达目的地。
为期一周的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参会人士都是多年来为了帮助当地人而投身于这片土地的仁人志士,他们令我肃然起敬。我很喜欢这里惬意而舒心的氛围。
我的提议被友好地采纳了。在我的理想地点,将建一所医院和配套建筑。教会批了4,000法郎作为修建经费。
回程途中,为了躲避河马,我们两次跨越河道。其间,一只河马距离我们只有50米远。
直到黄昏来临,我们才到达支流入口处。在那儿确定航向耗费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期间,船夫不时地下船拖着船前行。
过了沙洲终于进入了河道,可以自由航行了。船夫的歌声也嘹亮起来,远处的灯忽左忽右地晃动着,断断续续。那是兰巴雷内的妇女们提着灯在港口,迎接我们返回。
独木舟颠簸着靠岸。船夫欢呼着胜利,无数双黑色的手去搬箱子、床、行李和从萨姆基塔带来的新鲜蔬菜。“这是克里斯托尔先生的!”“这是埃伦伯格先生的!”“这是医生的!”“那个要两个人拿,一个人拿太重了!”“这个不能扔!”“小心枪支!”“不要放这里,放那里!”
最终,所有货物都被送到正确的房间,我们高兴地爬上小山,回到住处。
4.3 为修建医院平整土地
现在是时候把医院的土地上的土堆移走,将地面弄平了。教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召集到五个工人,可他们因为懒惰干了“好事”,最后我彻底失去了耐心。当时,我认识的一位木材商拉普先生得到了考察周围森林的许可,率领荒漠考察队到达这里。在我的请求下,他把八个强壮有力的搬运工分配给我们。我向他们允诺优厚的待遇,并且亲自上阵,拿起铁锹。然而那位黑人监工只是躲在树荫下,偶尔向我们打个招呼以示鼓励。
两天的辛苦劳动后,我们终于把土堆移走,把土地弄平整了,工人也拿到了工资。可惜,他们不顾我的劝告,路上将所有的钱都用来买酒,晚上回来时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第二天无法起床工作。
现在可以开始建医院了。
4.4 心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和中毒者
现在只有我和约瑟夫负责建造医院。恩岑8月份回乡度假,回来的时间不确定,所以他的工作由约瑟夫接手。约瑟夫在这里每个月的工资为70法郎,而他在洛佩斯角湾做厨师每月赚120法郎。他在这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在这里,脑力工作者的收入比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少。
心脏病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也很诧异我能用听诊器感受到他们的病痛。有位患心脏病的女士对约瑟夫喊道:“现在我相信他是一名真正的医生!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病情,他甚至没有看我的脚,就知道我晚上常常无法呼吸,脚也总是肿胀。”
我不禁暗暗思忖,这其实是拜现代医学治疗心脏病的神奇医术所赐啊!对于心脏病,我每天只用0.1毫克的洋地黄,经过数周或几个月的治疗后,病人的情况就有很大改善。
在这里治疗心脏病比在欧洲更容易。因为医生通常会要求心脏病人静养,在欧洲,病人不得不面对放弃工作和收入的尴尬境地,而在这里患者只需要待在自己的村庄里就可以了,家人就可以照顾他们。
这里的精神病患者比欧洲要少得多,但是仍有六个精神病人需要诊治,这令我很苦恼,因为我不知道把他们安置在哪里。我曾经把他们留在传教站,他们半夜会吵闹,我得一次次起床,给他们注射镇静剂,让他们平静下来。现在想起来,那些夜晚我真的很累。
在旱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把精神病患者及其同伴安置在600米外的河滩上,让他们在那儿搭帐篷过夜。
在非洲,精神病人的命运非常悲惨。当地人不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狂躁,很难约束住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冲出竹屋。有时只好用绳子把他们捆绑起来,但这会让他们更激动,人们试图采取各种方法来控制他们。
一位来自萨姆基塔的传教士告诉我,两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在家中听到邻村传来惨叫声。他出门想探个究竟,碰到的当地人告诉他不过就是沙蚤钻进了孩子们的脚,让他不必惊慌,回家就好了。他照着那个人的话回家了,但第二天却得知,那其实是一位精神病人被绑住手脚扔进水中时发出的叫声。
我第一次接触黑人精神病患者是在一个夜晚。我接到电话通知后被带到一棵棕榈树下,那里绑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前面燃着一个火堆,周围坐着她的家人,后面是漆黑的森林。那本是一个美丽的夜晚,点点繁星在夜空闪烁。我让人给她松绑,周围的人照做了,一副战战兢兢、犹犹豫豫的样子。还没等绳子完全松开,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就跳过来,拉扯我的灯笼,要把它扔掉。周围人一片惊呼,四处逃窜,不敢靠近。我握住妇女的手抚慰她,她在我的劝说下安静了下来,伸出手臂表示愿意注射吗啡和东莨菪碱。随后我带她来到我的诊所,注射完药物后她安静地睡着了。
这是周期性的狂躁型精神病。14天后她痊愈了。之后就有传言说医生是个伟大的魔法师,可以治愈所有精神病人。
可惜,不久后我发现,我们的药物对这里的某些狂躁型精神病毫无作用。之前,有一位老年患者也被捆在这里,绳子深深勒进他的肉里,他的手和脚都沾满了鲜血,伤口已经溃疡。令我诧异的是,我用强效吗啡、东莨菪碱、水合氯醛和溴化钾治疗都收效甚微。第二天,约瑟夫对我说:“医生,他是中毒了才会发疯的。根本没有办法医治他。他会越来越虚弱,最终死去。”他说的没错,14天后这位患者死了。从一位天主教牧师那里我了解到,他被下毒是因为绑架了数名妇女。
我从另一位患者身上目睹了类似的发病过程。某个星期天的晚上,来了一条船,带来了一位抽搐痉挛的妇女。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癔症,但在第二天,病情从狂躁发展到全身痉挛。到了夜晚,她开始大喊大叫,到这个时候镇静剂已经不起作用了。她的体力迅速下降。当地人说这是毒性发作,是否真是这样,我也不能断定。
据我所知,毒药的使用在当地似乎很平常,南边更甚:居住在奥果韦河与刚果河之间的部落因为用毒而臭名昭著。因此,当地很多不明原因的暴毙都被误认为是中毒所致。
一定有某些植物的浆液具有特定的令人兴奋的功效。据说当地人食用某种植物的叶子和根茎后,不仅不会感到饥饿、干渴和疲劳,还会精神亢奋,情绪高涨,一整天都能不知疲倦地划船。
我希望细细了解这类药物,尽管这很困难,因为一切都是秘密。如果有人向白人透露了这些药物的情况,那他将难逃中毒的命运。我从约瑟夫那里偷偷了解到,巫师会利用毒药维护自己的权威。
4.5 捕鱼节
在枯水期中期,当地人会向下游走三小时的路程,在河边沙滩安营扎寨,专心捕鱼。捕鱼时节就像旧约中描述丰收的情景,人们享受着上帝的眷顾。老老少少在沙滩上用树枝支起帐篷,用煮、烤和炖的方式,享用新鲜的鱼,吃剩的就晒干烟熏。如果鱼多的话,两个星期后,村民们就可以带回数以万计的鱼。一提到鱼,约瑟夫就会眼睛发亮。我让他第一天下午随村民一起去,还给了他一个小桶,让他带些鱼回来,然而他的热情却不高。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从而知道了原因。原来驻扎第一天不捕鱼,而是进行祭祀仪式。“长老”会把烧酒和烟叶倒入河水,用来孝敬河神,这样河神才能让鱼进入网中而不伤害任何人。几年前这个仪式曾被搁置,然后有个妇女失足落入水中,被缠在渔网里淹死了,于是祭祀仪式重新启动。我疑惑道:“你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不应该相信这些东西的。”“当然不相信,”约瑟夫答道,“但是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或是哪怕在供奉河神烟酒的时候露出一丝微笑,那他迟早会中毒。药师绝不会饶恕,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这样,他第一天就在家里待着,我让他过几天再去捕鱼。
4.6 拜物教
除了毒药,可能施加在他人身上的超自然的邪恶力量也令当地人感到恐惧。他们还相信这种神奇的力量可以通过某些方法获得,只要拜对了物神,人就可以无所不能,比如打猎时会有好运气,会变得富有,或者可以使他憎恨的人遭受厄运、疾病或死亡。
欧洲人难以想象,这里的原始居民过着怎样可怕的生活,他们是如此惧怕物神。只有亲眼见证了这种苦难才能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帮助这些原住民建立新的世界观,把他们从妄想的折磨中拯救出来。即使是持绝对怀疑态度的人,只要到这里看一看,也会赞同教会的做法。
什么是拜物教?它源于当地人的恐惧心理,他们需要一种能对抗自然、亡灵和坏人的魔力,拜物教把这种保护力量附在特定的物体上。持有物神的人并不崇拜它,而是把它视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物品为己所用。
什么属于物神?奇特的异物被视作具有法力。物神由一系列装在小袋子里、牛角里或小盒子里的物品组成,包括:红色的鸟毛、一小包红土、豹爪和豹齿……还有从18世纪以物易物的交换中得来的老式铃铛,欧洲的铃铛。有个黑人在传教站对面建了一个小型的可可种植园,他把能保护他们的物神放在密封瓶里挂在树上。珍贵的神物被密封在金属盒子里,因为木盒难以抵抗白蚁日积月累的侵蚀。
物神有大有小,大的通常是一块人头骨。有时人们为了得到人头骨而专门杀人。今年夏天,在我们传教站下游方向相距两小时航程的地方,有一位老人在小船上被杀害了。凶手被发现后供述说,杀害老人是为了取得头骨作物神,用它逼人还债。
几周后的某个周日,我和太太一起散步。我们穿过森林,走到代格勒湖,前后走了约两小时。就在我们午休的那个村庄,村民已经饿了好几天,因为村里的妇女都害怕去香蕉地里摘香蕉。众所周知,最近几名男子总在附近转悠,想要伺机杀害村民,抢夺物神。兰巴雷内的妇女称,有人看到这几名男子曾出现在水井附近。这几周以来,整个地区的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我自己也有一个物神,这是一块从人骨头中取出的顶骨,长椭圆形,用红色染料浸染过。它的主人和主人的妻子病了好几个月,夜夜无法入眠。在梦里有个声音多次对男人讲,如果他们夫妻想身体康复,就必须把父亲传给他的物神交给恩戈莫的豪格传教士,并听从他的安排。最终男人按照“梦里先知”的命令照办了。豪格先生让他们找到我,并把物神送给我。这对夫妻在我的诊所住了几个星期,失眠果然好了。头骨具有魔力的观点由来已久。这些天我在医学杂志上看到一个观点认为,从史前时期的墓葬发现的颅部穿孔术,根本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治疗脑肿瘤或者类似疾病,而仅仅是为了获取某些物神。这篇文章的作者的观点也许是对的。
4.7 感冒和尼古丁中毒;烟
在这里工作的头9个月,我接待了2,000名不同病症的患者。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人患的大部分疾病在这里也存在。不过在这里我还没有遇到阑尾炎患者,据说赤道非洲的黑人压根不会得这种病。
所有症状中,感冒是最普遍的。在旱季初期的周日,兰巴雷内的教堂里就会响起不绝于耳的咳嗽声和擤鼻涕声,如同欧洲教堂在除夕日的礼拜仪式。这里有许多儿童死于迟迟不愈的胸膜炎。
旱季,夜晚比平时稍冷。许多黑人因为房子没有屋顶,被冻得无法入眠。按照欧洲的标准,这里其实没有那么冷。即使较冷的夜晚,温度也能达到18摄氏度。但是由于白天大量出汗,人们对夜里潮湿的空气格外敏感。白人也会不断地感冒,流鼻涕。
我曾在热带医学教科书中看到一个说法:在烈日下最要警惕感冒。当时看着矛盾,现在发觉很有道理。
夏季,当地人在河边沙洲上露营捕鱼,这对他们尤其有害。在这些日子里,会有很多老人死于肺炎。风湿在这里比欧洲更常见,另外,我也遇到很多痛风患者。当地人并没有大吃大喝的习惯,他们也不可能食肉过量,因为除了夏天捕鱼的日子外,他们平时只吃香蕉和芋头。
我从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里治疗慢性尼古丁中毒。刚开始我完全不知这里的便秘患者常伴随着神经紊乱,使用泻药会使病情恶化。通过仔细观察和询问一位病情严重的黑人官员,我发现这是大量吸烟的结果。经过治疗他很快就康复了。很多便秘患者声称患病多年,甚至无法工作,我便会问所有的重度便秘患者:“你每天会吸多少烟?”几周后我就意识到尼古丁在当地的影响巨大。
烟草呈树叶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零钱的作用。例如用五便士的烟草可以买两个菠萝。一般较小的服务都用烟草作为报酬。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烈性草本植物。七片烟叶卷成一个烟卷,价值半法郎。香烟被以这种形式装在大箱子里,从美洲运到赤道非洲。在旅途中,给船夫买食物并不是用钱而是用一箱烟草。为了防止这些值钱的箱子在旅途中被劫,人们必须坐在箱子上,这种可以用来交换物品的香烟可比白人吸的香烟浓烈得多。
尼古丁中毒患者以女性居多。约瑟夫向我解释说,很多当地人严重失眠,他们靠整晚抽烟来麻痹自己。大家在行船途中轮流抽烟斗。如果想航行顺利,就承诺给每个船员发香烟,这样肯定能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
4.8 牙科疾病和第一次手术
牙齿的问题也给当地人带来许多痛苦。很多病人的口腔存在大量牙垢,导致牙龈萎缩和化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病人的所有牙齿都会松动,直至掉光。奇怪的是,牙病在这里比在欧洲更容易治疗。不需要采取复杂的方法,只用含有麝香草酚的酒精溶液定期涂抹就可以了。这种药因有剧毒而不宜吞咽。
如果我要拔除还未松动的牙齿,当地人是难以接受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信任那把闪闪放光的钳子。一位忍受牙痛折磨的酋长想要接受这样的治疗,但他必须先回家和妻子商量。家庭会议一定否决了这种治疗,因为这位酋长再没有出现。
还有些人要求我把他们满口的牙拔掉,装上欧洲制造的假牙。有些老年人经过传教士介绍,镶上“白人制造”的满口假牙,从而成为其他人羡慕的对象。
女性腹部肿瘤在这里很常见。我也曾遇到过多个癔症患者。
我本来希望等临时木质医疗室建成后再进行较大型的手术,可患者的病情却等不及了。8月15日,我必须给一名在前一晚被送过来的嵌顿疝患者做手术。这种病很危险,这位名叫阿因那的患者请求我立即手术。确实不能耽搁时间了,我急忙从各个箱子中找齐手术器具。克里斯托尔先生把他孩子的卧室借给我用作手术间。我妻子实施麻醉,一名传教士担任手术助理。一切进展得比想象的顺利。这位黑人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时所表现出的对我的信任,深深感动了我。一位去欧洲度假的军医很羡慕我第一次做疝气手术就得到如此有力的协助。他做手术时,一名犯人用氯仿实施麻醉,另一名犯人递手术工具。助手只要一动,脚上的锁链就会叮当作响。他们也不舒服,可实在没有其他人帮忙了。无菌处理做得当然不完美,但是好在病人康复了。
4.9 河马
在1月10日下午,我还没来得及把上文写下来,就得匆匆忙忙赶到港口。来自恩戈莫传教站的传教士福雷的太太患了严重的疟疾,躺在汽艇上。我刚给她肌肉注射了一针奎宁,这时一只独木舟送来一个年轻人,他的右大腿在湖里被河马严重咬伤,皮开肉绽。这个可怜的人伤得很重。
原来他和另外一个人在捕鱼结束返家途中,快到村庄附近的河港时,河面上突然出现一只河马,愤怒的河马把小船抛入空中。另外一名男子逃脱了。这名男子在水中被河马折磨了半个小时后,终于爬上岸,这时他的大腿已骨折。人们把他错位的腿用脏布包裹起来,用船把他送到我这儿,路上经过了12小时的船程,他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
我也亲身遭遇过河马,不过幸运地逃脱了。秋天时,有一天傍晚我们去拜访一位种植园主。路上我们必须通过一条大约50米长、水流湍急的狭窄河道。在出口处,我们看到有两只河马在远处。回程途中,天已经黑了,为了避开河马和狭窄的河道,船夫建议多花两个小时绕道行驶,但当时船夫已经很疲劳了,我不想再难为他。果然在我们刚要进入河道时,两只河马出现在我们前方30米处。它们的吼声就像小孩子在尿壶里撒尿,不过声音更大些。我们的船在靠近岸边、水流缓慢的地方划行,河马沿着对面河岸和我们同步游动。我们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河流中央耸立着棕榈树枝,它们随着流动的河水来回移动,像芦苇般漂荡。梦幻般的月光洒向河岸上漆黑的幕墙,那是茂盛的森林。船夫喘着气,以轻声的呼喊给自己鼓劲。河马抬起丑陋的头,愤怒地凝视着我们。
15分钟后,我们驶出河道,向下进入支流。远处,河马的嘶鸣声在向我们告别。我暗暗下定决心,将来可不能为了省去两个小时而不绕道,因为确实太危险了。不过尽管心有余悸,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迷人的景色。
4.10 日晒病
11月1日的傍晚,我再一次被紧急带到恩戈莫。福雷太太由于疏忽,在未戴遮阳帽的情况下在户外走了一段路,结果发了高烧并出现其他危险的并发症。
来非洲途中的同伴说的对,太阳是最大的敌人。一名白人在桌边睡觉的时候,被阳光透过屋顶一个塔勒大小的洞直射了一会儿,结果发烧至昏迷。还有个人在翻船时弄丢了盔型凉帽,还未爬上船,他就意识到危险,赶快脱下外套、衬衫盖住头部,但为时已晚,他已经严重中暑了。还有位小型轮船的船夫在岸上修理船的龙骨时,头伸向前,把脖子暴露在阳光下,于是就往鬼门关走了一趟。这位中暑的小轮船船夫,人非常友好,曾接我和妻子来到恩戈莫。我听从一位经验丰富的殖民地医生的建议,同时治疗中暑和疟疾,为他肌肉注射高效奎宁。
事实证明,太阳辐射对疟疾患者是非常危险的。有些医生甚至断言,一般的疟疾症状是由中暑引发的。由于患者自己无法进食或呕出所吃食物,为了避免给肾脏造成伤害,一定要给患者及时补充水分。最好是将4.5克纯盐溶解在半升净化过的蒸馏水中,通过静脉注入身体。
然而,相比于大人,孩子更不容易中暑。不久前,克里斯托尔太太的小女儿悄悄跑出房外,在太阳底下走了10分钟,但是没什么大碍。在这儿,我已经对防暑习以为常了,每次哪怕只是在图上看到有人不戴帽子走在太阳下,我都会打一个冷噤。即使在欧洲时,我也必须很确定,白人这么做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才能安心。
4.11 建立诊所及我妻子的工作
从恩戈莫回来,我惊喜地得知,医院的瓦楞铁皮临时棚屋已经建成了。14天后,房间主要内部装饰也快要完工了。我和约瑟夫将一起搬出鸡舍,布置新房间。我得到了妻子的有力帮助。
我很感谢两位工匠,他们分别是来自瑞士的卡斯特传教士和来自阿根廷的奥特曼传教士。难得的是,我们可以与他们讨论建造诊所的所有细节,他们也充分考虑医疗方面的各种需要。所以这个小小的铁皮诊所既简单又实用,每个角落都被充分利用。
诊所由两个边长为4米的正方形房间组成,前面的房间是问诊室,后面的房间是手术室。延伸的屋檐下还有两个附属房间,一个作为药房,另一个作为消毒室。
地面是水泥的。窗户非常大,直至房顶。这样热空气就不会在屋顶聚集,而是透过窗户散出去。在热带地区,这种瓦楞铁皮窝棚通常非常闷热,可是大家来到我的诊所,都会吃惊地发现这里很凉爽。
这里没有玻璃窗,只有防蚊的细铁丝网。为了防范暴风雨,还装上了木制百叶窗。墙壁上是高价木材制成的宽宽的架子,因为普通的木材用完了,找人锯新的又太贵,还不如使用现存的上等木材,这样还能在几周后就加工完成投入使用。屋顶下面覆盖着白色的布充当天花板,以防范从缝隙钻进来的蚊子。
12月期间,候诊室和住院病房也建好了。两个房间都是用原木和拉菲亚棕榈叶建造的。我咨询了克里斯托尔传教士,并独立承担了一部分建造工作。患者住宿的房间长13米,宽6米。还有一个大房间是约瑟夫的房间。
这些建筑在一条25米长的小路的两边,小路从诊所延伸至河流边的一个港湾,上面有一棵美丽的芒果树,那里停泊着病人的独木舟。当住院病房的屋顶建好后,我用尖尖的棍子在黏土地上画了16个矩形代表床位,中间预留了过道。曾经住在船篷里的患者及家属,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了。15分钟后,独木舟不停地来来回回运送木材。到了晚上,床已安置好。四条粗粗的床腿向外张开,用干草做床垫。床铺距地半米高,下面可以堆放箱子、炊具和香蕉。床的宽度可以让两至三个人并排躺在一起。蚊帐由患者自带。如果床位不够,那么家属只能睡在地板上。
在病房,男女很难分开睡。当地人已经习惯席地而睡,但我要尽量避免健康人睡在病床上而患者睡在地上的现象发生。
这时我有心要为当地人多建几个大型的木板房屋,因为一个住院病房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房间隔离传染病患者。除了药品,我们什么也不缺,尤其是痢疾患者。
因为昏睡病患者会影响到附近的传教站,所以不能让他们在诊所留宿。将来我会在河的对岸找个僻静的地方,为他们专门建造房屋。
充当药房的铁皮屋让妻子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鸡舍,她分担了我的工作,教给约瑟夫如何清洗工具和准备手术。她会尽心尽力地把弄脏的绷带即时蒸煮消毒。她每天上午10点到,认真工作到12点才离开,工作的时候一切都保持整洁。
4.12 佣人的紧缺与普遍的偷窃
我妻子除了做家务外,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准备用药,下午有手术时她还必须承担麻醉工作。在非洲,最简单的家务活也会相当复杂。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当地服务人员职能的划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太可靠。我们雇了三名当地人:一名服务生、一名厨师和一名洗衣工。在比较小的家庭中,把洗衣工的工作分配给服务生或是厨师是很平常的,但在我们这里却行不通,因为会从医院送来大量需要清洗的衣物。要不是因为这个,一个差不多的欧洲女仆就可以包揽所有工作了。在这里厨师只负责厨房里的事情,洗衣工只清洗、熨烫衣服,服务生只负责打扫房间和鸡舍,他们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各自休息。所以,如果一项工作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领域,就必须由我们自己完成。在这个国家,没有女性专门做佣人。传教士克里斯托尔的太太为她一岁半的女儿雇了一名保姆,是一位名叫马布鲁的14岁黑人男孩。
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不可靠,他们抵抗不住一丁点的诱惑。这意味着绝不能让他们独自在家。只要他们在家工作,我妻子就必须在家,不能给他们任何面对诱惑的机会。他们在医院干活,我的妻子一定也在现场。早晨,我们会给厨师定量的食材:米饭、肉和土豆。厨房里的盐、面粉和调味品也要限量。如果他忘拿了什么东西,我妻子就必须从山下的医院回到山上的家中,把东西拿给他。
不让他们单独在房间,不给他们留存货,不信任他们,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在侮辱他们的人格。他们希望我们严格执行这些规定,这样如果有偷盗发生,就不关他们的事了。即使我要出门两分钟,约瑟夫也要求我锁上药房的门,他会留在诊室。如果欧洲人不规定这些注意事项,那么黑人会心安理得地偷窃。用约瑟夫的话说,没锁上的东西总是“不翼而飞”。一旦掉以轻心,什么都会被偷。更糟糕的是,黑人不仅会拿走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还会拿走吸引他们的东西。萨姆基塔的兰博德有一套珍贵的合集,其中有几册就被偷走了。而我丢了瓦格纳的钢琴谱和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的副本,上面还有我精心创作的管风琴曲!这种愚蠢的偷窃行为简直防不胜防,对此我很绝望。所有东西都要记得上锁,并随时携带一串钥匙,日常生活中,这实在是非常麻烦。
4.13 手术与接受手术的患者
从当地人的需求来看,几乎每天都应该做手术。心脏病人们为谁先做手术而争论不休。但是我们一周暂时只安排两到三次手术。因为我妻子应付不了太多术前准备、术后清理和整理仪器的工作,太多手术我也会吃不消。我通常在下午做手术,早晨到下午1点钟左右是包扎和会诊时间。这里的条件没法和气候好的地方比,所以只能这样安排了。
约瑟夫在医院里,看到有血的棉签会俯身捡起来,看到沾血的器具也会拿去清洗。这表明他已经高度开化了——一般黑人不会碰触沾了血或脓液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是不洁净的。
在赤道非洲的某些地区,很难甚至无法说服黑人接受手术。然而我不知道奥果韦地区的黑人为何争相做手术。可能是因为几年前有个名为若里吉伯特的军医曾在兰巴雷内的区域首领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并成功做了一系列手术。他播种,而我收获了果实。
不久前我遇到了一个罕见的病例并为患者做了手术,一些著名外科医生可能还会羡慕我有这样的机会。有个患者侧腹部腹外斜肌最后部分与背阔肌之间,有一块半圆形突起物,这就是所谓的腰疝。这种疾病发生在12肋及髂嵴之间,腹腔内脏经腹壁或后腹膜突出,并伴有局部疼痛和肠梗阻等并发症。夜幕降临,手术还没做完,到最后几针时,约瑟夫必须为我提灯照明。患者后来痊愈了。
还有个男孩,小腿已经化脓,分泌物的臭味让人无法接近。由于营养不良又缺乏治疗,那孩子瘦得皮包骨头。经过手术,他现在恢复了健康,人也长胖了。他的手术的成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当地人原本很惧怕手术。但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手术都成功了,所以他们渐渐信任我,并接受了手术这种治疗方式。
在他们眼中,麻醉是非常神奇的事情,他们对此津津乐道。这里学校的女生与欧洲的主日学一直有通信来往,在一封信件中这样写道:“自从医生来到我们这儿,这里就发生了神奇的事情。医生先把病人杀死,然后为他治病,之后再把他唤醒。”
当地人以为丧失感觉就是死亡。有个人得过中风,他这样对我描述症状:“我死过去了。”
有的患者经手术康复后,用行动表示感谢。有个8月15日痊愈的疝气患者和他的亲戚一起筹集了20法郎送给我。他说:“因为医生缝合肚子用的针线很昂贵,我们来是为了还针线钱。”上文提到的那个小腿化脓的男孩,他的叔叔是一位木工,他为我工作了两周的时间,把老旧的木箱改成了柜子。一名黑人商人派他的工人给我做帮工,保证房屋屋顶在雨季前完工。还有一个黑人为了感谢我在当地造福人民,在告别时给了我20法郎用来添置医疗用品。
有一位病人送给我妻子一条河马鞭。什么是河马鞭?就是在河马死后,把1到2厘米厚的河马皮切成4厘米宽、1.5米长的长条,然后把这些长条放在木板上拉紧,从而使之变成螺旋状。晒干后,这就是一条有弹性、有攻击性的锋利刑具。
可是所有药物到达兰巴雷内后的价格都是欧洲买入价的三倍,这些费用包括装车费、海运费、殖民地关税、河运费、包装费以及由于天气炎热、船舱进水和粗暴装载卸载木箱而产生的巨大损耗。
我和妻子的健康状况一直保持良好,没有发烧的迹象,但我们亟须休息几天。
写到这里时,来了一个患麻风病的老人。他和他的妻子从洛佩斯角湾南部的费尔南多·法斯湖赶过来,这个潟湖与奥果韦河通过一条支流连接。这两个可怜的老人逆流划了300多公里,刚刚上岸,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
- 见第49页提到的在萨姆基塔召开的传教士会议。
- 一种重要的抗胆碱药物,现代医学上用作镇静剂。
- 塔勒,15世纪至19世纪流通于中欧的一系列大型银币的总称。
- 龙骨,贯穿船底的纵向连续构件。
- 主日学,也叫“星期日学校”,基督教(新教)仿照学校方式在星期日开设的一种儿童宗教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