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将进酒

云波书院记

云波书院是我在九华山的又一处住所，明清时期的一个书院。其坐落在狮子峰下，黑虎松右侧，隔着一座山头，是几年前刚刚落成的高拔的地藏菩萨大铜像。一条宽敞的盘山公路曲曲折折，由柯村新区一直向狮子峰方向，公路尽处，便是云波书院了。

据说这条公路当初是专为黑虎松景区开凿的，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公路开通后，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黑虎松却在一把天火中凤凰涅槃。黑虎松没了，那条公路便也失去了它预期的价值。我与法师开玩笑说，这么好的一条公路，是专为你开的，为云波书院而开的。法师说，书院是为读书人建的，你要是喜欢，就请住进来吧。

就这样，前年冬天，我住到画僧演一法师的云波书院里。

我并非一个执意的遁世者，也从不拒绝现代社会所带给我的种种便捷，哪怕是人世的喧嚣。很多时候，百无聊赖的我会久久地站在城市的交叉路口，看商业中心的摩天楼矗立在云天下，看过往的车辆瀑布一般流来流去，看城市人疾速的脚步追赶着飞快的日月，耳边不免会响起刘欢早年的一首歌：

这城里的人是越来越多

那高楼大厦也已数不清楚

人们好像都有许多幻想

这手里钞票也越来越多

虽然你们有点看不起我

可是你们自己也不知在忙些什么

磨剪子嘞抢菜刀……

当然我也不会拒绝山林野趣。“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置身山林之间，聆听山的静寂，感受着山的寂寞与雄浑。天地之阔，人生何其短矣，自己又是何等渺小，我这自以为是的家伙该又是何等可笑之物。

那一天我骑着单车，像一个年轻人一样沿着公路疾速而行。山路渐陡，到了无法骑行的地段，便把车寄放在路边的人家，背着我的双肩包，沿着公路继续往上走着，一直走到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云波书院到了。

村子不大，十多户人家，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孩子。

“来了，吃过了吗？”

“吃过了，您老呢？”

一条大黄狗飞快地跑到我的身边，我在它软茸茸的头上摸了摸，它朝我摇了摇尾巴，就算是认识了。

九华山明清时期有民间书院数十处之多，云波书院即是其中之一。时光转过，如今书院早已无存，只留下一些摩崖石刻顽强地向人们诉说着过往的历史，讲述着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励志故事。法师来后，看中了这块地方，看中了其中的一处老房子，便整下了。稍加改造，就成了现在的格局。房子不大，一楼一底，三开间，楼上做了书屋，楼下中间做了佛堂，两边做了寮房。东头住着柯老，一个看山的老人，另一间是法师的卧室。现在，我来了，法师就将他的卧室让给我了。佛堂里的《地藏行迹图》是清代的壁画，工笔水彩，人物的面貌极其精细，身姿却是写意的。走廊两旁的抱柱上刻着弘一法师的楹联：

素笔淡描三世佛，瓦瓶香浸一枝梅。

法师仰慕前辈大师，他的书法，也是依弘一法师的笔意，素淡而清远。法师是专事中国画的，中国画讲究的是画中的留白，法师看中的，正是书院这幅画的留白处：门前的那一大片空地，两三百亩的面积。他不敢让它荒了，便在那山地种上香樟、柏树、石榴、松树以及樱桃、橘子和油桃，又种下碧桃、玫瑰、金银花、桂花和蜡梅，一年四季，不论什么时候，那片山地都会给你演奏一支花的圆舞曲、山的交响乐。山坡上，那一大片草地可踩，可踏，可信步而走，可席地而坐。很多时候，我躺在那片如毡的草地上，任太阳沐我，任轻风拂我。我以手做枕，双眼微闭，看头顶上的云彩变龙变马，变羊变狗，或变成佛，变成菩萨，又变成萧伯纳、爱因斯坦，有时候竟是一条凶猛的巨蟒。恍惚间不免会问些傻话：这变化的天地日月从何处而来，又将往何处而去？继而又问自己为何物，问爹娘未生我时我在何方。问过，忽哑然一笑，我连自己为何物都不明白，又问什么天地万物？廓大如天，方圆如地，是你这样的浑浊俗物问得清名目的吗？遂翻身而起，回到屋里，打开电脑，写一些感悟的句子，自以为得意，过了一天，再去看时，却又俗不可耐，赶紧删去。

我想我住在这里，住在云波书院，读书也可，不读书也可，或者就依自己的才情，写些不入流的文学，但切不要做些时尚文章，写一些虚假的文字。否则，那些过往的读书人会在梦中跳到我的床前，指责我误人子弟。

书院门前一棵桂花树，树下有一方石桌、四张石凳。我喜欢坐在桂花树下读书，或痴痴地看天，看头顶上花枝婆娑，思绪忽有忽无。春天，有几个法师来看我，我就在屋后的竹林里拔一棵竹笋，剥了笋衣，将笋切成丝，下到油锅里炒熟了，煮一锅笋丝挂面，几个人坐在桂花树下，就着一瓶“胡玉美”辣酱，直吃得满头流汗。书院的左侧有一方亭子，坐在亭子里，透过远处淡淡的烟岚，可以看到山那边的村子以及更远处的公路，有车辆在公路上爬行着，像一只只虫子。我们坐在亭子里喝茶，聊天，听流水淙淙，真正是快意无比。我给我的小外孙写了一副藏头联：含天地自然真气，抒人生快意文章——当然这也是写给我自己的。我与朋友聊天的话题是散淡的，但绝不聊中东战争，也不聊股票的涨跌，“林间谈笑须归我，天下安危宜系公”“不知月白风清夜，能忆伊川旧钓翁”，这一刻，我们都乐得做一个宋代的闲僧，大唐的名士，魏晋时的狂人。说什么世事洞明，说什么人情练达，脱下那华丽的包装，做一个真实的人，哪怕丑陋，哪怕猥琐，但那丑陋是自己，猥琐也是自己。来到云波书院的人，仿佛都回归到灵魂的深处，回到“应无所住”之处。且将那一颗躁动的心放下，捧一盏清茶，细细地去品，方在此时，才体会到赵州和尚“吃茶去”的禅意。

柯老长我六岁，当过兵，做过生产队长，现在，他撇开家人，来到云波书院，做了一个看山人。我每来了客人，柯老便为我们洗盏，泡茶，茶泡熟了，他便悄悄离去。柯老总是闲不住的，他在院子里开了一片菜地，种下莴笋，点下豌豆，撒下菠菜种子。在云波书院，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柯老种的时鲜蔬菜。我有朋友来，走时，柯老会将一小袋带着泥土的山芋或是马铃薯作为礼物送给客人，有时候就是一把菜薹，一碗刚刚剥下壳的带着清新豆香的豌豆。柯老说：“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不打农药，也不施化肥，你吃吃看，保证与你们在城里买的不一样。”

今年的最后一天，我来到云波书院，送走2017年最后一轮太阳。那天晚上，我在电脑上正敲着一段文字，却忽然发生跳闸，四周一片黑乎乎的，只有电脑上微弱的荧光照亮一小片天地。我想给朋友打一个电话，偏偏手机没有一格信号。这些年来，我已习惯了与手机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生活，现在，我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置身在这没有任何时代标识的世界里，我不知道这一夜将会发生什么。

我不得不脱衣上床，却毫无睡意。夜静极了，从黑虎瀑方向传来阵阵轰鸣，像是天边的雷声。忽忽的风声中，佛堂里的佛号竟声声入耳，字字分明。

天下无事，何事惊慌？

我披衣下床，在烛光中铺开一张宣纸。天亮时，我在一张八尺宣上写满了各种“福”字，真、草、隶、篆。推开窗户，新的一年开始了。我走出书屋，来到那片草地上，为我的家人，为我的亲友，也为这动荡不安的世界送去我至诚的祝福：

世界，安好！

2018年2月5日于深圳

怎么都好

我去九华山，该有三十多年了，但认识汪俊生，却是近年来的事。

汪俊生的工作室坐落在去九华山神光岭的路上，上禅堂下。那一年我从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抽出了脚步，目光却被一块招牌上的字吸引住了：怎么都好。

我站在那里，竟至于读出声来：“怎么都好，怎么都好……”咀嚼再三，甚觉有味。

一中年男子正伏在案上于大幅宣纸上抄写着经文。我走进去，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字。字是小楷，一笔一画，极其工整。顺着他的笔意，默读着经文，正是《金刚经》中我熟悉的一段：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

这一段经文真是华美得无与伦比，不知不觉，我竟读出声来。

他放下笔，回过头来，朝我笑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自此，每次上山，我都要去他那里喝茶，写字，谈天说地，果然，怎么都好。

汪俊生，安徽南陵人。二十岁时，因为爱情，他来到九华山，与一位左姓女子结为秦晋之好，笔名“九华山接引居士”，斋号“怎么都好”。

他的确是一位接引居士，但凡去拜肉身殿地藏王菩萨的，都要从他的门口经过，他接引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都好——我知道，佛也是这么说的，佛让我们用平和的心态，用一双佛眼去看万事万物，看这复杂的世界，哪怕波谲云诡，哪怕黑洞重重，却只需放平心态，该来的，只管来，来过，去过，剩下的又会是什么呢？

遂想起我的方外导师皖峰上人，上人有一句人人皆知的口头禅：真好。

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好文章，他会禁不住赞叹说：真好；听人说某处毁损的寺庙终于修复起来，他会情不自禁地说：真好；有居士带着孩子到寺里，想请老方丈为孩子摩顶授记，说几句吉利话，老人伸手在孩子的头顶上摸着，笑得比孩子还纯真，说：真好。

上人说，这世界太执着，人活着，大难、大难啊。但上人又说，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哪怕是山穷水尽，也要学会让自己转身，转自己为山河大地，转山河大地归自己。只这一转身，便立即是柳暗花明，这难道不是真好吗？上人又说，人活着，就要在大难、大难中看出这世间的美好，看出这世间的坚韧与承受，在磨难和砥砺中见到真性，否则，就真正是大难、大难了。归根结底：真好。

上人对待世人也是如此，上人说，这世上没有坏人，只有做了坏事的人。人一定要把看人的眼光放平，不要有分别心。上人也是这样做的，有人夸他，他说：真好；有人骂他，他也说：真好。

上人一直希望我能写一本能留传下来的书，我也一直在努力着。那一年我的一本新书出来。第二天我到寺里，看到他正戴着老花镜，在认真地读那本书。见我进来，老和尚抬起头说：“真好。”我追问他：“到底好在哪里呢？”他说：“好就是好嘛，有些好，是用语言说不出的，用语言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个好了。”

上人往生十二年了，现在，我又在这里，在九华山神光岭下读到“真好”的另一个版本——怎么都好。

我们往往只习惯放任自己，却缺乏对世界的宽容、对生活的宽容、对人的宽容。生活其实很简单，我们却把原本简单的生活弄得相当复杂，于是就有了分别心，有了挑剔，这也不是，那也不好，骂人，也遭人骂。

“怎么都好！”我欣赏这句话，也喜欢汪俊生的这个斋号。每次上山，我都会去他那里坐坐，喝茶，聊天。这条路整天人流如织，城市一般喧哗，而“怎么都好”却是异常安静。屋子原本不大，二十来平方米，却收拾得井井有条，让人感觉宽敞而又明亮。壁上挂着他的书法和工笔画，书法多半是经文，画却是工笔牡丹，或是莲花，每一幅都极其精细，美艳至极。我以为，那是真正的艺术。这年头，最不值钱的就是艺术，但我们越来越枯涩的生活中却不能没有艺术。艺术让这个世界清纯，也让这世界多了一抹明亮。真正的艺术家，他把艺术珍藏在心里，珍藏在屋里，那是无价的。

这块地面，是二十几年前他置买的，如今寸土寸金，有人出大价钱要买他的这座小楼，那人给出的价够他吃一辈子了，他却丝毫没有动心。他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那神情，是一种认真的满足：怎么都好。

续记：稿子写好后，传给汪俊生看。他在回帖中说，先生您文中提到老和尚的口头禅“真好”，因缘巧合，我的女儿名字就叫“真好”。我回说：“真好。”

2014年2月24日

遍地花黄

院子里有两棵老树，两棵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桂花树。

这是一座古老的寺院，建于清康熙年间。我在这里兼着一份工作，并不固定，需要时就来，忙完了就走。很多年过去，工作交卸了，但我还是愿意时常来这里住上一阵。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那两棵老桂花树就像两位古稀老者，远远地守护着我，让我不惊不怖。

我熟悉这两棵老桂花树，犹如它们熟悉我。二十多年过去了，它们该知道那个外表看起来不堪一击，内心却总是孤高心傲的家伙是怎样一步步变成了老人。可它们依然年轻。

一张石桌，几把石凳，石桌上一套茶具，无论什么时候，那两棵老桂花树都是寺院的中心。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老桂花树下总会聚集着三五个人，熟悉或不熟悉的，在茶的暖香里，在风的清韵里，话题是散漫的，从《五灯会元》到后周世宗废佛，从改革开放到“一带一路”。直到茶淡了，人散了。

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那两棵老桂花树，似乎是舍不得那一壶残茶，又似乎是迷恋那树上知了的鸣叫。不远处的绿化带里，有几只被人放生到寺院里的鸡用爪子扒拉着草丛，寻觅着虫子；燕子们在梁下追逐着，它们在空中游弋的身姿让我想起童年住过的老房子；而那两只狗，大黑和小白，在空地上奔跑着，追逐着属于它们的快乐。我乐意听知了聒噪，看鸡群觅食，看燕子追逐，听狗欢叫，这一切，似乎就成了我在这寺院里住下来的全部理由。终于，睡意袭来，我依偎在老桂花树上，就像幼时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竟至于沉沉睡去。

不知什么时候，风声、雨声、狗吠声渐次传来，墨色的天空电闪雷鸣，雨点砸下来，砸在树冠上，砸在附近的瓦楞上，世界像睡醒了一般。一道闪电划过，我赶紧回到屋里，打开电脑，一下午就是好几千字。

说来蹊跷，我总是错过了花期，错过了那两棵老桂花树开花的季节。往往我来寺院时，或者花期过了，或者等我走了，花期仍是遥遥。这一说，就好多年了。

这一次，总算赶上了桂花开放的时节，公路旁一处处人家院子里的桂花金灿灿地开了，车一路掠过，中秋时节的气息一路浓郁扑来。车到寺里，却是半夜了。打开窗子，两棵老桂花树山一样矗立在那里。风轻轻地吹过，老桂花树上便有了一阵沙沙之声，那是熟透了的花粒儿落在叶子上，落在地上的声音——从哪儿来，又回到哪儿去。

夜里下了一阵雨，风也刮得够猛。咣、咣、咣……大殿里沉沉的撞钟偈声清晰地传到这里，传到我的耳畔：

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稀有

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

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河沙

……

不知什么时候，在风声、雨声和撞钟偈声中我终于睡去。

第二天清晨，我打开窗户，那边的老桂花树下一地金黄，就像夜给大地铺上的一层金。想起《五灯会元》中的句子：昨夜金风起，遍地黄花开。

我打了一个哈欠，嘴里喃喃：啊，昨晚睡得好沉。

2014年2月26日

空山不见人

我们是无意间走到这儿来的。

一座类似北方风格的四合院，在周围的高楼广厦中显得特别安静。院门洞开着，门额曰：龙华院。门口挂着两块牌子，左边是“重元寺佛教图书馆”，右边是“寒山书院”。

朋友带我来，原是要拜访一位佛像雕刻师的。手机一直处在关机状态，但我们还是来了，果然人去室空。来了也是来了，朋友就领着我在这重元寺逛了起来。

占地约二百亩，由政府在几年前出资兴建，当然也有企业家加盟，耗资八亿，于是就有了一座现代化的寺院，山门额曰：南梁道场。十月，阳光很白，很亮，没有雾霾，阳澄湖一片浩瀚，这座寺院就建在湖中央的一处人工扩增的岛上。重重殿阁，门墙高构，佛像也往高大处塑来。从前有“骑马关山门”，现在则要“开车关山门”。现代人总要盖过古人，却又总在一些什么地方输于古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我总觉得，只有进入这样的氛围中才能与历史接轨，与古人对话，才能找到丢失已久的心源处。而走在这一片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不经意间，我们走到这里，与这座北方风格的四合院不期而遇。

门前一排嫩绿，几点鹅黄，无论是雪松还是白果树都是这一两年新栽的，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也让我们眼前一亮。于是，我们走进这座四合院。迎门处一株高大的桂花树，花期刚过，油绿的树冠上仍有残存的花粒，一股淡淡的香气扑面而来。不见一人，不闻一语，来了也是来了，好奇心驱使，我们还是踏上右边的走廊。门窗都敞开着，有一股热辣辣的气息，这是人的气息，人群的气息，虽然并没有一人。三十几张桌椅，整齐地摆放着。就像我们在当今很多教室里看到的，每张桌子上堆放着一摞摞书。我浏览着那些书的内容：《中国通史》《佛学概论》《印度佛教史》《二课合解》《遗教三经》《沙弥律仪》《八识规矩颂》《百法明门论》《大学语文》《中级英语》……我熟悉这些书，熟悉那些坐在课桌旁的人，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座佛学院教过书，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正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坚。教室的一角放着一把吉他，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粉笔字，右下角有作业提示：背写“藕益大师的人身（生）序文”；作文：净土法门，注意，三人内容同样者，重写……看着这些粉笔字，我忽然笑了。那些僧侣，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就活现在眼前。

空荡荡的教室里不见一个人影，无论是先生还是学生，此刻都不知去了哪里。走廊里的那张乒乓球台上，球拍就那样随意地丢放在球网的两边，欢快的笑声余音未绝，比赛的双方似乎刚刚离去，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空山不见人”，却把一座活的图画留给我们看。这实在是一幅生动的图画。

2014年2月27日

杏花赋

楼下的那片空地面积不大，也不很规整。开发商撤走前，曾留下两排冬青、几棵橘子树和几棵枇杷树。很多年过去了，那几棵从不见挂果的橘子树和枇杷树不知被什么人砍去了，包括那两排冬青，都不见了踪影。随后，那片空地便成了人家的菜地：绿了菠菜，红了辣椒。

入住这个小区的那年春天，一楼的张老在他门前栽了一棵小树，二三尺高，单薄的枝条上挂着十几片心形的叶子。张老说，这是一棵杏树。邻居看到了，便说，杏树是要嫁接的，这样结出的杏子才大。张老笑笑说，栽着好玩呢，也没指望它结果，能开花就好。张老是一个爱花的人，他家的后院，正在我的南阳台下。站在南阳台上，一伸头就能看到张老院子里那些有名或无名的花儿贴着逼仄的院墙开放得姹紫嫣红。

似乎是在不经意间，那棵杏树猛地就长成一棵像模像样的小树了，由于楼间距较小，很难晒到阳光，杏树瘦弱而又高挑，就像正当发育时的少年。

桃三杏四李五年，转眼五六年过去了，按理这棵杏树早到了开花的年岁了，可它每年都只有一树的叶子，不见一粒花骨朵。有人走过这杏树下，抬头看看说：“张老这是棵公树吧？”张老并不在意，笑笑说：“管它呢，能有这一树绿叶就好。”

我所知道的是，这个城市的公园有桃花和梅花，唯独不见杏花。或者有，我不曾见过。梅花是刚烈的，因其刚烈而高贵。自古以来，以梅入诗的句子不计其数，从“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到“天将暮，雪乱舞，半梅花半飘柳絮”，从“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到“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写尽梅之风骨。桃花是妩媚的，妩媚得近乎妖冶。“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还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总是与风华绝代、与才子佳人有着扯都扯不断的瓜葛。

看似素洁的杏花似乎并不能与梅、桃相比，但杏花烟雨江南又如何？清代无所不知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杏树不肯挂果，须将处女的裙子挂在树上。李渔说他试验过，果然如此。因此，李渔将杏树称为“风流树”。我很喜欢唐代韦庄的一首词：“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读这首词时，正是少年时期，词中女子对爱情的大胆和执着当时深深打动了我，想着，那该是怎样一个风流且幸福的少年呢？

花本无情，但人们从无情花木身上所得到的，正是自己一颗有为的心。更有佛家之“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一切无情，在有情者的眼里，都是灵动的、感性的、有生命的。

那棵杏树已蹿到对面二楼阳台那么高了，春夏季节，杏树已经在张老的门前搭起了一片绿色的棚子。只是，一年又一年过去，这棵树龄将近十年的杏树却总是没有一粒花朵。张老说：“管它呢，我也没指望它开花，只要有这一片阴凉就好。”

三月中旬，我应邀来到杏花江南的贵池，参加一次杏花笔会。

时令还是早了点，但路旁的杏花到底还是零零落落地开了，已经有了几分看头。那天上午的活动真正是人山人海，但很快，人流便消失在漫山遍野的杏花丛中。我这是第一次认真地观赏大片大片的杏花，于是知道，文人诗句中“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的红是不错的，“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雪”的白也是不错的。既有各色各样的红，也有各色各样的白，有的在红中泛白，如落日烟云；有的于白里露红，如雪中之梅。站在杏花林中，远处的秋浦河盈盈流过。杏花、春雨，再加上这条安静的河流，美醉了来参加笔会的画家们。

那天晚上，我去看望著名的民歌手姜秀珍。这个把一生的才情和百灵鸟般的歌喉都奉献给了她所处时代的农民歌手已是八十四岁高龄，然而她依然有着少女般的天真，依然有不老的歌喉。这一次，她没有给我说她的年轻时代，也没有说她怎样给中国当时最高领导人唱歌和敬酒。她说：“你难得来一趟，我给你唱首歌吧。”那天晚上，她先是给我唱了一首罗城民歌《一条手巾送哥哥》：“一蓬日头一蓬荫，晒得哥哥汗涔涔，小妹看哥不过意，送条手巾郎遮阴。”意犹未尽的她接着又给我唱了一首石台民歌《洗菜薹》：“妹在河边洗菜薹，哥在河里撑竹排，竹篙打得水花溅，打湿了妹子裙底开。”我认识姜秀珍有四十年了，我以为，那天晚上她给我唱的是真正属于她的歌。我愿她像一棵不老的老树，在她的晚年能开出一树香艳的繁花。

那天我从江南回来，一进小区就看到张老门前那棵杏树异样的风光，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那一树杏花开得如烟如云，恍若梦里。我惊叹这杏树的神奇，惊叹于它的不发便罢，一发便不可收的决绝和韧劲，我想我真该为它写一首生命的赞歌。

一晃又是六年过去，今年雨水特别多，我出了一趟远门，等我回到小区时，一进门家人就告诉我说，楼下那棵杏树开始挂果了。谢天谢地，十六年了啊，它长了十年叶，开了五年花，现在，终于挂果，真难为它了，难为了这棵夹在狭窄的楼房间的缺少阳光和滋润的杏树。站在密密的树荫下，果然看到一簇青色的杏子，四五颗，像一窝小狗，抱成一团，卧在一丛树叶中。我用手机拍下那一道风景，拍下这棵杏树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把它存在手机里。我想我真应该为这丛杏子，为这棵坚韧的杏树好好写一首赞歌。权且以此文为赋吧。

写于2014年3月

改写于2018年4月

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李白《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

一

雨细细地下着，就像扯不断的丝网，清晰中透着朦胧。远处的山被雾雨笼罩着，蜿蜒曲折的秋浦河在不断地变化着色彩与形状，它们或明或暗，或奔放或委婉，就像一个正在梳妆打扮的古典女子，一顾一盼，无不楚楚动人。

三十三年前，我随一个摄制组第一次来到秋浦河。三十三年来，秋浦河像刻在我的脑海里，总也抹不去。于是，我终于再次沿着这条河，一直来到源头李村。这一次，我打算用一个月时间对这条给了我无数灵感，并给予我不安的灵魂一次次慰藉的河流来一次从头至尾的梳理。

三十三年是一段不短的时光，眼前的源头李已难辨旧迹，公路四周有好几处村落，每座村落里都有一栋栋白亮的楼房，这让我完全找不到第一次来源头李时的感觉，也无法找到当初住宿的那户人家。或许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背着旅行包，拄着登山拐杖的样子有些新奇，一个骑着摩托的年轻人在我的身边停下，他问我：“你要找哪家？”我回答说，一个姓李的人家。年轻人笑了，说：“这一座源头李，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姓李，你要找哪个姓李的人家呢？”我回答不出，而且我要找的人并没有具体的形象，也不一定就在哪一座村庄，只是，不论我哪一次来到秋浦河，也不论我是走在秋浦河的哪条河段上，乃至村路、河滩、田野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觉得我要找的秋浦河人。

想起我的学生胡海说，他在源头李曾认识一个弃官归隐的老者，名李文唯。我开始往村子里走去，但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要去找这个叫李文唯的人，起码，这不是我此来的初衷。

犹记得那一年的情形，年景对于我是出奇地背，父亲刚刚过世，我的一篇小说又被评论界激烈批评，习惯于上纲上线者甚至大有欲将我打下地狱的狠绝。那些日子里，家里一批批来人，有来安慰的，也有借来安慰想看我笑话的，甚至还有来探我口风，欲落井下石的。母亲说：“儿子，我们不写那东西了好吗？日子有的过就好。”妻子说：“你出门走走吧，别老憋在家里。”于是，我出门了，出门的一刻，想起秋浦河，想起家在秋浦河畔的学生胡海。白露将至，秋水茫茫，那一刻，山是灰的，水是浑的，连同我自己。手中有池州老文化人丁育民的一本《李白游秋浦》。唐天宝十三载（754年），李白因谗言遭疏而离开长安已达十年，十年间，李白云游天下，并于这一年来到江南池州。清《贵池县志》卷四有如下句：“唐李白爱其胜，欲家焉，滞留于此者三年，歌咏甚夥（多）。”最著名者即《秋浦歌十七首》。

刚下过一阵秋暴雨，傍晚时分，我来到一处渡口。河滩上泊着一只竹排，河岸的草棚里，一个赤着上身的老头正与另一个中年人纠缠在一盘棋上。老头从棋盘上抬起头说：“要过渡吗？”我看了看河面上那野马一样翻滚的浪头以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整段的大树，不免心生惧意。但老头已经离开棋盘，手里抓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我只得随着老头跳上竹排。排刚离岸，一个浪头打来，我差一点翻进河里。老头回过头来大叫了一声。后来我回顾那一场景，当时因风声、浪涛声，根本就没听到老头叫了一句什么，只看到老头黝黑的脸上电光火石般地凌厉，没等我醒过神来，竹排已经靠在河的南岸。等我登上岭头，回眸脚下那条白练般绕着岭脚转了一圈的河流，忽然泪流满面。那一刻，我对着那条河，对着远处撑竹排的哲人般的老头深鞠一躬，以感谢他对我的难得一遇的点化。

那一次我在我的学生胡海家住了半个月光景，胡海陪我爬了一趟羊山，又去梅街拜访了几个傩戏艺人。等我回到家时，那件事早就过去了，果然就像一个浪头，打湿了我的裤脚而已。

第二年正月，我再次来到梅街乡荡里姚村，住宿在七十五岁的傩戏艺人姚秉之家。那天桌上有一道菜（菜名我忘了）是我从未尝过的，将洋芋连根拔了，采用连着块根的茎部，撕去皮，和着新出土的嫩洋芋，一锅烩了，放上辣酱，直吃得我出一身大汗。只是我一直奇怪，这个季节，何来洋芋？那天晚上，喝了几盅酒的姚秉之同我说了一夜的话，说他家庭曾经的显赫，说他少年时代的荒唐，说他如何败尽了家业。后来他参加了革命，人到中年，却因“生活作风”问题回到村里。说到这段经历，姚秉之伤心欲绝，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说，那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爱情。姚秉之一生所演绎的，也许就是余华《活着》的另一个版本吧。

明嘉靖《池州府志》对贵池傩戏活动内容有较明确的记载：“凡乡落自（正月）十三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像，或滚球灯，妆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那天晚上荡里姚演出的是整台戏《刘文龙》，照例是一个善与恶的故事，刘文龙上京赶考久而不归，妻子受吉婆引诱，处境维艰，结局当然是欢愉的。在贵池傩中，无论是替天行道的包拯，还是专事邪恶的吉婆，全都是菩萨，一律受着乡民的香供，因为他们所宣说的，是一曲人间正道的大戏，是善恶有报的真理，只是角色不同罢了。

午夜时分，我耐不住寒冷，决定回屋睡觉。在后台的大幕后，我看到姚秉之正和着台前的演出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唱着傩戏中的高腔：“蓑衣斗笠到田头哇/一么溜丢/一么溜大丢/水滴平田往下流哇/一么溜丢哇/一么溜大丢/又是一年哪春哪景到/一么溜丢/一么溜大丢……”在灯光的折射下，我看到姚秉之那张老脸上爬满了泪珠。

一年又一年，我和着如潮的人流，前往荡里姚聆听傩戏中的高腔，在源溪的社树下看傩神的舞蹈。在铿锵的锣鼓和年首们的喊断声中，我感受着先民们对神祇、对天地自然的崇拜；从草丛中一处处断残的古碑上我读到乡民们在古老的法则下怎样自觉维系着一个农耕社会应有的秩序。

姚秉之死于十年前的一次心脏病突发事故，而与他差不多年龄的老艺人也都在以后的几年相继谢世，但那一带的傩戏依然一年又一年。比起上一辈来，新一代傩戏人的一招一式更近似于专业的表演，因而也更具可看性，这自然吸引了越来越多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身心疲乏的现代人。只是，傩戏人早已失去对天地自然崇拜的神圣，他们的表演，似乎只为一年一度的习俗。每到正月，我依然追随着朝社的队伍，追逐在傩戏的大潮当中。许多年过去，我熟悉那里的人，犹如他们熟悉我，我亦以我之力所能及，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在那些村子里，我能够随意坐在任何一张饭桌上，同乡民们大口地喝酒。夜里，自然会有一张松软的床榻供我做一个悠远的好梦。有时候，我索性就带着一家老小在那儿的一个人家度过一整个春节。在除夕傍晚祠堂门口的全家福照片中，自然会找到我和家人的身影。而大年初一，当村子里的老人为每一个孩子送上一份祝福的红包时，我的外孙女同样也会得到一份。

二

村庄被一行行柳树环绕着，透过油绿的柳树，可以看到远处旷野里大片的油菜花正在吐蕊。正是这些开始呈现大自然生命的色彩，让原本沉闷的雨季生动起来，也让一条秋浦河灵动起来。走在这河岸的村庄里，就像走进一首古朴而童稚的古诗里：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

村庄静静地立在河岸上，细雨迷蒙，除了雨滴落在灌木上的细密声响，四野听不到任何声息。鸡鸣、狗吠、人声以及这个春天本该有的声息，这些被散文家习惯描写的事物，此刻都因为这场雨而被屏蔽了。只有画面——无声的画面。春节的喧闹刚刚过去，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只有一些老人、孩子。年轻人走了，也把村子里的活力和喧闹一并带走了。留给秋浦河的，就只有这一座座空村和村路上偶然遇到的去走亲戚的老人。门楣上有被雨水打白了的春联，村路上有一堆堆燃放过的鞭炮屑，同样被雨水浸泡过，经脚踏踩过，它们静静地摊在那里，显示涅槃过后的静寂。一只鸟从头顶掠过，带着天空的惊悚。

村庄的气味是让人迷恋的，村前灰黄的草垛、村后洞开的牛栏、池塘里干涸的淤泥，如果能遇到一堆正燃的火粪，那就更让人陶醉。在这样的气味里，我很想走进任何一个村庄，在秋浦河人家特有的火塘边坐下，同老人、孩子随意地唠嗑，同他们一起讨论村庄的现在或未来，虽然这不免有些迂腐。火塘里的栗炭火红得耀眼，火上坐着酽酽的红茶，或者是煨得稀烂的咸肉骨头，还有他们特有的火烧鸡蛋。如果有一壶温热的老酒，就完美得近乎奢侈了。

每一家院子都种满了花草，桃花正打着细细的骨苞，火一样点缀在人家的墙头上；月季被雨水淋落，枝头上只有残存的花瓣，就像是画家无意间滴落的残颜。每个铺着水泥或卵石的院子都被侍弄得清清爽爽，这座在清代曾出过布政使的源头李村就像一个归隐的士大夫，虽陋住乡里，却仍不失贵族的气派。在村子的边缘处，我找到李文唯的家。院子里卵石的缝隙中零零落落地长满了寸把长的青草和油菜苗，虽然都是无意中洒落的种子，看上去却像是经过主人精心的侍弄。忽然想起一个叫陶渊明的人，比起一千多年前的南山头，李文唯的这个院子又如何呢？

李世民之“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不过是一句骗人的鬼话，但李白一生都在入仕和退隐之间矛盾着，得意时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失意时便发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哀叹。包括陶渊明，在历史的大潮中，他们连英雄的边都沾不上。秋浦河也曾是隐士的故乡，仅一个唐代，就有号称“咸通十哲”之一的秘书郎王季文、元和年间进士费冠卿。无法知道他们在京城遭遇了什么，但他们归隐的理由都近乎一致：我有病！非我有病，是朝廷病了，爷不伺候了。于是，他们一个做起了金地藏的研究，一个则在龙潭边沐浴，学窦子明化羽升天。他们当然也算不得英雄，但比起李白来，究竟还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那么，眼前的李文唯呢？

三间很普通的平房，屋子里响着武侠电视剧的打斗声。正在看电视的是一对老男女，都在七十好几，他们偎依在一只长方形的火桶里的样子让我一时间进退两难。但我还是说了我学生胡海的名字。李文唯说他并不认识胡海，他问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说明了来意，李文唯说，他老了，有些事情，早忘记了。但他显然并不想让我过于失望，他说：“给你泡杯茶吧，外面下着雨，你的裤脚都湿透了。”我看到敞开的屋子里有一个硕大的火塘，那正是我三十三年前第一次来源头李见过的东西。看着这火塘，我忽然又想起那通红的炭火，炭火中烧得噼啪作响的鸡蛋。我问李文唯：“家里就你们老两口吗？”他连忙说：“不是，不是，她是我隔壁邻居，没事来我这里看电视。”我注意到，坐在火桶里的老女人显得有些不自在。我意识到自己的唐突，赶忙绕过话题，问起庆源桥的历史。李文唯说，先有庆源桥，后有源头李，这地方是早先江西商人前往徽州的必经之地，所以就有了庆源桥，随后才有了这一座源头李村。

撑着一把雨伞，按照李文唯的指点，我很快就在他屋后二十来米处找到了庆源桥。仿佛是一处坐标，庆源桥让我找对了三十三年前源头李的大致方位。远处的山，近处的河流，包括这座建于明嘉靖年间的石孔桥，乃至桥上覆盖的厚厚的青藤，几乎与三十三年前一模一样。但我知道，三十三年的风雨，一定让这些看似不变的山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以我无法看出。其实，每日每时，世界万物何尝不在发生着极其细微的变化，包括我们自己？

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我乐得在这湿而清爽的天地里行走着，在这雨的缝隙中行走着。雨细密地打在我的雨伞上，打在公路边的灌木上。公路上没有一辆车，这一刻，天地间似乎也只有我一个人存在着。在我的右边，是那条处在雨季的秋浦河，它敞亮、透明，在两岸林木的掩映下愈加色彩明丽，线条清晰。对着这湿漉漉的公路、湿漉漉的水，还有那远处被云雾笼罩着的湿漉漉的山，我想起那个撑排的老头，想起姚秉之，当然也想起在这里写了十七首诗歌的李白，禁不住高声地唱着傩戏中的高腔：“蓑衣斗笠到田头哇/一么溜丢/一么溜大丢/水滴平田往下流哇/一么溜丢哇/一么溜大丢/又是一年哪春哪景到/一么溜丢/一么溜大丢……”

2018年8月

将进酒

很久没有触到郭沫若的话题了，今天我在给学生讲李白的《将进酒》时，忽然就想到他，想到这个在时代的洪流中跌宕起伏，却始终如鱼得水的老人。

我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我年轻时的困惑和迷惘。我们这一代人总绕不过那“十年”，而在那“十年”中，我唯一做过的糗事，就是当得知学校的图书馆被人砸开，有人将一摞摞图书掳进自己的宿舍时，我也毫不犹豫地提着一只麻袋，钻进了一地狼藉的图书馆。知道这是“窃”，便一边默念着孔乙己的名言给自己壮胆：读书人的事，窃书算偷吗？下放前的那两年里，我躲在家里的阁楼上，把那些书读得昏天黑地，茅盾、巴金、郭沫若，当然还有“三言二拍”，他们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走进了我的人生视野。我已经说不清这些上一代的文学大师到底在我的文学生涯中给了我怎样的影响，就像今天我给学生们所说的，你很难说哪一餐饭对你的色身寿命发生作用，但正是无数次的吃，让你从一个婴儿走向少年，再从少年走向成熟。大师们就是我的无数顿饭食中的一种，当然，那是一顿难得的大餐，存留在唇齿间的滋味经久不淡。

书柜中收藏着郭沫若出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李白与杜甫》。我读这本书时，正处在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也有书，却是千人一面，万语同声。忽然有了《李白与杜甫》，竟然被郭老夫子别开生面的立场一下子吸引了。李杜诗书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如果有人让我在李白与杜甫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一生走不出现实的泥淖，走不出圆规画出来的人生，却不等于我不向往洒脱和狂狷。人生就是一座围城，凡缺失的，就向往。我的人生无疑是苍白的，也是无味的。有一个画家朋友曾开玩笑说，如果某一天听说我因某桩桃色事件而闹出八卦新闻，说不定我会赢得更多的掌声。这是戏谑的文字，酒茶之后的闲谈。我有我的活法，岂会在意他人的掌声？读过一本书，说柏拉图一生精研学问，沉浸于精神恋爱中。他的学生不忍老师如此清教徒般地生活，便买通了一名妓女，将她与柏拉图关进一屋。第二天，学生问他，昨夜好吗？柏拉图说，不过是一阵手忙脚乱而已。

上一代大师们，我尤喜爱郭沫若。我得承认，年轻时读郭沫若，至今能记得的也就是那些香艳肉欲的文字了（此处可省略若干字）。郭沫若也就是这样走进一个肉体和精神都处于变声期的少年的我。至少，对于一个在闭塞的小镇上生活了二十年的少年，郭沫若是一扇窗外的风景，是我苍白年轮中的一道色彩。我喜欢他的才华横溢，喜欢他的风流倜傥，喜欢他一副金丝眼镜下的那一张瘦白、精致的面孔。我宁可相信，郭沫若对李白的推崇是因为他从骨子里认同李白的狷介与狂傲，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放，那种沉醉之后的癫狂以及飘逸出世的仙气。或者说，李白是郭沫若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我去采石前后三次。第一次是去开会，第二次是去开会，第三次还是去开会。三次会议的内容，却完全忘了。我的一生，究竟开了多少次会议？如同我吃过的饭、喝过的酒、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犹记得三次去采石，都曾去江边采石矶。站在捉月台的那尊铝合金塑像前，大家相互用手机拍着照片，似乎真沾了一点谪仙人的诗酒才气。

《容斋随笔·李太白》篇有如下一段文字：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按李阳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公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为序。”

清代纪晓岚将《容斋随笔》收入《四库全书》，这段有关李白之死的记述，知晓者可谓众矣，但是，人们还是宁可信奉醉酒捞月的李白，信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李白。就像小说家毕飞宇在《小说课》中所说，“白发三千丈”只属于李白，而不属于杜甫。一千多年过去，李白早就定格在中国人的血气和骨骼里。

记不得是哪一次了，中午酒喝多了，下午却要去采石矶。当时正是初春，但季节来得早，春秋衫已穿不住了。登上捉月台，眼前一抹江流无声地流淌着，江上的行船树叶一般一片片流去，一片片流来。江风拂面，神清气爽，酒也清醒了许多。借着余醉，忘情地模拟着那尊铝合金雕像，张开双臂，大声地吟诵起《将进酒》的句子：“……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愁是一种情绪，似乎完全没有道理，人也根本捕捉不到它的来处和去处，就像佛家所说的心魔，却斩不断，理还乱。

说起那天下午的情形，同伴们说：“那一刻，真担心你会一时忘情，扑进崖下的江水里，去捕捉那并不存在的月亮。”我所记得的是，回到宾馆，我吐得一塌糊涂，昏睡了一个下午。

生命如一樽老酒，有人品出了苦辣，有人品出了酸甜，或问：这一切与酒何干？

2018年9月

贵池傩

2014年春节将近，我辞别在深圳的妻女和外孙，独自回到母亲身边。

时下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过年的确成了问题。一方面，车站黑压压的人群挤破脑袋去争抢一张回家的车票，另一方面，人们却一再抱怨现在的年越发没有年味。所以习惯的是，年过了，又一个轮回开始，继续着不变的枯燥日复一日，依然紧张而又枯燥着。

对于我来说，带着母亲，该如何打发这个早就习以为常的年？

我决定去贵池山里，这是一座我熟悉的村庄，我熟悉那里的村民，熟悉那里的老树，也熟悉那里喷香的锅巴汤和带点臭味的豆腐乳。

清晨，端着大海碗，站在村路上喝粥是一种新的体验。就着咸菜疙瘩，夸张地将碗里的东西喝得海响，一边与认识或不认识的路人打着招呼：来啦？来了。来我家坐啊，你去过，门口有棵银杏树的。远处的峰峦在薄雾中影影绰绰，清冷的空气里，零零落落的鞭炮声在群山的环绕中拖着悠长的余音，算是为这山村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舒缓地拉开了序幕。

萧瑟的寒冷，灰蒙蒙的天空，无所事事，不得不一人守定一只火桶，嗑着瓜子，说着闲话，看主人灶前灶后地忙碌。这就是客居山里的好处，不用采买洗淘，不用系着围裙守在厨房接受烟熏火燎，只坐等主人家一年一次的盛宴在柏木八仙桌上隆重摆开。

我问母亲，今天是什么日子？母亲说，我的生日吧？猛然警醒，我确乎忘了，除夕的前一天正是母亲的生日，然而我们却总是习惯地遗忘，皆因为忙着年饭，忙着忙着，就忽略了这对于母亲、对于我们至关重要的一天。于是，这一顿年夜饭，所有的祝福都送给了这位百岁老人。母亲笑着，脸上洋溢着少女般的羞涩和红润。

漫长的年夜饭刚刚结束，那边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好戏刚刚开台，竟遭遇突然跳闸，屋子里漆黑一片。村子里响起一片持续的“啊”声，是遗憾，也是无奈。但很快，屋子里重又亮堂起来。荧屏上花团锦簇，红衣绿袖，音乐如潮，一派歌舞升平。然而演剧的和观剧的正渐入佳境，却再次断电。随着城市生活的浸润，在这个偏远的山村，一台台空调，一台台电视被安装在一栋栋漂亮的楼房里，电力系统却远远跟不上人们对现代生活的需求，于是，跳闸、再跳闸，断电、再断电，从而让这一夜一切美艳都失去了它应有的色彩。索性摁断电源，有人提议，打麻将吧。于是，每人面前亮一根红红的蜡烛，在如豆的灯火中，在你来我往的输赢中，高潮接踵而至，直到整个山村被一阵震天的鞭炮声笼罩着。

我双手笼在袖筒里，瑟缩在寒冷的夜空下，深深地呼吸着这山村弥漫着的呛辣火药味的空气。我曾经那么讨厌城市里的鞭炮声，而此刻，在这远离都市的山村，我却被潮水般一波一波涌来的鞭炮声实实在在地感动了。幼时的灯笼，父亲的压岁钱，压在箱底的新衣和带着母亲体温的祝福，所有温暖的记忆在这一刻都像这鞭炮声一样向我挤压而来。随着年岁渐大，我越发怀念父母双全的日子。那时候食不果腹，日子总是艰难，但一家人挤在那座漏风滴雨的小楼上，听母亲讲那些泛黄的故事，兴奋地等待着午夜的鞭炮声惊天动地。

抹去没来由的泪水，回到屋里，向偎在被窝里的母亲说：“奶奶，过年了！”母亲抬头看了看窗外被鞭炮染红的天空，说：“恭喜，儿子，长命百岁……”

在这个远近闻名的傩戏之乡，真正的年味是在初七之后。关闭了一年的祠堂相继打开，各种关于傩的演绎就这样陆续开台了。我熟悉这里的傩戏，就像熟悉这里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村村通的简易公路。那几天里，我冒着雨雪，走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混杂在各色人群中。所不同的是，别人是在看戏，我是在看人，或者是为寻找那曾经老去，却又依然如新的岁月。

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二，在一座古旧的祠堂，我认识了一个叫大博正雄的日本人。那边的饭桌上，由于他的到来而引发的关于钓鱼岛的争论在悄悄地进行着，我却同这位熟悉中国戏剧的早稻田大学教授热烈地谈论着川端康成、井上靖以及伟大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他说，他是在北京大学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他对中国的戏剧有着特别的兴趣，他甚至还能哼几句黄梅戏《女驸马》中的唱段。

正月十五，我在另一个祠堂里再次见到追赶着中国年味的日本人大博正雄。我也是在当天傍晚回到安庆，大博正雄却扛着他的小型摄像机，去了更深的山里。我没有与他握手言别，我只是用手机给他发去一则短信，那是唐代灵一禅师的偈句：无限青山行欲尽，白云深处老僧多。

日子在一如既往地进行，就像这除旧迎新。世上总有一种永恒，看不见，却存在着，于是我们不倦地追逐着，直到老去。世界却依然年轻着。

戏台

戏台是方的，戏场却是圆的。

台上的人在卖力地唱、念、做、打，台下却是另一番风景。

——总是忘不了下放的那一年我在乡村看戏的情景。白天喇叭声震，寒风凛冽，可到了晚上，一切盘古开天地以来的乐事该有的都有。戏场就搭在村里的稻场上，没有前台后台，那一方土台被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真正看戏的人却并不很多，戏台上唱的什么也根本听不明白。更有那些卖汤圆的，炸春卷、韭菜盒子的，蒸米糕的，戏场里蒸腾着一股热气，是食物之气，也是人气，人们图的就是一份热闹，且将一切世间的烦忧统统抛却。有时候，戏场里会爆发一阵骚乱，多半是一些游手好闲辈趁着混乱，在某个女人身上占了一点什么便宜遭人暴打后哭泣、咒骂或求饶。

很多年后，我去贵池长龙看目连戏，戏场的情形与我下放那年看到的风景高度吻合，只是戏文不同。我们来看的是一场目连戏，是为庆祝族谱的成功修订。戏台就搭在祠堂前的稻场上，明亮的电灯下，戏场四周人影晃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炽热的油炸食物的浓香，几让我迷乱了时光的转换。

我与戏总是有缘分的。我童年生活的镇子上每年都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戏班子来。戏班子来时，必先在街道上做化装游行，锣鼓咚咚锵锵，演员们穿着戏服，脸上涂着油彩，后面跟着一帮半大的孩子，一路走去，滚雪球一般，戏班子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每到一要紧处，戏班子便歇下来，一层一层的人便自觉地围成一处街头戏场，《补背褡》《春香闹学》《路遇》，这些个折子戏我都是那时候学会哼一段两段的，有些唱段至今不忘。

那一年镇上来了一家黄梅戏剧团，那段时间，每天清晨我都破例起得很早，远远地站在屋后的那片湖岸边，看那些演员吊嗓子，看一群少年穿着肥大的灯笼裤在柳树下翻跟头、练劈叉。有一个外号小猴子的与我差不多大年纪，他翻的跟头又高又飘。那几天，我的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我的一个亲戚（其实是邻居的亲戚）在剧团唱旦角，母亲知道我的心思，便找到她。母亲说，如果成了，至少家里少了一张嘴。那天的情形现在想来仍尴尬至极，我现在已不记得当时唱了什么，只知道我出尽了洋相。但第二天那个亲戚却对母亲说，你小儿子如果想去，叫他明天一起来练功吧。“说好了啊，”她说，“只管伙食，别的都没有。”

父亲听说这事后，与我母亲大吵了一顿，我的演员梦自然也就此中断。

这样的事在小学毕业前又发生过一次，但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行内的话叫“倒仓”。我的班主任方来和老师说，也许你将来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导演或是作家，但你真的不适合做演员。

我对方老师尊崇至今，每年都会去看望他老人家不是没有原因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真的不适合做演员。进入中学后，嗓子越发嘶哑。但那时没有人告诉我，发育期的男孩子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嗓子，且让这变声期平稳过渡。但那时我是铁定了心要去报考剧团，嗓子越是发不出声音，越是与其抗争。我就是这样自己把嗓子给毁了的，有很多年，竟至于发不出声音来。好多年后，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变声期》，当然我写的是一个时代演变过程中一群少年的迷惘，与我的变声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后来招工回城的那座城市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河上的石桥建于明嘉靖年间，七孔，拱形。有一年夏天，我站在桥上看风景，一个老头给我讲了这座桥的故事。故事有几分悲壮，有几分凄凉。我一直想将这座桥的故事写成剧本，却一直没有动笔。等到我真想动笔时，忽然觉得那个故事已没有一点新意。生活在爱情泛滥时代的青年男女是不屑去看古人的爱情悲剧的，或许又会发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疑问也未可知。

那一年与我一同报考剧团的同学有几个真的被录取了，其中的一个即是我的邻居。只是，他们在那家剧团待了半年左右，最后还是回到学校，继续坐在原先座位上。我所记得的是，有一年“六一”，他们俩在学校的土台子上演了一台黄梅戏《王小二打豆腐》。我实在不喜欢这台戏，不喜欢他们在那张戏台子上的忸怩作态，哭哭啼啼，我想我真是幸亏那一年没去学唱戏。

时光流逝，转眼几十年过去，前年我陪苏州朋友赵世界去安庆黄梅戏会馆喝茶看戏。《王小二打豆腐》不论什么时候都是黄梅戏舞台上的保留节目，赵世界被那两口子逗得大笑不止。他开心，我当然也开心。我想，赵世界或许真的看懂了黄梅戏，可我却还没有看懂。那一年在苏州，赵世界请我听了一回昆曲，算是对我请他看黄梅戏的回报。虽然我依然不懂昆曲，但我赞同白先勇对昆曲的总结：“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辞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乃至一只水袖的飘然舞动，一个手指的婀娜定格，无不生出勾魂摄魄的力量。

安庆第一届黄梅戏艺术节时，我被临时拉进会务组，担任主题晚会的总撰稿。那次的艺术节，打动我的是一个山里孩子表演的《江河水》。让一个孩子去演唱老生的唱段，让脆亮的童声去演绎苍凉的悲情，那种反差所带来的舞台效果，获得了满堂喝彩，这是导演的高妙之处。第二年的艺术节，那个被捧红了的山里孩子再度被人带上舞台，但这一次，处在变声期的孩子唱的是一段流行歌曲。我真为那孩子可惜，我在舞台下默默地祝愿孩子：好好读你的书吧，用知识去改变命运，就像当年的另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少年一样，真的，你并不适合去做演员。

就像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我有时候会哼一段怀旧戏曲或是歌曲。无论苍凉还是激越，无论悲壮还是凄切，都与人生某个阶段的境遇有关。我觉得我骨子里是有戏剧情结的，但我对戏曲的爱好一直停留在业余阶段，应该是与少年时代的境遇有关。我常常想，如果那一年不是因为瞎修盲练毁了嗓子，人到中年，我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京剧票友。我喜欢京剧《过昭关》中的二黄慢板：

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我喜欢漫天大雪中的英雄末路，林冲走出山神庙时那种凄清婉转的啸吟，那种决绝而无奈的独白，怎不让人掬一把难忍的眼泪：

（白）老天哪！怎能够明星下照，昏惨惨云迷雾罩，疏喇喇风吹叶落，听山林声声虎啸，绕溪涧哀哀猿叫……

我对所谓样板戏同样情有独钟，绝不会像巴金老先生一样，一听到样板戏就会吓得浑身发抖。尽管在样板戏的时代，我的家庭同样有过不堪的经历。尤其喜欢《打虎上山》的那一段朔风凛冽的前奏，那种急促的快板，那种节奏分明的长号的低鸣，夹杂着长笛吹出的萧瑟之气，真是让我百听不厌。那是一段青葱的岁月，有过不堪，有过沉沦，但也有过初恋的苦涩和父母兄弟团聚一室的欢愉。

我对《打虎上山》的喜爱，乃至无论是交响乐还是钢琴、手风琴、唢呐，哪怕是口哨家的娴熟吹奏，只要有足够的技巧，演奏出来的效果一样是能让人从头发尖里激发出来遍体通透的。我几乎听遍了网上能够搜寻到的一切《打虎上山》的唱段，于魁智音域宽广、收放自如，但蓝天的嗓音更加清亮、干净。王老板王佩瑜的反串带着更多的现代元素。蓝天也罢，王老板也罢，拼的就是年轻和学养，以及对京剧艺术的见地。所有能在大场面敢于演唱《打虎上山》的，都无法比肩样板戏时代的童祥苓先生。处在盛年时期的童祥苓，真正是无可超越。

前年夏天，我去深圳民俗村。刚一进村，就听到远处传来《闹花灯》的锣鼓声。那天下午，如果不是带着我的小外孙女，我想我会和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一起，一直把《闹花灯》看到最后。我带着外孙女走出很远了，身后仍传来观众阵阵爆笑声和那两口子的插科打诨：

（夫）：不好了，老婆的裤脚烧着了。（妻）：砍头的，你笑什么？不看灯你尽瞎吵，险些把我的魂吓掉着……

舞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闹花灯》是这么热闹，这么好看，这么好听，原先我为什么总是不喜欢呢？由此我想，为什么总有人想着要将原本出自田间地头的黄梅戏引入京城，引入宫殿，引入高贵和典雅？就让它回到堂会，回到这方露天的戏台，回到田间地头有什么不好？

电脑里存着十年前由我撰稿的十集电视专题片《黄梅戏》，其中《大地黄梅》一集有这样的文字：“徽班进京了，程长庚离去了，这一座座古戏楼上只空留下他们高昂而不绝于耳的歌唱。该去的都去了，而该留下的，自然会留在这里，留在适合它生成的土地上，就像黄梅戏，就像我们……”

戏场是圆的，戏台却是方的，方方正正的方。你很难说戏里的故事不是真实的人生，你也很难说戏外的风景不是真实的戏剧。

桐城小巷

良元要去桐城，拉着我陪他去。及至到了县城，他去办事，却把我丢在那条大街上。站在九月的太阳底下，一时有些茫然。原想去找我的学生许松涛叙旧，看时间正是午后，知道不好打搅他，便沿着桐城中学门前那条老街漫无目的地走过去。

青砖铺就的路面，两边店铺，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有的或许更早。这样的老街，现在幸存的不多了，难得桐城还保留着这样一条古旧的街道，让发幽思古的人有了感叹的所在，如我等之辈。是现代人坚韧的脚步一时未曾顾及这里，还是开发商们吼叫的推土机暂时还没来得及碾过这里？桐城每年都要去一两回，但这条小街却走得很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个学生家是租住在这条街上，那年我去看他，一家三代七口，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却也其乐融融。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一代一代地老去，他的女儿都是他当年的那个年龄了，不知道他的家是否还在这里。

街道很长，一路逶迤而去。虽是秋后，但太阳仍然毒花花的。我失去走下去的耐性，便拐进一条巷子。巷子很窄，七拐八弯，墙上附着青藤，厚厚地罩住整个墙面，也有丝瓜藤沿着围墙一直拖下来，开着黄花，为这条古旧的老巷子增添了几分青春的色彩。有枣树的枝条从院子里探出头来，够得着的地方，那上面的枣被过路人顺手摘净了，而院子里却是另一番景色。没有人认识我，我像一个老熟人一样在这些巷子里穿行着，就好像回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好像是在看那时的一个默片，自己也成了那默片中的人物。时光交错，感觉自己变成一个少年，或者就是一个古稀老者。巷子套着巷子，院子连着院子，却并不担心迷路。把北街当作一棵大树的干，而这些巷子，则是树的枝杈，却又枝蔓横生，交错纵横。如果让自己静下来，应该能听到墙角蟋蟀的鸣唱，能看到草尖上吸食露水的蚱蜢，或是一条在不经意间游走到你裤脚下青青的小蛇。即使是蛇，也并无恶意，就像是你的某一个调皮的玩伴，在你猝不及防的惊吓间，它却倏地溜走了。一些院子里种着蔬菜，顺着竹竿攀上去的扁豆（安庆人称之为月亮菜），一二畦茄子，也都是漫不经心的样子，主人似乎并不指望在这个院子里能种出些什么来，就像那小街上的生意。然而仔细寻去，某一处杂草间却躺着一只硕大的南瓜或是冬瓜。

这一带的老巷子，房屋多半坍塌了，昭示着一个时代的逝去。偶或在一处有几堵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山墙矗立着，就像一个傲骨老人，明明晓得落伍了，却挺着脊梁，向偶尔前来探访的人数说着当年的骁勇，其间难免不发一两声陡然的叹息，慨叹时光的不再。但这些被人遗弃的巷子，你真的一点也不能轻觑他们，你应该相信，从这些巷子里曾走出过翰林，走出过某一代的探花或是张丞相李丞相们，都是在当时创造历史的人物。我想起我在印度所看到的那烂陀大学，虽然是一片废墟，却没有一砖一石的修复，让一切来访者从那些残垣断壁中遥想当年，半点都不走样。相比起那些人为复制的“古迹”，我更喜爱这些原汁原味的小巷，虽则破些。

巷子的另一头连着桐城中学（好像六尺巷也就在不远处）。无论是桐城中学还是六尺巷，都折射着桐城淳厚的文风，令人肃然起敬。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有三三两两的中学生从巷子里走过，他们戴着眼镜，穿着迷彩服，腰里扎着皮带，看上去有些滑稽。这些生活在现代的中学生，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对墙角的蟋蟀迷恋至深，不会像我们一样总喜欢在青草和露水中呼吸原始的气息，走在这条巷子里的孩子们，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注意到这条他们每天走过的巷子究竟有着怎样的风景，但他们的世界，比这条巷子要大得多。这些穿着迷彩服的孩子，你一点也不能小看他们，或许某一天，他们其中的某一位就成了新的翰林、探花或是张丞相李丞相。这是一个充满着人文气息的县城，那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巷子，都透着墨香之气，让人流连。走在这些巷子里，你自然能找到在那些车马拥塞、高楼林立的现代大街上所失去的自信。

应当承认，这一个下午，我过得不错。在桐城北街的这些小巷里，我认识了一个久违的、真实的桐城。

2012年9月

麦子熟，梅子黄

在很多场合，我都毫不掩饰自己对桐城话的兴趣。

三十多年前，我在一所师范学校教书，那一年的毕业晚会上，我请一个桐城籍同学用道地的方言朗诵桐城诗人陈所巨的《梅子熟了》：

五月南风暖洋洋

麦子熟，梅子黄

满树梅子水亮亮

直到几年之后，才在一次文学活动时见到所巨先生。这是一个壮实的汉子，眼里闪着炯炯的光。会议结束后，所巨一一握着大家的手说：到桐城来喝酒啊！他把“桐”读成téng，他读“城”时有着厚厚的卷舌音，听起来憨厚、朴实而又亲切。由此我想象着三百年前那个在文华殿高声朗读奏折的桐城丞相，想到清代那自诩“天下文章尽在桐城”的方苞、姚鼐，他们在朗读自己的锦绣文章时浑厚的桐城话中一定会带着田野里火粪的呛辣和饱满的稻米清香。直到今天，我在桐城的一些学生仍在追随先贤们的脚步，每次我在读他们的文章时，都像走过桐城老街上的一块块石板路，走进一条条幽深的小巷，在那些小巷的深处，有蟋蟀和翠鸟的鸣唱，有被青藤和苔藓覆盖着的灰黑色的山墙，有韵味悠长的读书声从山墙缝中一声声传来。

桐城位于古城安庆与龙舒河之间，安庆在其东南，龙舒河在它的西北方向，桐城话拾其两地所长，却没有舒城话的拙硬，也不似安庆话的绵软，“麦子熟，梅子黄”，“熟”不读“shú”或者“shóu”，而是“续”与“耍”之间的读音，且将音调沉下去，一直沉下去，读时，有起承转合意，就像是在读桐城派的文章。设想所巨先生这些带着阳光和泥土芳香的诗歌用普通话去朗读，味道就大不一样了吧！有时候，在同伴们聚会的场合，或者有桐城人在场，我会学着他们的腔调说几句桐城话：嘎在空（孔）城，引起一阵大笑。我知道自己说不好桐城话，但我绝没有戏谑的成分。有一年我去北京，一位桐城籍的朋友接待了我们，听着他用蹩脚的普通话与我们交谈，我真想告诉他，桐城人大可不必捏着腔调去学普通话，他们应该相信，无论是外交场合还是平常的交流，桐城话就是最好听的官话。

我出生于江南和悦洲，祖籍却是枞阳。据清末桐城人姚永朴“桐城沿革”：“吾邑（桐城）于西汉盖庐江郡龙舒、枞阳二县境，（唐）至德二年始改名桐城。”我常常会对人说，我其实也算得上一个桐城人，或者是桐城人的后裔。

幼时从父母的故事中知道一些桐城的逸闻及特产：青草塥的大刀会和麻丰糕，蜡梅树街（我曾以为是“老母猪街”）雷公曾劈死一只千年巨蟒，还有老牛集镇的黄牛集市，龙眠山的花茶浓香袭人。这些地名和逸闻总是伴着父母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将一个个惊险刺激的故事带入我的精神视野。那一年，我的一届学生毕业了，我很想念他们。夏天，我从合肥开会回来，途经人形河时，突然叫停了汽车，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我硬是徒步穿过育儿村一块块稻田和油麻地，一直走到青草塥。那是我第一次踏上父母故事中的旧地，阳光在大沙河中摇荡，空气中布满了青草的幽香。不再有父母跑鬼子反时的一幕幕惊险，也不见反动会道门大刀会蘸着猪血的虚张声势的大刀，眼前是一座座安谧的村庄，是一条条汩汩流淌的河流，是一条条古旧的街巷纵横交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乡村处处显示出摆脱阵痛后的欣欣向荣，这实在是一幅安宁、和平的图画，阳光下的人们遵从着古老的法则，他们在田野里耕种，在绿树下栖息，生儿育女，一代一代，繁衍不息。

曲折而绵长的青草塥街上挤满了赶集的人们，油炸食物的香味弥漫着整个街市，白铁店里的敲打声和着街市上的叫卖声汇成一曲盛大的交响，考验着人们的听觉神经。下着小雨，湿滑的石板路街上脚步杂沓，屋檐上滴着淅沥淅沥的雨水，人们挤缩在尼龙伞下大声地谈着生意，谈着乡间的新闻，老人们像孩子一样拉着手，互道着久未谋面后的客套和热切的问候。有时候，他们大声说话的声音和过于夸张的表情让人怀疑是在吵架。

与青草塥毗邻的是桐城另一个重镇陶冲。几乎每年，我都会去我的学生鲁生家做客。鲁生教过书，开过大货车，开过工厂，如今，他再次回到学校，就像一艘轮船在江心里打了一个旋，如今又停泊于出发前的码头，精神也更归于岑寂。他的妻子会烧一手好菜，我去时，鲁生会请他的朋友前来陪酒，鲁生的朋友们三十多年前就称我“老先生”，现在仍这样称呼我。这是自古信奉“穷不丢猪，富不丢书”的桐城人对读书人的尊称。

有一年，我去桐城中学拜访杨怀志先生，穿过那条古藤缠绕的长廊，吴汝纶的半身铜像威严地看着这座他亲手创办的校园。手头有安庆师范大学已故教授张仁寿先生校注的《旧闻随笔》一册，吴汝纶晚岁曾去日本考察学制，当游至《马关条约》签订处时，日方有人请他题诗，吴汝纶大书“伤心之地”，便掷笔而去。走在桐中校园的每一块方砖地上，你似乎都能感觉到先贤们沉稳的脚步声。这座有着一百多年校龄的名校曾诞生过朱光潜、方东美、方令孺、章伯钧等大师级人物，还有我的乡贤前辈黄镇将军。因此，在桐城，那每一个与我交臂而过的戴着眼镜，或系着红领巾的孩子，我都对他们怀着无以复加的崇敬。

这些年来，每次我去桐城，拨响任意一个熟悉的号码，我下榻的宾馆里不一会儿就会聚集着一群我当年的学生，他们围在我的四周，用桐城话热切地谈论着他们的生活。时光刀子一样一寸一寸地割走我们的岁月，因此，我们之间的每一次相聚，都是对过往岁月的又一次延续。

所巨天才的脚步滞于他六十岁那一年春天，但每次走在桐城的大街上，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诗人所巨，自然会想到他清爽浑厚的桐城话：到桐城来喝酒啊！

正是“麦子熟，梅子黄”的季节。

2019年4月

旧街

走出渡口，我们走进这条有着三百年历史的老街。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阳光有些过早地溽热。几天前下过一场透雨，此刻，街道两旁空洞洞的老屋里弥漫出一股潮湿的霉气。石板路仍在，只是窄窄的一条，其余的都被厚厚的淤泥覆盖，茂密的芦苇、蔓生的野草和枸杞代替了昔日林立的商贾店铺，代替了人家门前晾晒的干菜和淀粉，也代替了这条街道上曾经有过的浓浓的人气。老屋多半朽烂，有的已经坍塌或接近坍塌，只是偶或在一面墙上，依稀见到曾经的标记：泰顺发、百升旅栈、小鱼钩批发、张大兴油漆店……那上面的每一个字放到今天，都让书法家们感叹有加，可它们就那么随意地写在泥灰脱落的墙壁上，顽强地向人们展示它昔日的儒雅和伟岸。门板早已不知去向，门一律洞开着，堆满烂砖头的屋子里长满了野草以及顺着墙壁生长的泡桐树。我忽然想起，这里曾经是一家照相馆，我此生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这家照相馆拍摄的。那一年，我大约七岁。照相馆的对面是一家诊所，诊所的隔壁是一家豆腐店……

朋友陪着我。他是我幼年时期的街坊和同学，只是，我们早就不属于这条街道。五十年后，我们相约来到这里，来到这条熟悉的石板路上。我们在这条给了我们生命的街道上默默地走着，谁都不说话，似乎一张口，就撞破了各自心胸里那一点说不出名目的东西。昔日纵横交错的街道依稀还在，只是不见一户人家，也不见一个人影。不知什么时候，人们搬离了这条石板路，移民到对岸的长龙山建镇去了，只留下这条废弃的老街，留下这些断壁残垣……有知了在鸣唱，见到来人，就一律知趣地停歇了，又仿佛不习惯生人的造访。于是，四周一片沉寂，眼前的一切，就像是早先看过的电影中的默片，而权且充当这片子里演员的，就只有我们两人。谁能相信，这里曾经是江南最有名的码头，是一座有着三条马路，有着无数家店铺的江南重镇？日本人的炮弹，川军的“焦土抗战”，再加上连年的大水，一个生命，又如何能面对如此之多的劫难？于是，像一个重病的老人，它愈加老去，老到一发不可收拾，终于被弃之不顾了。

穿过一条小巷，竟然听到弹棉花的声音。这有节奏的梆——梆——梆的声音在这条寂落的街道上听起来有些空洞。这或许是这条空街上唯一的人家吧，谁都不清楚屋主人为什么会独自坚守在这条废弃的街道上。门前一条嗜睡的狗，见到我们，睁开眼似看非看地看了我们一眼，仍顾自睡着。我们从狗身上跨过去，径直走到屋里。屋里有一男一女，只是低着头干活，他们的面前，那床棉被就像一块巨大的蓬松的发糕。男人用竹竿将棉线甩给女人，女人熟练地接过，轻轻一按，棉被上就多了一条纬线。他们一来一往，动作机械而沉闷。尽管男人戴着口罩，但我仍一眼就认出，他是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同学。我说：“还认得我吗？”男人抬起头，眼神里露出惊讶，于是连忙让他的妻子为我们沏茶倒水。我们坐在门前，喝着茶，谈着以往，谈这条被人废弃的街道，感慨着。那条狗就一直睡在我们的脚下，打着呼噜，就像一个听话而懒散的孩子。

耳畔响起一片噼噼啪啪的木头拖鞋击打在石板路上的声音，那种声音混合在街道上妇女尖锐的喝骂声以及孩子夸张的哭叫声里，构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条石板路上最有特色的生命交响曲。父亲常常就是在这样的声音里走出渡口，他随意地披着一件外套，迈着方步，就像一个绅士，可身上总是有一股木屑的气味，我喜欢这股气味，温馨而亲切。常常是在这种气味里，我伏在父亲的膝上，在他绵长而乏味的故事中沉沉睡去。现在，这一切都成为一串串虚拟的符号，随着那墙壁上隐约的墨迹渐渐淡去，淡成一股青烟，留存在记忆的深处。

2006年5月

桥

青溪河穿城而过，兴济桥连接着东西两岸，传递着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进步。读桥头的碑铭，知道这桥很有些历史了，四五百年了吧。而当初兴建此桥，除为商贾之便利，亦有阴阳风水之说。据《池州府志》记载，池州西南有诸山之水汇于州南，经城东北而直流长江，“水之去也……文亦不显”，唯建一桥，方可扼风水之流失。

古代多阴阳家，多风水家，犹如今天多专家，多学者。我所居住的城市安庆之建于明隆庆年间的振风塔，其建筑之初，也是因有阴阳家说安庆北高南平，风水流失，始有八百年文风不振。塔建成后，明清以降，安庆的确曾涌现出一大批文坛大鳄，且不说像桐城派这样影响甚远的文学流派，历史上更出过左光斗、陈独秀这样的政治大家，但不知是否与振风塔有关。

我曾在池州的一家工厂做过八年钳工，兴济桥就坐落在我所在的工厂之东门处。夏日的傍晚，我喜欢在桥上看人垂钓，看人捞虾，听人谈古，享受着夏日难得的清凉。看着桥下的流水带着天空的痕迹向下游缓缓流过，思绪也如这河一般无可捉摸。女儿幼时，我经常带着她到桥上兜风。桥很破了，女儿最喜欢的游戏便是将小石子一块一块地从桥面的缝隙中扔进去，听着石子落进桥下水面的叮咚之声，她开心极了。

有一天，一位师傅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座桥的传说，一个完全背离正统记载的爱情故事。

就像一切爱情故事，相爱中的男女青梅竹马，却偏偏有情无缘，姑娘被迫嫁给她不爱的男人。出嫁前的一天，姑娘坚决地将自己给了她的情人。从此，一对有情男女不得不河东河西，隔河相望。孰知女人肚子里的秘密并没能瞒过新婚的丈夫，偏偏他又是一个视名誉如生命的男人，终忧戚成疾，不治身亡，却也将一桩秘密永远地带走了。翌年，女人诞下一子，子又有志，不久便金榜题名。当圣上得知状元的母亲是一位烈女，遂颁旨为其竖一座贞节牌坊。母说，就用竖贞节牌坊的银子在那条河上架一座桥吧，以方便一切商贾行人。桥建起来了，果然方便了一切商贾行人，当然也方便了隔河相望的有情男女。世上的事，方便是把双刃剑，很快，一桩掩藏很久的奸情败露。朝廷以欺君之罪杀了那位少年得志的状元，而他的亲生父母，也双双撞死在状元桥上。

给我讲这则故事的人被认为是厂里的技术权威。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孤峰独步。而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注定是吃不开的。我得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好钳工，我的笨手笨脚常常会被人耻笑，他却对我别一样看待，他安慰我说，你生来就不是吃这行饭的，是时代耽误了你。那是一个炎夏的傍晚，我们一同散步到兴济桥上，靠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桥栏上，桥面上掠过一丝若有若无的风，那天傍晚，他生动的讲述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不知道他的故事是从哪儿听来的，或者就是他自己信口编出来的。他编出这样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深邃的内心深处，究竟掩藏着怎样的秘密？由此我知道，起码，他所拥有的绝不仅仅是钳工技术，更有一腔文人的情怀。

很多年后，我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有人给我寄来一张摄影作品——分植于东西河岸的两棵古树越过河水，在空中合为一体，成为一道奇观。这棵被人视为爱情象征的古树坐落于铜陵凤凰山的一座古老的村子里。我曾借去铜陵公干之机，专门去看了那棵神奇的相思树，不能不叹服造化的神奇。兴济桥，相思树，乃至上古至今，人们总是将幽怨的爱情寄于一事，或寄于一物，且久唱不绝。在艰难的人世上，唯有爱情是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全部理由，然而真正的爱情却并不可得。金庸逝世了，无数的人在悼念他。我不是金庸的粉丝，并不喜欢他的现代武侠小说，但《神雕侠侣》中一句出自金元时期词人元好问的歌词却被我听到耳里，记在心里：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件吊诡的事件传到我这里，那个曾给我讲过兴济桥传说的工人师傅在一天下午被人用一只扳手砸碎了脑袋。师傅的人缘向来很好，虽然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也断不会有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敌人。后来知道，杀害他的，是一个与他并没有任何过节的精神病人。我想着当年他对我的好，自然会有一种难言的痛。我痛惜他的死，更痛惜他死得毫无理由。

我去深圳，最爱流连处便是距我不远的一座书城。那些挤挤挨挨，席地而坐，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在做着读书笔记的青年男女总是会让我有莫名的感动。我在书架上寻找着朋友们的书，有胡竹峰的《衣饭书》、徐迅的《半堵墙》，还有藏学法师的《转眼看世间》。有一次，竟找到我的长篇历史小说《梁武帝》。那一刻的激动一点都不亚于三十年前我在上海南京路的一家书店柜架上看到我的处女小说集《魂离》。

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我喜欢清晨从家里出发，背上双肩包，包里揣着水和食物，然后就随便找一个位置，在那里度过大半天时光，东晋初年干宝的《搜神记》中一则相思树的故事便是几年前的一个时节读到的。

战国时期，宋康王霸占了属下韩凭之妻何氏，却将韩凭派去戍守边关。一日，康王截获了韩妻写给丈夫的信：“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康王不解其意，便有大臣苏贺解曰，第一句是说她苦苦思念如意郎君；第二句是说只怕夫妻相见永无期；第三句是说她主意已定，将一死了之。不久，即传来韩凭自杀身亡的消息。一次，其妻趁康王带她登上高台之际，便纵身一跃，留下的遗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康王命人将韩凭与其妻的尸骨分葬两处，且遥遥相望。说，既恩爱如此，如果两坟合于一处，便成全了你们。

不久，从两座新坟里各长出一棵树来。又十余日，两树竟有一抱之圆，且树干弯曲，相向而生。又数日，两树竟合为一树，有雌雄鸳鸯双双栖息于树，幽幽哀鸣而不绝。

兴济桥，相思树，相思树，兴济桥，自古以来，所有能够留存千古的爱情故事其结局都是差不多的，却把一段美丽留在人间。

去池州办事，午间，应生留饭。饭后，应生说，我们去兴济桥走走吧。

兴济桥十几年前有过一次大修，难得的是，桥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只是，桥面上不再坑洼不平，也再找不到女儿当年嬉戏的所在。清溪河两岸亭台楼阁，树影婆娑，呈现出一派江南风光。有闲人在岸边垂钓，有老人在河边散步，有飞鸟在头顶盘旋。自然又想起兴济桥的故事，只是，讲这故事的人却死了。

正是午后，兴济桥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应生与我。我不知道到了傍晚，尤其是夏天的傍晚，是否还有成群的男女在桥上纳凉、谈古，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知道兴济桥的传说，更不知道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是否还能吊得起当代男女的胃口。

雾霾笼罩着北方的大片天空，而在江南，却是天朗气清。站在兴济桥上，一脉流水映照着头顶上碧蓝的天空，初冬的太阳暖洋洋的，因为酒的作用，人一时有些恍惚，顿生困倦。一只水鸟拍打着脚蹼，在水面上划过一道长长的水纹，也把一阵惊悚的水击之声传到耳畔。回眸四顾，恍若一梦。

直到晚间，脑海中依然是惊鸿一般横跨在河面上的兴济桥，是师傅熟悉的面孔。打开电脑，一口气写下此文，以纪念曾经在那个冰冷的时代给过我温暖的黄居刚先生。

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