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回乡笔记

冬天的杂碎

腌白菜

冬至前后总会有一段晴好的日子，母亲搬出厨房里的那口大缸，里里外外刷洗一遍，再移到门前晒干——这是到了腌菜的季节了。菜是和悦洲小菜园里的高秆白菜，肥嘟嘟的，最适合腌制的一种。在这个季节里，门前的石板路上、围墙上，乃至晾衣竿上，家家都摊晒着一棵棵白菜，根是根，苗是苗，白是白，青是青，整整齐齐的，从街道上一直逶迤过去，就像列队的士兵。这样的太阳，只需一日，白菜就被晒去多余的水分，摘去外边的黄叶，切去老蔸子，连夜洗了，就堆在那里，沥干水，第二天就可以腌制了。菜一层一层地码在大缸里，码一层，撒一层盐，这时候，哥哥就脱了鞋，把脚洗了，站在大缸里，扭动着腰肢，就像街道上老太太们扭秧歌。缸里的白菜一层一层都要踩实，边边角角，一点都不能马虎。菜是认脚的，有的人，无论你怎么精心，腌出来的菜总是臭的。哥哥的脚却能踩出一缸好白菜来，酸酸的，黄黄的，脆脆的，不等下锅，就忍不住撕下一片来，顿时满口生津。

四邻街坊都习惯请哥哥去踩白菜。“遐龄啊，今天帮我踩白菜吧！”

“好咧，做完作业就来。”哥哥的声音脆生生的，带着些许得意。

有一次，不知是那人家的缸陈了，还是他用的力过了，踩着踩着，缸突然裂了，一缸的菜歪倒在地，幸好没伤着人。换了口缸，继续踩，继续腌白菜。其实并非菜认脚，而是踩的人肯费力气，菜踩得密而实，空气和细菌就进不到菜里，菜当然就不会坏了。踩实了，再压上大颗的鹅卵石，讲究的人家还会在表层压一层香叶子，菜就算是腌成了，接下来，就静静地等着，等着一年中最后一个季节的来临。

清时袁枚《随园食单》中有“腌冬菜黄芽菜……常腌一大坛，三伏时开之，上半截虽臭烂，而下半截香美异常，色白如玉”，可见古人也是吃腌菜的。我去法国，巴黎的餐馆没有腌白菜，我去澳洲，去新加坡，去柬埔寨，那里的餐馆都没有腌白菜，但外国人不见得比中国人寿命更长。现在生活好了，即使是下馆子，撤下酒具，等到上饭时，还是要带着几分酒意喊一嗓子：服务员，上两碟小菜来。这小菜，或是腌白菜，或是腌萝卜条子，总不至于是菌菇或是三明治吧。

何况是在那个年头，一个寻常人家要度过一整个漫长的冬季，一缸腌菜总是少不了的。

一直等到那缸里的白菜突突地冒着泡泡，一股酸菜的香气漫溢在厨房里，冬天就真的到了。先是暖了几日，有点小阳春的意思，突然在某一个下午，鹊江里的江猪在江面上打起滚来，天陡然阴了，天空果然就飘起雪花。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似乎就在一刹那，雪铺满了石板路，铺满了屋后的菜园子，铺满了对面江岸上的房屋，只有那一泓鹊江在灰蒙蒙的天底下一如既往地泛着清凌凌的波光，四野白茫茫的，世界空了、虚了一般。偶尔，一艘轮船鸣响了汽笛，轮船的螺旋桨搅得一江清水沸开了一般——像是宣布冬天的开始。

雪无声无息，竟落了一夜。早起，大雪封门，厚厚的雪将门槛整个地埋了。

街道上不再听到“洋糖发糕”的叫卖声，不再听到早起的菜农挑着大担的青菜，扁担压着肩膀吱扭吱扭的声音。父亲从被窝里支起身子，伸头看一眼窗户外的雪，接着又一头缩进被窝里。

母亲打着冷战，嘴里丝丝地吸着冷气，哆嗦着穿好衣，到厨房里打一升米，落进锅里，灶门里塞一把硬柴，不一会儿，那大锅里便咕嘟咕嘟地热闹开来。从大缸里抓一把黄艾艾，喷吐着酸菜香气的腌白菜，切碎了，热锅里放一勺油，那切碎的腌白菜刺啦一声倒进锅里，再加点辣椒糊。这时，那一锅粥已熬得混沌一片，一家人也就起床了。于是，一人捧一只海碗，就着那一大盆腌白菜，喝得身子热乎乎的。看着窗户外越下越大的雪，母亲说，这死天气，幸亏腌了一这缸菜啊。

说书的瞎子

雪总算停了，天空有了太阳。霜后暖，雪后寒，街道上的石板路结了一层冰，屋檐上挂着长长的冰凌，一直挂到门楣上。清晨，有人把门前的雪扫净了，用锹将厚厚的一层冰敲碎，各人自扫门前雪。街道上一家连着一家，家家将门前的雪扫净了，一个街道也就清爽了。只是，整个上午，街道上都少有行人，连瞎子长友也懒得出门要饭了，街道上不再听到他的那根破竹竿戳打在石板上所发出的笃笃的声响，以及他一声声“可怜可怜我们瞎子”的唱歌样的吆喝声。

一直等到午后，地上的冻开始化了，屋檐下的冰凌开始滴水了，忽然就听到从不远处传来渔鼓的有节奏的敲打声：卟咚咚——咚，卟咚咚——咚……男人们在火桶里窝不住了，他们穿上套鞋，那种牛皮的帮，桐油油得硬实实的，厚厚的底上钉着响钉，无论是落雪还是化雪，穿上它就能出门了。于是，街道上传来一片那种套鞋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像过年时放的百子鞭。不一会儿，瞎子的那间木棚子里就被来听书的人挤得密密实实了。

这是一处临街的木棚，里面堆满了木料，瞎子就坐在中央的一处空地上，听众散乱地坐在那些木料上。木棚里生着一盆火，先来的人早把那一盆火围得严严实实，三友子用一把破芭子叶死劲地扇着火盆里的火，直扇得木棚里烟四起。他用力拨开人群，硬将我塞到火盆前。木棚里混合着一股呛人的烟气和脚臭。瞎子用一只手敲打着他的渔鼓，顺手接过人们递过来的烟，狠狠地吸一口，然后就由着那烟叼在嘴角上，手中的渔鼓仍是“卟咚咚——咚”地敲打着，显得很是悠闲。

瞎子从下江来，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瞎子其实并不瞎，或者只为卖艺的需要，就扮成了瞎子。那时候，只有夏天才有说书的艺人到镇上来，但瞎子却肯在这个严冬季节到镇上来说书。镇上的男人都叫他刘师傅，除了女人，街道上没有人不喜欢这个说书的瞎子。等到木棚里被来听书的人挤得连针都插不进去了，瞎子吐掉嘴角的烟头，将那渔鼓猛敲一顿，于是便一手摇着那黑色的书板，拉开嗓子唱起来：说什么龙争虎斗，说什么天地悠悠，自古来哪有常胜将军？哪怕是三皇五帝，也都是过眼烟云。卟咚咚——咚，卟咚咚——咚……

我总是被我的好兄弟三友子拉来听瞎子说书，其实我对那瞎子说的书半点兴趣也没有，那瞎子沙哑的苏北腔总让我想起小时候时常出没于石板路上的挑牙虫的下江女人。那种女人挑牙虫是假，稍不留神，一个男伢裆间的蛋蛋就被她下走了。况且我穿着我哥哥的一双破胶鞋，那鞋不知有多少年了，鞋肚里又湿又冷，我的一双脚早就冻木了，只是我不好意思像对面那家伙一样，脱下鞋子，将一双臭脚毫无遮拦地架在火盆上。

吸引我的只是那一盆火，当然还有三友子的友情。

瞎子这一天说的是瓦岗寨的故事，我已完全忘了那里面的内容了，只记得瞎子说到紧要处，总会卖起关子。于是，三友子端着那把破芭子叶，开始替瞎子向大家收钱，三分的也有，一毛的也有，等到那破芭子叶被零钱堆满了，三友子将芭子叶扣到瞎子面前的一只口袋里，瞎子便继续说书。他敲着渔鼓，打着书板，又开始了他的悠长的说唱。我宁可听瞎子说书，最不要听的就是他的那种捏着嗓子让人昏昏欲睡的歌唱，况且火盆里的火早就熄了，我不得不挤出人群，等回到家里，天早黑尽了。我把冰冷的一双脚塞到哥哥的腰上，这时，就听到从街道上传来打火更的声音：“小心火烛，火烛小心，水缸挑满，灶门口扫清……”

暖被窝

那时候，哪家没有一两只过冬的火桶？

压炭火是学问，用铁箸将炭灰从四周一点一点压到炭火上，压实了，火会灭，压松了，火很快就灭了。压得好，一两截木炭，火桶里一天都是暖和的。如果火桶足够大，一家人的腿挤挤挨挨地都插进去了，再铺块火桶布，一家人嗑着瓜子，说着闲话，真正是其乐融融。倘若出门，手里则拎只火球。火球者，黄泥烧制，状如圆球，有柄，行走时暖手，坐下时暖脚。即使是学校里，也是允许带着火球上学的。上课时，火球就搁在桌子下，两只脚搭在火球上，身子暖了，教室里就听不到跺脚的声音了，学生高兴，老师也高兴。

只是，到了夜里，钻进冷被窝睡觉，总是要勇气的。

我六岁前，对门胡靠天家里的总是哄着我去陪她睡觉。胡靠天家里的说我小人火气旺，有了我，被窝里就如同生了只火炉子了。胡靠天是一个扎匠，胡靠天死后，他家里的就成了孤老，只是，她的家境不错，起码是不愁日月的，一整个冬天，胡靠天家里的手里总是捧着一只铜手炉。

《红楼梦》第六回说到刘姥姥初进大观园，见到王熙凤一身绫罗绸缎，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铜火箸儿拨弄着铜手炉中的灰，那是怎样的风情，怎样的优雅和富贵。胡靠天家里的手中的手炉就是一只铜手炉，有铜的盖、铜的手柄，手炉被胡靠天家里的摩挲得溜光锃亮，自然是有别于街道上一般人家的黄泥火球，这是胡靠天家里的特有的取暖工具，也是胡靠天家里的身份的标志。

我去睡觉时，胡靠天家里的会把那只铜手炉先放到被窝里，一直到把被窝烘热了，这才让我钻进去。

稍长，我再也不肯去陪胡靠天家里的睡觉了，宁可兄弟姐妹挤在一张床上。临睡前，母亲照例会把一只火球塞进被窝，一直等被窝烘热了，我们这才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那时候，兄弟姐妹挤在一张床上，都要去争那只火球，一场被窝里的大战进行得相当激烈，有一次，就将那火球打翻了，火球里的炭火连同一火球的灰就都翻在床单上，大家惊叫起来，争先恐后跳下床来。

母亲骂着，一把将被单扯下来，抖落掉床单上的火灰，那床单已经被烧得不成样了。

“都是她！”

“都是他！”

我们相互推诿着，母亲心疼那烧坏的床单，给了我们每人几大巴掌。

六十几年过去，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再温暖不过的夜晚，再温暖不过的巴掌。

2018年2月

我与父亲

那日下班回家，路过一楼同事的厨房，正看到他与他的老父亲隔着桌子在下象棋。夕阳透过厨房的窗户，照在老父亲雪白的头发上，老人家总有八十多岁了吧，穿着中山装，胖胖的，很儒雅的样子。我不忍打搅他们，却又不舍得离去，就那样站在那里，久久地注视着这一对父子，注视着人世间一道最美的风景。

父子俩沉浸在那一盘棋局中，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注视。父亲跳了一个马，很沉稳、很老到的样子，儿子摸着下巴，很快用一个车来堵截。父亲像是早有预料，儿子的棋子刚落地，他便将一个炮移过来，炮的指向，正是那个看似坐稳了江山的老帅，而腾出的位置，正好为刚才的那个马扫平了前进的障碍。儿子意识到刚才的一着棋有欠考虑，连忙说：“不，不，我刚才走错了，重走。”可老父亲不依，他捉住儿子的手，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儿子说：“你刚才不也悔了吗？我才悔一次。”我笑起来，父子俩终于发现一直站在他家厨房门口的我。老父亲放下捉住儿子的手，朝我微微一笑，说：“进来坐坐吧？”儿子不得不认输，把棋盘推开，说：“吃饭了，吃饭了。”又招呼我说：“一起来喝一口吧，我家老爹今天带来几条新鲜的鲫鱼。”

我婉谢了，辞别这一对父子，上楼回家。然而很久很久，我都沉浸在那一对父子隔着桌子下棋的场景里，想着同事老父亲的那一头白发，想着那一道暖暖的阳光照射在那方棋盘上的情景，忽然就有了一丝淡淡的酸楚。

父亲如果还在，今年应该是一百零三岁，可我竟不知道父亲是否喜欢下棋，而父亲究竟有哪些爱好，我也一点都不清楚。

父亲的严厉，父亲的沉默，让我们兄妹们都很惧怕他。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总是乐于与母亲在一起。母亲性格外向，又善于讲故事，母亲把她对我们的慈爱不仅体现在生活的事事处处，也从不吝啬用语言向我们表达她对我们百般的呵护。因此，从小到大，我们也都愿意与母亲相处，愿意把单位里发生的事说给母亲听，遇到什么麻烦，如果是能够向母亲说的，也情愿向母亲诉说。有一件事，我至今不能忘怀。有一年冬天，大哥回来了，我们兄妹几个围着母亲，坐在那间糊满旧报纸的小楼上，阳光从那扇临街的窗户射进来，射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冬天少有的温暖。正在这时，父亲兴冲冲地爬上楼来，他站在房门口，脸上红扑扑的，像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很兴奋的样子。然而，在见到父亲的一刹那，我们全都沉默了。虽然都意识到这种沉默是多么不合适，但是谁也无法打破这种极不情愿的尴尬。我看到父亲的脸色在急骤地变化着，愠怒终于不可抑制地写在脸上，突然说：“好，你们母子团聚，我不打扰了。”说着，就把自己关在属于他的那个小小的房间，直到晚饭时才肯出来。

很多年过去，那天的场景一直让我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却总也想不出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我接到父亲生病住院的消息，立即请假回家。在医院里，我陪着父亲住了一个星期。那一天，我给父亲送饭，刚一坐下，父亲就拿出一张报纸，说：“这是刚才一个医生拿来的，上面有你的名字。”我接过报纸，见三版的右下角有一个《安徽文学》当期的目录，小说栏里有我的一篇小说。那天父亲的脸上一直挂着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张报纸，因为这报纸三版的右下角我的名字。父亲一定认为，原来我儿子是一个作家，可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呢？父亲那天的情绪特别好，吃过饭，我给他整了一条热毛巾，让他擦把脸，他却不肯像往常一样午睡。他躺在床上，我们的交谈渐渐地热络起来。父亲向我说起他的父母，即我的祖父母，说到他众多的兄弟，说到他苦难的童年，又说到他只身来到这被人称为“小上海”的和悦洲，好不容易打拼出一个世界，于是就有了这一个家。

我静静地听着，时不时打断他，插问几句我不清楚的细节。父母生我，三十多年了，回忆起来，那是我与父亲说话最多的一次。第二天，父亲坚决地把我赶走了。父亲说：“你是一个老师，怎么能放下学生，来照顾我呢？”

然而仅仅三天，我就接到大哥发来的父亲病危的电报。等我再度回到那条石板路上，父亲已是弥留之际。父亲几乎没有做任何交代，就离开这个他生活了七十七年的世界。葬了父亲，坐在父亲的新坟上，我一遍遍地回忆着那次在病房里与父亲谈心的情景，只可惜，这样的情景太少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是思念的泪水，也是后悔的泪水，我后悔为什么在父亲生前，我没能多陪他说说话，为什么就没有陪他去爬一趟九华山，陪他去看一场戏，看一场他喜欢的电影，而所有这些，都是我不难做到的，可我却一直让这些父子之间的履历表空白着，空白到再也无法填写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