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理念——围绕文学研究会“前史”的讨论

所谓文学研究会的“前史”，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描述该社团缘起时，一般论者都会提及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在1919年以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创办的《新社会》旬刊，以及1920年创办的《人道》月刊。这两份刊物的创办，不仅为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团和刊物的组织经验”。^[1]另外，1920年8月由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北京工读互助团、天津觉悟社组成的“联合改造”团体，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它对文学研究会的影响，得到了初步的讨论。^[2]然而，如果只是着眼于群体构成、组织形式、文学观念等方面的延续性，这段“前史”的重要性，似乎还不能被充分阐明，尤其不能呈现文学研究会同人的特殊态度，即将“文学”作为一种“切要的工作”来推进的态度，发生在怎样一种思想脉络中，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又存在着怎样的对话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学研究会“前史”的再考察，其价值便不局限于历史“补遗”的层面，因为它能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再次从起点上去审视在“五四”与“文学”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塑形”性关联。

“纸上的事业”之“修正”

《新社会》杂志依托的社会实进社成立于1913年，本来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下属的学生组织，以社会服务、改良风俗为宗旨。作为一个教会组织，它的影响范围可能十分有限，成立六七年来被外界所知甚少。^[3]五四运动爆发后，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几个大学生，虽然与北大、北师大的学生相比，位置有些边缘，但也作为各自学校的代表（郑振铎作为铁路管理学校的代表，瞿秋白与耿济之作为俄文专修学校代表，瞿世英作为汇文大学的代表），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由于“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也“成了一个小单位”。^[4]当这个“小单位”承担了《新社会》的编辑工作，在延续“社会服务”的思路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淡化其中的教会色彩，试图将这种思路和五四普遍的社会改造思潮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份杂志获得了相当的反响，影响力甚至远至四川、两广、东北等地^[5]，并与《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及《时事新报》等报刊一起，被当局视为“以改造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的激进杂志。^[6]终于，在1920年5月1日推出“劳动专号”后，《新社会》因“主张反对政府”被禁，“小单位”的同人转而创办了《人道》月刊。

虽因“过激”之名，遭到当局查禁，《新社会》群体的态度，实际上并不十分激进；相反，他们自觉采取的倒是一条温和的改造路线。由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辞，就明确将“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定位于“向下的”“渐进的”“彻底的”“慎重的”与“诚恳的”，并请读者予以批评讨论。^[7]在随后的《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等文中，郑振铎又进一步重申了上述态度，并说明他们之所以要从一点一滴的实际做起，如办学堂、通俗报刊、演讲会，进行社会调查等，目的无他，是为了纠正当时文化运动局限于智识阶级、不切实际、范围广漠等问题，“这样做去，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功效很慢，又没有什么狠大的影响，但这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目的之惟一方法，舍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捷径可寻的了！”^[8]如果抽离了历史情境，这样的表述似乎并无特别之处，无需更多的讨论，但在1919年底这一特定时刻，它却暗示出：当这个“小单位”形成并正式向社会发言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笼统地表态，而是对自己的发言位置，已经有所考虑、有所选择了。

在《新社会》创刊的1919年下半年，五四引发的集体兴奋，在某种意义上已然退去，“直接行动”根本解决的方案似乎难以为继^[9]，新文化运动进入扩张、沉潜的时期，并大致在两个向度上交错开展：一为以平民教育、翻译出版为代表的思想启蒙、传播新知的事业；一为从个体及团体“新生活”实验入手的社会改造尝试，各种“新村”“工读互助”计划，就呈现于这一背景中。^[1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受“一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社会思潮的影响，在思想革命、伦理革命之外，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热情，弥漫于五四之后的思想界、青年界。郑振铎就称在《新社会》创刊的1919年11月，出现了二十余种的月刊、旬刊与周刊，“他们的论调，虽不能一致，却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而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思想，也大家可算得是一致”^[11]。然而，当各种周刊杂志遍地风行，各种时髦的“主义”甚嚣尘上，新文化运动自我空洞化的可能，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忧虑。譬如，当时北京知识界爆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每周评论》等杂志之上，胡适与蓝公武、李大钊等人你来我往，展开了反复探讨。这场争论后来被叙述为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分化的标志，但诚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冲突的双方其实不存在决然的对立，相互渗透的情况倒经常发生，尤其是对言论界、出版界中“主义”泛滥的现象，双方都持批评的态度。^[12]

在这样的背景中，《新社会》群体最初选取的路线，与当时知识界风气的变动不无关联。郑振铎就多次指摘时人热衷的“纸上的事业”，说“现在什么改造、解放，各处都说得很热闹。可是他们都是纸上的文章。见之实行的有几个人？”^[13]“纸上的事业”这一提法，并不是他的个人发明，此前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已经指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14]，类似说法在当时的报刊上，也十分多见。另外，上面提到的《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文，恰恰是郑振铎和耿匡拜访陈独秀后撰写的，其中的许多观点，都直接受到了陈的启发，并有意保持一种对话姿态。在文章的最后，郑振铎还特意以请教的口吻写道：“这样分开来的办法，不知仲甫先生，‘以为如何？’”^[15]此文发表后，上海《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也注意到了，对于“郑君上头所说的第二条，说现在的文化运动多半是纸上的”，他颇为认同。^[16]此后，他还就文化运动的走向等问题，与郑振铎进行了更多的讨论。或可推断，在1919年底到1920年上半年，《新社会》主动选择的改造路线，吻合于当时知识界的普遍潮流，用张东荪的话来说，即：当新文化运动逐渐自我空洞化，甚至流于一场“纸上的事业”时，所谓“修正”的思路便应运而生了。当然，从何处着手，如何进行“修正”，具体的方案仍会有所不同。

在《新社会》的发刊辞中，郑振铎所鼓吹的从实际做起、从下层入手、着眼于小区域等，代表了一种“自下向上”的启蒙与社会改造思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声音颇为强劲，那就是强调应从学理的角度乃至专业分工的角度，为这场运动奠定稳固的知识基础。1919年9月，在给《少年中国》月刊编辑的信中，《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宗白华就不客气地指出：

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真正发阐学理的文字极少，只能够轰动一班浅学少年的兴趣，作酒余茶后的消遣品，于青年的学识见解上毫不增益，还趾高气扬的自命提倡新思潮。

他建议《少年中国》月刊以后发表的文字，“篇篇都有学理的价值”，根本打破“一切主观直觉的思想”。^[17]这篇文章措辞激烈，一些特定的表述，如“一班著名的新杂志”等，似乎有所影射，一场与陈独秀的笔墨官司还由此引发。^[18]在对“杂志之学”的批评中，宗白华进一步提出了“分工”的重要性。在《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一文中，他采用一种生物进化的想象，认为新出版物的雷同与笼统“好像是原始生物的时期”，“但是我们的目的总是要向着分工的一途（进化）做去”，以后新出版品应该“每一种就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特别的范围”，因为在宗白华看来，“‘分工’就是‘进化’最大的表示”。^[19]

将专业化的知识分工，当作是修正“纸上的运动”的关键，宗白华的说法代表了上海一部分新文化人士的看法，这也是他们批评北方“一班著名的新杂志”的出发点。事实上，这样的批评也内化到北方的青年群体中。据李小峰的追溯，《新潮》2卷2号由罗家伦接替傅斯年接手编辑之后，“精神面貌上已有了若干的转变，最显著的是勇猛的精神减退了，笔锋没有以前锋利了”，具体的表现为“批评”的文字少了下去，而介绍西洋文学、哲学、科学的文字多了起来。这种变化的起因恰恰是听取了张东荪对《新潮》的批评：“与其批评中国的出版物，不如介绍外国的出版物。”^[20]张东荪对《新潮》的批评以及傅斯年等编辑思路的调整，恰好与鲁迅为《新潮》提出的著名意见形成参照；鲁迅向傅斯年建议：《新潮》中“纯粹科学文”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不要上那些鼓吹“少年人专讲科学，不要议论”的老先生们的当。^[21]鲁迅一直坚持新文化运动内在的政治性与战斗性，而不希望它只是成为现代知识系统的挪移与建立。从这个角度看，张东荪、宗白华等人心目中的“修正”方案，不单指向了“纸上事业”之改造，是否同时意味着对新文化政治性、批评性展开方式的疏远？同一刊物之内，“批评”与“译介”的消长，或许也间接反映了这种变化。

1920年5月4日，北京《晨报》印行“五四纪念增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罗家伦、顾颉刚、郭绍虞等分别撰写了文章，意在总结、反省一年来的学生运动。不仅蔡元培、胡适等师长希望学生尽早从政治运动脱身，回到本来的轨道，“新潮社”的成员也发出呼吁：“伴侣呀！我们的运动不可不改变方向了”，将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运动和专业化的学术运动，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22]罗家伦撰写的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就“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副题，目的在于全面反思，针对出现的弊病提出解决之道，以求“固本培元”，“养成真正永久的活动”。在罗家伦看来，导致五四学生运动“失败”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只知道做‘群众运动’”，“在现代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我们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的缘故”。为了进行纠正，他提出的最终方案则是：“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23]显然，在罗家伦的眼里，只有系统的文化运动才能解决五四的内在危机，起到“固本培元”的效果，而分工进行的学术活动，也被当成了最为紧迫的任务。

上文已提及，基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取向，是现代知识生产不可避免的趋向。自晚清以降，随着“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化，以“分工”为前提的现代知识体系，也在中国逐渐确立，一些专业性的知识社团，如1914年成立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在五四之前已然出现。然而，五四之后出现的对“分工进行”“系统研究”的渴望，并不简单呈现于现代学科、知识体制自然扩张的脉络之中，而是内涵了一种特定的历史紧张感，不仅为上述“修正”潮流直接推动，一代人集体性的焦灼也可能伴随其间。

简单说，骤起的学生运动，让五四一代的“新青年”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感受到自身蕴涵的社会能量，同时也囫囵吞咽了各种流行的观念，这状况“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24]。怎样消化那些异质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思想资源，使激进的“行”得以在一种稳定的“知”的基础上展开，成为许多青年面对的问题，某种知识上的贫乏感因而也普遍存在。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的成功得益于几年来的酝酿、郁积，陡然爆发出来，“所以智者尽其智，勇者尽其勇”：

现在经过一年之久，以前的储蓄一齐发泄尽了。加之一年以来，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不能增加进去，那里还有再来倾倒出来的呢？所以我往往见到北京的同人，北京的同人说“不得了，没有功夫读书”；见到天津的同人，天津的同人说“脑子空”；见到上海的同人，上海的同人说“无法想”。^[25]

少年中国学会的恽代英谈及这种心态，曾不无讥讽地称其为一班学潮巨子“倦飞知还”^[26]，但无论怎样，这份焦虑似乎被“新青年”们普遍分享。1920年11月，在湖南从事社会运动的毛泽东，也致信身在法国的萧三，反省两年来忙碌的生活：

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澈。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为抱恨，望你有以教我。^[27]

在五四后的一两年里，毛泽东多次做出这样的表白，他也一直希望通过成立“自修大学”等方式，弥补自己在知识上的不足。与毛泽东这样相对边缘的知识青年相比，宗白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具有更完备的现代知识结构，后来也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在他们身上，能看出一种对学术生活本身的兴趣。他们也确实希望通过系统的研究，通过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来确立文化运动的基础，这也就是“固本培元”的含义所在。以精英性的专家为社会主导，建立一个“学术社会”，以期能够逐渐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发生影响，在他们对五四的反省之中，这批自由主义者日后的政治主张，其实已埋下了线索。^[28]

“社会学”抑或“文学”

虽然自创刊之日起，《新社会》群体就试图与诸多“纸上的事业”区分开来，尝试一条“自下向上”的社会改造道路，但实际上，在他们后来展开的工作中，这种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实行，思路的转换也在悄然发生。1920年初，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郑振铎呼吁青年们从纸上的运动、笔墨的生涯中解脱出来，“今后应视各自其性之所适”，去做各种社会运动，不必聚于一隅。在这里，他强调的是青年走向民众的重要性，“下层的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也是社会实进社设定的工作重心，但某种“分工”进行的看法（“视各自其性之所适”）其实已暗中包含。换句话说，他劝告的是那些在文字或研究方面没有专长的青年，希望他们与民众为伍，“而把文字的宣传事业，托付与那有专长的，有做过哲学人生科学的研究的功夫的人去做”。^[29]如果仔细体味，在这段表述中，对自我角色的设定未尝没有被曲折地传达。

可以提及的是，1919年11月，郑振铎和耿匡拜访陈独秀之时，陈独秀曾建议《新社会》改变体裁，变成一种“通俗的报纸，记载本会附近地方的新闻，随事发挥议论，专卖给一个地方的人看”。这种建议吻合《新社会》“从小区域”做起的思路，但郑振铎等人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依然将刊物定位于“传播社会学问的机关”，登载“社会研究的著作”，至于通俗报纸的刊行，“则俟之将来另外组织”。^[30]1920年4月，在给张东荪的信中，郑振铎这样写道：“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有修正的必要！前天我在时事新报上看见你的时评，也如此说。不知有什么具体的办法？”^[31]他提到的时评，大概是张东荪在4月16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再答一苇君》，此文坦明了张的“修正”思路：“我所谓修正文化运动也是指此。将来果真人人不法这些直观的见解而埋头去研究一种学问，便是我们修正的效果。”显然，张东荪的“修正”思路与宗白华的想法别无二致，这也是当时《时事新报》的基本论调。郑振铎的表态似乎是在迎合这种思路。

在这封信中，郑振铎还反省了以前的“修正”方法，亦即《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提出的“自下向上”的点滴改造方案：“现在想起来，似乎过于具体，并且也已经过时；因为现在大家差不多都渐渐的趋向这一方面——向下的运动——来了！我想现在的修正应该从运动者的本身上着想。”这里所谓“运动者本身”的“修正”，说白了就是从“根本的学问”入手：“就是从前从事杂志事业的人，现在渐渐的有许多人觉着自己学问的不够，重又从根本上做工夫，实心实意地研究起学问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的现象——我有许多朋友都是如此！中国文明的再造，或者可以实现了！”^[32]表面看，郑振铎重申的不外是“修正”的老调，但此修正已非彼修正了，它的重心已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启蒙转向了“实心实意”的研究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