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 - 二、隐语之源流

二、隐语之源流

前文已经论及先秦隐语表意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表层义与深层义（所指义）之间通过非常隐秘曲折的方式发生关联，并且这种关联主要是局限于意义层面。汉魏以后，一方面原有的隐语类型在继续演变，另一方面新的隐语类型也迅速出现，并被人们加以广泛运用。其中较为重要者则有如下三种：一是摹状物态的体物型隐语；二是“体目文字”的字辞类隐语；三是谐音双关类隐语。

摹状物态的体物型隐语肇端于《荀子·赋篇》，即通过对事物特征的描绘来暗示该事物。如《赋篇》对“箴”的描述：“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这一段文字只描述出“箴”的部分特征，而“王”在下文揭示隐语谜底时又道出了它的其他一些特征：“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在这一隐语中出现的是两个谜面影射同一个事物的情形。到了汉代的东方朔那里，则又出现了另外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情形：即用同一个谜面影射不同的事物：

上（汉武帝）令倡监榜（郭）舍人，舍人不胜痛，呼暴，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謷謷者，鸟哺雊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

在这个例子中，东方朔用同一隐语表达了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一是对郭舍人挨打丑态的描摹，一是对狗窦等三种事物的影射。可以看到，东方朔非常机智地利用隐语的表层义与深层义之间关联的不确定性特征，达到了既嘲笑郭舍人又能逃避武帝责难的双层目的。他对隐语的这种运用方式实际上又是创造了一种意义层面上的双关手法。但这种手法在运用上显然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而流传不易。相比之下，荀子所开创的铺陈叙写、摹状物态的设隐方式却在后代产生了长远影响。首先在汉赋中便出现了大量同赋一物的同题赋：如枚乘、繁钦、王粲、陈琳等人的《柳赋》；应瑒、陈琳、王粲、阮瑀、祢衡等人的《鹦鹉赋》；傅毅、张衡的《扇赋》；傅毅与马融的《琴赋》。这些赋都只需在标题与正文上稍作处理，便都变成了一种体物型隐语。这种体物型隐语在汉魏六朝时期即已影响到口头叙事文学。如东汉袁康、吴平合撰的《越绝书》（卷十）中记载了吴王夫差所作的一个梦：“向者昼卧，梦入章明之宫，入门见两鬲，炊而不蒸。见两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见两铧，倚吾宫堂。见流水汤汤，越吾宫墙。见前园横索，生树桐。见后房锻者扶挟，鼓小震。”对这一梦境的含义，太宰嚭和公孙圣分别作了不同的阐释：一言吉，一言凶，吴王怒凶而喜吉，杀公孙圣而赏太宰嚭。但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公孙圣的解说是正确的。文中的这一段情节基本上是由“做梦——占梦——梦验”这三个部分构成，“梦”在这里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有象征意味的隐语，被讲述者用来构成整个叙事的核心成分。其后产生于六朝时期的《韩朋赋》也运用了体物型隐语这一叙事手段：当贞夫在宋王三千侍卫陪同之下去探视韩朋时，韩朋对贞夫说：“南山有树，名曰荆棘。一枝两茎，叶小心平。形容憔悴，无有心情。盖闻东流之水，西海之鱼，去贱就贵，于意如何。”贞夫知道韩朋误解了自己，但又不能在众人面前为自己辩护，只好裂三寸之帛，修书一封，射与韩朋，其文曰：“天雨霖霖，鱼游池中，大鼓无声，小鼓无音。”宋王见之而不明其意，大臣梁伯对曰：“天雨霖霖是其泪，鱼游池中是其意，大鼓无声是其气，小鼓无音是其思。”当二人死后，分别葬于道之两旁。“道东生于桂树，道西生于梧桐。枝枝相当，叶叶相笼，根下相连，下有流泉，道绝不通。宋王出游见之，问曰：‘此是何树？’梁伯对曰：‘此是韩朋之树。’‘谁能解之？’梁伯对曰：臣能解之。‘枝枝相当是其意，叶叶相笼是其思，根下相连是其气，下有流泉是其泪。’”这些隐语跟春秋战国时期隐语的设隐方式颇为相似，但其表层义与深层义之间的关联已不再那么曲折隐秘，明眼人一看即可知晓其中含义。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隐语的构成方式是摹状物态，不同事物（或含义）之间的相似性被描绘出来了，让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破解隐语的线索。

其次，在荀赋与汉代咏物赋的共同影响之下，中国古代文学中出现了一股悠久的咏物诗的潮流。至六朝齐梁时代，咏物之风臻于极盛，手法上也达到了描摹物态务求穷形尽相的地步，于是大量迹近于诗谜的咏物诗便在这一时期出现：如谢朓与沈约、王融“同咏乐器”，又与虞炎、柳恽等人“同咏坐上所见一物”而所作的八首诗，如果去掉标题，便无人能轻易断定它们所咏究竟为何物。到了隋唐两代，以咏物诗形式出现的隐语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场合：比如文人之间娱乐斗智，据《启颜录》载：杨素尝谓侯白曰：“仆为君作一谜，君射之，不得迟，便须罚酒。”素曰：“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盹）。”白应声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须作谜，亦不得迟。”白即云：“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素曰：“君因何学吾作道人谜？”白曰：“此是阿历。”素大笑。又如宫廷应制的场合：据《唐诗纪事》（卷四）载：李义府初遇，太宗诏令咏“乌”，义府应声即曰：“日里飏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太宗非常高兴，对他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这是一种典型的语带双关的咏物型隐语。又如男女间的委婉达意，在唐初张所作之《游仙窟》中有大量这样的例子（约30首），比如：“琵琶入手，未弹中间，仆乃咏曰：‘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十娘应声即咏曰：‘怜肠忽欲断，忆眼已先开。渠未相撩拨，娇从何处来。’”咏物型隐语使用较多的还是嘲谑的场合，这一点在后文讨论嘲隐（谐隐）时还要提到，故此处从略。中唐以后，隐语诗被精怪小说所采纳，用以暗示物怪主人公的身份，并造成扑朔迷离的效果。

“体目文字”的字辞型隐语主要是在汉字的结构或语意的表述方式上做文章，跟字谜或密码非常相似。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被运用于一定的上下文中，还承担着其他的表意功能，故跟纯粹的字谜并不完全一样。字辞型隐语最初出现于谶纬与谣谚之中，如《孝经右契》云：孔子作《孝经》及《春秋》、《河洛》成，告备于天，有赤虹下化为黄玉，上刻文云：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合卯金刀（为“劉”），禾子为季也。又《后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本，3285页）载：“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从范晔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字辞型隐语的含义要比纯粹的字谜远为丰富。

从汉魏至隋唐，以离合之法构造隐语的手法十分盛行。东汉袁康、吴平著《越绝书》，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均隐籍贯姓名于后序中：如前者之“叙外传记第十九”中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乡。不直自斥，托类自明。文属辞定，自於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这是一个仅有“合”而无“离”的隐语。魏伯阳《参同契·自序》篇云：“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古“魏”字为“　”），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敷陈羽翮，东西南倾。汤遭阨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各相乘负，安稳长生。”这是一个离合兼具的隐语，除去其谜底中隐含着“魏伯阳”三字之外，其语面本身又是一首隐逸游仙题材的四言诗：这种手法比袁康的纯粹字谜式的表述方式显然又要复杂得多。其后，汉末孔融作《离合郡姓名诗》，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手法：“渔父屈节，水潜匿方。（离渔字）与时进止，出行施张。（离日字，鱼日合成鲁）……”此诗暗含“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全诗二十四句，每四句离合一字，此外又还表达了其他的含义。其后这种手法从四言进入骚体（刘宋时期），又进入五言、七言，谢灵运、王融、庾信等著名诗人都创作过离合诗。但由于这种诗歌手法本身的难度及其游戏性质，它基本上没有导致优秀诗作的产生。但离合法这一构造隐语的基本技巧却较易被掌握，因而被广泛地运用于后代的诗词歌赋以及小说之中。

到了唐代中叶，字辞型隐语即开始进入文人小说，如李吉甫的《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391/3127，题作“郑钦悦”），记述了梁大同年间在钟山悬岸圮圹之中发现的一段小篆文古铭的破译过程，其铭文云：“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从梁大同到唐天宝年间，这段铭文的确切含义一直无人知晓，后来铭文被送到郑钦悦手里才终于被破译出来：原来这是当年下葬时卜者对墓坑坍塌年代的一个预言，竟然说得毫厘不爽。李吉甫乃叙其所闻，“以著蓍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这篇小说中的铭文实质上就是一个字辞型隐语（颇类于密码），是把简单的语义复杂化之后形成的。而与李吉甫基本同时的李公佐则有著名的公案传奇《谢小娥传》（491/4030），云小娥与父及夫婿同舟行贩，往来江湖，后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唯小娥得脱，流转乞食，依于尼庵。其父初被杀时曾托梦于小娥云：杀我者，车（車）中猴，门东（門東）草。数日后其夫又托梦云：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也，历年不能得。”后遇李公佐方了悟其文，知道了凶手的名姓，终报父夫之仇。钟（文宗时人）《前定录》中“张宣”一条（155/1116）则记载了一个梦中预知授官地点的故事：张宣在补授湖州安吉县令之前，曾梦见一个女子（“安”）前来拜谒说：她家有十一口（“吉”）人，希望得到县宰照应。几年后，张宣改授临（臨）安县令，又梦见这个女子来说：她家已经只剩下三口人了。这个故事中的字辞型隐语已经跟梦像结合在一起，变得较为复杂。又有晚唐袁郊《甘泽谣》中《许云封》（204/1554）一文，讲述云封初生之月，其外祖李謩（天宝年间著名乐工）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白握管醉书其胸前曰：“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乃于诗中暗寓“李謩外孙许云封”七字之意。与袁郊大致同时的张读则在他的《宣室志》中载录了数篇包含字辞型隐语的作品，如《裴度》（392/3131）、《王璠》（392/3132）、《柳光》（392/3132）等文，其中《柳光》一文乃是张读刻意模仿《郑钦悦》一文而作，云太和中，柳光误入一山中石室，在石壁上看到一篇雕刻文字（由三言、四言、五言构成，且押韵），不解其意。出山后才由一位吕生破解其意：原来这是唐初一位得道高人留下的隐语预言，此人在当时就已预见到柳光将要误入石室，并在其中饮泉水和过夜，而且破解这一隐语的人也被他预见到了。这一隐语乃是在一段描述性的语辞中夹杂了字辞型隐语：如以“东方有兔，小首元尾”来暗指“柳光”名姓。在以上这数篇唐代传奇文中，字辞型隐语或为叙事的基本线索，或为情节转化之关键，而且还多被用来表现一种宿命或前定观念。而在中唐时期的精怪小说中，这一类型的隐语也承担着重要的叙事职能。这一点后文将要详细探讨，故此处不再多论。

谐音双关隐语是指通过读音的相近而关涉到多个具有不同含义的语辞的表意方式。这种修辞手段最初多用于口语，在民谣和民歌中最为发达，后经文人拟作才进入书面文学。其基本表现形式有如下三种：一是同音异字双关语，如南朝宋代民歌《读曲歌》之一：“千叶红芙蓉，照灼绿水边；余花任郎摘，慎莫罢侬莲。”以“莲”谐“怜”，音同而字异，这是六朝江南民歌中使用最为频繁的一种谐音双关隐语。二是同音同字双关语，如晋代《西曲歌》中的《三洲歌》之一：“送欢板桥湾，相待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以自然中天风流波之“风流”谐男女欢爱之“风流”，音同字同而意义却迥然有别。三是兼具上述两种双关语之特征的混合双关语，如南齐时代《西曲歌》中的《杨叛儿》一曲：“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其中“莲”谐“怜”，属同音异字双关语；“子”双关“莲子”与“吾子”，乃同音同字双关语。六朝民歌中谐音双关语的基本格式是两句为一组，上句说一事物，下句申明补充上句含义，双关语一般就设置在下句的语词之中。当同音异字双关语在书面文学中出现时，一般只写出在语义上与下文相联通的那个字，而其所关联的那个同音字则被隐去，这样固然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但同时也加强了表达上的委婉含蓄之美。此外在魏晋南朝还曾经出现过利用药名来构成谐音双关的实例，如《三国志·姜维传》裴注引孙盛《杂记》：“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远志”、“当归”均为药名，但用在此处显然另有其意。其后南齐王融曾作《药名诗》，已尽失双关意趣。到了敦煌出土的《伍子胥变文》中，则出现了大段运用药名来构成对白的情形：如伍子胥逃亡途中巧遇其妻，其妻即作药名诗问曰：“近闻楚王无道，遂发柴胡之心，诛妾家破芒消，屈身苜蓿。看君龙齿，似妾狼牙，桔梗若为，愿陈枳壳”云云，子胥同样以药名答之。谐音双关隐语在唐及以后的小说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运用，对此后文将另有论述。在讨论了汉魏六朝隐语的三种主要形式以后，我们再来考察谐隐（含嘲隐）手法之特征及其源流。

“体目文字”一语借用自《文心雕龙注·谐隐》篇，同前书，271页。范文澜在该篇注二十一中引“黄绢幼妇”一例对之加以说明，认为是指“离合解义之法”，280页。
《诸子集成》第二册《荀子集解》，上海书店1994年版，317、318页。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五，同前书，1894页。
可参见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乐祖谋点校《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3—76页。
参见《敦煌变文论文录》中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此文从音韵入手考证，认为此赋可能产生于初唐之前，或为晋到萧梁间的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679页。
王重民、向达等人编《敦煌变文集》，同前书，140、141页。
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391、397页。
曹林娣、李泉辑注《启颜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52页。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四，巴蜀书社1989年版，100页。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9页。
以上二例取自王运熙《离合诗考》一文，收入《乐府诗述论》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491、492页。此文对离合诗之源流进行了全面考察，可参看。
以上采用王运熙《离合诗考》一文的观点，该文收入《乐府诗述论》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488页。
袁郊《甘泽谣》约撰于咸通九年（868年）春季，参见李宗为校点《纂异记·甘泽谣》一书之“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5页。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一书考订《宣室志》约成书于咸通中，参见该书第809、810页。
所谓“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也。”参见《太平广记》卷392，3133页。
以上采用王运熙《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一文的观点，收入《乐府诗述论》一书，同前书，488页。
王重民、向达等人编《敦煌变文集》，同前书，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