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谐隐之源流

谐隐乃谐辞与隐语两种手法的合一，要而言之，其类型约有以下五种：一、体物型；二、字辞型；三、谐音型；四、反切型；五、叙事型。下面将一一加以论述。

体物型谐隐主要通过描摹物态以构成隐语，并同时达到嘲讽的目的或造成诙谐的效果。其苗头早在春秋时代即已萌生：比如前引《礼记·檀弓》中“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条所载歌谣。又如上文所引汉代东方朔用来嘲笑郭舍人的三字谣：“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这是一句描绘郭舍人被榜丑态的嘲讽语，经东方朔解释之后又成为影射“狗窦”、“乌哺雊”与“鹤俯啄”三种事物（或物态）的隐语，而此三物又与郭舍人的外貌与动态之间形成了极具诙谐性的对照，这一切都使这句三字谣最终成了一个标准的体物型谐隐。谐隐有时又用于对答角智的场合，如《裴子语林》载晋陆机事：（陆机诣王武子）士衡在坐，安仁（潘岳）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又如《晋书·孙绰传》（卷五十六）中载：绰尝与习凿齿共行，绰在前，顾谓凿齿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后。”凿齿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这是用隐语彼此对嘲。陆、潘、孙、习四人俱为当时文坛之俊杰，故其所设谐隐皆手法含蓄，思致巧妙。文人之间的谐隐往往都具备这样的特征。他们有时还引经据典，在互嘲的同时比试各自的博学与机智，如《启颜录》“辩捷”类载薛道衡与陈思道事：

隋薛道衡为聘南使，南朝无问道俗，但是有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有一僧甚辩捷，乃令于寺上佛堂中读《法华经》，将道衡向寺礼拜，至佛堂门边，其僧乃大引声读《法华经》云：“鸠盘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应声还以《法华经》答云：“毗舍阇鬼，乃住其中。”僧徒愧服，更无以相报。

思道至陈，手执国信，陈主既见思道，因用《观音经》语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赍持重宝？”思道应声还以《观音经》报曰：“忽遇恶风，遂漂堕罗刹鬼国。”陈主大惭，遂无以应。

在这两则材料中，双方均以佛经中的语句嘲笑对方，显得机智、含蓄而典雅。隋至唐初，嘲谑之风十分盛行，下至日常生活、上至朝廷公堂，无处不被此风波及，比如《启颜录》“嘲诮”类载杜如晦、温彦博事：唐初有人姓裴，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二公处披诉，二公不理，此人即云解嘲戏，彦博即令嘲厅前竹，此人即云：“竹，风吹青肃肃，陵冬叶不雕，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又嘲屏墙云：“方今主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贤路？”即推倒。彦博云：“此人非但着膊（博），亦乃着肚（杜）。”嘲竹与屏墙是体物型谐隐，温彦博话中则包含了谐音双关型隐语。当时人看重这种运用谐隐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即在于：它们能反应出一个人在运用语言方面的智慧。《朝野佥载》中亦有同类记载：唐高士廉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着木履，令嘲之。选人应声曰：“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谐隐实例：其中包含了体物与谐音两种隐语。尤其是其中“高生两个齿”一句，通过谐音涉及了士廉之名姓、外貌及木履形状（带齿）三个方面的内容，反映出选人高度的机智。而从以上两例中又可看出唐人对待这种谐隐游戏的开阔襟怀与健康心态。

字辞型谐隐乃是通过“体目文字”的方式来达到嘲讽或谐谑的目的。比较早的例子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中载：综尝以隐语嘲蜀使：“蜀者何也？有犬为獨，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这是拿“蜀”字的字形做文章来对蜀国进行嘲笑，是字词型隐语与嘲讽手法的结合。其又以“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这一隐语对吴国进行颂扬，这也是一种谐隐。又《世说新语·简傲篇》载：“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嵇喜，康之兄也）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凤”的繁体为“鳳”）。”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字辞型谐隐，利用字谜中的析字之法表达了超出谜语本身的嘲讽之意。隋代侯白的《启颜录》中有许多这一类实例，先引其二如下：

北齐徐之才后封西阳王，尚书王元景尝戏之才曰：“人名之才，有何义理，以仆所解，当是乏才。”之才即应声嘲元景姓曰：“王之为字，在言为（即誑），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馬，施角尾而成羊。”元景遂无以对。

隋朝有一人姓馬，一人姓王，二人尝聚宴谈笑。姓馬者遂嘲“王”字曰：“王是你，元来本姓二，为你漫走来，将丁钉你鼻。”姓王者即嘲“馬”字，曰：“馬是你，元来本姓匡，拗你尾子东北出，背上负王郎。”遂一时大笑。

此二例都是以人的姓名作为嘲笑的对象，同时又对人物本身加以嘲笑，不过后一层意思相对较为隐晦。当他们在姓字上做手脚时，实际上是在运用打字谜的一些手段。同时，对汉字的这种拟人化处理也使他们的行为极富机智与谐谑之趣。字辞型谐隐中有时又包含有体物的手法，比如《启颜录》中有“伛人”一则云：

有人患腰曲伛偻，常低头而行。傍人咏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风荡雨行，面干顶额湿，着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引）

此则谐隐巧妙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将驼背人的形貌与“乃”、“及”二字之字形联系起来，令人拍案叫绝。这种表现手法也只有在汉字的体系中才有可能出现。

谐音型与反切型两种谐隐手法都通过读音来构成隐语及嘲讽，故放在一处来加以讨论。谐音型在上文“高士廉”一例中已经涉及，此处再引用若干例证来作进一步的说明，如《启颜录》“论难”类中载：

隋卢嘉言就寺礼拜，因入僧房，一僧善于论议，嘉言即与谈话，因相戏弄，此僧理屈。同座二僧，即助此僧酬对，往复数回，三僧并屈。嘉言乃笑谓曰：“三个阿师，并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即报言：“可不闻樗蒲人云：‘三个秃，不敌一个卢。’”观者大笑，僧无以应。（《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

“秃”、“卢”均为樗蒲戏中之专门用语，此处双关僧人与卢嘉言双方人物，同时嘲笑僧人之无发，而“三个秃，不敌一个卢”既是樗蒲戏之规则，又影射当时论难胜负之具体情形，语意双关，极为巧妙。到了唐代，谐音型谐隐手法被人们更加频繁地加以使用。如《御史台记》载：“时大将军黑齿常之将出征。或人勉之（指张，字文成）曰：“公官卑，何不从行？”文成曰：“宁可且将朱唇饮酒，谁能逐你黑齿常之。”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到：张文成显然是有意要在言语中追求谐趣，因为他话中的后半句其实已经能够明白表达其意愿，他之所以加进前半句，只是为了给“黑齿常之”一词创造出一个与“朱唇饮酒”相对应的隐含意义，从而增加语言的诙谐之趣。又《启颜录》（《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中“封抱一”条记载了一个运用《千字文》构成谐隐的例子：“唐封抱一任栎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黄），鼻有雁门紫（塞）。既无左达丞（明），何劳罔谈彼（短）。’”（《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千字文》是唐人十分熟悉的一种启蒙读物，常被当时人用来作为开玩笑的工具，如《太平广记》卷二五二有《千字文语乞社》、同书卷二五七又有《患目鼻人》一则笑话，用《千字文》中字句来嘲讽人的生理缺陷：

一人患眼侧及翳，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诗相咏。齆鼻人先咏侧眼人云：“眼能‘日月盈（亏）’，为有‘陈根委（翳）’。”患眼人续下句：“不必‘似兰斯（馨）’，都由‘雁门紫（塞）’。”

这两段引文都使用了谐音手段来构成隐语：“黄”、“塞”、“明”、“短”四字俱为同音异义型双关语。这类谐隐的意趣跟前文所述及的《短人赋》、《丑妇赋》乃是一脉相承的。

反切型隐语在魏晋六朝志怪中即已屡见，如戴祚《甄异记》之“张君林”条（322/2556）载一鬼来张家助驱使，此鬼喜啖甘蔗，自称“高褐”，或云“高褐者葛号”，此名即由双向反切而得（即双反语）。又《续异记》之“施子然”条（473/3898）载子然常于田中遇一丈夫相访，此人自称“姓卢名钩”，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蝼蛄精怪（由“卢钩”两次反切而得“蝼蛄”）。反切型谐隐尚未见到唐以前的例子，《启颜录》中载二例，均出于唐人之口，今录其《安陵佐史》条以证之：唐安陵有佐史善嘲，邑令至，口无一齿，常畏见嘲。一日书判，佐史于案后曰：“明府书处甚疾。”其人不觉为嘲，乃谓称己善。居数月，方有人告之曰：“言明府书处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为是言？”曰：“书处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为北门，北门是缺后，缺后者翻为口穴，此嘲弄无齿也。”（“奔墨”切“北”，“墨奔”切“门”；“缺后”翻为“口穴”亦类此）这种谐隐手法几经辗转，颇类于春秋时期的曲折及义型隐语。但其手段却主要是反切法，故明了其中奥妙者并不难于领会其含义。

叙事型谐隐乃是将谐辞、隐语包含于故事情节中的一个较为复杂的类型，其与先秦寓言的差异殆在于：寓言多用以表现道德或人生训诫，其含义往往在上下文中被点明，即使不被点明亦不难悟出；谐隐则含义较为隐晦，并且多无关乎道德伦理意义，其意趣也主要在于讥嘲和幽默。先举《启颜录》中侯白一例加以说明：侯白能剧谈，越国公杨素常留之，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一日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

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脔，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

这则谐隐故事的即兴特征颇类于前述淳于髡与庄子的一些寓言，然其诙谐、含蓄与技巧之高明则远过于彼。侯白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满足了杨玄感要听一个好“话”的无礼纠缠，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既嘲讽了杨氏父子，又可因其机智与诙谐而不被怪罪。这则故事中的“隐”首先来自一个整体性和情节性的暗示：即以大虫的狼狈疲乏经历来暗指侯白自身被终日纠缠的无奈处境。其次是利用了双关语，故事末尾“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一句，既是故事情节发展应有之义，又是侯白心中欲说之语，还是整个故事的诙谐与隐喻性质得以呈现的点睛之笔。像这种以“话”的形式来构造谐隐的例子还有《王氏见闻录》中的“冯涓”一文（257/2003），云旧唐名士冯涓被王建强留蜀中，涓恃才傲物，遂为侪辈不容。后朱梁遣使致书于蜀，蜀主令韦庄等人修回书，而俱不称旨，只好召涓复出，“涓一笔而成，大称旨”。于是却复前欢，召涓同宴。饮次，涓乃为蜀主说一“话”云：

涓少年，多游谒诸侯，每行，即必广赍书策，驴亦驮之，马亦驮之。初戒途，驴咆哮跳踯，与马争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后，抵一坡，力疲足惫，遍体汗流，回顾马曰：“马兄马兄，吾去不得也，可为弟搭取书。”马兄诺之，遂并在马上。马却回顾谓驴曰：“驴弟，我为你有多少伎俩，毕竟还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

从侯白和冯涓的这两个谐隐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跟先秦的动物寓言、民间文艺中的动物类传说乃至动物题材的诽谐文都有一定关联。

叙事型谐隐在中唐前期又出现了韩愈的《毛颖传》和佚名的《下邳侯革华传》等长文，此二文将谐隐手法全面引进了叙事文中，从细节、情节到文体都带有戏拟特征。由于后者基本模拟前者，故此处只对前者加以分析。与《诽谐文》和《修竹弹甘蕉文》一样，《毛颖传》的谐谑性也来源于拟人与戏仿手法的运用：袁淑、沈约把动物或植物人格化，并分别戏仿了册文和弹文；韩愈则把无生命的毛笔当成人来为之立传，戏仿的是《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从春秋到唐代，史传一直都是一种严肃而正统的文体，其表述对象多为帝王将相和学者文人，其写作的基本原则是实录，其写作本身则又是一桩极其神圣的行为。因此，当韩愈运用这一文体来为毛笔立传并在文中使用了种种荒诞离奇的笔法时，其固有的庄严神圣性质便被强烈的诙谐之趣所取代。《史记》中的人物传记有一个固有的叙述程式：开篇交代传主姓名籍贯，其次略述其祖宗与世系，再次才详细描述传主一生之勋绩和遭际，最后便是司马迁所独创的论赞——“太史公曰”。《毛颖传》非常完整地模仿了这一程式：文章开篇即云：“毛颖者，中山人也。”据王羲之《笔经》云“唯赵国毫中用”，故韩愈将毛颖这一虚拟人物的籍贯设置在古属赵国的中山郡。此后，文中所有涉及人物习性与行止的地方无不与毛笔本身的历史及特征息息相关：但作者通过拟人手法将后者转化成前者，因此我们读到的是一篇人物传记，而其暗示的才是毛笔的发展历史；文中对人物的描写是表面的、显豁的，而与毛笔相关的一切信息则是深层的、隐蔽的。当我们细心考察作为毛笔的“毛颖”与作为人物的“毛颖”之间的转化及对照关系时，文中的谐趣与真意才得以显现。在交代了毛颖名籍之后，文章便叙及其祖宗与世系：“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已而果然”。这一段文字如果只是出现于通常的人物传记之中则将显得十分平淡乏味，但当我们将其转换成毛笔的传记之后，便开始发现其中的趣味：“明眎”乃兔之别名。古人制笔取兔毫，作者便据此而将毛笔之祖先归于兔，这一笔法十分奇妙。此外，这一段中还用了两个与兔有关的典故来对之加以暗示，此即“封于卯地”和“当吐而生”，这些对造就整个文章的隐语性质都是不可缺少的。文章往后就跳到了明眎八世孙：“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窃姮娥，骑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隐不仕云。”这是一段纯粹的游戏之笔，韩愈将月中玉兔、蟾蜍与姮娥奔月三个传说融为一体，尤见想象之奇，牵合之妙。紧接上文的则是对的后代中居于中山的一枝——的概述：“居东郭者曰，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这是对《战国策·齐策三》中一则犬兔相逐、结果双双累毙的寓言的改写。这种不为原典所拘的改编行为，既显示出韩愈的独创性，又建立了不同文本间的关联，并构筑起整个作品的文化背景。

上述两段文字中运用了许多名词（、、韩卢、宋鹊）与典故对兔进行集中暗示。但作者只截取了这些典故的极小部分，如《齐策三》中那则寓言的头两句为：“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愈只取了韩卢与东郭逡这两个与人名极为接近的名词嵌入自己文中，这对造成整个作品的隐秘与含蓄性质都是有所帮助的。此外，从拟人手法的角度来看，作者将犬、兔之间出于本能的残杀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争能”与阴谋；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即作者认识到人类之间的相残与动物并无二致，因而把二者浓缩到一个句子之中来加以表达。因此，在阅读这篇奇特的传记时，我们应时时抱有这样一个观念：即作者是在用一篇文章同时描述两个世界，传达双重内涵。交代完毛颖的祖先之后，传文才转入对毛颖自身经历的叙述：根据《博物志》中“蒙恬造笔”之说，韩愈虚构了一场由蒙恬统领的攻楚之战（《史记·蒙恬列传》中只提到他的父亲蒙武曾经两次攻楚），“毛颖”在这场战争中被俘并被献给秦始皇，始皇“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这些表层的叙述告诉我们一个败军之将获得恩赏与重用的故事，而同时作者又利用大量隐语在描述着一段关于毛笔的历史：一是谐音双关手法的运用，如“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猎”这个词在古代常用来作为战争的借代语，韩愈在这里却十分巧妙地同时用上了它的两个意义：“打猎”与“会战”，而且前一个含义反而更明显、更重要一些。因为从后文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正是在讲述一次真正的猎兔行动。又如“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这一段话显然是在说明毛笔的制作程序：猎兔而拔其毫，捆束成把，入水浸泡，然后以木管或竹管制成笔身。末几句在文中都语带双关：即明指战争封赐而暗指制笔。作者用描写战争的宏伟叙事笔法来暗示平凡的造笔过程，从夸饰对比之中见出诙谐之趣。二是体物型隐语的运用：蒙恬在战前召左右庶长与军尉，以连山筮之，得天与人文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独取其髦，简牍是资。天下其同书，秦其遂兼诸侯乎！”这段话是对兔及毛笔两种事物的隐示，其中暗用了秦并天下之后“书同文”的史实作为典故。体物型隐语是《毛颖传》后半部分中最主要的叙事手段：“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诸子百家、山经地志、外国之说与当代之务皆所详悉”；“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始皇封其为中书令，每亲决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这段文字表面上记叙了一位受到帝王宠信的吏能之臣的诸般才干，实际上隐示着毛笔的各种功能。“中书令”一词本是一个寻常的官职名称，在此处则被双关地加以使用，正如后文始皇斥退毛颖时所云：“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此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书”的另一含义：即适于书写。这是韩愈在新的上下文中对专用名词的创造性运用。最后文章结之以“太史公曰”：作者煞有介事地将毛颖与毛聃、毛遂相提并论，摆出一派郑重庄严的史家姿态，但紧承其后又以“《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即绝笔于获麟）的典故来暗示传主其实只是一支毛笔。这样一种庄谐间出的风格实际上弥漫于整部作品之中：这是由渺小的题材、庄严的文体与谐隐的笔法所共同营造出来的艺术效果。从《毛颖传》全篇的内容与构思来看，它应该受到东汉蔡邕《笔赋》之影响，但二者在表达方式上已经截然不同：《毛颖传》已全面吸取了前代谐辞与隐语中的众多表达手法（如戏仿、拟人、夸饰、用典、谐音和双关等），并将其引入叙事和情节的层面，构成一种对封建官僚人生的整体性的戏拟和暗示，从而营造出一个庄谐相生、含蓄不尽的艺术世界。

从前文对谐辞、隐语以及谐隐源流的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法基本是被使用于口语、志怪小说、文人笔记、民间说唱文学以及文人游戏笔墨中，而这都是一些为正统诗文所排斥或忽视的文体。其次，在谐辞和谐隐文中，动物和器物类题材得到了广泛运用。此外，这三种手法都造成了一种意义层面上的表里对照结构。这些特征都与精怪小说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这便决定了它们终究会要影响到文言小说的一个特殊类型——精怪小说。

1. 参见鲁迅辑《古小说钩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17页。
2. 以上两则材料载于《启颜录》，同前书，11、12页。
3. 王利器辑《历代笑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9页。
4. 参见王小盾《唐代酒令艺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94页。
5. 《朝野佥载》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86页。
6. 王小盾《唐代酒令艺术》一书对隋唐时代的嘲谑艺术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此节论述有所启示，请参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92—98页。
7. 《三国志》卷53，同前书，1250页。
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768页。《文心雕龙注·谐隐》之范注二十二引此例为“图象品物”式隐语的佐证，窃以为不妥。
9. 王利器辑《历代笑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8、26、28页。
10. 《太平广记》卷250，中华书局1961年版，1940页。
11. 括号中字乃笔者依曹林娣辑注《启颜录》所补，参见该书78、79页。
12. 王利器辑《历代笑话集》，同前书，28页。
13. 均见于《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566、737页。
14. 见《太平御览》卷605，“文”部“笔”类；又《艺文类聚》卷58“笔”类载：《广志》曰：汉诸郡献兔毫，书鸿门题，唯赵国毫中用。《初学记》卷21“文”部亦载王羲之《笔经》语。
15. 可参看《韩昌黎文集校注》对此语的注释，同前书，567页。
16. 《太平御览》卷605“文”部“笔”类，中华书局1960年版，2721页。
17. 为了比较的方便，兹摘引其若干文句如下：“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慓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画乾坤之阴阳，赞宓皇之洪勋，叙五帝之休德，扬荡荡之明文。纪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勤。传六经而缀百氏兮，建皇极而序彞伦。综人事于晻昧兮，赞幽冥于明神。象类多喻。靡施不协。”《全文》之《全后汉文》卷69，同前书，854页。
18. 这一观点得到葛晓音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