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1999）

一十九稘初告终，搏搏员地趋大同。

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大哉培根氏告我，即物观道冥纤洪。

（中略）

三皇五帝各垂法，所当时可皆为功。

蚩蚩之氓俾自治，奚翅洲渚浮艨艟。

及其已过尚墨守，无益转使百弊丛。

矧今天意存混合，殊俗异种终棣通。

是时开关用古始，何异毛毳当炉烘。

履而后艰常智耳，如惩弗毖宁非懵。

四百兆民皆异种，卒使奴隶嗟神恫！

所以百千万志士，争持建鼓挝顽聋。

贤愚度量几相越，听者一一褎耳充。

胶胶扰扰何时已，新旧两党方相攻。

（下略）

——严复《赠熊季廉》

上面所引的是严复在1901年写的一首七古。因为原诗太长，我不得不稍作一点删略，但原诗的主要旨意都已包括在上引的二十六句之中了。我不想为此诗作注释，因为原诗并不难解。我只想借它起兴，说一说我对于20世纪终结的感受，以答《二十一世纪》编者殷勤下问的盛意。

中国人有“世纪”的观念当然是20世纪以后的事。严复写此诗时其实心中仍然是用光绪纪年。但由于他是“西学巨子”，这才意识到“19世纪”已经“告终”了。当时中国显然还未流行“世纪”一词，因此他选了这个典雅的“稘”字来译“century”。事实上，“稘”字原义并不是百年，不过由于“稘”通于“期”，注经家解“期”常有作“百年”者（如“期颐”百岁之人），严复转弯抹角想到了它。可见他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确是毫无夸张的自白。从中国文字学的严格意义上说，“稘”字自然远比“世纪”为正确。但约定俗成之后，“世纪”大概已无可变了。从这一个字上，我们也不免发生一种感想：严复提倡的“进化论”震动了整个中国，几乎笼罩了全部二十“稘”的中国思想界。然而就每一具体的中国事物而言，“变化”是不是都等于“进化”呢？“稘”为“世纪”所取代这一微不足道的小事因此富于极不寻常的象征意义。它在新旧“稘”交替的今天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起点。

从一个字转到严诗的本身，我们的感慨便更深了。除了“四百兆民”今天应该加三倍，千真万确地证明了“进化”之外，其余几乎原封不动，句句都可以移作今天中国的写照。严复在当时是一位最热心推动“改革”和“开放”的知识界领袖，全诗讲的便是这两件大事。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严复对世界走向“大同”、“混合”似乎深信不疑。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同”、“混合”的语言差不多已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以至“文明冲突”。这好像是今昔的一个重大异点。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又不尽然。由于一百年来科技的惊人发展，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电子革命，再加上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无孔不入，这个世界虽未进入“大同”，却缩小成一个“地球村”了。最近有一位电子专家格莱克（James Gierek）说得最传神：

“我们大家都连在一起”，乃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广告文案，但也已是这十年来的真实写照。柏林围墙倒塌等政治动荡不再只单单是历史：除了电视和传真相辅相成外，资讯与愿望的全球分享使得暴政即使不会马上过时，至少也无法逞其花言巧语。

从这个视点看，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严复的世界的延续。他在诗中所特别提到的培根（Francis Bacon），正是最早预见到科技足以根本改变世界的近代先知。中国已不可能孤立于科技所主宰的现代世界之外，这也是严诗中郑重传达的一个意思。

回顾20世纪的历史足迹，我们的视线自然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一地。这里我要略提一提Our Times这本书。这是由美国一家大出版公司，集合了历史界的名家为指导顾问，再加上由作家、编辑、研究人员、美术家等组成的一支庞大队伍，精心撰写而成的。英文原版刊于1995年，其目的便是要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出20世纪人类文明的全貌。这部书以十年为一单元，另请最有权威的专家撰写一篇精简的论文，把每一个十年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趋向及其意义概括出来。例如第一个十年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潜意识之谜”、30年代的“极权主义”、70年代的“环保”、80年代的“电子革命”等。全书不但记述了文明的正面成就，也暴露了人类的愚昧和褊狭及随之而来的无数灾难，如两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暴力便是显例。

我不是说，这本书已成学术性的经典，字字都是珠玑。恰恰相反，这不过是一部资料性质的参考书，再过两三年，也许便无人问津了。但此时却恰好为我们回顾20世纪的历史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我读了这部资料书，不能不发生一个很深的感慨。在这本书中，20世纪中国只有在战祸、混乱、破坏的记述中占着很可观的世界地位，也在极权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文明发展的部分，无论是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思想、音乐、舞蹈等等，中国竟完全交了白卷。但中国千真万确是一个古老而又悠久的文明，拥有过商周铜器艺术、魏晋以下的绘画、《诗经》、《楚辞》、唐宋诗词、先秦诸子、禅宗、宋明理学……。为什么进入20世纪以后，在整整百年之中，中国的人文精神竟如此一蹶不振呢？我曾听到不少人说，21世纪中国即将成为科技大国，因为中国人既聪明，又灵巧，特别在技术方面确实具有无穷的潜力。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而且已有不少事实在支持着这个推断。但是我总想问一个问题：即使这一天到来了，中国人便真的感到完全满足了吗？科技彻头彻尾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且毫无可疑是从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中转出来的。难道中国人百年以来追求的仅仅是魏源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件事吗？

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的精神贫困更远在物质贫困之上，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994年以研究欧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国史学家古烈维奇（Aaron I. Gurevich）在谈到苏联解体后俄国的一般思想状态时指出：

官方意识形态长期压抑下俄国民间文化的多层积淀，在极权体制崩溃之后，突然爆发了出来。无论是政客、史学家、学人对此都毫无心理准备。与此同时，数十年来宰制了史学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来的则是一片“哲学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补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秘主义、“怪力乱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义等等现成的东西。

几年前我初读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国精神的贫困还远在俄国之上，因为俄国在极权时代仍存在着东正教的根荄，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反抗传统始终不绝如缕，有一些作家和诗人即使在斯大林统治下也不肯在思想上作一丝一毫的妥协。我们只要一读伯林（Isaiah Berlin）的那篇访谈录便可见其大概。这和中国大陆从1949年起知识人全部“闭口休谈作哑羊”或“文章唯是颂陶唐”（陈寅恪1953年诗句）相去何止万里。90年代以来“作哑羊”、“颂陶唐”的流风余韵基本上又复活了。不过时移世易之后，颂声已加上层层古今包装，从“三后”到“三代”无不尽有，如此而已。即使眼前没有人能看得穿或愿意戳破，但将来陵谷变迁（这是必然的），后世必有能辨之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精神贫困岂能不日益加深？

今天中国一般人民的精神饥渴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真可谓史无前例了。精神饥渴只有精神食粮才能解救。在过去，这是儒、释、道三教所负担的任务。今天姑不论支离破碎的三教已自顾不暇，即使完整，恐怕也不足以应付这全新的精神危机。知识分子虽然“洋话语”五色斑，但这种局势却不是花言巧语所能化解得了的。那么，严刑峻法可以奏功吗？我们不妨略略翻阅一下《宋刑统》和《宋会要辑稿》的《刑法》诸卷中关于禁止“吃菜事魔”的“妖教”的立法。但南宋初已有人指出：

伏见两浙州县，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菜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州县之吏，平居坐视，一切不问则已，间有贪功或畏事者，稍踪迹之，则一方之地，流血积尸，至于庐舍积聚，山林鸡犬之属，焚烧杀戮，靡有孑遗。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方腊曾经是大陆史学界的“起义英雄”，大家对这一段史事应该耳熟能详。值得指出的是在方腊之乱（1120）之前的十几年间正是“党禁”严厉风行的时期，“诸邪说诐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佑学术政事，并勿施用”。史学之书和三苏、秦观、黄庭坚的文集都毁板不许刊行，甚至“以元佑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所以那也恰好是一个精神最贫困的时代。

有鉴于中国近些年的状况，我得到了一个灵感：物质贫困既然可以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获得解决，那么精神贫困是不是也应该如法炮制，即“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也许有人会驳斥我：“这岂不是在提倡精神贵族么？”我说不然。在经济上“先富起来”的已不在少数，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有谁指责他们是复了辟的“资本家”，为什么“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人便一定会变成“精神贵族”呢？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当然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大体说来，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两类。经济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客观条件是市场机制，无论是姓“社”姓“资”都不相干，市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自由竞争，否则它便死了。精神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离不开一个“思想的市场”（西方现称之为“market of ideas”），这个市场也同样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开放”与“自由竞争”的保证。这便是通常所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主观条件则更为困难，其关键端在有没有一部分人能建立起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以来所大力提倡的“个人自主”。陈独秀在五四前夕说得最清楚，这是“尊重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把“个人自主”应用到学术和思想的领域内，在西方大致可以韦伯（Max Weber）《科学作为一种志业》中所表达的态度为代表，其核心只是“知识的真诚”（intellectual integrity）。但其中有一段话值得介绍。他说：

一个有用的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他的学生认识那些“不方便”的事实——也就是对他们的党派意见不方便的事实。相对于每一个党派的意见都有许多极不方便的事实，对于我自己的意见或别人的意见，都是如此。我相信，如果教师能迫使他的听众习惯于这一类事实的存在，他所完成的已不止是一种知识上的任务。我甚至可以毫不谦逊地说：这是一种“道德的成就”。

敢于为求真实、说真话而不计一切后果，这是“在精神上先富起来”所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其实这种精神并不用向西方搬取。孟子称之为“大丈夫”的三个条件——“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用于开拓精神资源上便和韦伯所谓“道德的成就”基本一致。《中庸》记孔子论“强”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诸语又何尝不是“个人自主”的最有力的诠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知道这些道理，只不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罢了。但我们现在谈的是“一部分人”，是“创造少数”。而且近年来经过发掘，使我们确知，即使在现代最“无道”的时期，知识分子中也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典型。这就够使我们有信心了。

严复诗中“所以百千万志士，争持建鼓挝顽聋”，便是当时“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可惜整个20世纪的暴虐和无道耗尽了中国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想在21世纪重建新的精神财富，几乎一无凭借，一切都要从头做起，这确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进程。然而除此已别无他途。所以我只能用“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这句话，作为我对于21世纪中国的献词！

（《二十一世纪》，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