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节与风格（2001）

《明报月刊》三十五周年纪念对我来说是一个引起温暖记忆的日子。1966年我在美国，未能在香港恭逢创刊盛举。但是我还记得我在1962、1963年间给香港友人所写的几封信，曾在《明报月刊》上刊载过。题目也是朋友代为拟定的，大概是《论海外中华》。因为我从未将这些信收进文集里，手头也早已无存稿，所以记忆不免模糊了。“海外中华”是我当时一种空想，大致认为中国文化在本土一时没有机会发展，只能在海外由中国知识人承担起这个任务。这篇文字在美国也曾引起反响，我记得有人把它节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的一家留美同学办的刊物中发表了。但我现在连这个刊物名称都忘记了。以后有机会，我也许会找出《明报月刊》的原文来重读一遍。

在60年代，我和许多留美学人一样，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迷。所以1971年我第一次回到香港时，便请人介绍和查良镛先生交谈过一次。这是我认识《明报月刊》创建人的开始。但是我当时在美国工作，很少有机会写中文，所以我正式成为《明报月刊》的投稿人要等到1973年回新亚服务以后。从1973年起，我许多关于文化思想以及《红楼梦》的文章都是先在《明报月刊》上刊出的。1975年回美国之后，这一读者而兼作者的关系不但没有断，反而更加强了。我的老朋友如胡菊人先生、董桥先生，都是维系我与《明报月刊》之间的关系的原动力。这一点使我至今感念不忘。

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报月刊》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报月刊》最欣赏的几点特色。《明报月刊》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的境地。这里没有任何预设的意识形态；我所谓的“中国情味”也不含狭隘的民族意识。这里也没有权力的威胁或诱惑；作者可以称心而谈，读者也可以随意阅读——没有人会想到与权势或财富发生任何关联。

现在我自己已进入老年，用围棋术语说，我是处在收官子的阶段，只想关起门来，在专业领域内做一点与世无争的研究工作；因此我大概不大可能再在《明报月刊》上发表长篇大论了；但是我对《明报月刊》的感情是不会改变的。

文化社会事业与个人不同，无所谓生、老病、死，所以《明报月刊》可以日新月异，而且也一直与世俱新。但是我希望它的基本风格不会改变，此之谓万变不离其宗。中国人从来最怕“晚节不保”，这是从个人立场上说的。所谓“晚节”，今天当然已超越了传统政治概念。这是指一个人平生所一贯信奉的基本价值，由于临老不能守孔子“在得”之戒，竟假借种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弃之不顾。《明报月刊》自然不存在“晚节”问题，然而我对于它的一贯“风格”却愈来愈珍惜。21世纪真正开始了，我愿意与《明报月刊》作一个庄严的约定：我努力保自己的“晚节”，《明报月刊》努力保自己的“风格”，如何？

（《明报月刊》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