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2002）

1947—1948年间，我曾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一个年轻读者，当时在思想上、知识上所受到的种种新鲜刺激至今记忆犹在。当年的《观察》以“独立”、“超党派”自律，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两点。

《观察》的作者从左到右都包罗在内，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争论，针锋相对，一步不让，使我这样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大开眼界。我自然是没有能力判断其间的是非正误，但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一个刊物中纷然并陈，对我后来的思想形成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我从那时起便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自以为代表正义、代表唯一的真理，把一切与我相异或相反的论点都看成“错误”或“邪恶”了。

《观察》所代表的是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人的声音。“自由”和“容忍”是一对分不开的连体双胞胎。这两个观念虽然都起源于西方宗教革命以后的信仰多元化，但在中国传统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源。1946年胡适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有一个发言，他引用了南宋吕祖谦的一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他进一步指出，这便是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的一种表述方式。我觉得胡适这个观察是很敏锐的。近来我深入地研究了宋代思想与政治的变迁史，更证实了他的论断。北宋王安石为了变法，不愿意“异论相搅”，总是希望把思想统一起来。所以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致一论》。王安石的动机是好的，他献身改革的理想与热情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但是他毕竟没有跳出传统的思想格局，依然相信“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张载语）。这是当时多数儒家（包括理学家）所共同接受的基本信念。王安石忍耐不住，最后甚至运用政治力量来压制“异论”，引起了以后一连串的不容忍的行动，这是很令人惋惜的。这种不容忍的风气传到南宋还未息止，所以才出现了上引的吕祖谦的名言。但是我们从另一角度看，这句话的出现也标志着“容忍”作为一个价值已经在儒家传统中开始萌芽了。最近原籍印度的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也告诉我们：16世纪印度一位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皇帝，曾多次下令保障信仰自由；诏令中一再强调：如果印度教子弟被迫信仰伊斯兰，他们随时可以回归祖先的宗教。森以此例破所谓“亚洲价值论”，证实伊斯兰教也曾实践过“容忍”，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本教义派那样走向极端。我认为森所举之例与胡适所引吕祖谦之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足以说明“容忍”与“自由”绝非西方所独擅，这两者都是“普世的价值”。

“善未易明”不是否认有善恶之分；“理未易察”也不是否认世界上存在着“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本着自己所确知、所确信的“善”与“理”去说话。但是我们又必须随时随地警惕自己，我们的所知、所信未必是绝对的“善”，绝对的“理”。我们要永不停止地争取说话的“自由”，但同时又必须“容忍”别人发言的“自由”。我们的容忍也有一个极限，用暴力摧毁“自由”的团体或个人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很高兴看到《观察》（网站）在21世纪复活，特重申“容忍”与“自由”之义，以表达我的庆贺至忱。卑之无甚高论，读者谅之。

（《观察》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