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超越（1990）

“文化”是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现在西方人对“文化”这个名词用得很滥，人类学家可以分析出一两百个关于“文化”的定义，而且还不完备。甚至黑社会或吸毒也可以称之为某种“文化”，在这里姑且采用最普通的说法，即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尤其在“方式”两个字上。如果用结构功能派社会学的名词，即相当于“文化系统”（culture system），大致以规范与价值为主。一切民族都有大致相同的精神生活——如宗教、学术、艺术之类，但“方式”各有不同。这是我的理解，如果我们把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并列起来，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文化也有它相对独立的领域。这是韦伯以来所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共识。在实际人生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当然是互相联系、浑然一片的。但分析起来，这几个主要的生活领域又各有独立自主的运作规范。说“相对独立”而不说“绝对独立”，这是因为各领域互相牵涉、相互影响。例如经济生活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这种规律又达不到物理规律那样高度的稳定性、准确性。这是因为经济生活免不了受其他领域的干扰。经济学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那种严格性的一门学问，但由于其他生活领域的随时干扰，经济学家的预言也往往有失效的情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人”的科学的麻烦，政治和文化更是如此。不过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政治或文化虽更难找出“规律”，却也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各有其运行的规范：例如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便可以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条“规律”。但是一般而言，政治或文化较不易接受形式化的系统处理，这样的“规律”要想加以普遍化、系统化是很困难的。和经济或政治一样，文化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领域，它影响其他领域，也受其他领域的影响。说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也就是肯定“文化超越”——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超越”。

不幸得很，文化的超越性在近代特别受到普遍的怀疑。即使口头上有时不得不承认文化也有重要功能的人，在内心深处恐怕仍然是很有保留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认真解答起来是很费事的，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注意现代“决定论”意识的泛滥。所谓“决定论”即指有些事物本身没有自性，而是被其他的东西或力量决定的。这不是专指马克思派的唯物史观决定论而言，唯物史观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形态而已。事实上，在各个思想学术的领域内，我们都可以找到“决定论”。但是现代的各种“决定论”又不是任意的，它们的背后有几个共同的“基本假定”，大致说来，这些“假定”包括：物质决定精神、有形的决定无形的、具体的决定抽象的、粗糙的决定精致的、下层的决定上层的、卑微的决定高贵的、深层的决定表面的等。“决定论”的另一面则是“化约论”，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只要把上列的次序颠倒过来便可以完成任务了。不能否认，决定论和化约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有其效用和必要性，而且这两种思想模式也是从科学方面移植到人文方面的。“决定论”在科学（如物理学）上是否成立，以及在哪个层次上成立，这只有科学家才能判断，我在这里只是要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决定论”确实是一个占有主流地位的观点。不但如此，“决定论”挟着科学的权威侵入了通俗思想，影响了一般人的观念。建立在上述几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的决定论思潮自然排斥了文化超越的观念。因此，现代一般人对宗教和一切其他的精神力量都看得很淡，而对于具体有形的东西则加以重视，例如钱或势（权力）。有钱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有权更可以直截了当地为所欲为。这是指一般世俗观念而言。以中国而言，过去便已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和“钱能通神”等谚语。但在传统社会中，宗教和道德还多少有一些限制作用，使人不敢肆无忌惮。今天则是百无禁忌了。在一般知识界，“决定论”表现当然不是这样赤裸裸的，而是以理论的形式出现，例如经济既是无形的、不可捉摸的，又是可以由人操纵的，似乎只能是被决定的东西。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不怀疑思想随社会经济的变迁而改变，但一说到思想也有支配社会经济变动的力量，他们终不免要踌躇不前了。马克思说哲学的真正任务不是解释而是改变世界。这句话许多人都引用，但是似乎很少人肯深探其中的含义。

为什么“决定论”在现代特别有吸引力呢？这又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我只能在这里提出一个心理上的解释。现代社会一方面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又失去了以前那种整合性的信仰（如上帝、天、天理之类）。个人面对着外面种种巨大的力量，好像一叶扁舟漂在暴风雨交加的大海之上，身不由己。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惶恐、失落、虚无、焦虑、怖栗等心理状态确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完全没有安全感，一定要找到某些可靠的东西才能有活下去的勇气。这宇宙、这社会如果全都是不定的，我们又将何以自处？相反地，如果宇宙是有规律的，社会也是有规律的，那么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些决定性的规律，我们的安全便有保证了。我们可以尽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律，宇宙和社会将不复是充满着危险的陌生处所了。这个心理的解释并不是我杜撰的。1957年在纽约召开的一次有关决定论的哲学会议上，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布里格曼（Percy W. Bridgman）曾指出，主张决定论的物理学家往往不甘心接受量子力学上的“不定原则”。这种拒斥并非出于科学上的理由。而是出于科学以外的情感原因。爱因斯坦的名言“上帝不掷骰子”便生动地表达了这种情感。决定论的物理学家向往着一个“友好的宇宙”，这就必须肯定宇宙具有普遍而永恒的规律性。科学家尚且如此，一般人更可想而知。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强调社会发展决定论，恐怕也不免夹杂了学术以外的情感动机吧！

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排斥一切“决定论”。我只希望在史学领域内为人的相对自由和文化的相对超越性保留一点空间。历史决定论曾经是现代最有力的一种思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在中国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历史发展真是由经济原因单独决定的吗？详细的讨论当然不可能。我愿意举一个眼前的史例，以说明除了有形的因素之外，思想的无形力量也会发生改变历史的巨大作用，人的自由选择比历史规律之说有时更能说明问题。文化超越同样是无法一笔抹杀的客观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国家。难道东欧这些国家有什么客观的历史规律决定了它们非走进社会主义的阶段不可吗？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也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难道这也是历史规律自动运行的结果吗？中国的变动当然是由许多复杂的内在和外在力量共同造成的，但是中国最后采取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难道也是历史决定论所能说明的吗？在40年代末期有什么客观的因素（如经济）决定着中国人非依照苏联的方式组织国家不可呢？分析到最后，我们恐怕不能不承认这是文化的力量。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从19世纪末叶便不断地从西方传到了中国。由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偏于大群体，近代知识分子比较容易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所吸引。这种观念一旦征服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然便进一步成为他们行动（革命）的指南针。“以俄为师”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从此便成了天经地义的“真理”。所以中国今天具有这一特殊的国家社会体制，追源溯始，应该说是文化思想的力量。必须说明，我在这里只是揭开历史发展的真相，并不表示任何价值判断。

以历史决定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自然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思潮。如果严格依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而唯一的动力，思想和制度则属于上层结构，是被前者所决定而本身不能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作用的。但是这样的理论显然是无法坚持到底的，因为它与历史的事实太不相符了。所以恩格斯便早已发觉有修正的必要。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不得不说，在许多情况下，上层结构中的各种成分（如政治结构、宗教观念、文化传统等）也在历史发展中发生重大作用，甚至可以“决定”这些发展的“形式”。但是这种不得已的“修正”只能使人看见原有理论的漏洞，而不能真正解决其困难，因为如果把这一事后加进去的论点加以充分发挥，则经济决定论便破产了。这也可以说是一切单向度理论（one-dimensional theory）所共有的逻辑困难。单向度理论在遇到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时，每每采用一种临时（ad hoc）措施，把一个和原有理论不相容的论点加进来，使它成为原有理论系统中的“残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y）。不用说这种措施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从恩格斯所采取的临时措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严格的决定论也不能不承认“文化”具有超越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已是如此，20世纪以后更不得不向这一方向发展。6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er）等人所强调的“异化”、“主体”、“人文主义”等问题，都是在加重文化思想的作用。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工人阶级满足于现状，工会也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这时不满现况而要求“革命”的只剩下那些“异化”的知识分子了。如果不强调文化、思想可以对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革命”又从何处着手呢？

姑不论“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理论困难，也不论它对思想、观念的估价是否恰如其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今天显然是无法否认的。放眼全世界，我们到处都看到宗教力量在复活，民族主义（也就是每一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抬头。这些都是“文化”推动历史的证明。伊朗的宗教力量和由之而来的“革命”更显然是对所谓“现代化”的一种反动。美国应该算是最“现代化”的国家了，但是美国立国精神仍是宗教——清教。今天美国的宗教力量大得出人意外。例如“反堕胎”问题明明是在传统宗教观念的支配之下，因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没有人有权利夺去未生婴儿的生命。前年美国大选，堕胎问题是两党政纲中一个重要的争论之点。共和党反对堕胎固不必说，民主党虽为穷人说话，也仍然不敢正面主张无限制的堕胎自由。这事件正可说明美国的宗教力量决定着政治方向。

功利意识和重物质的观念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一般特色，但在中国现代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双方的文化背景不同。西方一进入近代之后，俗世生活与宗教生活分裂为两截。西方人在俗世生活中重功利与物质，但他们仍可在宗教领域内接触到超越的精神。此外，西方的文学艺术也都早已分别构成各种独立的领域，且已形成长久的传统，所以西方人仍可从这些领域内吸取精神资源以济俗世生活的偏枯。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俗世和宗教（或道德）一直是混而不分的。一旦功利、物质观念侵蚀了中国文化，整个人生都陷于不能超拔的境地，因为没有独立的精神领域可以发挥济俗的功能。以前曾有人慨叹现代中国人过分讲实际、过分重功利，因而缺乏“敬业”的精神。很少有人真能“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商业而商业”，甚至连游戏都不免带有其他的目的（这是萧公权先生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工具理性”的最高发展。“工具理性”在西方虽然也大行其道，但是我们只要一察西方现代思想家对“工具理性”批判之强烈以及为了重建“超越理性”所作的各种努力，就不难发现中西文化近百年来的差异所在。

民族的长期屈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最高目的。这一目的本身自然是高贵的，并且也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精神。然而仅以富强为目的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吴稚晖。他有一段有名的话：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国故，毫不嫌迟。这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基调，不过吴老先生的话说得粗率，其他的人说得比较含蓄隐蔽而已。在这个基调中，文化超越的观念显然完全被取消了。“用机关枪对打”当然可以使中国转弱为强，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有自己的“机关枪”呢？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藉。科学是西方文化特显其超越精神之所在，然而它不是功利思想的产物。相反地，西方人“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才是科学家的真正源头。“真理”的观念最初出现在希腊哲学中，后来又和希伯来的上帝观念结合了起来。牛顿的数学、物理学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牛顿研究物理是要证明上帝创造的世界如何完美。现代爱因斯坦也仍然受“上帝”这一观念的影响，尽管他的“上帝”已没有牛顿那种浓厚的宗教意味。爱因斯坦后半生拒绝接受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则，他所持的理由便是“上帝不会任意掷骰子”。科学的“用”是从“真”衍生出来的。我当然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学习西方科学，必须先从信仰西方的宗教开始，我只是表示一个简单的意思，即如果不具备“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科学是不会在中国生根的。从“机关枪对打”的意识出发，最多只能把西方的最新科技（今天当然不是机关枪，而是氢弹了）吸收过来。科学无疑是“文化超越”的最好见证，它使人超越了自然的限制，但这是从最后结果得到的说法。追源溯始，我们必须重视科学背后那种超越的精神。西方文化讲求真、善、美，科学是属于“真”的范畴，而且还不是“真”的全部，除了自然界的真理之外，尚有人文社会界的“真理”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有一个普遍信念，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唯一模式。我们怎样研究自然，也可以怎样研究人文，这一信念最近几十年开始有转变。现在许多人认为除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模式以外，还有人文研究的模式。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为真理而真理”的超越态度是两类知识所共有的。“超越”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退后一步看，用中国的话说，便好像苏东坡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先要跳出庐山之外才能见其全貌。

如果再进一步说到“善”与“美”，问题便更复杂了。“善”是宗教道德的领域，“美”是文学艺术的领域。“善”和“美”的创造也同样要假定人作为创造主体具有超越的能力。人能从原始的自然状态中超拔出来，逐步进入文明的历史阶段，是和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出现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一点大家都看得见，其实宗教、道德、艺术等也同样在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作用，绝不可简单地看作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不过宗教、道德、艺术等精神力量往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才能看得出来，不像经济力量或政治力量那样直接而具体，所以从急功近利的观点看，好像无足轻重。其实这些精神力量的巨大是绝不容忽视的。自马克斯·韦伯以来，许多学人注意到新教伦理（特别是清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美国专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纳夫（John U. Nef）在1958年总结一生的心得，特别指出近代工业文明具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所谓的文化即指宗教、道德、艺术等而言。西方18、19世纪的工业成就并不是科技所单独造成的，而是16、17世纪以来的宗教、道德、艺术和科学互相配合所共同创造出来的。科学也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和宗教、艺术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想把科学从西方搬到中国来，已不能专着眼于科学本身。如果再退缩到纯实用的领域，仅求以机关枪或氢弹和敌人对打，则更是离题万里了。

肯定文化的超越性以克服浅薄的功利意识和物质意识，这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共同要求。西方近代社会重视人文或通识教育，至少可上溯至文艺复兴时代，至今未曾中断。在科技宰制着世界的今天，美国政府和大学仍然随时注意人文和科技之间如何求得平衡的问题，最近芝加哥大学的布鲁姆（Allan Bloom）出版了《美国心灵的封闭》一书，引起了重大的震荡。这本书的争议很大，因为它的基调是保守的。但它主张西方青年人认真学习希腊古典的智慧，这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论点。我们不必同意布鲁姆对美国思想界的具体批评，但是他强调文学、哲学的修养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则不失为对症下药。中国古典的教育传统也特别重视人文教养，不过由于文化体系不同，中国人的修养直接源于道德，而不是从宗教转手。但在重人文教养一点上，中西似无二致。双方都深知合理而平衡的社会秩序离不开文化的基础，西方人所说的“精神资本”（moral capital）也就是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精神财富”。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一样，必须长期培植才能积累得起来。中国古人对这个道理有很深的认识，他们常说的“潜移默化”便相当于今天社会学家所谓的价值的“内化”。长期的潜移默化或价值内化会造成一种道德或伦理的规范。如果这种规范大致合乎人性与人情，则可大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所以顾炎武认为中国史上“风俗之美”无过于东汉一代。这是儒家的长期教化的结果。现代有些人提出中国史上有所谓“超稳定系统”，并且想从经济政治结构方面来加以解释。其实专以政治、经济结构而言，中国史乱多于治，至少治乱各半，不能说是“稳定”。如果真有什么“超稳定系统”，那也当归之于“文化”，不在政治或经济。换句话说，文化的超越力量才使中国有一个延续不断的大传统。无论我们对这个大传统采取肯定还是否定的看法，这一历史事实都是不容怀疑的。

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文化的超越性似乎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这一态度上的转变是有历史根源的。以往中国虽多次为北方民族所征服，但文化上始终不失优势。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侵入中国，局面大变。最初中国人还以为西方的长处只在船坚炮利，因此以为只要“师夷之长技”即可应付。稍后则发现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因此再进一步要求“变法”。清末民初之际，中国人更进一步了解到，西方的学术和思想也有比中国高明的地方，这就逼出了五四时代的思想革命。总之，这几个阶段清楚显示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从局部修改发展到全盘舍弃，对西方文化则从局部吸收发展到全盘拥抱。尤其重要的是，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是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这可以鲁迅的话为代表。青年人向他提出读书的问题时，他的答案是：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这个观念对五四以后一代青年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正符合他们的基本心态。五四以后，虽然也有人为中国传统辩护，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嗤之以鼻，不加理会。

五四所提倡的新文化或新思潮自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新思想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长时期的沉潜研究才能取得真实的成绩。欧洲启蒙运动足为我们的榜样。西方的科学、哲学、文学、史学在整个启蒙时代（18世纪）都有突破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最初限于学术思想界，但不断地扩散到全社会。正是由于这一精神基础的建立，才有18世纪末叶的西方民主革命。我们只要把美国1776年弗州的《权利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加以对照，便不难看出美法两大革命是启蒙思潮的结晶。这又是文化具有超越力量的另一证明。不幸中国在近百年中始终没有沉潜发展文化的机会，包括知识分子所心醉的西方文化在内。让我们姑且假定中国人可以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且在基本价值上完全能够接受西方文化。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必须对西方文化有彻底而全面的认识。试想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五四时代提倡“科学”和“民主”始终未曾超过喊口号的阶段。对于西方科学和民主背后的文化成分——宗教的、哲学的、历史的等，我们的知识几乎是等于零。后来中国知识分子转向西方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一般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思想来源：德国唯心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根据列宁的说法而照本宣科。其实，马克思主义又何止这三个来源！我们似乎忘记了马克思是犹太人，尽管马克思在显意识中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在潜意识中的犹太宗教和文化成分是绝不容忽视的。他以犹太人而取反犹太的态度，然而犹太文化仍在暗中支配着他的思维模式，这一点近来已有人研究，其实罗素已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天主教极其貌似，不过把“上帝”改成了“物质”而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有几个人曾深探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即使是列宁所说的三个来源又何尝有人好好地清理过？我们不应该责备中国知识分子“肤浅”，因为这是近百年来的大环境不容许人们潜心研究（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心态）。然而“肤浅”确是事实。所以我们对“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其实大部分是中国旧观念的现代化装。例如梁漱溟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便说，他最初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时便为其废除私有财产制的观念所吸引，他从此便醉心于社会主义。梁先生的自白非常有代表性，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是以儒家的公私及义利之辨为根据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被理解成“天下为公”的一套道德理想，资本主义则被看作一种代表“自私”的经济制度。稍稍熟悉中国传统的人当可看出此中关键所在。中国知识分子拼命想摆脱传统、拥抱西方，但始终未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他们的建筑材料（从语言到观念）全是从西方输入的，然而建筑师并没有真正深入过西方式的建筑物，更不了解其内在结构和关系，所以造出来的仍然是中国式的房屋。通过中国传统的思想格局去接受西方文化，并不限于社会主义一项，其他如“民主”和“科学”也未尝不如此。这在文化交流的初期是不大能避免的，如佛教初来时有“格义”之法，即通过老庄的范畴来解释佛理。但佛理只和个人信仰有关，理解偏差了不致有太严重的后果。现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却不然，他们是要即学即用的。以数亿人的大国任意作西方某些观念的实验场所，一旦失败了，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这使我想起了1959年周扬和陈寅恪的一段对话。陈寅恪问周扬，为什么半年以前新华社广播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后来又说学生应该向老师学习？周扬回答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陈寅恪不满意这个答案，他认为实验是可以的，但尺寸不能差得太远。陈寅恪和周扬之间的分歧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个是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切体会的史学家，一个是自信已得到“西方真理”——社会主义——的革命家，前者不免忧虑尺寸差得太远的观念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伤害，而后者则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实验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依时间推测，陈寅恪所深以为忧的恐怕还不是学生比老师更能教学的问题，而是当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类大规模的实验正是从误解或歪曲马克思主义而来（这些实验在当时都是有所谓“经典”根据的，如“公社”即借用“巴黎公社”之名）。

中国人在“救亡”心情下要求以西方“真理”来彻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国。康有为《上皇帝书》便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一直到今天都还不失其代表性。依照这种心理发展下去。革命便成了唯一的“救亡”之道。一旦“革命”登场。政治（包括军事）力量便必然上升到主宰的地位，而文化力量则退居于无足轻重的位置。长期的“革命”最后使许多人相信“政治是决定一切的”。

革命是以政治暴力改变现状，其效果是直接的，真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革命可以摧毁旧政治秩序并建立新政治秩序，但这种变动只是表面的、形式的。一个社会和其中的无数个人是不是在政治结构改变之后便能在一刹那间完全脱胎换骨，恐怕今天谁也不敢作肯定的答复。由于革命本身所带来的精神亢奋和革命暴力的继续使用，政治力量在革命政权成立的最初时期依然会给人一种“一抓就灵”的实感。这是因为有些人震于革命的“威”而心折，有些人则怖于革命的“势”而屈身。“政治决定一切”的观念便由此而深入人心，但其实只不过是一时的幻觉。时间稍久，人人都会发现，政治力量所造成的改变仅限于表象，实际上，无论经济、文化、社会还是心理等问题都不是政治所能解决的。中国近几十年“政治决定论”大行其道，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改变的迹象，但余毒并未完全消尽。在“政治决定论”笼罩之下，文化的超越性竟已成为一个不敢见人的观点。任何人立论稍稍接近这种观点，便必然会被戴上一顶“唯心论”的帽子。

以上我是根据历史来说明为什么文化超越的意识在中国近代和现代不能抬头。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中国已为这一教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今天中国已没有亡国灭种的危机，是可以平心静气地重新认识包括西方文化和自己的文化在内的文化问题的时候了。今天中国的危机毋宁是文化的危机，这个危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把过去的文化积存几乎糟蹋光了。我们应该承认，中国人在近百年中前仆后继地进行保卫国家和革命的事业，主要是凭借着民族文化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因为历次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其领导阶层都是知识分子。这不是否认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而是恰如其分地肯定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就。但是从50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迫害，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早巳荡然无存了。我在七八年前曾说过，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这个观察，我自觉在今天还未失效，甚至更严重了。在主观方面，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是少数尚有理想、尚有热情的人，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寄。他们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越五四人物，但以中西学术的修养而言，又远不及五四先辈那样坚实。五四人物反传统、倡西化，在当时是有历史背景的。例如“礼教吃人”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是因为当时还有人忍心逼未婚女儿自杀殉节，以求政府的旌表。今天中国已没有这种“礼教”的传统。而桎梏力量也已经改变，我们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不敢公开地批判现实而拉出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来作替死鬼，这种做法在主观用心上固然值得同情，但在客观效果上则不免令人担忧。首先，新名教和旧名教即使有某种思维结构上的关联，两者的思想实质却截然不同。旧名教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制度根据在近百年的革命过程中已荡然无存，1949年以后更受到有系统的彻底清除，并为另一形态的基础和根据所完全取代。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旧名教在中国还有存在的空间吗？今天的文化批判者放过了新名教，而把一切苦难和罪恶仍归之于旧名教，这会有助于新文化的建设吗？不但如此，文化批判者的迁怒甚至从旧名教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及其源头，这符合现代人对知识必须“实事求是”的要求吗？其次，今天中国文化批判者所采取的批判方式正是新名教家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所建立的。新名教家在以往的权力争夺中遭遇到任何不顺，最后都必然迁怒于中国传统。如果今天的文化批判者不是“迁怒”而是“指桑骂槐”，也就是说他们是自觉地假借“旧名教”来谴责“新名教”。那么他们也仍然是师法新名教家“影射史学”的故智。如果文化批判者的主观愿望竟能实现，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中国将再一次出现“以暴易暴”的局面。

我已说过，对于中国青年一代文化批判者的基本用心，我们是十分同情的。我们绝不怀疑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是由于爱之深而责之切。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不加分析的否定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否定”（abstract negation），而不是“具体否定”（concrete negation）。只有“具体否定”才能完成文化超越的任务，使中国文化从传统的格局中翻出来，进入一个崭新的现代阶段。“具体否定”包括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例如“认知主体”、“政治主体”）和发挥中国文化中那些历久而弥新的成分（如“道德主体”、“和谐意识”），但更重要的则是培养和发掘中国本有的精神资源以为接引和吸收新资源的保证（详情此处不作讨论）。如果一味走五四以来“抽象否定”的道路，要完全“破旧”之后才能“立新”，我们将永远陷在一个恶性循环中，无由自拔。第二，我们应该重视韦伯所提出的“责任伦理”和“意向伦理”的区别。韦伯论政治家的专职时，认为两者不可偏废。从事政治工作的人不能仅仅自以为“动机”或“用心”是好的便可以把一己的政策强加于整个社会，他同时必须十分慎重地考虑到这一政策所将发生的社会后果。这是政治家的责任所在。中国现代的文化批判者是以改造整个中国为职志的，他们的责任比政治家的更要沉重。中国人对于“立言”一向注重责任感。孔子早已有“一言可以兴邦”和“一言可以丧邦”的警告。说实在的，中国今天弄成这种局面，正是由于“立言”者缺乏“责任伦理”。“立言”者如此，“立功”者更是如此（前引周扬与陈寅恪的对话可为一例）。在一个已有共识而久已安定的社会中，放言高论尚无大碍，因为这样的社会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人民有文化典范可依，也知所抉择。但不幸近百年来中国始终在动荡之中，文化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典范。由于对现实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一旦激荡成为风气，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

我个人相信文化有超越的力量。但是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内外因素，中国人在文化上竟失去了这一超越的能力。自觉或不觉，许多人——尤其是在文化和政治上最为活跃的人——转而相信“政治力量”可以决定一切，这是中国悲剧的一个主要造因。文化要求理性与情感的平衡，而现代中国则恰恰失去这个平衡。各种强烈的情感——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淹没了中国人的清澈理性。怎样恢复这个理性？这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个别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自己面对巨变无可奈何，因此毫无顾虑地发为激越的言论。但无数个别激越言论的集合最后终于造成一种共同的“声势”。另一方面，社会上永远有一批政治野心家等在那里，他们属于边缘知识分子，不能自造“声势”，但却最善于利用已成的“声势”，这几乎成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一个规律。知识分子的“无力感”也加深了他们对“文化超越”的怀疑，因而更助长了“政治决定论”的普遍意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诚然是值得同情的，但这种命运又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们的“无力之力”所造成的。这是绝大的历史讽刺。所以知识分子仅以此“批判”自豪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进一步进行“批判”的“批判”，包括对自己那种“无力之力”的深刻认识。王国维早就说过，现代知识分子怀疑一切，然而却从不怀疑自己立论的根据。这是“文化超越”的最后一关。能不能突破这道最后的关口，命运仍然掌握在知识分子自己的手中。

（《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