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两次高考

为学跬步集 作者:陈红民 著


两次高考

2020年,是考入大学42周年。昔日风华正茂青年,已成年逾花甲之老翁。将当年奋力高考与大学生活片断记下,雪泥鸿爪,聊以自慰。

(一)学徒工报考 初战失利

我出生在山东泰安,10岁后全家移居南京,1976年高中毕业。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工人。我参加高考前不久,刚分配在南京的一家拖拉机配件厂做学徒工。在当时,不用上山下乡,且在一个地方国营性质的工厂上班,在所有中学同学中,属于很幸运的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秋天听一位中学同班同学说的,同学的父亲是南京工人医院的医生。有天神秘地告诉我,他父亲说,要恢复高考了。这个神秘的“小道消息”,并未在我心里发生太大影响,也就是知道了,觉得它和我的关系不那么大。一是我对上大学没有更多的概念,更不会想到自己能上大学;二是我高中毕业不用下农村,也是满足了不少苛刻条件才留在南京的。在分配过程中,父母托关系才分到这家中型地方国有企业,就是比起其他留城而分到街道小作坊工厂的,也不知要好多少倍,我挺知足。

那家工厂已多年未招工,当年一下子就进了300多名中学生。高考消息确实后,很多青工都表示要去参加大考,跃跃欲试。但我最初没有下决心,说一点没有想法,也不真实。主要是对能否考上完全没有底,没自信,怕报名考不上丢人。

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我的想法,促使我下决心去考试。有天上夜班,工间休息闲聊,一位女工师傅问我,车间里好多青工都要报名考大学了,你打算报名不?我说,我们家里没这种背景,自己也不行,所以就不考了—说没有背景,是指父母文化都不高,且自认为不行,没有自信心,完全是个安于现状的人。那位女工的下一句话,激起了我内心的骚动。她说:“我看车间里新来的年轻人里,就你还不错,其他人都敢报,你怎么就不报呢?何况高考报名也不要交钱。你配而不配地去考一次嘛。”“配而不配”是南京话,意为不做白不做。人生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人无意间的一句话,引发自己内心的震动而发生改变的。我也因为这位师傅的激励,鼓足勇气去报了名。

这位女工师傅其实平时没多少接触,她的名字叫张莉,我永远感谢她。后来招了位研究生,也叫张莉。因为与那女工同名,我对她比其他同学要多些关照。

报名之后开始复习,发现一片茫然。不知道怎么去准备,不知道将怎么应考。一方面是无从找资料,什么也没有,连教材都找不到,根本不知道要复习些什么;另一方面,我的中小学教育正好与“文化大革命”重合,完全是混过来的,那时的教材无非都是“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革命化”知识,如语文主要是毛语录、阶级斗争、革命英雄故事之类内容,化学多是学化肥农药,物理是学“三机一泵”—拖拉机水泵这类东西,要么跟政治运动有关,要么跟工农业生产有关,与基础教育相差很远。没办法,只好找到什么资料就看什么资料,“恶补”一阵子。

我在中学时,数学之类课程考试成绩在班里是顶尖的,曾做过学习委员,原以为自己理科还凑合,起先是准备报考理科,结果一复习才发现自己基础差,加上已高中毕业两年,学校里学到的也忘得差不多了,就决定改考文科。考文科还是考理科,在当时只是为提高录取率的权宜决定,后来却决定了自己一生的职业走向。

复习备考那段时间,白天要上班,干体力活累到死,主要靠晚间那点时间抓紧复习。根本不敢请假,怕考不上,落个“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印象。这时,那些下乡的同学都从农村请假回来,全天复习,反倒时间充裕得多。

1977年江苏的高考,因积压了10年的人才,报考人太多,分初考和复考两个阶段。车间里有几位青年工友一同参加初考,他们都考理科。出考场后大家聚在一起对对答案,结果好像就我不行,要么没答出,要么不正确。我觉得自己考砸了,肯定考不上。初试结束,就停止复习,给自己放假休息。大概是一个月后,初考成绩出来,那些觉得考得好的工友都没考过,车间里只有我与另一工友进入复考。这结果有点滑稽,“落榜者”很有些不服气,我也挺纳闷。后来推想,可能我们初试后核对答案,真正有确定答案的是数学,我确实考得不好,但语文等科目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初试结果公布到复试的间隔好像很短,我只能凭着之前复习的东西去应考。一时的误判,让我未能在初试后再接再厉,反而马放南山,耽误了最关键而宝贵的一个多月时间。

复考以后,我确定自己考砸了,因为数学考得太差,除了第一大题里有5小题考基本概念的送分题外(大概做出4小题),其他的我都不会做。不料,过些日子结果公布,又来了通知让我去参加体检。1977年高考,始终未对考生公布考试成绩与录取分数线,能参加体检说明成绩还是不错,车间里一同复试的那位工友就未体检。然而,好运没有伴我到终点。

虽然事先不自信,也知道考得不好,但体检后有点想入非非了,盼望被录取。自知上不了好大学,祈求能有个学校上就好。到录取工作结束,没有等到通知书。1977年是中止高考10年后的首次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录取率极低。

过了一段,又传来好消息,国家极需人才,要从体检过的“落榜生”中再扩招一批。我又产生了幻想,以为或许能柳暗花明,但最后仍未接到录取通知书。

首次高考,三关过了两关,最后还是名落孙山。

(二)落榜生再考 误入历史

首次参加高考虽失利,却让我信心大增,因为我原先不自信,最初都不敢报名,居然可以走到体检这一步,厂里工友们对我有点“刮目相看”—我是厂里最大牌的落榜生。再次备考,信心气势上很不同。

1977年全国高考因是临时决定进行,等录取结束,差不多是1978年2月了,离1978年高考只剩下半年时间。一位工友的母亲是一所中学的领导,他带我参加了那所中学办的夜间高考补习班,每周有几天下班后坐很远的公交车去补习。那是所水平很一般的中学,办补习班其实有收钱“创收”的考虑,补习老师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知道该教哪些文化知识,该怎么应考。但上一上这样的补习班,还是有用处的,知道了不少信息,至少有基本的复习资料。只是白天上班,晚上补习,人挺辛苦。上大学后,知道许多农村同学,每天干农活,没有复习资料备考。高考很公平,这体现在最后结果上,其实备考过程是不公平的。城里的考生在资料、信息上占了不少便宜。

如果说1977年高考自己完全是懵懵懂懂经历了一番,没有充分准备;那么1978年再考,自己心里就有底了,说是复习,其实是突击学习,掌握了不少中学从未学过的知识。

第一次落榜,使我认识到自己的“短板”与数学成绩的重要性。推算1977年自己的高考数学分大概只有20分左右。那年只考4门,数学、语文、政治,外加历史地理合一张卷子,数学只考了20多分还能进入体检,说明其他科应当考得还不错。因此,再次备考复习时,我就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用在数学上了。甚至想,能否成功,就看数学考分了。1978年高考成绩就全部公布透明,我的数学考了55分,加上其他几门的分数,如愿进了南京大学。自己重点突击数学的策略,是成功的。55分,对文科考生的我是个极高的分数,一度很还颇为沾沾自喜。待入学后才发现,我班同学数学普遍考个七八十分,最夸张的是,有位同学竟然是99分!即使在理科考生中,也绝对是高分了。

印象中,1977年江苏省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苦战》,当时叶剑英有一首诗,号召全民向科学进军—“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样的题目应景当时的国家形势,是很好写的,至少各种水平都能说上几句。到了1978年改为全国统考,作文题竟然变成了缩写题,将一篇社论《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压缩成500—600字之内。这种缩写的形式,好像后来再未用过。

我看到作文题目,有点懵—作文怎么可以这么考?那时也不知道主题词、主题句这些,基本上是按比例“压缩”,写了好一会,文章还未压到三分之一,数下字数,已有300多字,心里一惊,肯定要超过600字扣分的。我就将前面的划掉,重新开始压缩。这个过程,既浪费了时间,更重要的是扰乱了心绪,一边写一边自责前面没有考虑好压缩比例,甚至后悔为何要划掉前面的重起炉灶,其实后面多压缩些,也能控制在600字以内的。生怕超过600字,写一会,数一会字数。作文未考好,对其他题目也没时间仔细考虑,整个语文考试乱了方寸。

1978年高考过程中,有两个难忘的细节:一是第二天下午的考试,到达考场时,我突然发现准考证没有带。考场在宁海中学,离我家不远,骑车回去取还来得及。但匆匆赶来赶去,肯定影响情绪。在那紧要关头,我居然做出了一个超出自己智商的决定,很从容地去办公室找到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请求允许在考试结束后再送准考证给她审查。真是谢天谢地,那位女老师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事要搁在现在,门也没有啊!那位女老师说,没有问题,前面三科考下来,我看这个考场就你考得好。我这才想起,她巡视考场时经常停在我旁边看答卷。这位老师的开恩,不但免了我赶回家取准考证的折腾,她的话,更使我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当天下午是考地理,我绝对超水平发挥,个别不会的题懵着答,也都对了,居然考了92.5分,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更巧的是,多年后,我在另外场合下遇到了这位女老师,才发现她竟然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的太太—窦老师。冥冥之中,是师母当年暗助了我考上大学啊。

另一个细节是,同车间的两个工友一同报考,他们报理科,考场离我家较近,每天中午他们就到我家吃饭,省去路上奔波。第三天下午考外语。那年外语是选考,不计入总分(外文专业除外),我们三个都没有选。但上午考试结束时,监考老师宣布,没有报考的考生下午仍可来考。中午吃饭时,他们就说,反正是最后一门了,下午没事,不如去试试。我坚决不去,天这么热,不如休息一会儿。没想到我刚躺下,还没睡着,他们就回来了。我问,怎么没考就回来了?他们说,考完了,打开卷子,什么都不认识。就在选择题上胡乱画勾,10多分钟就交卷了。等英语成绩出来,他们竟然都在15分上下。要知道英语试卷选择题总共是25分,按四分之一的概率,胡乱选应该是在7分左右。最终他们一人考上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后来去了美国;一人上南京医学院口腔专科,成了有名的牙医。

1977年填志愿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是乱填的。1978年南京的考生是知道成绩再填志愿,各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确定了,填志愿比较有把握(到校后,南京之外的同学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分数,并不知各校的录取分数线。我最想上的是中文系,其次是哲学系,没想到要学历史,因为中学从没学过历史。结果那年政治考了78分,语文78分,历史85分,地理92.5分,数学55分,总分388.5分,超过了南京大学录取线。但南京大学的哲学系和中文系,除了要求总分达到分数线,还要求单科80分以上,所以我上不了南大中文系。如果非要选择中文系的话,可以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现在想不起来到底为什么非要上南大,其实自己也确实对大学各专业都了解很少,也就谈不上对哪个专业有特别的兴趣,想上中文系是以为中文系培养作家,而自己一向作文写得还不错。当时社会上大学生较稀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就“升天”了,和留在工厂有天壤之别,因而学什么专业对我而言,是无关紧要的。

后来在改革大潮中,我工作了一年多的那家工厂被兼并,没报考或者没有考上大学的工友们,有些人40多岁就多下岗了,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当然,我那时并无清醒的认识,只是觉得要有个机会读书,也有点当大学生的虚荣心。没想到其后的人生境遇会与工友们有那么大的差别。

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庭所在的街道。事先,家里拐弯抹角找到一位在省级机关工作的朋友,他将我的高考分数与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都查清楚,提前告诉,我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话,单科分数达到了,总分也超过不少,很有把握。虽然估计被南京大学录取的概率较高,但是,毕竟没有最后确定,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还有点煎熬。那段时间父母好像也有些焦虑,至今也没有问过父母对我考大学的感想,他们的文化不高,在学业上帮不了我,好像也想不起高考那些天对我的生活有特别的关照。这样也好,我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与负担,考试反而能超水平发挥。

大学同学(后排右二为作者)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天,对我们家族也很重要。1978年10月初,嫂子住院待产,当时哥哥远在青海服役,无法回来。7日晚上,家母突然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探望(医院较远,她不会骑车)。到医院后等了很久,也没有嫂子生产的消息,只好回家。到家时,已是半夜,人很累。我决定第二天上午不去上班,请假半天补补觉。没有想到,8日上午8点多钟,就有人到家里通知,让到街道去取录取通知书。因事先有预估,拿到通知书只有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并没有许多同学接到通知书时的狂喜。同时,医院也传来了喜讯,嫂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一天,我们家双喜临门。

那几天,家父逢人就说,他一天之内降了几级工资。意即马上要供养上大学的我和刚降生的长孙,负担重了。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正话反说,心里不知道有多美呢。

有个后话是,后来才知道我的导师张宪文是1978年高考的历史命题组成员,也即我们考的历史卷子,是他参与出题的,觉得挺神奇。而1998年至2004年,我也成为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命题专家,连续7年参与全国高考历史考试的命题工作,这更是作为考生应试时做梦也不敢想的。

(此文主要内容曾刊于朱庆葆《我的高考:南京大学1977、1978级考生口述实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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