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拾零

4年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选择几件记忆最深的事略记。

（一）走读生

一方面是国家建设需要人才，考生众多，另一方面是高校的宿舍、教室等硬件设备严重不足。1978年招生时，有关部门想到了“走读生”的招数，即家庭所在地高校的学生，不能住校，只能住在家里。且规定，如果不同意“走读”，则可能失去录取资格。如此，可在不增加宿舍的情况下，多招生。

我家在南京，报考的是南京大学，录取后，自然就成了走读生。每天骑车去上课，课后回家，似乎与中学时没差别。教室都满负荷排课，南京大学甚至搭建了临时教室，水泥桌凳，冬天上课很冷。唯一的公共空间就是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需要一开门就去抢占座位。课余时间，住校的同学尚有宿舍可回（8人一间，也相当拥挤），走读的同学基本上就回家了。我班60多位同学，家住南京的走读生10人，走读生与住校生之间除上课、政治学习外，接触机会不多。南京同学与外地同学之间，似乎有“围城效应”：外地同学羡慕南京同学每天回家，各种生活便利与自由；南京同学羡慕外地同学集体生活，学习便利，节省很多时间读书。开始，个别外地同学还有误解，认为南京同学是因为降低了录取分数，所以只能走读。

走读生不仅丧失了与同学交流的机会，也损失了许多有用的信息。那时学校各系都请了不少学术名家来讲座，走读生往往不知道消息，错失聆听机会。有走读同学开玩笑说，自己就是个“假大学生”。

我的自制力不够，家里的环境学习提不起精神来，再说，自己是大学生了，特别想独立于父母的管束之外，怎么还与工厂学徒时一样吃住在家里呢？所以从入学起就申请，要求住校。大概在大二下半年，终于得到了学校的一个床位，从“走读生”荣升为“住校生”。大部分南京同学4年一直未住校，走读到毕业。

因为南京同学每天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自行车就是必备的交通工具。那时大家收入都不高，有辆自行车与今天有部汽车也相差无几，格外爱惜。外地同学有时要在城里办事，也会向南京同学借车。借与不借，借到与借不到，成了衡量友谊程度的标准。许多年后，有位官至相当级别的同学还当面夸我：“你不错，在校时跟你借自行车，基本上不会拒绝。”

（二）选课

刚入大学时，功课很重，多是上专业基础课，差不多每天4课时。老师们也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上课热情高涨，非常敬业，下课铃声响后仍拖堂的事，时有发生。我根本不知大学该如何学习，只是跟着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也还用功，但绝对说不上有多热爱历史专业，所幸每次考试成绩还不错。

上大学后，读到瞿秋白《多余的话》，其中说他成为中共领导人纯粹是“历史的误会”，此话深获我心，时常挂在嘴边，我大学上历史系，也是“历史的误会”。高考时，“伤痕文学”非常流行，哲学的社会影响力也很大，所以我理想的专业选择第一是中文，第二是哲学，没有历史这个选项。但填志愿时，要想在南大读书，就只能选择历史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心有不甘。到大三时，可以自由选课了，我就选修了中文系的“文学概论”“当代作家作品选”，哲学系的“心理学”“形式逻辑”，外文系的“英美作家与作品”等课程（名称记不准确）。都只学了些皮毛，但知识结构方面不至于太狭窄。作为代价，历史专业的课选修的不多，甚至一些名教授的课（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方向）都未完整听过，现在想来，也是憾事。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1978年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留校。他知道我喜爱文学，就鼓励我历史系毕业后，转而报考中文系的研究生，甚合我意，为此做了不少准备，挺有信心。1982年时各专业研究生招生名额很少，中文系是几个专业轮流招生，我毕业那年，正赶上现当代文学专业停招。人算不如天算，我只能转考本系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文学梦”至此基本终结。

苏东坡解《周易》“命令”：“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越到老年，越相信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谁也逃不出“天命”。如果当初真的遂了愿，考上中文系，可能更失望，因为中文系教学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如我所想象的培养作家。自己的天资与知识结构，做历史研究或许更合适。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是位开明的教育家，他在国内首先推行“学分制”。78级与77级实际只差半年。到77级毕业时，我们班也有包括我在内的5位同学修满了毕业所需的学分，我们5人一起去系里找领导，要求兑现学分制，允许提前毕业。系领导研究后同意提前毕业，但要求统一分配，且不能因为分配不满意而反悔。5位同学中，有4位同学希望留在南京工作，他们各方面表现都比我好，年龄我最小。当时我已谈恋爱，想留南京，觉得分配时如果有外地名额，肯定是派给我。临到最后打了退堂鼓，没有提前毕业。这其实是个错误的判断，因为当时77级同学已分配完毕，南京需人的单位很多，根本无需去外地，而提前毕业的4位同学，均各遂所愿，发展得很好。

（三）苏州实习

1979年春夏之交，我们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末，任课老师邱树森带着全班同学到苏州实习，调查苏州地区的碑刻史料。

是时，古代史学界正在热烈地讨论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南京大学明清史专业以洪焕椿教授为代表，在该课题研究上全国领先，正好带领我们这班近百名同学，对散布在苏州地区的明清碑刻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我对到苏州实习感到很兴奋，主要不是能学到什么课堂之外的东西，而是当成一次外出旅游的机会，抱同样想法的同学不在少数。

历史系78级除我们本科班外，还招收了一个40人的专科班，基础课是一起上的。两个班近百位同学先在苏州集中了两天，住在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教室里，学校里蚊子多到令人恐怖的程度，用脸盆在空中挥舞，盆底就有一层蚊子。之后，同学按地区分成若干小组，到苏州下属的各县调查。

我分在昆山那组，与吴晓晴、王琛、蒋晓星、胡友祥、谷建祥等一起，被安排住在昆山教师进修学校。王琛同学是昆山人，他未婚妻就是该校的职员。在昆山，我们去过震泽、同里、黎里等古镇，去图书馆查资料，到田野找明清石碑抄录，并拓成拓片。昆山在明清时期丝织业发达，市镇繁华，但我们看到的这些历史上的名镇，破败潦倒，没有特别的感觉。后来，旅游业发展，江南古镇重新修整开发，再现繁荣。

这次苏州实习搜集到的碑刻，经洪焕椿教授与苏州方面合作，整理出版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与吴晓晴、蒋晓星在苏州

苏州实习过程中，我们利用周末去杭州游览两天。实习前，老师们一再强调实习纪律，“不得擅自外出”，但我们几位还是合计着到附近的杭州考察一番。大家都未到过杭州，吴晓晴同学年纪长，当过兵，见多识广，我们就跟着他走，纯粹是“穷游”，晚上睡在浴室的躺椅，很便宜，大概是5角钱一晚，必须等到浴室的最后客人离开后才能入住。杭州号称“天堂”，西湖确实绮丽，目不暇接，但我们所住浴室的老城区，也是破屋残墙。

我们在西湖边逛时，突然发现，本班其他组的两位同学就在前面，显然，他们也是利用周末出来的。他乡遇同学，自然格外亲，我们要赶过去打招呼。但吴晓晴制止了，说大家避过去，不要让他们发现。后来全体回到苏州集合总结时，那两位同学去杭州的事情“败露”，老师为了严肃纪律，要他们在全班面前检讨。我们这组去杭州的大队人马，反而侥幸逃过。

苏州实习，我一次就领略苏、杭两座江南名城的风采。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年过半百时，调动到杭州工作，成为“新杭州人”。人生轨迹，早有因缘。

（四）体育锻炼

读大学时，国家百业待兴，国人奋进，共谋“振兴中华”。体育比赛在凝聚国人，振奋精神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女排夺冠，掀起了“排球热”。我们课外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强身健体，丰富生活。

我身体条件不佳，笨手笨脚，却不甘人后，自得其乐。有段时间，每天下午课后，借个排球与同学玩起来，大汗淋漓，再穿衣服骑车回家，各种狼狈。

我本是“旱鸭子”，大三时才学会游泳，那年学校不知为何到秋天也未关泳池，但不再换水，也无人值守。我们一帮学生就坚持去游泳，直到12月。秋风秋雨变冷后，在室外游泳确实有点挣扎，但也挺刺激。最冷的时候，大概在水里只能游个3—5分钟，赶紧爬上来。快到年底，学校怕出事，下令放水禁游。除了安全问题外，长期不换水，泳池的水质极差，呈绿色，上面漂浮着青苔。如果是现在，逼我也绝对不会去游的。我们集体到学校请求继续开放，提交书面保证一切后果自负，不会牵连学校。学校不为所动，果断放水，我唯一的一次“冬泳”被迫中断。

与冬泳同时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年我不知犯什么傻，不但冬泳，整个冬天只铺凉席睡，还真不觉得冷。正合了一句东北谚语—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班上换来个新辅导员，他巡视宿舍，一看我的床吓一跳：班上怎么还有这么穷的学生，冬天只能睡凉席，赶紧要给他困难补助。同宿舍的人全笑了—人家是锻炼身体与意志的。

大学期间形成的锻炼习惯，虽然没有练成什么拿得出手的运动特长，但却坚持到现在，身体与工作均受益颇多。

（五）爱情

我的爱情故事开始于上大学时，与校园生活有关，但好像算不上标准的“校园爱情”。

上大学，全方位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有些同学考试前已有了心仪的对象，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高考的结果，改变了生活的节奏与轨迹。大家有了新的生活与价值观，对原来的婚恋对象难免要重新审视。

恢复高考与大批知青返城后，不少知青或上大学的人与原先的婚恋对象分手，演成了社会问题，主流舆论一边倒地谴责“新陈世美”。南大77级哲学系有位同学“抛弃”了原来的恋爱对象，分手过程中好像牵到两个家庭，并有肢体冲突。女方告到学校。学校下重手，给予该学生“留校察看”的处分，大有杀鸡儆猴的意味。学生们全都站在同学这边，主张“恋爱自由”，校园里贴了不少大字报，抗议学校的决定，酿成轰动一时的全校性“事件”。

有位同学家庭出身不好，在农村被歧视，考上大学金榜题名，村里的书记立即将自己长相不错的千金许配给他，他家人（包括他自己）觉得攀上高枝，到学校报到前，两家热热闹闹喝了订婚酒。同学到校后，眼界大开，觉得跟那“村姑”没有爱情，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从第二年起就想退婚。不料，那“村姑”誓死不同意，同学的老父亲也反对儿子的退婚之举。僵持到毕业，孝心颇重的同学只得让步，与“村姑”结婚。但因为双方差距太大，且同学始终觉得这是被迫的婚姻，结婚几年有了孩子后，双方还是以离婚告终。对同学、对他的太太、对孩子都是伤痕累累的悲剧，没有人从这次婚姻中得益。我想，他太太最后肯定后悔，早知如此，还不如最初就放手。

我们入校时，同学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16岁，不少人都处于婚恋期。学校的“学生守则”里，却对在校生谈恋爱严格限制，显然不合理。对于谈恋爱的同学，只要不出格，学校也睁只眼闭只眼。

我恋爱对象同是南大的学生，但首先是邻居。我们的父辈系同在南京某部队机关一个科里的同事。我长她两岁，10岁时从山东老家来到南京，第一个落脚点与她在同一幢楼里。后来，我们都搬离了原先住的院子，又相遇在一个叫作“留守处”的院子里，院子不大，大概二三十户人家。因为有围墙与民房明显区隔，有士兵门卫，还是有人称其为“部队大院”。我家搬到留守处一年后，她家也搬过来。这应该算是最初的缘分了。

我们住同一院，读同一所中学，彼此的父母走得挺近，但好像整个中学四年也没有说过什么话。无论校内校外，那个年代的小孩们有严格的“男女界限”，男生女生各玩各的，互不来往。1977年高考时，我已在工厂做学徒，她是应届生，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乖学生，成绩不错，当年就考上南京大学的计算数学专业，是院子里当年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而我“二进宫”，第二年才考上，但也算是院子里考得最好的男孩子。

我们在复习迎考时有了些接触，后来同在南大，她本是中学低两级的“师妹”，到大学却成了高一级的“师姐”。因为同校的关系，校内校外有了不少接触，有时相约一起骑车上学，逐渐走近。我去她班上听过英语课。那时没有电话，她一直是走读的，我住校后，家母有事情吩咐，就直接让她转达。

我们的恋爱，许多人都觉得顺理成章，院子里的大人们都说“般配”，各个方面都门当户对。我们从最初认识，到进入谈恋爱时已有10多年，家父与岳父同事的时间更长。家长对我们恋爱，可能比我们自己还满意，有点知根知底“亲上加亲”的味道（当然，没有问过他们）。

大学期间的恋爱本是私人事，但其间也与本班同学小有关联：

一是，大家对别人谈恋爱的八卦都好奇，我最先向一交好的同学“交待”过后，该同学沉不住气，立即传播出去。没几天在大礼堂上全校大课“诗词赏析”时，他带着几个同学在礼堂入口，指指点点，从人流中指认出我的女朋友。当然，后来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了。毕业前夕，岳父母搬家，我还请了几位同学去出力帮忙。

二是，大三暑假，有两位同学和我相约去黄山游玩，我跟他们商量，带位女性朋友去，但没有交代恋爱关系，只说是邻居，他们同意。四人的黄山之旅圆满愉快，自始至终，他们都认为是我邻居、计算机系的校友。对此，到现在有位同学还常常批评我“不地道”，让他们做了“电灯泡”。

与孙鸿、王为崧同学及女友在黄山顶

（六）毕业论文

读大学时，基本上就是选课、听课，除了教材外，很少看专业书籍。当时还惦记着考中文系的研究生，课余时间多放在了读小说上，没有接触什么历史名家的著作，在史学研究的门外打转。更没有想到要以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与学术研究最接近的事情，就是写毕业论文了。

准备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正好看到张宪文老师发表关于“学衡派”的论文。他在选修课“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专门介绍说，“学衡派”起源于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学校图书馆有全套的《学衡》杂志。我想既然材料这么集中，写起来一定省劲，便决定以此写论文，请张老师指导。为写论文，有段时间每天去图书馆期刊阅览室的“过刊部”去看《学衡》杂志。两位女管理员对一个本科生天天来看旧杂志，印象挺深刻，照顾有加，后来干脆“违规”，放我自己进库房去取刊物。库房条件很差，大量的旧报刊堆在一起，光线昏暗，进出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多数报刊上蒙罩着历史的灰尘。后来，我读研究生，留校工作，利用期刊阅览室的机会很多，与两位管理员更加熟悉，其中一位还曾托我为其女公子介绍对象。

写论文过程中，我听说“学衡派”成员、南京大学外语系的希腊语教授郭斌龢（郭斌和）教授就住在南园，遂去拜访。已经记不得是如何联系上郭教授的。郭教授那时已年过80，他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可惜我知识浅薄，提不出什么高深的问题，访问郭教授，好像更多的是满足好奇心。

本科论文的写作虽幼稚，但初步接触了原始资料，知道如何摘录卡片，如何进行访问调查。史学研究的种子大概是在这时埋下的。

我们本科班历史专业的学生是54人，竟然有7位选张宪文老师指导毕业论文，超过全班人数的八分之一。7位分别是：唐立鸣、卜幼凡、刘金田、王虎华、徐冰、杜蒙樨和我。毕业前夕，我们7人请张老师一起去南京最有名的友谊照相馆合影留念。张老师要出合影的费用，我们执意不肯，他就在回校的路上请我们吃了冷饮。

与毕业论文相关的一个后话是，我可能是1949年后南大最早通读过所有《学衡》杂志的大学生，以此写本科毕业论文。但完全是为了应付毕业，加上幼稚，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研究课题的价值，也没有再做下去。现在，学术界对《学衡》杂志与“学衡派”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颇多，南京大学也重视“学衡”的价值，专门建立了“学衡研究院”。北方有句俗话，“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是连晚集都没有赶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