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先生指导我写论文

“茅先生”的尊称是有来历的。刚考上研究生时，我们仍沿用本科时期的称呼“茅老师”。那时崔之清教授已从茅先生门下毕业，对师弟师妹们的“不敬”颇有微词，“开导”我们说：“在我的安徽老家，教小学的老师才叫‘老师’，教初中的老师就要喊‘先生’了，你们怎么还能喊茅先生是‘老师’呢？”我们遂改尊称“茅先生”。

茅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已有公论，高山仰止，毋庸学生赘言。近20年来，有幸能在茅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学习与工作，是他将我引入史学研究的殿堂，他的教诲和指导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至深。这里只讲他指导我写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事，从中也可反映出茅先生教书育人与做学问风格的某些侧面。

20世纪80年代初，茅先生在太平天国方面的研究成果已享誉海内外，但他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常常思考如何拓展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据说他从70年代中期就曾提议利用南京独特的地缘优势，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深受祸害的历史学界正在“评法批儒”与“批《水浒》”，民国史差不多还是禁区，他的想法当然不能化为现实。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茅先生再次提出开展民国史研究，1982年，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国内高等院校中最早招收中华民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我则幸运地成为茅先生在中华民国史方向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我们开始学习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大到对民国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小到对具体事件人物的评价标准等，均有许多的争论，众说纷纭。这是一切都是拨乱反正时期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有的现象，处于草创阶段的民国史研究更是如此。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尚未入门的我，面对争论却无所适从，感到困惑。茅先生在授课时常教导我们，做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收集史料，研究一定要依据史料立论，不能故作新论，哗众取宠。像民国史这样的新兴学科更应该如此。

当时，我和“小师姐”戴莹琮（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留美教书）每学期末要去茅先生家汇报学习情况。茅先生说话不多，听我们说，而我们对他十分敬畏，去前商量好的汇报内容很快就讲完了。每次谈话时间不长。记得茅先生问得最多就是：“外语学习怎么样？”“古汉语学得怎么样？”他言简意赅，指出学好外语与古汉语，才能更广泛地掌握与运用史料，使学问更扎实。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学术前辈是有共识的。

茅先生对我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指导，使我受益终身。我选择的是胡汉民晚年政治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在写学位论文前，我几乎没有写过正规学术文章，要完成一篇三万字的论文，难度很大。胡汉民是国民党内的“理论权威”，言论相当多，思想较庞杂。胡汉民晚年的三项政治主张“抗日”“反蒋”“剿共”是根据“三民主义”归纳出来的，故论文初稿的结构就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分成三大块，每块都先叙述胡汉民原先是如何认识的，再论及晚年有何改变，最后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评价。茅先生阅后指出初稿写得较散，读起来不顺。建议将胡汉民原先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归成一块，作为立论的背景，再分别对三项政治主张加以论述。依茅先生的建议改过之后，文章果然条理清晰了很多，做到了重点突出。

论文大致完成后，茅先生又要求对段落、遣词造句多加修改，精雕细琢，以求用词精确，立论公允。他形象地说，好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

论文写作期间，茅先生更重要的指导是告诉我，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史料得出结论。在此之前，史学界对胡汉民的“基本结论”是，他坚决“反共”，属国民党内的“右派”，是个该完全否定的人物。我阅读的大量资料显示，胡汉民在其晚年三项政治主张“抗日”“反蒋”“剿共”中，最注重的是宣传抗日，且有支持抗日的行动。因而我提出，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不能纯以是否“反共”作为评价民国时期人物的唯一标准，对胡汉民的抗日主张应该予以积极肯定，而对其一生也应有全面的认识。以上的认识，构成了我论文的重要论点。

在论文定稿后，却产生了不同意见，有老师认为论文对胡汉民这样的“右派”评价过高，这样的论文不能答辩。本来我的论文初稿是同届同学中最早完成的，临近毕业，其他同学都打印完毕，有的甚至通过了答辩，而我却拖在那里，十分着急，便去向茅先生报告。茅先生再次问，论文选用的材料是否全面，是否确实可靠。又问，如果答辩时有人提出异议，你能否回答。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茅先生最后说，只要材料可靠，你认为正确的，就要坚持。结果，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不仅顺利通过了答辩，还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著名的民国史专家李新先生认为论文在民国人物研究方面有重要突破，将其推荐给《历史研究》发表。论文的成功，凝结着茅先生和其他指导老师的心血。而我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从茅先生那里学到的很多东西，一直对后来的研究工作有相当的助益。

勤于思考，思路开阔，不拘泥于已有成绩，勇于创新与实践是茅先生做学问的一大特点。而严谨认真，平实公允是他做学问的风格。这都是我们后辈需要向茅先生学习的地方。为了学术传承，我这两年在为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生授课时，专列“茅家琦教授的史学成就”一讲，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刊于崔之清、董国强《焚膏补拙：历史学家茅家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