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早年读书经历与我的书房

为学跬步集 作者:陈红民 著


早年读书经历与我的书房

(一)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是小说《高玉宝》里的一句,表达了苦孩子想上学的强烈心声。每人都有自己与书的故事,将此人与书的故事连缀起来,亦能从侧面反映其人生。迄今为止,我的生涯与书是密不可分的。

我出生于泰山脚下的乡村,无家学渊源,最早接触的书,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学课本之外,只有毛泽东的语录与选集了。

接触到课外书本,是举家迁居南京后。大约小学五年级,班上有同学家原是开“小书摊”的—在中小学校门口摆个摊,将各种适合儿童的书籍(连环画为主)出租,一两分钱一本,供学生现场租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书摊自然不能摆,他家的书都堆到了一个低矮昏暗的阁楼上。那时上课学东西很少,课后更无作业之类,一帮学生各种疯玩发泄精力。有天在他家玩“躲猫猫”,情急之下,艰难地钻进阁楼,意外发现了“宝藏”,遂放弃游戏,看起小人书来。之后,放学就常到这同学家去看书,不仅免费,还是自助,想看哪本就看哪本,用今天的话,可真是爽。但此事有风险,偷偷摸摸地怕让家长知道。后来,我们想出一法,每天到他家取一本,拿回家看,次日再换,神不知鬼不觉。为了能借到书,我对那位同学百般迎合,小孩子能做的各种阿谀奉承,都做过。小人书看完后,就从他家拿些“大书”(相对于连环画,以文字为主的书)回家看。

书拿回家,又遇到新问题。大书通常较厚,当天读完次日还,以小学生的识字水平“一日一本”,都是囫囵吞枣,挑着看,有时看不完晚上加班加点。家里住房很小,挑灯夜战,影响其他人,家长绝不允许。也有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看书的事,被家长发现,难免被一顿臭骂。同学家用来出租的书,都浅显地迎合中小学生,所谓“大书”,主要是两类:一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小说《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二是前苏联的小说,多是二三流的,没有名著。

上中学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读书无用论”更甚。我们有几个同学私下结成小圈子,互相换书看,逮到什么看什么,基本上是市井小民爱读的,即使文学作品,也没有高大上的经典。“换书”是按市场规律,等价一换一。如果当时没有可借的,就先欠着。我没有自己的书源,就采取“进口替代”,即借到一本书,用最短的时间看完,然后转借给别人。“进口替代”生意运转得不错,但有一次出了大纰漏。同学借我一本挺厚的书,约定5天后还。我用1天看完后,转借给别人,约定3天后还,预算上时间上很充裕。但到第2天晚上,全家已睡下了,突然有人敲门。爬起来一看,那位同学哭丧着脸,边上站着大人,吓坏了我。原来,同学是偷拿了他父亲的书借给我,他父亲又是借别人的,到我这里至少是“第四手”了。家长的上家催着要书,找不着,挨个孩子审问,同学交待了。家长就带着他摸黑找到我家来讨书。可我已转借出去,且不认识下家同学的家。又黑又冷的晚上,再追下去的线索也断了。家长确信书没有丢,我又保证次日归还,无奈地带着同学回去了。我再也不敢做“进口替代”生意了。

高中阶段,我与同桌关系很铁,他特别善良,就是不喜学习。每逢考试,我都想办法帮他过关(各种巧妙地“串通作弊”了)。作为报答,他想方设法去借书给我看(大多数他都没看,只是“二道贩子”)。有天早上,他神秘地拿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悄悄对我说,这是“手抄本”,中午放学要还,你看不看?那时看“手抄本”是要处分的,甚至有被判刑的,我是班级团支部书记,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对江湖上流传的手抄本心仪已久,从未见过,就说:先给我。那天上课时,满脑子只想着找什么机会看“手抄本”。可恨的是,我座位在教室中间的第三排,完全在老师视线之内,没有“犯罪”的机会。说来也巧,那天上午的后两节课突然改开全校大会(好像是传达中央文件)。本来,操场上开会没有课桌遮掩,同学又紧挨着坐,实施“犯罪”的条件更差。但我刚巧坐在第一排的最边上,旁边是同桌(整个过程中,他一直为我掩护,观察周边环境)。当时是一月,操场上天寒地冻,大家穿戴很厚实。我就埋着头,卷曲着身子,紧捂住书,只留着塑料本与眼睛之间一点的空间,在大喇叭里校领导震耳欲聋的声音中,心神不宁地匆匆读完人生第一部“手抄本”。那本“手抄本”字迹潦草,其实不完整,基本上没有故事情节,更像一本粗陋的生理教科书(我们从未上过生理课),估计抄的人要么时间来不及,要么兴趣根本不在故事情节上。在那样的阅读环境下读“黄色手抄本”,危险堪比做“地下工作”,惊心动魄。多年来一直后怕,真是无知无畏,胆大包天,如果被老师发现,直接抓“现行”,提溜到主席台上批斗,都不用另外组织了。

我到现在阅读的“品味”都不高,与朋友交谈,如果说到“国学经典”“西方名著”,多数都没有认真读过,有点自卑。我怀疑与最早的阅读是从深巷陋室的“小人书”起步,后来读的大多是市井小民爱看的书籍有关,“阅读基因”不良。

回想个人早期阅读史,非常感谢所有借书给我的同学,特别是那位冒险借手抄本给我的同桌,如果被逮住,他罪名比我更重,首先是“传播”(腐蚀拉拢“好同学”),其次是“共犯”(我看时他掩护),最后,虽然多数书他只是转手给我,但这手抄本他是看了的。

(二)我的书房

自己购书是挺晚的事,原因大抵是囊中羞涩。上大学前我已在工厂做学徒,有微薄的工资。上大学后,是走读生,断了工资,吃住在家,一切靠父母,自尊心已不容再向家里开口要钱买书。基本上是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书。记得大三暑假,利用假期打工挣了些钱,事先盘算好买一套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钱刚到手,有同学约去黄山旅游,虽是穷游,回来时工钱所剩无几,硬着头皮请父母补齐购书款。

通常,读书人之好书,与女生购置衣物相近,多多益善,书橱里总觉得少一本好书。我在购书这件事上,相对理智。平时购书并不多,一是先前没钱买,二是无处存放,三是较早就从阅读经历中悟出,就读书效果而言,“购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借不着”。无论多喜欢的书,只要买到手,就感觉已入囊中,早读晚读都无妨,最后多数束之高阁。倒是借的书,到期归还,限时读完。想借而一时借不到的书,绝对激起阅读的欲望,一旦到手,手不释卷—最好的书都在图书馆或是朋友的手里。

我的许多藏书是朋友赠送的,看到书橱里的书,首先想到的不是书的内容,而是想到赠送者与我之间的学术交谊。

最早的赠书来自读研究生时陪住的一位日本留学生。我们同住一年,成为好友至今。他来中国时,带来了一些日文、英文的专业书,都是国内所没有的。回国时,就将书全留赠给我,其中一本是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 Eastman)教授所著《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的复印本。几位年轻朋友看后都说好,我们就以这复印本为母本,将该书再复印,译成中文出版。

所有赠书中,以台湾朋友赠送最多。我去台湾开会、教书10多次,得到朋友赠书不计其数,或是学者个人新作,或者是他们多余的复本书。台北“国史馆”每出新书,免费发两套给研究人员,朋友常会留给我一套。逛书店购书,是在台湾必不可少的活动,“国史馆”的小卖部(专卖其出版品与小礼物)、“中研院”的四分溪书店、台大与台师大附近的旧书店、诚品书店等,均是必访之地。每次从台湾返回前,最发愁的事是如何将一箱箱购买与获赠的书拖到邮局寄回(通常需要朋友开车帮助)。

有些书与人的故事永生难忘。“国史馆”纂修王正华女士,邀我去她府上,只要是她“暂时不用”的书籍,任我挑选取走。那天下午,在新店“国史馆”工作完毕,侯坤宏先生开车载我去选书,大概选了七八箱专业相关的书,装入她事先精心备好的纸箱,再匆忙赶在邮局下班前寄出。前几年,勤勉敬业的王正华在办公室岗位上逝世,睹书思人,不胜怀念。

2000年,受“中正文教基金会”邀请,赴台访问一个月,后来担任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先生带我到原“党史会”书库,以成本价任我挑书,半卖半送:“只要你愿意,随便拿。”那是我第一次装箱打包书,笨手笨脚,基金会的秘书杨小姐见状,直接让我靠边,她人很娇小,但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十几箱书搞定了。“中研院”近史所的朋友赠书也多。郭廷以图书馆的几任馆长对我都有赠送(馆长是由学者兼任,定期轮换),其中最爽快的是谢国兴研究员,所里的出版品,每样赠一本,我出邮费即可。好朋友张力研究员身强力壮,每次来大陆,都背不少书籍来分送,一见面通常就掏出几本书来。

2007年,在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半年,与系里上下从教授到助教都结下友谊。回杭州一年后,助教来电邮问我,她们系图书馆要处理一批复本书,只需出邮费就能寄到杭州,要不要?这等好事,怎能不要?!很快大大小小50箱书就寄来了。又过七八年,助教再次询问,系上又要处理复本书了,要不要?当然还是要。但是这次很不幸,书到杭州被海关扣下,费尽周折,仍被退回台湾。

拥有间书房,一度以为是遥不可及之梦想。长期蜗居,家里除了一个简易的竹书架外,没有可以放书的地方,许多书就装纸箱置于床下。师友赠书是其呕心沥血之作,放在难见天日的床下,实在愧对。条件改善后,先将师友们赠书在书橱中摆放整齐,郑重一拜,总算是对得起它们了。

1998年,内人单位分配给二居室的房子,房间一大一小,大的那间将阳台打通,约有20平方米,光线也好,左邻右舍都选做卧室。内人开明地说,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这堆书了,你在家时间又长,大的做书房吧。我们又买了挺贵的“光明牌”实木书橱,沿两边墙排开,书房挺有点气势。有句名言,“如果人间有天堂,一定就是图书馆”。对我个人来说,这间书房,就是梦寐已久的天堂,满足了阅读、写作、胡思乱想、与师友对话(通过研读他们的论著)的所有需要。有了宽大舒适的书房后,文章未必就写得更多更好,但有了一方净土,无论俗务多么狼狈,只要走进书房,坐在书桌前,心境就能平静下来。

装修完毕,我们邀请导师茅家琦教授、张宪文教授到寒舍小聚。他们进门,就被书房吸引,茅老师夸奖说,这是南大历史系最大的书房!那时南大教师住房条件尚待改善,学校分房不是以面积而是以几室来衡量,大钟亭的教师宿舍,不到8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能隔出三室一厅来。一般教师宿舍最大的房间不过15平方,自然不可能有近20平方的书房(现在,南大许多教授购置了别墅,书房之大与典雅,令人羡慕)。

茅老师的夸奖,让我们很得意,就想,这么好的书房,应该有个“堂”“斋”“室”之类的雅号(读书人的通病啊)。搜肠刮肚,想到“仿秋斋”三个字,当时还写了段文字,解释理由,大致是秋天里农人收获,天高云淡,从容不迫,是我最向往的季节,为人为学要追求秋天的意境。我在网络上短暂开个专栏,名曰“仿秋斋论史”,现在的微信号,也用“仿秋斋”。

随着住房条件不断改善,书房走入寻常百姓家。南京市举办了一次“书房大奖赛”,“仿秋斋”报名参加了。比赛结果出来,一等奖是位全国知名的女作家,二等奖归了我的朋友、也是作家的叶兆言,“仿秋斋”得了三等奖。坦率讲,开始真不服,那位女作家的书房,是不到10平方的小屋,一个与写字台连在一起的书橱,陈设气势绝对比不上我。但转念又想,书房评比,重要的不是比外在的面积大、陈设好,而是比内在的利用书房创造出的价值与社会影响,这个核心得分点上,自叹弗如。

2006年,调到浙江大学教书,家仍在南京,变成两地通勤生活。书也分在三处存放:南京“仿秋斋”是根据地与老营,杭州办公室与家里,则是近期要用的书或购置、收集的资料。书分两地,自然也有不便之处,有时备课、写文章需查实资料,书却在另一处,着急!好在很少有非要即刻找到不可的程度。有段时间赶写书稿,有部必备参考书,我干脆就将它放在电脑包里,随身携带。书稿难产,那厚厚的书就随我在南京、杭州之间旅行了大概有近一年的时间,高铁坐了不下10趟。

与“仿秋斋”井井有条不同的是,杭州两处的书,极其凌乱,胡乱地放置,尤其是办公室里,办公桌与茶几上,全被书占领。实在看不下去,就请学生来帮助清理一次,但不久,就凌乱如故。因为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专门搜集资料,除了蒋介石直接相关的书籍可以放入书橱外,许多书因无处放,始终留在纸箱中,箱子堆到书橱前面,开书橱也变得艰难。好在,自己基本记得书在哪个箱子里,堆在哪个角落,临到用时虽需东搬西翻,“众里寻他千百度”,但大抵最后总能找到,自嘲是能“乱中取胜”。

对于书与读书,前面说到最好的书在图书馆这个理念。我另一理念是,书只有共享,用起来,活起来,让需要的人能找到、利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学术乃天下公器”。我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时间不短,每次都找到他们馆藏的宝贝,吴文津馆长、郑炯文馆长非常乐意学者们利用。郑馆长多次说,图书馆不是档案馆与博物馆,它的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这对我影响挺大。我获赠的书,多数就交给了历史系的资料室。五年前,浙大蒋研中心与校图书馆共建了“蒋介石文献特藏室”,我把部分个人图书放入该室,供师生阅览。师友相赠的图书,转用于学校师生,正是传播师友的雅意,将学术发扬光大。

2020年,浙江大学人文古籍新馆落成,即将开馆,共建的“蒋介石文献特藏室”就在其中,是集收藏、展示、阅览、上课与小型学术会议诸功能于一体的独立空间,我对此充满了期待。“仿秋斋”的私人书籍,终将全部汇入,那些深藏在办公室箱子里的书,也将重见天日,成为公共资源。换个角度,图书馆也将变成个人日常阅读、写作、交流与胡思乱想的地方,一个扩大版的“仿秋斋”。

浙江大学人文古籍图书馆内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文献特藏室”启用

在图书馆里拥有一间书房,对一个读书人,是多么美妙的圆满。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此文主要内容曾由“南京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2020年8月14日以“校友陈红民教授的书房”为题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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