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母亲站起来

一个人是靠脊梁支撑着，母亲的脊梁却在新千年到来不久，彻底垮塌了下来。一个人的生理脊梁垮塌了，这几乎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母亲的脊梁是真的垮塌了。当家兄打电话来告诉我时，母亲已瘫痪好几天了。他在电话里说：“妈的腰这回是彻底不行了，卧在床上动都不能动，并且痛得受不了，还拒绝治疗。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劝说动员过，但她连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都不配合。她说她已经让这个腰折磨够了，再不想活了，要我们抓紧准备后事，她在床上再躺一段时间，让我们再尽尽孝道……她就走了……”兄长说得泣不成声，我放下电话，就急忙离开西安，踏上了茫茫陕南山道。

十年沉疴

母亲患的是脊椎结核，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前她就老喊腰痛，但一直以为是劳伤，只请人按了按摩，吃了些中草药，稍有缓解，就不了了之了。

那时她住在商洛山中一个叫柴家坪的小镇上，父亲已经去世，兄长在县城工作，我在西安上班，一家三口人，分了三处住着，很少能照顾上她。兄长和我曾多次要求把她接到县上或西安居住，但她都拒绝了。理由是：一来父亲刚去世，她想在新坟边住上几年，我们非常理解那种感情撕裂的痛苦和由此生发的守望之情；二来她当时开了一个小商店，月月略有些收入。她说她才四十多岁，还能动，等将来老了，手脚不灵便了，再到我们身边不迟。母亲是个很固执的人，她一旦决定的事，那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我们只好依着她。腰疾也便在那种情况下一天天加重了。

有一次我从西安回小镇看她，她就躺在床上，连吃饭都是几位好心的邻居端来拿去，腰上贴着当地土医生开的一贴贴膏药，仍当腰肌劳损治着。病成这样，从不给我和兄长捎个口信，我埋怨她，她只淡淡地说：“老毛病了，有啥大惊小怪的。你们都那么忙，我这病，睡几天就会好些的。”任我怎么做工作，她还是不同意离开小镇。我在她身边待了一个星期，最后她硬是强撑着站起来，把我送走了。

在小镇的车站，她用双手撑着腰跟我说：“别老请假往回跑，好好在外面干你们的事，我实在动不得了就会给你们说的。”

望着她发颤的双腿和猫着的腰身，在汽车开动的一刹那，我的眼前一阵模糊。这曾经是一副多么挺拔的身板哪，在她二三十岁当教师的时候，每每学校或当时的公社、区上搞业余调演活动，她都是最活跃的演员之一。仅十几年，母亲不仅从讲台上病退下来，健康的人生风采不再，而且双鬓已完全花白，而此时她年仅四十八岁。

大概也正是这个年龄，使她永远也不相信，疾病是会把她彻底打倒的。因此，每倒下一次，她都会在休息几天后，又强打精神站起来。为了哄瞒住我和兄长，我们每次回去探望她时，她都会硬撑着挺起腰肢，又是开玩笑，又是给我们做好吃的。直到把我们哄走，她才又倒下暗自呻吟。一些到县城办事的熟人，每每问她要给儿子捎啥话不，她总是反复叮咛：“就说我好着哩，千万别说我病着。”其实有时，她就是躺在床上说这些话的。后来兄长还是知道了这事，有一次干脆直接叫了辆卡车，回到小镇连商量都不跟她商量，就端直连人带家强行搬进县城，与兄长住在一起了。

进县城休养了一段时间，腰部渐渐好些，母亲就急着要找点儿事做。那时我女儿刚出生不久，我独自一人在西安工作，家还在县上，母亲说让她带带孩子，为我们减省掉雇保姆的开支。说实话，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还是这样做了。其实那时母亲的腰部仍痛得很厉害，她是硬撑着把她的小孙女背来抱去的。有时蹲下去，半天站不起来，而要站起来，是要咬着牙骨的。直到那时，我们还一直相信“劳伤说”，每每按她的要求，给她弄些抗疲劳止痛药，持续麻痹着其实是结核在作祟的腰脊。我们也多次要求她到医院检查，但她总坚持说病情是清楚的，没有必要花冤枉钱。今天看来，作为儿子，我们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母亲抚养大了我们，又用她病残的身子照看我们的儿女，这将是我们一生都无法排解的悔恨。

当女儿能满地乱跑后，母亲又要求兄长为她再找点儿活干。兄长看她一日都闲不住，闲着就发脾气，只好又开了一个门面，让她主持经营。谁知她事无巨细，当老板连伙计的活都干了，气得兄长几次要关门，她好说歹说，门面才保留下来。但很快她的腰疾就把她彻底扳倒了。这次兄长再也不听她久病成医的诊断，直接把她抬进县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为进一步确诊，甚至还拉到百里外的另一家骨科医院进行复诊，进行CT切片鉴定，结果让人大吃一惊：病变使腰椎二、三、四椎体变形，变形椎体使椎管狭窄，已严重压迫神经，并导致下肢部分失去知觉，建议进一步做病理鉴定，确定是否结核或骨瘤。

兄长双腿哗哗颤抖着，拿了一沓X光片和鉴定报告直奔西安一家大医院。我和他径直找到在这儿进修的伯叔兄长陈训，通过他又找到这里最权威的骨科教授。鉴定结果倒是排除了骨瘤的可能，但认为结核病变已相当严重，必须立即实施手术。这样，母亲便经历了人生“刮骨疗毒”的第一刀。

这次手术让母亲备受煎熬。只做掉了部分压迫脊髓的死骨，就让母亲躺倒在床上半年多难以下地。后来勉强摇摇晃晃地下了地，才一年多时间，又瘫卧床上，生活自理能力不再。这期间，我每每回家探望，都在她病痛难忍之时，母亲是完全失去了一个健康人的基本生活形态，站不能直，坐不能端，卧不能蜷，可以说仅仅只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这次又彻底躺倒，虽早在我们预料之中，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一个人的生命真是太脆弱了，尽管母亲那么坚强，那么有韧性，但她还是没有抗拒得了疾病的反复侵蚀折磨，终于从肉体到精神都完全“缴械投降”了。我匆匆赶回家时，她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恐怕是……我们母子……最后一面了……”我的泪水哗哗地涌了出来，母亲的泪却早已流干了……

艰难说服

母亲已经完全心灰意冷，任我们如何劝说，甚至胁迫，仍拒不治疗，拒不检查，甚或以死相挟，断然拒绝一切说服工作。我每每往床边一坐，她就说：“想跟妈妈拉家常了，你就坐下；想劝妈再进医院了，你就出去。这个冤枉钱不能再花了，妈也确实受不了了。与其让妈再受那种比死强不了多少的怪罪，还不如让妈再在床上好好躺几个月。妈的身体已经跟游丝差不多了，稍动一下可能就断了。你们体会不来，妈心里最清楚，花啥钱都是多余的……”

我不知多少次近距离端详过母亲，然而，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伤感，母亲是真的被病痛折磨得命如游丝了。当我拉住她的手时，几乎已经很难感觉到生命的律动。她想用力握握我的手，那力量却只能让我感到一种细浪般的轻抚和棉絮般的缠绕。她的脸颊在慢慢脱水、变形；眼眶也点点凹陷；本来花白的头发，已全然银白，完全不是一个五十八岁人的生命状态。当我用药酒给她擦拭因脊髓受压引起病变的膝关节时，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十几年如一日的艰难负重；当我用药酒给她揉搓疼痛的脊背，面对第一次手术的创面和那已明显凹凸不平的畸形脊柱时，我的眼泪再次吧嗒吧嗒滴了下来。就是这个脊梁，撑持大了我们，又撑持大了她的孙儿孙女；就是这个脊梁，在她疾病缠身的时候，仍为我们创造着本不该再去创造的各种财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个脊梁垮塌下去，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必须义无反顾地去争取。而这种决心，兄长比我更坚定百倍。

我们仅兄弟俩，兄长一直离母亲最近。父亲去世后，十几年来，其实兄长一直担当着这个家庭父亲的责任。他在县上商业部门任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本身公务极其繁忙，加之身体不好，每天确实是在超负荷运转。特别是在对待母亲上，可以说是一个忍辱负重、百依百顺的孝子。我一直在很远的地方工作，母亲有小病小痛的，即使我们通电话，他也从不提起，只有到了实在迈不过的大坎时，才让我回去一下，商量些办法，而具体实施，又全落在了他那副宽厚的肩膀上。

当我回去做了一天工作毫无结果时，这天晚上，我和兄长静静坐了半夜。两包烟都抽完了，仍拿不出新的方案。因为这事不能勉强，母亲如果不配合，强行往医院拉，搞不好会使她的腰部受到更大的挫伤。在我回去的前几天，兄长曾试图拉过一次，救护车都叫到楼下了，谁知母亲从床上翻下来，跪在地上反锁了自己的房门，差点儿没闹出大事来。兄长说：“再不敢硬来了。”望着兄长憔悴的面颊和肿胀得穿不进鞋的双脚，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这根顶梁柱可千万不敢累垮了呀！

这天后半夜，我刚迷迷糊糊睡着，突然听到从母亲房里传来了硬物击地的笃笃声。我急忙爬起来去看，发现母亲手拄竹棍，正在保姆的搀扶下，弓着快九十度的腰，一步步艰难地向外挪动。我问她干什么，她说上厕所。我说都这样了，咋不在床上方便？母亲说：“等实在病成瘫子……挪不动了，我就会在床上害你们的……”这就是母亲，一个永远追求自食其力而不愿意给任何人添麻烦的人。上一趟厕所，在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单元房内，来回走了四十多分钟。这四十多分钟，几乎走碎了儿子的心。我暗暗咬着牙骨：不提高母亲的生活质量，我们确实不配做人。

第二天，我们继续轮番做工作。专程从西安赶去看望母亲的画家朋友马河声，听说我们给母亲做工作咋都做不通，有些不相信地说：“哪儿有这样的怪事，放在有些家庭，老人想治病，儿女不孝，还不给治哩。让我去试试，我就不信，还有兵临城下了不缴械投降的。”他信心十足进去，谁知半小时后摇头叹气地出来：“真个固执，我连死人都能说活哩，没想到咱姨是铁板一块，水火不进。连我这张嘴都说不转她，恐怕也再难有人说服了。”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是伯叔兄长陈训做了决断：“打一针大剂量安定，等她睡迷糊后抬上走！”伯叔兄长是医生，又是县医院副院长，我们便一切听他的安排。很快，母亲便在“止痛针”的欺骗中，呼哧打鼾睡着了。我们把她一溜烟抬下楼，抬上救护车，送进了县医院，等她醒来时，一切检查都结束了。尽管她觉得受了愚弄，但面对儿子的孝心，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仍然坚持：“不管咋，我是不会二次上手术台的。”

这时我们也不想再跟她商量什么，只是急切地等待着检验报告和CT片。一场艰难的说服工作，最终并没有将她说服，但在无奈的欺哄中，我们总算还是拿到了最重要的病理依据。

我连夜回西安了。

二次手术

所有会诊结果，都令人十分沮丧。连非常专业的大医院的专家，都判定已错失手术良机，爱莫能助。我抱着一线希望，来回穿梭于一些医疗机构的楼上楼下，双腿如灌铅一般沉重。当听到一声声冷酷的判决，心情更是重于坠石。终于，托家乡的在西安进修的陈继平和叶明冬大夫的福，在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找到了一位著名的骨科教授，看完片子后说还有手术指征。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双手抖动得连红红的烟头都掉在了裤子上。第二天一早，我就急急忙忙去了西京医院。

这位教授名叫王臻，四十出头，但已是军内骨科权威，现任西京医院骨科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他曾成功参与完成世界首例“十指断指再植”全部成活手术，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当我被叶明冬大夫领进他办公室时，首先被他诗人一般的激情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所吸引，这是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医学权威形象。他不仅年轻，身材高大挺拔，而且浑身灵动，充满了似乎是医学以外的睿智与豪情。当知道我是搞写作的，我们很快便从莎士比亚谈到海明威，再谈到画家毕加索、莫奈，又谈到路遥、贾平凹，直到进入正题，话语才显得沉重起来。他一边调着电脑里的资料，一边对着我母亲的腰椎CT片说：“老人的腰椎确实破坏得很厉害，二椎已完全销蚀得不留痕迹，三椎也已基本破坏，存在部分全是病灶和死骨，四椎也有不同损伤；腰段脊椎呈位突畸形；结核组织已使侵犯椎管深度压迫脊髓。这么严重的腰椎结核病变，我见到的还是第一例。现在必须进行腰椎置换术，就是把死骨全部清除，换上人工椎体，不然你母亲可能从此就彻底瘫痪了。”

“换了人工椎体，能让她站起来吗？”我急切地问。

王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可以，只要手术不出意外，老人以后的生活是可以自理的。就是手术材料相当昂贵，像这么严重的病情，恐怕得用世界最先进的，不然将来再造成内固定断裂、人工椎体脱落，麻烦就更大了。”

我当时压根就没有问价钱，心想只要能让母亲站起来，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了。我很快将情况通报给兄长，兄长跟我是完全一样的心情：只要手术能做，即使负债，也得先把母亲从煎熬中解救出来。后来因为准备款项的需要，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数字确实惊人，对于工薪阶层的兄长与我，意味着每人要拿出四五年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资。这个消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母亲知道。她一旦知道，手术是绝对无法实施的。因为我们各自为买房所受的煎熬，她都一清二楚，如果再知晓了这次手术所需的惊人数额，她可能会做出极端的事来。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运作、铺排着。兄长在那边继续做母亲的工作。亲戚朋友们也持续进行着“车轮战”。大伙说：“你就是不为你想，也该为两个儿子想想，你病成这样，他们要是不给你治，不说他们自己心里过得去过不去，社会上会怎么议论这个事？他们在外面都有很多事要做，你的病一天比一天重，缠绕得他们啥都干不成，你这倒是为了儿子还是害了儿子？”终于，母亲看胳膊拧不过大腿，更是看着兄长和我为此奔波忙碌得可怜，到底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最后，她不无戏谑地对兄长说：“你们实在要动刀杀老娘了，那就朝手术台上抬吧！”

手术选在镇安县县医院做，这是母亲的一再要求。一来在家门口，二来人都熟。加之镇安县县医院的骨科技术在全省县级医院中处于领先水平，因此王臻教授同意赴镇安担任主刀，县医院院长、骨科专家马彦绍和其他几位骨科骨干担任助手。很快，母亲的第二次手术，便在一个多月的艰难准备中，进入了最后的实施阶段。

手术那天，母亲的精神状态令教授非常满意，一向痛苦不堪的她，那天显得特别平静，甚至谈笑风生。她不停地对我们说：“妈是一颗红心，两手打算。活着抬出来了，就好好活；死了拖出去了，你们也算是尽了孝心。”兄长颤抖着双手，在签完了“手术可能导致病人死亡或各种后遗症”的“生死契约”后，我们一一与母亲捏了捏手。随后，母亲便被几位穿白大褂的人送进了手术室，时间是上午八点半。紧接着，一场比炮火硝烟的战斗更惊心动魄的手术便开始了。

我和兄长坐在手术室旁麻醉师的办公室里，虽然这里禁止吸烟，但熟悉的麻醉师还是让我们一根接一根地吸着。而在手术室外的过道上，亲戚朋友已将走廊围得水泄不通。这是一个特大手术，在镇安县县医院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全省据说也不多见。教授要求录下手术全过程，因此，县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在里外奔忙着。伯叔兄长陈训因在医院工作，也干脆穿上白大褂进了手术室。是他来回传递着消息，一会儿告诉我们，麻醉已经结束；一会儿又通报说，切口基本拉开，是从腹部动刀，直拉到背部，伤口有一尺多长。我们都紧紧咬着牙关，不敢想象那种惨景，好在母亲是在麻醉中人事不知的。手术前后进行了七八个小时，我们就那样吸着烟，一直静静等待着里面的消息。几十位亲戚朋友，自始至终围绕在手术室附近。有了这些精神与道义上的支撑，我和兄长也便在极度不安中有了一分慰藉与平静。术前王教授曾讲，这个手术最大的危险在于有撞破脊椎动脉血管的可能，一旦撞破，病人很可能就会死在手术台上。因此，每当护士出来要血时，我们便会冒出一身冷汗来。好在手术终于在下午三点多顺利结束了，当王教授笑吟吟地从手术室走出来时，我们当即百感交集地迎了上去。

王教授说：“手术进行得很彻底，把里面的死骨和脓肿全部清除了。你母亲是一个非常顽强的人，骨头已经被结核侵蚀成蜂窝状了，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腰部整个成了‘豆腐渣工程’，能坚持到今天是个奇迹。这下你们放心好了，手术用进口钛金椎体连接住了完全取掉的二、三腰椎，她会跟正常人一样站起来的。”

我和兄长都无比激动地哽咽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很快，母亲活着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了……

蓝天微笑

母亲在有惊无险地经历了七十二小时危险期后，终于慢慢地露出了笑意。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妈这个老废物……怎么还没死呀！”我笑着说：“教授说了，从理论上讲，这次给你换的人工钛金椎体，在体内至少能使用一百二十年。”母亲说：“那我还不活成老精怪了。”

说实话，我们不指望母亲能再活一百二十岁，只期待她在有限的生命中，有一个人应有的结实身板，有最起码的生活质量。母亲一生为我们辛苦操劳，即使在重病期间，仍追求自食其力的生存原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在书本上永远也感受不到的精神引领和意志提升。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母亲是我们生命的钙质，母亲更是我们精神的蓝天。不敢想象，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我们取得的任何成就，还有谁能发出如此由衷的赞叹和会心的微笑；不敢想象，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我们遭遇了风吹雨打、雷劈电击，还有谁能像母亲那样无私地接纳、呵护、抚慰我们。母亲是儿子永远的根基，只要这个根基在，无论走到哪里，我们脚下都不会产生虚飘空洞感；母亲是儿子永远的蓝天，只要这蓝天在，无论飘到哪里，我们都会感到有一把无形的伞，在随时遮挡着无常的风雨。母亲是个人，但她更是一棵树、一眼泉、一架桥、一个巢、一座温馨的老房子，当我们远离时，她孤独寂寞地存在着；一旦我们走近，便感到了无与伦比的亲切、祥和、静谧与安宁。这种任何亲情都无法替代的感觉，是一种真正的人生归属感。无论你能上天，能入地，唯有这种归属感是最安全的感觉。

母亲终于一天天好起来了。有兄嫂的真切呵护，有小保姆的细心体贴，有亲朋好友的诚挚关爱，我相信这片蓝天会越来越灿烂的。我该走了，儿子又该远行了，我拉着她的手说：“妈，我走哇，你的腰板这下是要彻底硬朗起来了！”

母亲说：“你走吧，好好干你的事，只要你们的腰板硬朗着，妈的腰板即使断了，感觉也永远是硬朗的……”

2001年5月15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