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行第二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经师易逢，人师难遇。为人师者，不仅要授人以知识和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言传身教，示范做人准则。“德高学博”“德才兼备”，既是教育者对受教者的殷切期望，更是受教者和世人对师者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评蔡元培校长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堪为北大人“治学为人”的最高典范。一百二十余年来，作为中国高校的“龙头老大”，北大一直受到世人的普遍尊仰，这不仅由于众多北大人能够以其突出的地位和渊博的学识，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好思想”，更重要的是因为，绝大多数北大人都能够谨遵蔡校长“砥砺德行”的教诲，修身立德，做大写的读书人，不负社会之期许，为大众做“示范引领”的时代楷模。今日风气或稍有小变，但我们坚信，其主流仍然固守着“文章道德”的“正能量”岿然不动。

◇ 张百熙爱才如命，但不喜谄媚之徒。曾有一青年为张器重，一次张的小妾生病，这位青年知道后，竟在家中设立香案，天天为之祈祷。张闻听此事后，叹息道：“我一直很爱他的才气，没想到他的德行却是如此。”后来就逐渐疏远了这个青年。

◇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接管大学堂后，困难重重，数月领不到经费，“几至不名一钱”。不得已，借债应付，筹备复学。此时，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至60元以下，严极力反对，提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以保证教员到校复学。

◇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开始到校办公。当天，北大师生和校役们照例列队相迎。像往常一样，校役们恭恭敬敬地向新来的校长鞠躬行礼，以示尊敬和欢迎。北大校长当时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特任官，官高位尊，以往的校长对校役是从不理睬的。出乎人们的意料，蔡在校役们行礼过后，当即摘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他们鞠躬还礼。这个举动让北大师生感到异常惊讶和新鲜。此后，蔡每次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都脱帽鞠躬。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无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

◇ 1918年6月，针对当时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糜烂和京师大学堂京官学生老爷相沿下来的腐朽习气，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成立了一个提倡培养个人道德的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甲、乙、丙三种。规定：甲种会员须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除以上三戒外，还须戒做官、做议员；丙种会员除以上五戒以外，还要戒烟、戒酒、戒肉。凡要入会者都必须填写“志愿书”，写明戒约，并签名盖章，送交进德会评议，经讨论同意，即为会员。进德会开成立大会时，北大教员入会的70余人，职员入会的90余人，学生入会的达300余人。当时甲种会员的知名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马寅初、邓之诚、罗常培、胡适、张国焘、辜鸿铭等；乙种会员则有：蔡元培、范文澜、傅斯年、钱玄同、周作人、徐宝璜、康白情等；丙种会员则有：梁漱溟、李石曾、张崧年等。

◇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大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他一再抚慰学生说：“你们放心，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夜里9时以后，蔡不顾劳累前去拜访受到段祺瑞敬重的孙宝琦，请求孙设法帮助解救被捕学生。孙表示为难，蔡则一直在孙的会客室里坐到12点。5月5日下午，14所学校的校长集中到北大开会，商讨如何营救被捕学生。蔡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为了保出学生，“愿以一人抵罪”。会上成立了以蔡为首的校长团，会后即到教育部、总统府、国务院疏通，但徐世昌等拒不接见。5月6日，蔡又率校长团先后到教育部、警察厅交涉，并以身家性命作保，要求尽快释放学生。经过蔡等人的努力解救，加之社会舆论的压力，反动势力终于答应释放学生。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无言，许多人竟然大哭起来。蔡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整个事件中，有人劝蔡，说“恐危及君身”，他笑答：“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

◇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京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京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 蔡元培一贯认为：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因此，凡是北大学生来找他帮忙，他永远是来者不拒，竭力相助，千方百计将学生安置在最为合适的位置。当有亲戚托蔡谋事，他虽也尽力帮助，但为之联系的，大多是办事员、小科员一类的闲职，从不肯委以重任。

◇ 马寅初青年时期学习非常刻苦，生活也很清贫。白天上课，晚上还要挑灯读书。他用不起电灯，油灯用的是相对便宜的菜油作燃料。有一次，一位朋友来他宿舍探望，发现灯光非常昏暗，便为他点上了两根灯芯。马发现后，立刻把其中一根熄灭，歉意地对朋友说：“我点不起两根灯芯，请别见笑！”

◇ 马寅初从北洋政府财政部辞职后，一些军阀、政客看中了他的学识和资历，纷纷派人前来游说、招揽。马倍感厌烦，公开宣称自己“一不做官，二不发财”，把说客们拒之门外。最后应蔡元培之邀，前往北大任教。

◇ 熊十力说他35岁时才认真读书治学。1920年他到复性书院报到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别人一看他那寒碜相，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就是三年。熊在这三年里埋头读书，潜心研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能穿。到了第三年，书院举办有关佛学方面的论文比赛活动，这位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的论文被评为最佳！

◇ 秉志1908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著名的动物学家，被认为是中国动物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曾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担任教授。为了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他为自己制定了“工作六律”和“日省六则”，并写成卡片随身携带，时时对照，以做到终生恪守。所谓“工作六律”，是指：身体强健、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并在旁边写上“努力努力，勿懈勿懈”以自警自励。所谓“日省六则”，是指：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其下另有“切记切记，勿违勿违”八个字。

◇ 丁文江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他用毛笔抄写的胡适为他翻译的一段外国诗句：“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 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最为坚决，发表了很多言辞愤激的文章，被视为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但钱自己极守礼法，自律极严。他曾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 李大钊被捕期间，作《狱中自述》长文，回忆革命一生，其文曰：“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又云：“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给自己定有一份自课计划。第一，卫生：每日七时起。每夜十一时必就寝。晨起做体操半时。第二，进德：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第三，勤学：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读书随手作记。

◇ 林语堂赴美留学前，曾与北大约定，学成回国后去北大任教。不料在美期间，林的生活遇到困难，打电报给胡适，请求北大给他预支1000美元接济生活。这笔钱由胡担保，按时汇到。林在哈佛拿到硕士学位后，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再向胡写信向北大借1000美元，钱也如数汇到。林回国后，去北大向校长蒋梦麟道谢。蒋满脸疑惑地说：“什么两千块钱？”事后才知，那2000美元并非北大的公款，而是胡自己的钱。之前，胡对此事只字未提。

◇ 大约在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胡在电话中告其明天上午7时相聚，学生误听为下午。当下午7点去时，门房告胡已离家，学生正欲转回，胡回来了。当接见时，胡问：“上午在候，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 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在北平讲演“人心与人生”，规定前来听讲者都要交费一元。梁这样做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怕有的学生没钱，想听却不能听，因此遍告学生，没钱者可以写信给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他的学生唐君毅因为“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一天晚上，唐突然收到了梁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

◇ 梁漱溟坚信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而“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逢敌机在头上盘旋轰炸，袁大惊失色，要避。而梁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却安居不动。后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有困难的朋友和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拿来帮助生活无助的友人。他还定有一条独特的规矩：“送的钱不要还，但借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借钱忘记归还，梁竟亲去索债。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拿出更多的钱接济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

◇ 梁漱溟待人平易，对所有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必要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晚年时，苦于访客过多，为健康计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并贴于门前。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有人因此而说梁“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 梁漱溟每遇有人相求，只要认为在理，从不厌烦。从来都是亲自给人回信。垂暮之年，来信众多，他一时无力作复，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91岁时，他参加“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开幕式上，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为表示对与会者的尊重，在发言的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人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 顾颉刚十分惜时，年轻时经常每天要写七八千字，每日工作多在14个钟头以上。有时上朋友家拜访也带上手稿和笔，如果朋友不在家需要等待时，就干脆坐在朋友家房里誊抄稿子。有时因事耽搁一天未能读书，即觉得这一天是白活的。往往数月或一年工作下来，总要病一场。但他诙谐地称生病为“纳税”，甘愿以数日之病换得一年之工作。

◇ 顾颉刚将办刊物作为培养人才，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他曾说：“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顾一生创办和主编的刊物甚多，其中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最为有名，培养了许多当代有成就的学者。

◇ 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汤用彤被邀请兼任主任一职，且每月有薪金若干。接到薪金后，汤如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

◇ 汤用彤认为信仰某宗教，必然对其有偏好，有偏好就很难客观地评价其得失。因此，他研究佛教但不信奉佛教，与当时名僧及佛教界名流素不交往。

◇ 据任继愈回忆，1954年冬，已过花甲之年的汤用彤患脑溢血。先是几个月神志不清，以后逐渐恢复了记忆，又经医生多方抢救，最后使失去活动的右半边肢体恢复了机能。医生告诉他每天只能上午工作1小时，下午工作1小时。同时，汤双目患白内障，一只眼睛已经失去视力，但他还是艰难地找资料、翻书。有重要发现，就叫助手帮他记下来，有时自己也动手摘录，病中做了不少札记，并持续做着《高僧传》校注的工作。还常在床头为哲学系青年教师讲授印度哲学课程。每逢和研究生谈过一次话，当天下午甚至第二天，健康状况就会立刻下降，有时发低烧。但汤只要谈起学问来，就不知疲倦，忘掉了医生的嘱咐和家人的劝告。当时的状况，颇类似于朱熹晚年的境况：“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范文澜写书从来不拿稿费。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发行量很大，稿费很多，但他从不经手，都由人民出版社保管，每年底都写信给出版社，将稿费作为党费上交。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不要稿费。他曾对人说：“我的贡献没有我的工资高，我已经觉得很对不起人民，如果再拿稿费，不是更对不起人民了吗？”

◇ 钱穆自幼吸烟，后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 1919年，李汝祺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来到美国普渡大学读书，他全力以赴投入学习，发愤攻读，成绩名列前茅。当时，生物化学是一门必修课，有几百名学生上课。第一学期的总评结果，第一名是美国学生，李屈居第二，彼此心中不服气。于是在第二学期，他们暗自鼓足劲头拼命学习。最后期末总评，教授在课堂上宣布，李名列第一。当时全班二百多名学生统统站立鼓掌祝贺，许多中国留学生更是欢呼雀跃。针对此事，李说：“这不只是我的光荣，也是中国留学生的光荣，祖国的光荣。我强烈地意识到个人的学习知识和祖国的荣辱兴衰的密切关系。”

◇ 朱光潜是享誉中外的美学大师，但他从不以大师自居，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

◇ 从1918年到1922年，朱光潜在香港大学读了四年书。在学校里他与高觉敷、朱趺苍一道被称为Three wise men（三个聪明人）。他不但读书用功，成绩很好，而且十分注意人格的修养。他一直在书斋的墙上挂着同乡书法家方槃石给他写的四个大字：“恒、恬、诚、勇。”据他后来解释，恒就是有恒心，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恬就是恬淡，清心寡欲，生活简朴；诚就是诚实，待人处事，开诚相见；勇就是勇气，奋发进取，敢于搏击。他把这四个字奉为座右铭。

◇ 朱光潜一生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 叶企孙视学生如子女。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北大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叶看到自己所教班级中有学生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让给这些学生喝，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 1955年，北大生物系和中科院联合组团，一起前往山西吕梁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已经60多岁的李继侗是北大的带队老师。当时野外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出外考察的交通工具仅有一辆容纳20个座位的汽车，而考察团共有60多人。李自始至终都不坐车，徒步考察，并对北大师生说：“我们北大师生全部不坐车，这样别人也不会去抢座位，让出来给老先生和体弱的同学坐。”

◇ 有人问起陈翰笙当年营救国际友人的事情，他摇摇头说：“人老了，许多事情记不得了。我记得的，是自己做错的事情，因为那是必须改正的。”

◇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翰笙在遭受迫害的同时，还不忘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职责，在自家办了一个免费英语学习班。来上课的，有普通民众，也有当时的“黑帮”子女，陆续达300多人。周围的人劝他：“不要惹火上身！”而陈则回答：“我免费收学生，并不犯法。”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道：“当时翰老的视力几乎丧失。我们的教材都是老人家自己摩挲着在废稿纸上写出来的。他身体并不很硬朗，但即使发高烧也坚持给我们上课……”

◇ 陈翰笙一次从广州结束调查研究回来，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当地报社记者很想趁此机会对他进行采访，但就是无法找到他的住处。到部长级干部常住的大宾馆饭店查询，回答都是：“查无此人。”几经周折，才在他妹妹非常简朴的弄堂房子里找到了他。据说，每次到上海，下榻在这里的一张旧床，已经成为陈的老规矩了。

◇ 吴小如回忆，1975年初秋，他去请教游国恩一个难题，见他正发烧卧床，便只问了一下病情，就准备告辞。游见状，忙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来问问题的？吴只好实话实说了。游身居病榻，手指书架某处，告诉吴可查哪几本书，找哪几段材料。查找后，该问题迎刃而解。吴又激动又难过。而游却说：“不要为我担心，你问问题，对我并不是负担，你看我只是比画几下，问题不就解决了？”

◇ 白化文与其夫人李鼎霞均为游国恩的学生。李曾为北大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的管理员，游有时会委托白到北大图书馆帮其借书，每次都让白拿着自己的借书证。白说不必如此，用他和李这两个老学生的证就行。游说：“要按规章制度办，你说我是你的老师，老师就要处处给学生做样子。”白回忆说，这句话对他触动极大，后来面对自己的学生，就时时想到要做出样子来。

◇ 陈岱孙素以助人为乐。1957年北大一位青年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冬天没有衣服穿，当时无人敢借给他。陈则不避嫌疑，给他邮去一大包衣服，而且不忘在邮包上大书“陈岱孙”三字。陈的一位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陈知道后，每月挤出5元钱寄给他，连续达8年之久。陈家原有一个侍候他母亲的“管家婆”。母亲病逝后，陈对管家婆说：“姆姆的东西用得着的你尽量拿。你的生活我管到底。”

◇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授课时，教室不大，仅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一次上课时，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生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生没有座位。男生有的不懂得向女同学让座，有的则不好意思给女生让座，她们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看不过去，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生坐下听课。

◇ 从1936到1937年，周培源到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关于相对论的研论班，成为中国唯一在爱因斯坦身边长期从事相对论研究工作的学者。研讨班结束后，周特意到爱因斯坦家中话别，并在书房为爱因斯坦拍照留念。后来，周的女儿问周：“当时你为什么不跟爱因斯坦合个影呢？”周答：“他是这么伟大的人，我怎么可以随便和他照相？”

◇ 西南联大时期，周培源每天冒着空袭的危险，风雨无阻，前往校园为学生上课。当时，他放下研究了十几年的相对论，毅然转向了应用价值较大的湍流理论。多年以后，有人询问周这次学术转向的缘故，他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抗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

◇ 周培源每次出国开会，都要在经费上精打细算，多坐巴士少打的。他85岁时，去德国开会，住在德国一家小旅店，为了少交一天住宿费，不顾旁人劝阻，中午退房，然后坐在街头长椅上，困得打盹，回国后反向财务部退款。

◇ 1928年，傅鹰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宣读以后，得到好评。美国一家化学公司立即派人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去工作，他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友张锦商量之后谢绝了，决心回到祖国去。他们认为：“我们花了国家许多钱到外国留学，现在若是留下来为美国做事，对不起中国人。”1929年，他应东北大学之邀，先离美返国。当乘坐的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时，傅鹰填词一首，赠给仍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的张锦，其中有一句是：“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

◇ “文化大革命”时期，军宣队命令傅鹰“批孔”，傅回答说：“再过几年，现在这些批孔老二的文章就没人看了！我从小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

◇ 1931年，江泽涵谢绝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拓扑学大师S. Lefschetz教授的诚聘而回国，原因是江认为不能“只口喊科学救国而无自己要赶超世界水平的雄心壮志”。江回国的目标是使拓扑学在中国生根发展，团结同事共同奋斗，“期以五十年，一定要使中国也跻身于国际现代数学之林”。

◇ 1991年9月，北京大学数学系决定设立江泽涵奖学金，江泽涵以他和夫人的名义捐赠5万元作为奖学金基金。当年12月，江写信给北大数学系，他在信中说：“我已年近九十，难以再从事数学工作，我寄希望于青年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强不息，为祖国的数学事业，发挥聪明才智。我意在九十岁时，检点自己平生积蓄，尽个人薄力，来支持和勉励学生的学习和研究。”

◇ 1958年，北大西语系掀起了一股“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热潮。各个专业都忙着拟定自己的“重点批判对象”。德语专业的五个年级的一百多位师生集中在民主楼楼上的一间大教室里，一致提名将歌德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主持会议的冯至却以深沉而诚恳的语调说：“同学们，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歌德在德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如果我们批了歌德，会伤害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听得师生个个目瞪口呆，会场上久久鸦雀无声，“大批判动员大会”最后不了了之。

◇ 周一良经常说：自己平常最服膺的是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他自己在平时也亲身躬行，无论对师长、对朋辈、对后学弟子均待之以诚，蔼然有古人之风。80年代末，周与赵和平合写《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周不顾年事已高认真审阅书样。书将付梓时，赵要署上周的大名。周认为这些事是一名师长应该做的，执意不允。周最后说：“你现在不用靠我，可以自己打天下了。”

◇ 早年受惠于傅斯年的邓广铭，在晚年时曾多次动情地对学生谈道：“傅孟真（斯年）先生提携年轻人真是不遗余力的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培养史学新锐，不遗余力地提携年轻人。1982年他创办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时，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晚年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所作的自传中写道：“此中心培育出许多杰出学人，在学术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

◇ 邓广铭和他的学生张希清合作整理司马光《涑水纪闻》，书由中华书局列入唐宋史料笔记丛书，并于1989年9月出版。在该书的点校说明中，邓明确说：《涑水纪闻》由张希清校勘，书末所附《温公琐语》由张希清辑校，全书的标题拟制、次第编序、人名索引也一律由张希清完成。绝不掩人之功，掠人之美。

◇ 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补贴资金出版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并以此为条件，商定出版邓广铭的全集，但因邓与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订本的约定，遂影响到全集的出版。邓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将欠下出版社一份情，这使他感到沉重的压力，如何清偿此事，就成了他心头一块大病。在1997年10月写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给该社出版，但必须等他把四部传记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不同意这个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须对贵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寿论文集》做出报答，那么就请贵社把印制这本论文集的费用清单告诉我，我将在半年之内分两期全数偿还贵社。我今年九十一岁，我的人生观点就是绝不在去世之时，对任何方面留有遗憾，不论是欠书、欠文还是欠债，这样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遗憾在人间”。

◇ 有人问张岱年是否曾对学生发火，张回答说：“不多，但也有几次。这说明我的修养还不够，还得加深修炼。”

◇ 有人向张岱年请教应当怎样为人处世，张回答：“做人，应有独立的人格，同时还要有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不仅仅是爱国，还要时刻想着对社会尽一定的义务。为人处世，不要老想自我，功名利禄如过眼烟云，可有可无。”

◇ 千家驹素以直言不讳著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千家驹以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身份重返中国政治舞台。1988年4月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千作了《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针砭时弊，慷慨陈词，言辞犀利，激起人们的同感与共鸣。30分钟的发言博得全场31次热烈鼓掌。千的发言播出后，收到一千多件来信，有人赋诗称赞他“白头岂敢忘忧国，唱出丹心正气歌”。对此，千自己说：“我已年近八十，可以优哉游哉，息影林泉，但感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所以不自觉地又说这些逆耳的废话。古人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余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千生前还多次呼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多纳忠言，少唱颂歌”，要说真话，讲真理，不要追逐名利乌纱。

◇ 1932至1935年，范长江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除认真读书以外，还十分关心国事。一次，在上伦理课时，范向授课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请求回答。一是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国民党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主张抗战的是善还是恶？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回答说：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一答复让范颇感失望，从此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最终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

◇ 20世纪30年代末，许宝騄在英国留学，当时共有三个中国人和三个日本人在那里学习统计学。许说：“我们三个中国人比日本人强多了。那时日本已侵略中国，我们想，在统计、概率方面，我们将来回国后，一定要把它搞好，超过日本人，当时很有信心。”这种以学术报国的想法成为指导他一生学术研究工作的准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他已病在床上，还对探望他的亲友说：“我身体不行，不能动了，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还可以用脑子为祖国服务。”

◇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法西斯统治时期，求学条件殊为不易，但他仍忍饥挨饿，发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研读梵语佛教经典。留学期间，他的功课门门得优。当毕业论文胜利通过时，他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

◇ 季羡林的几位弟子编《季羡林文集》，在前言的初稿中称季为“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终身教授”。季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 季羡林经常讲：“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1998年，程郁缀担任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季已80多岁。当时学校文科机构经常召开各种学术会议，程常请季出席讲话。没有特殊情况，季总会应邀参会，每次讲话都不长，控制在十分钟到一刻钟左右；而且每次讲话中都有几句他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有一次，程拜访季时说：“季老，人们说您可以称得上‘三必先生’了。”季闻言不解，程解释道：“所谓‘三必’，即您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有新意。”季笑了笑，对程说：“前两点勉强称得上，第三点实在不敢当。”

◇ 北大长期流传着一段关于季羡林给新生看行李的佳话：某年9月初，北大新学期开始。一位新生带着一大堆行李来报到，实在太累，又要去办入学手续，就把行李放在地上。正在发愁之际，刚好走来了一个衣着极为朴素的老人，样子亲切和蔼，就像个老校工。这名新生便上前说：“老同志，给我看一会行李好吗？”老人爽快地答应了。那位新生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近一个小时过去后，新生归来，老人还在静静地看守着。新生谢过老人，两人分别。直到北大开学典礼时，那位新生才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 1946年，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学方向的博士学位。他在给夫人张玮瑛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第一年的紧张生活：“我现在每周换三个人：第一个‘我’是大学一年级的fresher（大一新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到学校读书上课，做制图实习；第二个‘我’是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与晚间，在宿舍做个人的研究工作；第三个‘我’是《益世报》的驻英通讯员，星期六读一周报纸杂志和做参考笔记，星期日用整天写通讯。”

◇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曾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写过徐霞客的传记，侯仁之成了“三家村干将”，饱受批判乃至殴打。虽然处境异常困难，但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没有乱供、错供过任何人。这让他的儿女至今为之骄傲。侯的长女侯馥兴评价其父说：“他留下的是清白和正气！”

◇ 侯仁之因为年迈，无法亲自上街去买扫院子用的大竹扫帚，遂托总务处的老师代为购买。一天，总务处的老师送来扫帚，道别后，侯又追出门去，向那位老师说：“我眼睛患有白内障，视力衰退，以后见面不一定能认出您，请您见谅……”

◇ 王竹溪指导弟子王正行翻译海森伯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译作出版之前，出版社建议请王竹溪写篇序文，他断然回绝：“海森伯是大科学家，我没有资格给他的书写序。”

◇ 周祖谟待人礼貌十分周全，骑自行车在校内外行驶，遇见学生向他敬礼，一定下车和学生热情握手，寒暄几句，这一做法在北大极为少见。其弟子白化文曾多次建议他不必如此，周答以“习惯了”，并教育白要养成讲礼节的好习惯。白说：“从此我努力跟老师学各样的礼节礼貌，并竭力使之成为习惯，自觉于转化气质作用极为得力。”

◇ 阴法鲁晚年住在中关园，住处局促，又堆满了藏书，在朋友的再三劝说下，阴写了分房申请。申请刚递交上去的第三天，阴又亲自送去这样的信函：“现在的青年教师住房很紧张，还是把更多机会留给他们吧。”

◇ 1938年任继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贺麟等先生。从1942年起，任开始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开始了他22年的教学生涯。任教期间，任将自己的一间书房命名为“潜斋”，并解释说：“那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

◇ 晚年的任继愈曾请人制了一枚印章，上镌六字：“不敢从心所欲。”还给自己定了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不过生日，是因为既耽误我的时间，也耽误别人的时间。”“不赴宴请，是有些倚老卖老啦。……怕耽误时间，再说，那些场面上的客套话我也说不全。”“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 晚年的任继愈一旦谈到自己，都会强调，与他人相比，自己并非出类拔萃者，都是机遇：“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的成才。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劳记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了，这和我的实际情况不符。”

◇ “文化大革命”时，黄昆是二级教授，每个月有285元钱的工资，他把200元都交了党费。他在生活上要求很低，衣着极为普通，曾被看作是校园里最像工人的教授。黄昆在学术上却要求很高。一次，一位副教授评教授职称，大多数学术委员同意，黄却直说，给他个副教授就不寒碜了。

◇ 1988年，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福州大学校长黄金陵与徐光宪同住一室。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晚上，徐写致辞写到很晚。因为怕打扰黄休息，徐特意搬了一张小凳子放在洗手间，借助微弱的灯光俯首疾书。黄半夜醒来看到此景，大为感动。

◇ 徐光宪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奖金为500万元，其中50万元归个人所得，另外450万元可由他用作自主选题的科研经费。对于如何支配这笔奖金，他非常认真地说：“我自己的钱已经够花了。”“我得的奖是集体的工作成果。我已经跟大家说好了，包括那50万元在内，500万元全部都拿出来。几个研究团队要好好商量，怎么分配使用这些经费。经费要以稀土为主，要全部放在几个课题组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 法律史学家饶鑫贤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1年，有一位外地学生想考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不知道饶已经不再招生，依然写信向饶打听招生情况，年近80岁高龄的饶拄着拐杖不辞辛劳到北大研究生院找到招生简章，并亲自给他邮寄过去。

◇ 彭瑞骢生于20世纪20年代，1940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彭在青年时代就特别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1947年，他与方亮、王光超等人在北京公主坟附近的什坊院村办起了保健院，组织北医师生轮流为附近农民义诊。其间，彭目睹了农民饱受病痛之苦和贫困的折磨，坚定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理念。从医70多年，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彭都坚定不移、勇往直前，他曾这样寄语北大医学生：“‘无德不医。’学校只能教育你认识是非，但是社会太复杂了。你要是想拿学医当敲门砖去赚钱的话，那就别来学医，此路不通。”

◇ 邓稼先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50年夏天，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从国外带了什么回来？邓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 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失败后，为了找到真正原因，必须有人到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然后就穿了件简易的防护服，走进原子弹摔碎的地区，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把它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强烈的射线严重地损害了邓的身体。1985年，倒在病床上的邓对妻子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 邓稼先生前，曾有不少人问他：“原子弹成功后，你得到多少奖金？”邓总是笑而不答。直到1986年6月邓病危时，杨振宁到医院去看望，提起此事。邓才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杨又问：“不开玩笑？”邓回答：“是真的，不开玩笑。”并解释说：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1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下去，邓拿的是最高等级的奖励。邓去世后，国防科技成果办公室曾经追授奖金3000元给邓，邓的家属又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九院的科技奖励基金会。

◇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临终前仍然念念不忘希望国家在尖端武器方面继续努力，并殷切叮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 丁石孙是一位“不把自己当校长的北大校长”。2006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主持人曾问已经80岁的丁石孙：“您怎么评价您在学校当校长？”丁说：“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主持人有些诧异地问：“没人认为您是校长？”丁又回答说：“谁也不把我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我很大的成就。”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丁的电话号码也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便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臭骂他一顿，让他自己去食堂尝尝。他并不生气，而是进行了食堂改革。

◇ 金开诚在北大任教时，特别重视教学工作。年龄大了以后，有时讲完一堂课回到家，累得再也站不起来了，家里人都劝他放弃，他却一再拒绝，乐在其中。金常说：“如果我讲的一两句话能让学生们受用一生，我也就无憾了。”

◇ 1975年，王选为了掌握国外激光照排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常常挤公共汽车到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车费是二角五分。为了省五分钱，他就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常常靠手抄资料来节省复印费。当时他没有课题经费，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还是多年的老病号，条件艰苦，可想而知。经过几年的努力，在1979年7月，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原理性样机终于研制成功。后来，王选说：“从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中，我一直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这个过程是九死一生的，哪怕松一口气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 王选主持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成功后，名气越来越大，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很不同意，多次说：“‘当代毕昇’是一个集体！”他常对夫人说，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我已经得了不少荣誉，但好处不能只归我们。

◇ 王选说，有的候选人为了评院士，就通过“公关”的方式去送礼，这是一种不正之风。面对这种情况，王选说他有自己的绝招：“候选人和单位领导一起来家里，送来候选人材料和礼物。我对他们说，‘今天我只能收一样东西，你们看留下哪样好呢？结果他们只有老老实实把礼物拿走，把材料留下’。”

◇ 晚年的王选，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始终以提携后进为己任。他常说，“伏枥老骥”，最好是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今后衡量自己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他说：“计算机这类新兴学科，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应该重点支持尚未成名的、有才华、有潜力的小人物，为他们创造平等、和谐、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好环境。”

◇ 2000年，王选患病以后，曾写下一份遗愿。其辞为：“人总有一死。这次患病，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轻度工作的水平，我还能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旦病情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的妻子陈堃銶也支持这样做，我们两人都很想得开，我们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并且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我对方正和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做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

◇ 何芳川工作时十分投入，有时还很容易动感情。在任北大副校长期间，在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在讨论“211”和“985”项目时，每当他要发言，总是先举手，对主持会议的许智宏校长说：“校长，诸位，芳川有本上奏。”然后，他便就北大文科的发展大计说下去了。说到激动时，他声音哽咽，眼里流出泪水，听者无不动容。

◇ 李小凡回忆自己在北大上的第一课由王力讲授，“当时王力先生告诫我们，‘做人第一，学问第二’，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治学态度”。从那时起，李就把“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2014年11月，李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结束后，记者拿出《北大中文系第一课》一书，翻到他的讲课实录《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学问》，请他签名。他思忖片刻，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教师的第一职责是培养学生。对教师来说，课比天大，其他都是次要的。”

◇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工作。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屠呦呦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研究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1972年，在经历了190多次的失败之后，屠带领的团队终于成功提取到了青蒿素。迄今为止，以青蒿素为基础制成的复方药已经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2015年10月，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此而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面对这份至高的荣誉，屠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也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人类的一份礼物。”“作为科学工作者，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制成功，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2016年，屠拿出诺贝尔奖奖金中的10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北京大学医学部设立“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又把100万元人民币捐给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创新基金，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中医药科研中去。

◇ 崔之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地貌学家，在北京大学读研期间，全国总工会组建贡嘎山登山队，招募研究地质、气象和冰川的人才，他毅然报名参加。贡嘎山是一座极为危险的雪峰，而当时国内有关冰川和高寒地区的知识十分匮乏。在攀登过程中，登山队遭遇了雪崩、风暴、滑坠、冻伤等一连串的考验，相继有四位队友不幸牺牲。面对九死一生的恶劣环境，崔坚持完成了此次“死亡攀登”的任务，并在回校之后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研究现代冰川的论文《贡嘎山现代冰川的初步观察》，文章的副标题是“纪念为征服贡嘎山而英勇牺牲的战友”。这篇论文后来成为《地理学报》创刊以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崔之久在25岁时，就被冰川吞噬了右手五个手指和两个脚趾，损伤了面部神经，落下了严重的雪盲后遗症。但他说，从未想过放弃研究冰川：“我怕死，我怕死在病床上，我怕死得不值得，我应该像一个勇士，死在去科考的路上，死在冰川上。”

◇ 程郁缀任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期间，负责全校文科院系的科研工作，公务繁忙，责任重大，白天必须全身心投入。自己备课和写作，只能利用“三余”时间。程解释说，“三余”指：夜晚乃一日之余，双休日乃一周之余，寒暑假乃学期之余。因此，程将自己的书斋戏称为“三余斋”。当时他还说，退休乃人生之余，届时将改为“四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