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第三

气节者，骨气与节操也。士人之德，气节为本。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在关涉国家民族大义、学术真理、人格尊严等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不容有丝毫的苟且与宽假。先贤曾云：“临大节而不可夺。”金无赤金，人无完人，诸位先生或许在细微之处尚有一二瑕疵，但在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时，能够做到大节不失，有底线、有操守、有风骨，实不愧书生本色。在今日学人的学术生涯中，这样的问题依旧处处可见，时刻都在拷问着读书人的“底线原则”。在这一方面，先生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凛然风骨，及“大事不糊涂”的人生智慧，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与典范，值得永远仰慕和追随。

◇ 孙家鼐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时，延聘美国人丁韪良为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德、意两国大使知道后，强求大学堂也聘请两国人为教习，声称只有这样，才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孙知道后，严词驳斥说：“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预。”

◇ 袁世凯称帝前，请林纾写“劝进表”，并邀林当高级顾问，林严词拒绝：“将吾头去，吾足不能履中华门也。”

◇ 1915年，袁世凯加紧推进复辟帝制活动，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袁先封北大校长胡仁源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奖”。其子袁克定派人游说胡率领北大教授上书劝进，遭到胡和北大教授的拒绝。史载其事曰：“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

◇ 辜鸿铭学成归国初期，国学根基不能服众。一代鸿儒沈曾植还当众羞辱辜：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经此种种刺激后，辜鸿铭便发愤用功，自号“汉滨读易者”，沉潜于中国典籍，博综兼览，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十数年后辜再问沈曾植：“请教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

◇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

◇ 蔡元培平日恬淡从容，无论对待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遇大事则刚强不肯苟同。蒋梦麟说蔡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他任北大校长期间，因经费不足，就由校务会商定征收部分讲义费。部分学生不肯交讲义费，还聚集起来包围红楼，来势汹汹要求免费，还要寻找提出此项意见的事务主任沈士远算账。蔡闻声挺身而出，对学生解释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决议的，与沈先生无关，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学生仍不让步，呼喊着要找沈，蔡也大声呼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部分学生闻言仍不后退，于是蔡就站在红楼门口，怒目挥拳，大声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包围蔡的学生看到平日性情温和的蔡发怒了，知道校长不会妥协，便纷纷后退散去。

◇ 1924年，北京文化界的爱国人士鉴于敦煌珍贵文献仍被继续劫掠外运，便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搜集整理工作，并阻止敦煌珍品的继续外流。陈垣在辑存会担任采访部长，他将北平图书馆藏敦煌经卷8000余轴，分辨类别，考订同异，编成《敦煌劫余录》。“劫余”二字，取其历劫仅存之意，在序言里提到“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当时有朋友劝他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他们来中国，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两字太“刺激”，建议改一名称。陈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意，怎能更改！”

◇ 抗战时期，陈垣身处北平沦陷区，和革命抗敌的后方完全隔绝，环境日渐恶劣，生活日渐艰难。手无寸铁的陈，发愤以教导学生为职志，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书、教书越发勤奋。其时，陈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他告诉学生启功：“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 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中认为：民族意识是对外而言的；内战，起作用的则是民心的背向。当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后，他就反复说明民心的重要，并判定国民党大失民心。有一次他给学生柴德赓写信说：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元旦团拜会上，陈诚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民族意识，其他人听了都没有反应。陈闻言十分气愤，便站起来反驳说：“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于是愤然离席，并说今后再也不参加这种集会了。

◇ 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任北大文科教授的马叙伦愤然说：“是不可以久居矣。”即日离职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之后从事民主运动，马也不惜身家性命。

◇ 袁世凯称帝之前，黄侃之师刘师培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为袁称帝积极奔走。1915年，刘曾借研究学术之名，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大家拥戴袁称帝，黄位列其中。其他到会者慑于袁的淫威，又碍于刘的情面，彼此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只有黄一人起立，怒目而视，怒斥刘：“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其他与会者亦随之而散。刘原以为黄作为自己的学生，一直对自己极为尊重，届时一定会带头捧场，没想到黄如此激烈反对，让他十分狼狈。章太炎知道此事后，对黄大加称赞，曾有“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的评价。

◇ 袁世凯筹谋称帝，因黄侃名气甚大，并准备授予黄一等金质嘉禾勋章，授意黄侃为他写“劝进书”。黄鄙视袁的为人，因而拒之，并作诗歌嘲讽此事说：“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据言当时一枚嘉禾勋章值二十金）后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被袁世凯软禁。黄得知后，冒生命危险与老师同居，一面侍奉，一面与老师日夜论学。

◇ 黄侃最厌趋炎附势。民国时，其同盟会故友多系显贵，黄耻与往来。唯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黄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黄竟一次也未去过居正家中。居正念及旧情，亲赴黄家中，问其为何不再来家中交谈。黄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被迫辞职，当局欲找一些北大的旧派人物写些落井下石的文章。一向大骂新派的黄侃就成了当局拉拢的重点人物之一。孰料黄却毅然站在了挽留蔡元培的行列。他对人说：“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

◇ 九一八事变发生，黄侃拍案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

◇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书赠画家刘海粟条幅：“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当时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曾请他写字，陈提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相赠。据陈当年的友人回忆，陈还给一名侦缉队长写过字，内容为“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条横幅。

◇ 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轰炸南京，陈独秀所在的监狱被炸。陈的学生陈中凡得知后，同胡适、张伯苓等人联合保释陈，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人保以外，还需本人提交“悔过书”。陈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宁可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 抗战时期，胡适、汪孟邹建议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不料生活极为困顿的陈拒绝了二人的好意，说：“鄙人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不用去美国写自传，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

◇ 陈独秀晚年寓居四川江津一个小山村中，生活极为穷困。他在北大的很多朋友和学生如胡适、罗家伦、傅斯年等，到四川来时，必定专程去看望他。看到他家徒四壁，不免要想资助。陈反而气愤地说：“你们把我当乞丐施舍吗？我挑明了说，即使我穷死饿死也不会收的。”陈的学生、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赠他5000元，他当即拒绝。朱又托张国焘转赠，陈将钱原封退回，并写信斥责说：“请你以后不要多事！”

◇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酷刑，经常昏死过去，但他每次醒过来，总是说一句话：“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别的一概不知。”临刑时，李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发表著名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年仅38岁。

◇ 邵飘萍撰文抨击张作霖，张又恨又怕，汇款30万元收买邵。邵将银钱悉数退还，抨击张的火力不见减弱，反而增强。邵对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 黎元洪任大总统期间，曾颁发给胡适勋章一枚。胡在报上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 1907年，钱玄同在日本师从章太炎，受反清排满思想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同时改名“夏”。因“夏”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中国之人也”。后因研究今古文经而对古籍大胆质疑，遂启用“疑古”别名，著文题签，常署“疑古玄同”。后因痛恨日本侵华，又于1938年恢复旧名“钱夏”，改“疑古”为“逸古”，表示绝不为日本人做事，不做顺民。在与朋友谈话中涉及日本时，都以“我们的敌人”代指。

◇ 九一八事变以后，钱玄同满腔孤愤，抑郁难语，拒绝参加一切宴会，还作《酒誓》，表示绝对戒酒。他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抗战全面爆发后，钱因病未能南下避难，他托人给南下的旧友亲朋带话说：“只有一句话，告诉他们说钱玄同绝不做汉奸就好了！”

◇ 1938年，熊十力居重庆璧山，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并以气节相勉励，说：“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决不能亡我文化。”

◇ 20世纪40年代，熊十力在重庆北碚郊区的勉仁书院任职，生活极为清苦。某日，熊的学生徐复观从重庆赶来看他，徐当时已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同时给熊带来了一张百万元的支票，并告诉他是蒋介石送的。熊闻言大怒，满脸怒气地将徐复观赶走了事。1946年，蒋介石又先后两次赠巨款，资助熊筹办研究所，熊均辞而不受，称：“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

◇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先是，刘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 1937年，北平沦陷后，敌伪“维持会”一再派人邀沈兼士为日方效力，均被沈逐出门外，称“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并以“抗志斋”命名书房，表明心迹。与英千里、马衡、张伯驹、邓以蛰等人组织“炎社”，以明末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号召，从事秘密抗日活动。

◇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相继南下。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马裕藻、董康和周作人三教授留守，保管校产。日本侵略者曾数次命马的旧交周作人前来请马出山任教，马让幼子马泰拒之门外不见。周来的次数多了，最后马让马泰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从此，周没有再来过。

◇ 抗战时期，马裕藻滞留北平。马的一位学生请其写些字，留作纪念。马沉吟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的学生张中行说，马裕藻“爱国，有时爱到有近于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学生每次去见马，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1945年初，日夜期盼抗战胜利的马在病榻上喃喃地说：“天快亮了，天快亮了。”当年4月，马抱憾去世。

◇ 1946年春，北平的一些文教界的知名人士，曾上书国民政府，为周作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说情。他们请郑天挺教授在请求书上签名，遭到拒绝。郑说：“在周任敌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时，也确实为学校图书馆弄来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觉得，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

◇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问：“你信任我吗？”傅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他认为“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亏，坚决不再任用。他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当时的北平报纸评论说傅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

◇ 民国时期，金岳霖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四大原则”：第一，希望知识分子可以经济独立。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能把做官当职业，更不能做政客。即使参加宪法修议的大事，做完后依旧应该独立。第三，希望知识分子不能贪图发财致富。因为以此为目的，知识分子就会变成机器。第四，希望知识分子有独立的环境，有志同道合者的团结。他认为有这样的人去监督政治和改造社会，国家或许才有希望。

◇ 1946年5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他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专程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他在群众大会上又痛斥国民党特务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 冯玉祥聘请吴组缃做自己的国文教员，吴钦佩冯的抗日主张，欣然应允，但与冯有言在先：“我拥护你抗日，就忠于你，忠于你就说真话，不说假话。说真话很难听，你要不高兴，就叫我卷铺盖走路。”

◇ 1946年，冯友兰应邀到美国讲学。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就要解放全中国。有些朋友就劝冯在美国长期居留下去。冯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下去，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他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于1948年回国。

◇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同年10月，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对当时的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顾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 曾昭抡自奉甚简，不修边幅，很有一副名士派头。在大学任教时常穿一件破破烂烂的蓝布大褂，脚拖两只已经破了跟的布鞋，不刮胡子，头发也很乱。据说，他在中央大学任化学系主任时，校长朱家骅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来了以后，朱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答是化学系的。朱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来，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中央大学，随后就去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了。

◇ 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的时候，枪声响了。听到枪声后，费并没有退缩，而是对众人呼吁：“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

◇ 一次，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命令全国所有大学都要派代表去参加。按照规定，北大应派三名同学参加，学生大会却决议一个也不派。校长蒋梦麟没有办法，只好暗地里指定了三个人参加。学生知道后，便把那三个充代表的学生的行李、书籍从宿舍扔到马路上，还举行了罢课。于是蒋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一再劝导学生复课，他给学生说：“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难了。船主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地沉下去。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但学生仍然拒绝了蒋“诚恳的建议”。

◇ 马寅初诗云：“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 抗战时期，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院长。在教学之余，马还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现象，令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某日，蒋介石专为此事召见了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将其大骂一通，并叮嘱叶说：“下周四你陪他（指马寅初）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我的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回校后，怕碰钉子，让侄儿去找马传达这个信息。马听后，火冒三丈，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着我去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架，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蒋知道后，十分生气，但又无可奈何。

◇ 马寅初多次抨击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令蒋介石大为震怒。孔祥熙则以财政部次长一职利诱马，派人问马：“可否屈就财政部次长？要不然担任全国禁烟总监也可。”马严词拒绝，说：“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的嘴封上，办不到！我在北京大学时就响应蔡元培校长的号召，参加过‘进德会’，讲好不做官，不当议员！”此后，马依然我行我素，四处演讲，痛斥四大家族的劣迹。后来，特务警告马：“再行‘攻击’，当以手枪对待！”马则驳斥道：“所有指责，全系事实，有实据可查，非讲不可！”

◇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民意代表及舆论的围剿，当时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蒋并不畏惧，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 1933年夏，邓中夏不幸被捕，后被关押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当年9月21日，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下英勇就义，年仅39岁。在就义之前，他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作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 1938年冬，国民党沅陵驻军司令传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翦伯赞，问：“翦先生，我知道你很有学问。可是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呢？从你的年龄来说，即使共产主义能实现，恐怕你也看不到了！”翦笑道：“我信仰共产主义不是为了自己能够看到。即使看不到，我也信仰！”

◇ 陈岱孙为人刚毅，一生坚持的观点没有原则性的反复，决不人云亦云，作违心之论。极左思潮泛滥时期，他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陈常说：“我是个教员，教员出口之言必须是真话、实话。”任继愈在《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一文中评价陈说：“陈先生屹立不摇，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陈先生写文章、发表著作和他不写文章、不发表著作，都彰显出爱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

◇ 1946年，北平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国民党特务公开在北大民主广场撕毁学生有关罢课斗争的布告和标语。向达看到后，立即上前制止，他愤怒地说：“你们就是反对罢课，也不能撕毁别人的……因为在北大，任何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暴徒们大吼：“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讲话？”向一字一顿地回答：“国立北平大学教授，姓向名达！”特务骂他，甚而要挥拳打他，向也无所畏惧。广场上的北大学生见状，便立即来保护他，并把他劝走。

◇ 1989年11月21日，在肺病未愈的情形下，王瑶坚持抱病强参加巴金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的开幕式。会上发言未几，便无力支撑，迅即被人扶出，送入医院。5天后，不能再言语，思维意志仍旧清晰。他断断续续写下：“最近10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自慰的。”

◇ “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提出要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特地跑到北大找周培源，要他参加批判并要召开万人大会，“打倒爱因斯坦”。周回答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批不倒，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论。”一点不留情面，更无丝毫迎合之举。

◇ 张岱年终其一生，都保持其“直道而行”的个性。被打成“右派”后，面对形形色色的批判，张仍保有“由‘自知’而来的一份自信与傲骨”。据他的学生回忆，虽然张昔日的同事与学生写了很多文章批判他，但他不仅一篇也不读，连看一眼都不屑。北大的小报已经送到门口了，老伴已经读了，但他还是不读，一个字也不读！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岱年恢复了名誉和待遇。他的一位弟子谈到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洗，感觉自己就像河床上的鹅卵石，“取象于钱，内方外圆”。张听后久久不语，尔后手书“直道而行”赠予学生。

◇ 邓广铭做学问如做人，耿介磊落。其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直接，甚至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其女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

◇ 林庚曾对其弟子袁行霈说：“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 季羡林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行为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械面前不低头，‘威武不能屈’”。

◇ 在1988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丁石孙在发言中讲道：“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高得多，但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主要在于行为。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共产党员真正为别人办事。我当了校长，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学校一级的。我过去想，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等到我当了校长，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名位等等考虑得很多。”

◇ 厉以宁的一位学生在接受一项研究任务时曾说：“我们接受课题，但不接受指定的观点，也就是不接受指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