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光荣时间会懂

一

麻雀飞到窗台上来喳喳地闹，厨房里母亲正在炒菜，一股呛人的辣味儿弥漫在空气中。一如河水照旧平静而缓慢地流淌，这是多么平凡的一天。父亲翻箱倒柜，要整理他的旧文件。然后，他从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份申请书。他递给我看，郑重其事地。有好多年了，他习惯把家族的一些重要事件向我倾吐。我看到泛黄的纸页，蓝黑钢笔水的字迹，还有一个暗红的手印……它们，无不显现出年代久远的气息。在申请书的右下角，我的二爷——钟运榜的名字赫然在目。

我必须洁净双手，以一种虔诚而恭敬的姿态来捧读它：“为恢复我三等荣誉军人光荣称号一事，特汇报本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负伤以后的情况……”这是申请书最开头的一句话，甫一读到，我忽然想流泪。

那是我的二爷，在经历过长征、失散，伤痕累累地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全部印记。而今我们作为后辈打开了它，就像打开一件珍贵的宝藏，翻开了一个离世之人作为红军战士的全部密码，还有他几十年在尘世中翻滚所承受的委屈、酸涩，以及最后的渴望。它保留着一个老红军的血肉和呼吸、疼痛与呼喊，甚至是某种神谕般的指引。

二爷去世时，我才两三岁的样子。准确地说，二爷的面目在我心里早已模糊，如果不是父亲又翻出了二爷与二奶奶的合影照，我几乎完全不记得他的样子。小时候，我对于二爷的主要记忆，来自每年烤烟季节，那些个书写着钟运榜名字的烤烟杆，还有家中老屋门楣上挂的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匾，以及每年冬天由村干部送来的一张“光荣之家”的年画。

今天，“光荣”二字的音节轻快地从我们唇边滑过，是如此脆亮如此爽利，只是那音节所承载的艰辛与生死的考验，又岂是吾辈所能感同身受的？

二

我的二爷小名贵生，生于1912年10月9日。1931年初，红军进驻江西省瑞金县九堡乡。十九岁的贵生，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对未来进行过更多的畅想。他和麦菜岭许多与他年龄相仿的后生一起，参加了当时的红军少先队。在我们的常识里，一听到“少先队”三个字，总会不由自主地将它和飘扬的红领巾、红苹果似的圆脸蛋、活泼的跑跳步、欢快的歌唱声等等联系在一起。少先队员，那可是刚刚从幼儿园跨入小学大门的稚嫩少年啊。然而在苏区时期，却有这么一群人，年届青年，仍被称为红军少先队。他们拿着红缨枪，跟着红军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偶尔还打几次仗。后来我向党史专家了解，方知红军少先队其实就是红军的预备队。

据我的父亲回忆，二爷身材魁梧，在村里同龄人中数特别高大的类型。我无以想象，他曾怎样迈着矫捷的步子奔走呼号，他曾怎样冲锋陷阵、打仗、站岗、做群众工作，他的青年的旺盛精力和激情又是怎样在少先队这个组织里释放和挥洒。而二爷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是坐着的黑白半身照，彼时的他两颊深陷、目光慈蔼，完全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老人神情了。

没过几个月，积极的红军少先队员钟运榜毫无悬念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时的他，再也不是跟在红军屁股后头的辅助力量，而是穿上了红军装，走到了战斗的最前线。那时的麦菜岭，就像空气里煮着一锅热气腾腾的粥，处处洋溢着热火朝天的气味。生离与死别，年轻的他还来不及过多地思考，他只是有着一股子往外蹿往外跳的似乎永远使不完的劲。红色在苏区大地上一片一片火一样地蔓延燃烧，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加上宣传队铺天盖地的宣传，使更多的人对明天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许多年以后，我目睹全村人敲锣打鼓地把一个叔辈送到镇上当兵。那个邻家的叔叔穿上了绿军装，胸前戴着一朵纸做的大红花，有着羞涩和生硬的笑容。“他要去当解放军啰！”全村的小伙伴奔走相告，前往围观。在我们心目中，“当兵”两个字有着无比神圣的含义。仿佛那个人从此变得无比高大，从此就是保家卫国的英雄。而他的整个家庭也被一种光芒环绕和照耀，仿佛从此具备了某种高于寻常的属性。这或许就是年幼的我最初感受到的光荣。

可是我的二爷呢？当他穿上灰色的红军装，当他套着草鞋的大脚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崎岖山路，他有没有过一丝丝的犹疑呢？他的内心是否也曾升腾过一丝半点关于光荣的念头？这时候，我忽然想起英国诗人拜伦的一句话：“前进吧！这是行动的时刻，个人算得什么呢，只要那代表了过去的光荣的星星之火能够传给后代，而且永远不熄灭就行了。”我的二爷从没上过学堂，他自然是不知道拜伦的，可是他所做的一切，却与这段话何其吻合。

就这样，钟运榜跟着队伍开拔了。他先是到福建省建宁县接受了一个星期的军训，又迅速补充到红三军十一团特务连当战士。1932年部队整编，他调任红三军十一团三营二连三排九班班长，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其间，多次与白军遭遇，参加过数十次战斗。

在申请书的中间部分，我清楚地看见这么一行字：“记得先后打死四名敌人。”读到这里，我的心头突然浮上一种无法说清的滋味。战争何其残酷，若非你死，便是我活。一生善良、忠厚老实的二爷，为了革命端起了枪支，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红着眼奋勇杀敌。直到晚年，他仍然时常对父亲提起一句话：“紧急集合！”那夹生的普通话里，掩藏着一个普通男子对战争年代最深刻的兵荒马乱。这样的烙印是铭刻终身的，它何其清晰何其持久，甚至比肉体的伤疤更难以被岁月消除。他说，只要听到吹号声，听到“紧急集合”这句话，无论多深的夜，无论多浓的睡意，都得迅速爬起来，背上装备前进。我猜想，一个没有丁点文化的人，被任命为班长，除了他的勇敢，必然还与他对纪律的绝对服从和坚决执行有关联。就是凭着这股子负责任的劲，他一直跟随部队四处征战，直到1934年随着红军大部队从瑞金云石山出发，开始了充满那么多不确定的漫漫长征。

三

战事瞬间万变，命运从来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是1934年冬天，他所属的部队在江西抚州八角亭和白军遭遇，一场激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他像往常那样，冲上阵去，用最简陋的武器与敌军交火。也许是他杀敌太专注，也许是敌方力量太强大，更也许以他一个星期的培训所学，他压根没有学会防范天空中的敌人。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他的右手臂和右腰部均不幸被弹片炸伤，多处伤及骨头。由于伤势严重，以至连爬行也不能够。那一刻，他以为他就要死了，死在那个寒冷的远离家乡的冬天。

他相信他再也见不到爹娘了。果然，十多年后当他回返家乡，真的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爹娘。一个念头竟也能一语成谶吗？多年以后，他无数次地怪罪过自己。但是无论如何，爹娘永不会从大地上爬起来，喊他一声“贵生子”了。

万幸的是，那一天受伤的他最终被战友们救起。他们抬着他，将不能动弹的他送进了师卫生院。几天后，他的伤势被简单处理，又转送到第三分院治疗。

可是战争的情势不会为某一个人停留在某一个点上。没能等他好好地养伤，乌云覆盖下来，他头顶上的天空撕破了。没几天，红军战争失利，医院也被敌军摧毁。他身上的伤口尚未痊愈，像一只灰头土脸失去洞穴的土拨鼠，失去了庇护之所。是的，他侥幸逃出魔掌，活了下来，但红军已继续北上，离他越来越远。部队的大规模转移，怎么可能为一个不能行动的红军战士而有所等待呢？钟运榜由此未能跟上部队，成为一名失散的红军战士，永远地告别了他的枪支和他的战场。

红军刚走，白军即刻卷土重来。此时红军身后的土地白茫茫一片，敌势如此猖獗，他们到处搜查红军和苏区干部的下落。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那几年，他既找不到部队，又不敢回家，成为一个靠讨饭度日的流浪儿。要知道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拖着病体行动不便的伤员，他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支撑下去，并自行养伤。后来，他流浪至抚州韩坊的张村，在一位张姓老乡家安顿下来，以打零工度日，才算暂时有了栖居之所和稍许安全的保障。

他是不幸的，太多的偶然和险情，阻挡他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幸运的，多少战友在往后的征途中牺牲倒下，再也没有回到故乡，而他，却拖着一身的伤病回来了。要知道，当年二十四万人口的瑞金，一共有十一万三千人参军参战，五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一万七千多名。

四

1949年底，解放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钟运榜终于可以放心地回到家乡麦菜岭，重新见到他日思夜想的故乡和亲人。

从抚州到瑞金，少说有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大字不识一个的钟运榜，讲不好普通话又讲不了他乡方言的钟运榜，身无分文没有足以乘车的钱的钟运榜，他是怎样凭着太阳、星星和月亮的指引，认准了归家的方向，风雨兼程地找到他的家乡？一路上，他吃些什么，睡在哪里？讨饭，还是在庄稼地里随便掘几个红薯充饥？夜晚来临的时候，他是躲进破庙，还是随便找一处能遮蔽风雨的屋檐？一切，都成为永久的谜。据父亲回忆，二爷极少提到这些日子里所经历的事情。也许，他宁愿选择忘却，他真的不愿意重新沉浸到一段明明充满了希望，却又如此屈辱如此艰难的黑色岁月中。

无论如何，钟运榜回来了。在他三十八岁，年近不惑的时候回来了。那一年他的父母早已去世，而他还没有结过婚，没有自己的小家庭。他衣衫褴褛带着满脸沧桑一身疲惫回到这个曾经生活了十九年的地方，他几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除了随身携带的那一身灰色的破军装。在我爷爷的张罗下，他娶了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为妻。许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她其实是不能生育的。于是，他连自己的子嗣都未能留下一个。

时光推移到1958年，国家对苏区时期参加革命负伤的老同志进行摸底，在全国普遍实施残检，钟运榜与村里的众多红军老战士一起前往公社参加检查。其时，他的弹伤已经痊愈，伤口并不见大，仅被评为荣誉军人三等甲。对此，他欣然接受，并无怨言。在他的心里，能被承认为荣誉军人，便已经足够。从1958年起，钟运榜终于光荣地领上了荣军款。这笔款并不多，但对于他赤贫的家庭而言，多少是一份物质的补贴和精神的慰藉。

然而世事难料，一波三折。1964年春，公社民政科的吕世伟按上级要求，召集全公社荣军进行复检。轮到钟运榜参检时，没等医生检查清楚，吕世伟即态度粗暴地叫道：“出去，出去！”仓促之中，钟运榜的荣军复检竟未能通过。我难过的是，多年艰辛而卑微的生活早已让他学会逆来顺受。他不知道反抗，也不会说一句反驳的言辞，他只是沉默无言，满心委屈地走出那个房间。不久，“社教”运动开始，再次召集全公社荣军复检。这次有工作组的张组长监督，他重新恢复了荣军三等甲的称号。不幸的是，此后公社民政干部却遗失了他的复检材料，导致他一再失去光荣称号，也不能领取荣军款。而与他同期参加红军归来的钟天昌、钟同培、钟运锦等红军失散人员，一直享受着老红军的种种待遇。二爷是个文盲，又老实木讷，吃完哑巴亏再无抗争，亦无从怨恨。得失之间，多少草菅人命与世态炎凉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