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节 个体主义

智慧的张力:从哲学到风格——关于杨绛的多向度思考 作者:火源 著


第一节 个体主义

杨绛首先是个体主义者。那种与中心保持距离的静观态度,恰恰来自个体主义立场。

“个体主义”又叫“个人主义”。本文不使用“个人主义”,选择相对中性的“个体主义”,是因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个人主义”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指的是一种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东西。其实,“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就是“易卜生主义”的一个方面,胡适说:“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主义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笔下的“为我主义”就是现在的“个体主义”,它目的是从黑暗社会中救出自己,变成一个能奋斗、有承担的个人。

这个“个人”绝不是自私自利的、无法无天的人。后者在古代被称为“小人”,也就是小孩子,是不成熟的人,而“易卜生主义”所谓“为我主义”的“个人”,恰恰是有理性的,有社会责任感,不怨天尤人,坚定地入世,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古代被称为“君子”,是精神上的“成人”。孔子去除了“君子”作为“君主之子”的贵族意味,当作一种人格范型,寄托了对于“士”阶层的期望,希望读书人可以明大道,成为自我完善的人,成为家族中有担当的人,成为能为当政者服务、替天行道的人。孟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对读书人也有强烈的期望,强调他们应该具有的责任心和毅力。“君子”这个词于是越来越多地用来指“成熟”的“个人”。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君子的行为是以“修身”作为起点的了。本文使用“个体”其实与“个人”是一个意思。也是指一种完整的人,成熟的人。

“个体主义”既然称为“主义”,就代表它是一种价值,意谓在拥有这个哲学价值观的人看来,“个体”或者“个人”是值得尊重的。在这方面,中西方的“个体主义”来源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个体主义”源自基督教,基于对上帝的信仰,因此西方“个体主义”认为个人尊严是至高无上的,并且“享有一种道德(或宗教)法则的当然地位,这种法则是根本的、终极的、压倒一切的,它为判断道德是非提供了一项当之无愧的普遍原则”。中国的“个体主义”(追求君子人格)来自对“天”的信仰,但是因为这种“个体主义”处于宗法制度非常强固的传统中,所以有更多整体主义色彩,更强调其社会承担,要求信奉“个体主义”的人从个人“修身”推扩开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个体是重要的,但是目的却不在它自身,而是在于成为家国等集体的良好部分,个体属于第二性的。因此,古代士君子总是表现为归属集体的倾向,只有在集体排斥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呈现个体的一面,以为“天道不行”、“天下无道”,所以开始讲究“独善其身”。总的来讲,君子的精英化追求目的是为了“替天行道”,为了在群体中立足。他们做“天子”的助手,目的与一般的禄蠹不同,作为真正听从先圣教导的读书人做官是为了做事的。

杨绛的“个体主义”并非基督教的“个体主义”,也不全来自中国传统,而是两者的交集。她有着个体的明确意识,同时又努力通过修身,融入社会。

她的个体意识使她对自由有很高的要求。杨绛曾经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年,她与钱锺书都“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而是“自由思想的文人”,这个定位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到目前仍然没有改变。“个体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自主的观念,即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属于自己,不受制于他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或原因。“如果一个人对于他所承受的压力和规范能够进行自觉的批判性评价,能够通过独立的和理性的反思形成自己的目标并作出实际的决定,那么,一个人(在社会意义上)就是自主的。”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自主,就看他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控制自己,审视自己,然后决定自己的行为。

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不愿意被人掌握,不仅外部行为不愿意被人强迫,就是自己的思想也不愿意被人看透。杨绛不喜欢按常理出牌,形成独特的行为方式,胡河清认为她与《洗澡》中的姚宓一样,喜欢“避来避去”。人家说她比钱锺书有才,她就支持钱锺书写作小说,甘愿做灶下婢,减轻钱锺书养家的负担;在日本占领的“漫漫长夜”里,她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在大家控诉“文革”的暴行,展示“伤痕”的时候,她却表达虎口余生的“庆幸”。她喜爱采取与众不同的方式,逃避别人对她的期待,因为期待也是一种压力,使人失去自我。

“个体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人需要有“隐私”。“隐私”是一个不应受“公众”干涉的思想与行为的领域,指的是一种与别人毫不相干的领域。它意味着个人与某些相对广泛的“公众”———包括国家、民族、团队、集体等———之间的一种消极关系,是对某些范围的个人思想或行为的不干涉或不侵犯。从这个角度能更好理解杨绛的“隐身衣”哲学。《丙午丁未年纪事》记载了那个著名的“帘子”事件:“文革”初期,“革命群众”把杨绛与一些“牛鬼蛇神”关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窗帘已陈旧破败。他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撤下帘子,为了让屋子更轩亮些。杨绛虽然知道当时语言不慎会被“难友”出卖,但她还是出于“共济”的精神,冒险献计,反对撤去帘子,并解释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难友们通过观察实验,承认杨绛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这件小事值得记下来公之于众,当然是因为杨绛要展现自己洞察幽微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杨绛的“隐私”观念。“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两句,反映了她意识中存在强烈的内外之分,并且主体强烈要求摆脱外界(包括他人)的侵入,保护自己的隐私。根据福柯的观点,监狱里的监视与权力有紧密的联系,被管制的知识分子们利用苇帘子的掩护,可以暂时躲避管教者无时不在的监视,享受到政治恐怖下难得的“自由”空间。其他人缺乏这种意识,而杨绛因为内心有强烈的“隐私”需求,所以察觉了苇帘子的功用。她那么迷恋隐身,也有一层意思是希望自己的隐私能够得到保护,她之所以把自己藏起来,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隐私范围。当然,我们也看到,杨绛喜爱观察,隐身的另一个目的是窥视别人,这样她的隐私保护里实际上也有对于他人的隐私侵入,在自己不愿被控制,反抗权力的同时,也成了一种侵犯他人的权力。

杨绛在《隐身衣》里写道:“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人们常常注意到“陆沉”和“身藏”的一面,因此看重“隐身衣”哲学的保身目的,其实还有天空中的“飞鸟”和池沼里的“游鱼”的一面。消失在万千人中,不做众人瞩目的焦点,目的除了可以不惊动他人,旁观人生百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避免受到别人的攻击以外,同样重要的还有“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也就是说,追求自我的不受干涉,进而可以逍遥自在,保性全真,保持对自我的认识和把握,也是“隐身衣”哲学的重要内涵。表明了“隐身衣”是自我意识的保护伞,也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杨绛的自居边缘的态度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自由,更好地避免他人的左右,也是自我意识的表现。

杨绛与所有“个体主义”者一样,强调个人思维的圆满性,不需要求助于外界的肯定。杨绛援引过一句蓝德的诗:

I strove with none ,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这里的“不争”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不争利益,另一种是不争吵。据说这句诗是杨绛喜欢的,她借这句诗所言之“志”也兼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前一个意义说明杨绛不会让自己为物质和欲望所左右,做物质和欲望的奴隶;后一个意义说明杨绛坚信,如果自己认为是对的,那么不需要求得他人的认可。这两者都基于对自我的强烈意识,出于最坚实的对自我的持守。不争一般被认为是因为“豁达”,而“豁达”又常常被看作智慧的表现,其实也不尽然,表面上不争是弃绝“我执”的态度,实际上恰恰是“我执”的表现,并非“出世”的,因此在这里“豁达”很可能执迷的结果,执迷于个体的自我意识,显得过于高傲和自尊了。

不过,这种高傲和自尊也有它的正面效果。比如当她面对种种令斯文扫地的侮辱时,可以不急不躁。学生当众辱骂她,就算气愤以极,她也能安慰自己“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戴着高帽子在台上被人批斗,台下群众气势汹汹,她也能“学马一样站着睡觉”。她和钱锺书“互相欣赏”挂在身上的木牌,将“文革”中的苦难经历称为“精彩的表演”和“新奇的世界”。因为自尊,她也才会“轻松”地谈及昔日的灾难:“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记述干校生活时,既追忆悲情和苦难,也书写苦难中的“情”和“闲”。因为她坚信:“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精神的强大力量来自于自信。这类自信固然有点阿Q精神,但是恰恰表明她在屈辱年代对人类尊严的坚持。在苦难面前表现人的尊严,在外来的侮辱面前,她从来没有玷污自己内心的自尊,始终保持着高傲的自我主体。

除了紧紧把握自我整体感以外,对于“个体主义”者杨绛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自主。这点是她更为根本的追求。保性全真目的也在于按照自己的选择来行事。作为“个体主义”者,杨绛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她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接受过中国科学主义思想影响,更别说唯物主义的教育了,她居然“敢于”像西方科学家一样相信上帝,在中国的语境下是很需要一点独立精神的,充分体现了“个体主义”所要求的独立和理性地反思自己行为的精神。

她在《隐身衣》里描述了外国人心目中的自由社会:“英美人把社会比作蛇阱(snake pit)。阱里压压挤挤的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探出身子,把别的蛇排挤开,压下去;一个个冒出又没入的蛇头,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地挣扎斗争”。在这段话里可以感觉到她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后果怀有不满和警惕。但她从“个体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并没有因此走入集体主义,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憧憬另一番景象:“‘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这个才是真正的“个体主义”的世界。

在庄子哲学里,个人也是出世的,如同《论个体主义》中所提及的印度“弃绝者”一样。在伊壁鸠鲁派、犬儒派和斯多噶派等希腊化思想中出现“个体”观念,在萨宾的《政治思想史》中被看作弃绝的变种。“它们宣扬明智,而且必须弃绝世界才能成为智者。”在混乱的世道,个体更加强烈感到自己渺小,感觉如飘蓬随风而走,这种背景下“隐身衣”更有实用价值。通过关闭欲望,尽可能减少自己的需求,无欲无求,借以逃出名缰利锁的束缚,成为自由人,希冀自己能“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隐身衣”哲学其实就是在一个整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中保持个体的方式。

但是,这仅仅是消极方式,杨绛“个体主义”的传统内涵还有讲究修身的一面。她赞同刘梅竹关于她作品的判断,即她的作品主要内容关注的是人和道德,而不是批判社会政治或体制。在同一封信中,她还对刘梅竹的另一个判断补充说,她面对各种人各种环境均能调整自己,并不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使自己更好地生活下去,而是为了战胜自己,做最应该做的事。她还承认自己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上面有关自我控制和修行(“逆境是对人的锻炼”)的表述中,可见她的话是真的。杨绛在《洗澡》前言中还说过:“假如说,人是有灵性的、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这些话在暗示了她对非自愿的改造表示不满的同时,也批评了不愿意改造的倾向。自觉自愿的改造,她认为是有价值的,而对于不愿改造和强迫别人改造的行为都认为是不正当的。她认为“美德靠个人的努力,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修身的目的是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成人,因此,杨绛的“隐身”背后还是有融入社会的欲求的。

“个体主义”更容易被知识人掌握。因此我们说自由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于“个体主义”。他们只对理性负责,对自我负责,就算他们不是争权夺利的自由主义,也是消极的自由主义,并不结党,只有同人性质。大家有相似的认同,但是并不共同进退,因此总体上看像一盘散沙。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思想高度集中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首先受到整肃。但是这个知识分子的根性很难消除,至少在杨绛本人身上是如此,她曾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依然故我”并不是杨绛拒绝接受改造,而是内心的要求实在难以抵抗,她不过是按照自己的“个体主义”原则生活而已。

与知识分子相对照,在《干校六记》中写了不少见识短浅、略带愚笨的农民。正因为这种顽固的个体主义,杨绛没有被“催眠”,以为农民是干净的高尚的,没有那种民粹主义倾向,而是看到农民的自私:在她的眼中,农民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自私、不觉悟又贪小便宜。贫下中农也没有改造知识分子“臭老九”的企图,他们对这批侵占者深闭固拒。

杨绛在观察和描写他们的时候并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她只是身份上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她的精神是独立的,是独立于群体之外的个体。在这点上她倒真正属于“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具有批判和自我反省精神的一群人,保持客观公正,以追求知识作为自己的目的,因此原则上不属于任何阶层,应该以独立的立场来判断,在不涉及本阶层利益的情况下,他是作为一个个体来看问题和下判断的。杨绛拒绝参与任何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她通过批判知识分子来保持自己个体的独立性。在《洗澡》里她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揭露了他们的自私自利、钩心斗角、欺世盗名和曲意逢迎的人格缺陷;在《大笑话》里也写知识分子的庸俗自私。如果说杨绛大部分时间与知识分子取相近的立场,也是因为恰巧他们都是个体主义。

不过,杨绛对于“个体主义”也有自己复杂的认识,尤其对“个体主义”在社会上的困难感慨很深。在 1945 年,杨绛曾创作过一部悲剧作品《风絮》,从中可以看到她是如何看待个体主义者的社会事功的。这部剧作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当然它批判社会的意味也是很浓的,但是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质疑。方景山与沈惠连两夫妻都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方景山热衷社会改革,他放弃了城里舒适的生活,带着沈惠连来到乡间搞农村教育,办学堂,希望借此改良社会。但是,虽然他辛辛苦苦地努力,冷落了妻子,得罪了地方势力,还是没有得到好下场,终于蒙冤入狱。这里杨绛很可能是在表达一个《倪焕之》《寒夜》一样的“知识青年理想失败”主题。该剧通过妻子沈惠连对个人力量的质疑,移情别恋更现实的唐叔远,否定了方景山的理想主义。当然,剧作最后以沈惠连为自己的背叛行为感到内疚自杀告终,似乎减弱了一点批判理想主义的意味,但还是说明了对“改造”的质疑从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表面上是爱情悲剧,其实是关于知识分子个体的悲剧,是一个寓言。个体在世上需要理想和按照理想行事,但是放弃理想也一样是行尸走肉。该剧说明的是个体的渺小,在沈惠连眼中,个体只不过是风絮,没有力量,只能在风中挣扎,改造现实的理想都是虚幻的,剧本由此得名。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剧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用悲剧的形式对这个悲观认识加以否定。这种关于个体的矛盾看法,一直保持在杨绛的关于个体的认识中。她无疑是肯定个体的,但是又质疑个体。比如在《洗澡》中,她无疑是认为知识分子个体是有坚持自己立场的权利的,但是她又嘲笑了自私自利的丑态。后来这种认识深化为哲学。首先是对于个体渺小的体认,使她的个体主义更多表现为老庄式的逃避,并且早就做好心理准备,感慨于个体的渺小。其次,她仍然坚持个体主义。判断是不是悲剧,不看是否有人死去,而是看是否有价值的东西被撕碎。在杨绛眼中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个体及其理想,在这个意义上,《风絮》属于悲剧,个体和理想第一次得到悲剧式的歌颂。

由于杨绛认为“个体主义”在现实中处境困难,她的“个体主义”拒绝包括理想在内的一切令人迷狂的“主义”。杨绛的“个体主义”主要是批判的、理性的,拒绝沉入幻想之中,而愿意清醒地认识人生。这使得杨绛的“个体主义”,带有反浪漫的特点,有现实主义特点。这个本来也是易卜生主义的精义之一,是彻底的“个体主义”应该具有的品质。因此,杨绛对感情、理想和主义等保持警惕。在 40 年代,她在《风絮》中已经批判了个人理想,而向现实致敬,但是最后又表示了对于理想的留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以后,杨绛似乎对理想的破灭更加深有体会。80 年代初写的《玉人》也同样嘲弄了理想。小说背景是 40年代初期的上海,男主人公郝志杰是位中学教员,带着一家三口租住在一家公寓,一直没见过他们新租寓所的房东太太。这位太太出尔反尔,说把厕所租给他家独用,却暗地里让女仆在厕所里随便倒粪倒痰。当郝志杰夫妻准备当场抓住“捣乱者”的时候,竟然发现房东太太就是郝志杰念念不忘的“玉人”———年轻时喜欢的一位官家小姐。这个曾让郝志杰写诗寄托思念之情的“完美”对象,却已经是一个抽鸦片、好赌博的人,背着故乡的丈夫在上海与人同居,又贪心好利、庸俗无赖,为了钱嘴上叫着“郝家哥哥,郝家嫂嫂”,但为了自己的目的还是一心要把他们挤到中学的储藏室居住。现实砸碎了郝志杰的美好理想。从此郝志杰对现实生活感到苦闷而发脾气的时候,他的妻子田晓都会揶揄他说“找你的‘玉人’去吧”。虚妄的理想在这里受到嘲弄。

理想的破灭主题来自个体的渺小感,杨绛自己未必没有理想,只不过她在观察生活中看到太多堂吉诃德式的失败。比如她的父亲杨荫杭曾担任京师高等督查厅厅长,为了维护正义、坚持司法独立,敢于得罪权贵,结果被停职;任浙江高等审判长时,正直不阿,连岳父讲情都不行,被人以“顽固不灵”的罪名告到袁世凯面前。父亲的“不合时宜”和“顽固不灵”,被时人戏称为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杨绛眼见父亲的遭遇,认识到了人理想的坚持不过是无谓的东西。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面对外界的压力,个体更加感到无奈。她歌颂父亲的疯狂行为,但是她自己并没有践行,而是总结经验,采取回避的策略。

杨绛津津乐道自己的聪明事儿,说明她到底没有真的隐身,不能彻底“书隐”了事。如果真的隐身,应该不立文字,但她还是忍不住写作,这说明她的“个体主义”中也不是完全自我保护的,不参与世事的。甚至也是不拒绝权力的。虽然杨绛曾调侃自己“成了一个不问政治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但这里指的是远离纯粹的政治,如果从知识权力角度看,知识中也充满政治。她的“隐身”不过是一种姿态,保持独立的立场,也表达一种理想———不屈从背离人性的生存形式,不放弃理性,不参加到任性胡为、愚昧盲从的群体中去。因此,她的“个体主义”姿态不在于抗拒权力,而在于理性地控制权力,审慎地使用权力。所以她是有“大悲心”的,还是入世的。其实,那些聪明的言行都谈不上智慧,自我控制才是智慧的特征,也才是真正“个体主义”的特征。

注: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 4 卷第 6 号,1918 年 6 月。

注:参阅[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 -24 页。

注:[英]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 页。

注: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杨绛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第240 页。

注:[英]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 页。

注:胡河清:《杨绛论》,《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5 页。

注:杨绛:《〈喜剧两种〉一九八二年版后记》,《杨绛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2 页。

注:[英]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1 页。

注: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7 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9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0页。

注:杨绛:《控诉大会》,《杨绛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3 页。

注: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5,57 页。

注: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3 页。

注: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6 页。

注:贺仲明:《智者的写作———杨绛文化心态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

注: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杨绛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2 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8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9页。

注:[法]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23 页。

注:转引自[法]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24 页。

注:杨绛:《隐身衣(废话,代后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9页。

注:[法]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

注:[法]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

注:杨绛:《洗澡·新版前言》,《杨绛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1 页。

注:杨绛:《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5 页。

注:杨绛:《干校六记》,《杨绛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1 页。

注: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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