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讽主义

余杰批评杨绛式的“隐身”，认为“在 20 世纪的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将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更为多灾多难。即使是最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他也应当在完成救出自己后再实施对他人的拯救。在一个危难的世纪里，操作纯粹的知识可以是少数知识分子的选择，却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群体逃避义务的借口。仅有‘知’而不‘行’是远远不够的。”^注这种批评的初衷是激励逃入书斋的知识分子恢复儒家的责任担当意识，但是对杨绛的指责却并不准确，属于误解。杨绛的不反抗姿态其实并非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虽然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里显得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其实这是一种与哲学有关的一般态度。

在杨绛看来，虽然个体是有价值的，但是没有什么价值是坚不可摧的。比如，我们说杨绛的思想中充满理性，但是也有不理性的一面，她就不拒绝鬼神的存在，会煞有介事地告诉大家自己曾经见过魔鬼，这不是钱锺书的戏说和隐喻，不是为了好玩，而是真的。^注比如，说她完全据守知识分子本位的写作立场，从《干校六记》到《将饮茶》再到《洗澡》，始终如一地坚持知识分子群体的“我们”与非知识分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深刻地凸现了‘文革’与前‘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文化处境与精神锋芒”^注，的确她与其他知识分子取同一步调，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启蒙观念，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她其实也批判知识分子。甚至也流露出一点民粹主义的痕迹。在下层民众的身上看到闪光的东西（《林奶奶》《赵佩荣与强英雄》）。她对矛盾的两种观念都保持距离，怀疑他们的真实性。我们甚至可以说除了个体的自由以外，她没有什么“主义”或者价值，因为她总是在游移的，很难表现出对于某种观念的义无反顾的坚持。就连个体的崇高性，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放弃，比如在外界压力作用下，会选择屈从，而不是反抗，同时内心并不感到痛苦。

这种独特现象导源于杨绛的真理观念。她对于个体的认同也不过因为她恰巧在“五四”以后接受了“个体主义”教育，又接受了英美的价值观影响，除此以外，在心目中并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真理。她发展了理性主义中的怀疑态度，并发展到极致。这点与鲁迅相似，对以为是真理的东西保持怀疑。她是凭借敏感性按照环境需要而确定价值，当然这不是说她是机会主义者，只是说她处于极端之间。将这种真理观推到极致就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形态，接近于美国实用主义者罗蒂所说的“反讽主义”。

“反讽”（irony），也译为“嘲弄”、“滑稽”或者“讽刺”。本来自希腊文，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个固定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说傻话，但是最后这些傻话被证明为真理从而使对手大出洋相^注。后来，这种手法发展为一种修辞手段。

“反讽主义”却不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一种关于真理的观念。罗蒂认为，每一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组语词，来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生命提供理据。他们利用这些字词，来表达对朋友的赞美，对敌人的谴责，陈述我们的长期规划、最深层的自我怀疑和最高的期望。也利用这些语词，时而前瞻时而回顾地述说我们的人生故事。罗蒂称这些语词是一个人的“终极语汇”^注（final vocabulary）。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终极语汇就有真理性的地位。一般人会坚持这些观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并为之而奋斗终生，为了它们可以杀人和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而毫不感到愧疚。他们认为他们的观念本身获得某种神性力量的支持，这种观念绝对地要主宰地上的一切。

与他们相反的是“反讽主义者”（ironist）。罗蒂认为“反讽主义者”必须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一）由于她深受其他语汇———她所邂逅的人或书籍所用的终极语汇———所感动，因此她对自己目前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持着彻底的、持续不断的质疑。（二）她知道以她现有语汇所构做出来的论证，既无法支持，亦无法消解这些质疑。（三）当她对她的处境作哲学思考时，她不认为她的语汇比其他语汇更接近实有，也不认为她的语汇接触到了在她之外的任何力量。具有哲学倾向的一些反讽主义者，都不会认为不同语汇的选择，乃是在一个中立的、普遍的超语汇范围内进行的，或由企图穿透表象、达到实有的努力所达成的；他们认为，不同语汇间的选择，只是拿新语汇去对抗旧语汇而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