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译本《小约翰》

鲁迅起意翻译荷兰作家望·蔼覃（Frederik Van Eeden，1860—1932，今或译为弗雷德里克·凡·伊登）的长篇童话《小约翰》早在他留学日本的时候，当年鲁迅从德文杂志《文学的反响》（第1卷第21期）上读到这本童话的部分章节以及波勒·兑·蒙德对作者的分析介绍，大有兴趣，于是托东京丸善书店从德国买来德文的单行本，打算翻译，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二十年后才了却了这一心愿。

在鲁迅译本《小约翰》^[1]的引言中，鲁迅生动地回忆起当年他作为一个穷学生，是如何向德国方面邮购此书的：

留学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罢，那时是这一带书店颇不少，每当夏晚，常常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学费。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觉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但那破旧的半月刊《文学的反响》，却也从这样的处所得到的。

我记得那时买它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们每半月所出版的书名和各国文坛的消息，总算过屠门而大嚼，比不过屠门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购读群书的野心，却连梦中也未尝有。但偶然看见其中所载《小约翰》译本的标本，即本书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没有这书，又跑到丸善书店，也没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购。大约三个月之后，这书居然在我手里了……

和所有的爱书人一样，鲁迅喜欢逛书店、淘书，但他很少在文章里写这方面的内容，这里填补了这个空白。鲁迅为自己译著写序从来不取常见的套路，绝无八股气，他有时会围绕此书回忆起有关的往事来，成为很好的散文片段，《呐喊·自序》如此，这里也如此。鲁迅形容敬业的书店老板极其传神，写书生痛感怀里的空虚亦复具有典型性，让人想起类似的经历，读来不觉哑然失笑。

这种回忆散文的片段，同序言中的其他内容水乳交融，耐人寻味。在鲁迅那里，叙事、抒情、议论全都行所无事，圆通自在。他的回忆散文《朝花夕拾》中多有议论，而杂文、随笔以至序跋中又时见叙事之笔，同“单打一”的枯燥文字一比，高下立刻分明可见。

鲁迅当时之所以对《小约翰》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原因估计有两个：一是望·蔼覃那种象征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二是他以童话的形式表达严肃主题的创作路径。但望·蔼覃此书所关注的是物质文明的负面作用以及人类知性内部的矛盾，对生态遭到破坏、数字化冲击人文精神深表忧虑，这些距离中国当时的现实相当遥远，但到今天，这些都变成很切近而尖锐的问题了。而在鲁迅那里，艺术上的追求往往服从于当下迫切的任务。他当年决心从事文学，原是“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所以他没有急于立刻译出此书。

最值得注意的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鲁迅终于译出了此书。到这时候，望·蔼覃的关切仍然距离中国的当务之急甚远；由此可见鲁迅绝不是那种因为救亡就忘了启蒙或一谈改造社会就不管深层次追寻的庸常之辈——他始终有一种思想家的派头和兴趣。近忧与远虑，都在他那伟大的头脑之中。

到30年代初，鲁迅在为三弟周建人辑译的《进化与退化》一书（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所写的小引中提到，“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他又说：“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同价……”这话在当时也许说得过早，而到今天，则已经很令人惊心动魄了。

鲁迅通过德文翻译此书时得到了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齐寿山的帮助。鲁迅早年翻译外国小说往往通过德文，后来则更多地通过日文。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他的德文水平大约已有所下降，而《小约翰》相当不容易译，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书“看去似乎已经懂，一到拔出笔来要译的时候，却又疑惑起来了，总而言之，就是外国语的实力不充足”，于是要请老友出山来助一臂之力。在译本的序言中坦言自己外语实力之不足，这是需要胸襟和气度的——现在有些书的序言似乎是吹牛皮式的自颂比较多。

鲁迅引言中提到的波勒·兑·蒙德（P.de.Mont，1857—1931），现在通译为波尔·德·蒙特，比利时诗人、评论家，他为望·蔼覃写过评传。这篇评传，鲁迅曾译出，列为译本《小约翰》的附录之一，其底本还是留学时代得到的那本旧德文杂志。

《小约翰》今有胡剑虹的新译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这部新译本流畅易读，可谓了解望·蔼覃的又一功臣。她用作底本的英文本乃是周作人的旧藏，后归国家图书馆。周作人关心《小约翰》大约是受到乃兄的影响；如果他们兄弟没有闹翻，在鲁迅动手翻译此书时应当可以在英文方面得到他的支持。我想，当鲁迅感叹自己“外国语的实力不充足”时，也许想到过这位老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