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嘉业堂所刻书

近贤吴兴刘承干先生（字贞一，号翰怡，1882—1963）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他的几处藏书楼共藏书达六十万卷，中多宋、元善本，尤注意网罗明、清著作，颇有罕见之书。据知情人介绍，“嘉业堂主人刘翰怡宅心仁厚，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几有海涵万象之势。其时风气，明、清两代诗文集，几于无人问鼎，苟有得者，悉趋于刘氏，积之久，遂蔚成大观，非他藏书家所可及；至其所藏《明朝实录》《永乐大典》残本，则海内孤帙也。”^[1]承干先生不同于一般藏书家之处还在于，收藏之外，他又很致力于刻书，在文化积累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出资刊刻的有《吴兴丛书》（66种）、《嘉业堂丛书》（57种）、《希古堂金石丛书》（5种）、《求恕斋丛书》（35种）、《留余草堂丛书》（11种）等，其中《嘉业堂丛书》“多当代罕觏之籍，而于元、明遗老所著及其谱状，搜罗尤夥，如屈（大均）氏《安龙逸史》《翁山文外》，《叶天寥自撰年谱》等编”（劳乃宣《嘉业堂丛书序》），面世后颇受知识界、思想界关注。

鲁迅相当重视刘氏嘉业堂所刻之书，1934年5月他在得到老友许寿裳寄来的《嘉业堂丛书书录》以后，隔了一天就专诚跑到嘉业堂上海分室，亦即刘氏在上海爱文义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的公馆去买书，结果“寻其处不获”（1934年5月5日《鲁迅日记》）；又隔一天再去，地方是找到了，“因账房不在，不能买”（1934年5月7日《鲁迅日记》）。后来又吃过一次闭门羹。没有办法，只好托人去买，到当年11月，才好不容易买到一批，凡15种35本：

《三垣笔记》四本

《安龙逸史》一本

《订讹类编》四本

《朴学斋笔记》二本

《云溪友议》二本

《闲渔闲闲录》一本

《翁山文外》四本

《咄咄吟》一本

《权斋笔记》附《文存》二本

《诗筏》一本

《渚山堂词话》一本

《王荆公年谱》二本

《横阳札记》四本

《蕉廊脞录》四本

《汉武梁祠画像考》二本

这里屈大均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李清的《三垣笔记》、蔡显的《闲渔闲闲录》都是清朝的禁书，鲁迅过去没有见过；武梁祠画像是汉画像中最重要的成果，鲁迅一向高度重视，在文章和书信中多有涉及。瞿中溶（字木夫）的《汉武梁祠画像考》完成于道光年间，但直到1926年才由刘承干校印出版，鲁迅未见过，赶紧一道买来，但看过以后才知道其实并不怎么高明，在1935年11月15日致台静农的信中特别提到“瞿木夫之《武梁祠画象考》，有刘翰怡刻本，价钜而难得，然实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夸博，滥引古书，使其文浩浩洋洋，而无裁择，结果为不得要领”。但这也只有读过以后才能知道。世界上有不少书名气不小，不看一下总不放心。读后知道该书并不怎么样，也是一种收获。

鲁迅在购读《三垣笔记》等书以后，曾在文章和书信中多次提到，发表过若干零星而深刻的评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读嘉业堂所刻书而作的《病后杂谈》（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此文是鲁迅晚年的名篇之一，其中就屈大均的《安龙逸史》、蔡显的《闲渔闲闲录》和杭世骏的《订讹类编》分别发表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见解。例如，蔡显其人是因为他那本《闲渔闲闲录》被杀的，在《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中有关于此案的文档；但鲁迅看了这本书以后发现，其中“并没有什么”，“内容却恭顺者居多”，这似乎很不容易理解，其实也并不奇怪，鲁迅指出，在当年的文字狱诸案中，有若干并不是在大是大非上有什么你死我活，而是“因于私仇”。古人报起私仇来其凶无比。认清这一点对人们深入剖析清代以至历代的文字狱大有帮助；而对所谓禁书，人们也大可不必一刀切地抱过高的期望。

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中于大发议论之余，又顺便写到去嘉业堂买书之难，涉笔成趣，是很好玩的掌故：

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的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

鲁迅说，该堂所刻书自己“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像嘉业堂这样做生意，同现代商业物流的惯例实在相去天壤，好像很不容易理解。但我们要知道，承干先生继承了巨额遗产，非常富有，印书乃风雅之事，其志本不在卖书赚钱。

鲁迅曾在1934年5月22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过，“刘翰怡听说是到北京去了。前见其所刻书目，真是‘杂乱无章’，有用书亦不多，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鲁迅在私人书信中臧否人物往往相当严峻，其实“有用”与否，全因读者而异；但鲁迅这里仍然有称颂刘承干的意思——在鲁迅笔下，“傻”往往带有褒义，“聪明”倒反而是贬义词，《野草》中那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就是著名的一例。嘉业堂的傻子精神在出版史上颇为罕见，同当年以及当今那些大讲经济效益的出版商相比，尤其显得另类，于是它那种卖书的方式也就显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