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这本小书收了我在过去20年间（1998年以降）已刊和未刊的书评、纪念文、序文等，共计20篇。大体可分三组：

第一组6篇，以敦煌学方面的书评为主。包括5篇书评和1篇由书评扩展而来的论文。这里有我最早发表的一篇书评，即对《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中部分经卷的评述，以及由这篇书评引出的对“上宫厩户写经”的初步研究。此外的几篇书评，都是学习前辈学者重要著作时的体会。要说明的是，2011年，我出版了《经典与历史：敦煌道经研究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书。该书第四章曾收入4篇对敦煌道经不同研究论著的书评。此次只选择其中一篇收入本书，即对王卡先生2004年大著的书评。这既是因为王卡先生这部书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为了方便读者能够与本书所收对王卡先生的追忆文一起参考阅读。

第二组12篇，以道教学方面的书评为主。包括11篇对国内外学者道教研究论著的评述，1篇中译本的序言。敦煌学与道教学书评比例的严重失衡，也反映了我过去20年做研究时，太过偏重于道教学。回看当年这些书评文字，有两个突出的感受。其一是当年曾对道教学的国际学术对话，抱持强烈的兴趣和信心。但时过境迁，现在似乎对此事已颇为淡然。不过，至少对几位国际道教学界知名学者著作的评述，自认为还是做到客观公正评价，并非一味吹捧和盲从。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其二是我自己做过深入研究的领域，主要是汉魏六朝时期，对于唐代道教的一些基本看法，反而主要是通过这几篇涉及唐代道教研究的书评反映出来。想当初博士毕业时，给自己设定的研究计划是从战国两汉一直要下延至唐宋的道教历史与经典的梳理。现在看来，我于六朝道教尚未贯通，对唐代道教的认知，大概也就停留在这几篇书评中的点滴看法而已。

第三组2篇，都是纪念文。一篇是根据我在“纪念宁可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而写就的，此前从未发表。另一篇是为纪念英年早逝的王卡先生而作。

以上20篇文章中，书评共有16篇，绝大部分是在1998—2011年间发表。最近几年似乎只有对柏夷先生大著书评这一篇。看来，我写书评最多的时候，只是在读博期间和刚工作的最初几年。这是有原因的。那时能够写出这些书评，很大程度是有老师们的督促。在我们读研究生时，郝春文和荣新江老师就有意识地用写书评来训练我们。经常是《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这一期就要截稿了，但还差书评。当期的执行主编老师一发话，作为学生辈的我们自然责无旁贷地要以写书评的方式来为刊物做贡献。有些书评所涉内容，原本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也硬着头皮写了。发表在《唐研究》上的书评，有好几篇，都是当年的主编荣新江老师，为及时把国外道教研究的新著介绍给国内学界，而特意命我写的。但近些年，自己也成了《敦煌吐鲁番研究》的编委，可以几乎每期不落地贡献专题论文，书评反倒是可写可不写了。

当然，也正因为很多书评都是在博士期间或刚工作时所写，认识水平和表达能力都受很大的局限，因而不敢说每一篇书评都是成功的。但至少反映和记录了我当年读这些著作时的心得体会，和对相关学术问题的认知程度。现在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主要是考虑到有些书评的内容，至今仍然还有价值。如对于巴瑞特《唐代道教》一书的看法，我几乎在二十年间没有产生出新的意见或看法。说明那时在书评中所表述的看法，就体现了我对相关问题最好的认知状态。这些书评有时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信息。有一位外地的学者，就是看了我的书评，特意请他来京的朋友找到我，只为要一篇我书评中提及的英文论文的复印件。类似这样的事情，也使我分外珍惜在北京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资源。同时，这本小书也是为了做一些学术史资料的积累。我并不想把每一篇都按照今天的认知水平去进行大幅度的改写或增扩，那样就不能如实地反映学术史原貌。

感谢孟彦弘老师和朱玉麒兄向我约稿，感谢凤凰出版社倪培翔先生、韩凤冉编辑的大力支持，使我得以有机会整葺自己当年的这些文字。对我来说，这些文字也是我求学求知生涯的阶段性记录。这其中印象最深的，当属由书评而延伸开来的对北大图书馆藏“上宫厩户写经”的探寻。关于“上宫厩户写经”的真伪问题，我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无力彻底解决。本书中特意收录了当年专门讨论这件写经的一篇不成熟的文字。现在的我已并不执著于当年试图得出的结论，然而即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一回想起当初自己是如何确认“上宫厩户写经”的过程，仍然充满了兴奋和感慨。

“上宫厩户”即日本的圣德太子，“始兴”“定居”是两个日本的私年号。这两点认识现在已经成为关注此写卷学者的基本认知。但在当年，我作为一个非日本史专业的在读博士生，能够揭开此件写卷题记的奥秘，完全是通过两次不经意的“乱翻书”而偶然“碰”到了线索。第一次是在确认这是一件日本写经后，漫无目的地在首都师大外文图书室翻看日文书。拿起日本的《国宝大事典·书迹卷》翻看，“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几个字，不期而至地映入眼帘。细看之下，又发现了“厩户”等字样，这才找到了揭开“上宫厩户”四字之谜的关键。随后又查到了日本的私年号表，但可惜“始兴”和“定居”两个年号不在已知的私年号表中。第二次是在国图日本出版物文库的开架书库，稍有目的地找与圣德太子相关的日文书籍。偶然翻到了载有藤枝晃先生大作的《原典日本佛教の思想·圣德太子》，才知道有关“三经义疏”是否出自圣德太子亲笔所写，原来也是大有争议。这两次在图书馆的“乱翻书”，使我在原本没有日本史和日本私年号背景知识情况下，居然就找到了蛛丝马迹，能够指出这件写经不是普通的“日本旧写经”，而很可能是与大名鼎鼎的圣德太子直接相关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回想当年，可以对自己未知的学术问题，抱持一种极度好奇的心态、穷追不舍的兴味，甚至可以废寝忘食，海阔天空地去查资料、找线索。估计如果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可能就无法像当年那样不计成本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因而很怀念当年做学生时的那种心无旁骛、不断因获得新知而带来快乐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小书也是对我自己当年读书求知经历的一种纪念。

2019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