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上宫厩户写《维摩诘经》补说

一、引 言

1995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的《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全二册）出版。我曾经写书评对其中重要的卷子和一些需要补充的研究信息做了说明。书评中对编号为J.4的“《维摩诘经》卷下”写卷费了较多的笔墨。

此书的编者在书后《叙录》中对此卷作了如下描述：

北大附J4 维摩诘经卷下

后秦鸠摩罗什译 日本旧藏写经

白麻纸，共6纸。高26.9cm，广239cm，纸幅47.4 cm。卷心高20cm，天头3.6cm，地脚3.3cm。

凡127行，每纸28行，行17字。乌丝栏，楷书，墨色深匀。

卷首题：“法供养品第十三”，尾空一行题：“维摩诘经卷下”。后空一行为小字双行密书，计16行，行31至38字。卷末题记为：“经藏法兴寺”，“定居元年岁在辛未上宫厩户写。”

文内标题还有“嘱累品第十四”（第四纸）。

尾有“净土寺藏经印”黑文长方印。纸背骑缝处均有“张勋伯珍藏”朱文椭圆形印。

参见《大正藏》第十四卷经集部475号，556页上至557页中。

此件尾题“维摩诘经卷下”的后一行下部，钤有“净土寺藏经”印；再下一行，即“小字双行密书”的16行，是僧肇的《维摩诘经序》。此段序文之后，空一行，后有题记：“始兴中，慧师聪信奉震旦善本，观勤深就，笃敬三宝。”再空一行，为“经藏法兴寺  定居元年岁在辛未，上宫厩户写。”

我在前揭书评中对此卷的粗浅看法可以归结如下：（1）题记中的“上宫厩户”即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圣德太子；（2）“慧师聪”即圣德太子的百济老师僧慧聪；（3）“法兴寺”即后来的飞鸟寺；（4）“岁在辛未”，可比定为日本推古天皇十九年、隋炀帝大业七年，即公元611年；（5）此件写经有可能是圣德太子亲笔书写，较之日本国内现存的所谓圣德太子写“三经义疏”更为珍贵；（6）“净土寺藏经”印为敦煌净土寺之印，表明此件曾经流入敦煌；（7）卷背的“张勋伯珍藏”也表明此件很可能出自敦煌藏经洞；（8）“始兴”和“定居”两年号尚需留待高明。

上宫厩户写维摩诘经

1998年11月，我借参加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向当时在北大留学的本间宽之先生讨教了此件题记的一些情况。我还将此消息告诉韩昇先生。他听后对此很感兴趣，并告诉我说“始兴”和“定居”很可能是日本的私年号。我寻此提示也终于查到“定居元年”正是见于日本史书记载的私年号，且与我推测的“岁在辛未”为611年正相吻合(1)。此后，我们还通过几次信讨论此件。韩昇先生表示他越来越怀疑此件的真实性，并叮嘱我一定要核查原卷。但我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能检核原件。

2000年6月，荣新江先生在首都师大举行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提及张广建（即张勋伯）的藏品来自廷栋，是王道士早在斯坦因到来之前就已从藏经洞中取出部分精品，特意奉献给自己的老上司廷栋，以后又被人从廷栋处夺去，献给了张广建(2)。我当时觉得这对于理解北大藏上宫厩户写经的流传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上宫厩户写经是否在斯坦因到来之前，就被王道士从藏经洞中取出送人了？由此重新激发了我对探索此卷的兴趣。

2000年7月，韩昇先生在香港举行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文章，论及隋唐时期东亚的“佛教外交”，对此件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无论从文书本身，或者从日本的国情分析，都难以支持此件文书出自圣德太子手笔的判断。相反，认为此文书出自后人手笔的可能性要大的多”。同时他也指出：“此件文书的制作者对圣德太子的历史事迹相当熟悉，且能正确使用寺院的私年号，最大可能为与日本古寺有深厚关系者，或为僧人，或为寺院写经生，但不会是中国人。”8月，在敦煌召开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曁敦煌学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韩昇先生也作了相同的发言。作为深谙隋唐史和日本史的专家，他的意见特别值得重视(3)。

也是在敦煌会议期间，我就此问题请教过六七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他们或是对此件表示出极大的怀疑，或是称尚未注意此件，我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我的意见。他们对此问题的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我现在也已经不再完全坚持最初的看法了。2000年11月，我在荣新江先生和北大图书馆张玉范女士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此卷的原件。在原物面前，我最初的一些推测已被事实所推翻。本文一是将我目睹原卷的一些情况加以介绍，二是补充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至于此件真伪的定论，还是要留待高明。

二、关于“净土寺藏经”印

此卷尾钤的“净土寺藏经”印，是我判断其曾入藏敦煌藏经洞的一个主要证据。但实际上，这个印章很难说就是敦煌的净土寺藏经印。首先，原卷上的“净土寺藏经”印章是朱印，而不是《叙录》所说的“黑文长方印”，而“黑文长方印”才是敦煌净土寺藏经印的普遍形制。其次，北大此件上“净土寺藏经”印的尺寸也与真正的敦煌遗书上所钤净土寺印不符。

在核查北大此件之前，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李际宁先生和黄霞女士的帮助下，亲眼看过4件入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钤有“净土寺藏经”印的敦煌写经。即新0321《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新0331《根本萨波多部律摄》卷第十二、新0341《诸星母陀罗尼经一卷》和国家图书馆近年从拍卖会上买进的一件《佛说无常经》。在这四件确定无疑的敦煌写经上面，所钤的“净土寺藏经”印都是墨色的。我还逐一测量了这几件“净土寺藏经”印的大小尺寸，结果都是外廓6.5×1.8厘米，内廓6.1×1.4厘米。不仅国图这几件印章的尺寸一样，墨色一致，且与英藏、法藏品中的“净土寺藏经”印也能够基本吻合(4)。故可认为敦煌写经中“净土寺藏经”印的普遍形制为：外廓6.5×1.8厘米，内廓6.1×1.4厘米，且都是墨色。而北大此件的印章是朱印，其外廓只有5.5×1.5厘米，内廓只有5.2×1.3厘米。印色与大小都与敦煌“净土寺藏经”不符，故很难说此“净土寺藏经”印就是敦煌净土寺的藏经印。虽然从理论上讲，即便目前所见的敦煌“净土寺藏经”都是墨印，也未必就能绝对排除此朱印为敦煌印的可能性，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那么，此“净土寺藏经”印会不会是日本寺院的印章？早在1909年11月，日本学界刚刚得知敦煌遗书的消息后不久，内藤湖南氏就曾指出敦煌本《老子化胡经》卷十（P.2004）尾部所钤的“净土寺藏经”印形制与日本古寺藏经印相似，这是日本古代寺院模仿中国的一个方面(5)。并且，位于日本广岛县尾道市的净土寺，就是在圣德太子时期修建起来的，寺内还藏有作于14世纪的“南无佛御影”，传说是仿照上宫厩户两岁（或说三岁）时东向合掌口称“南无佛”的姿态而雕刻的木像。所以日本的这个净土寺，从一开始就与圣德太子有密切的关系，寺中收藏有上宫厩户写经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据我所知，日本目前似乎尚未发现钤有此净土寺印的古写经，故无从直接对照。而现存日本古寺院的藏经印几乎少有称“某某寺藏经”的，如念佛寺藏经印为“一切经南都善光院”，劝修寺为“劝修寺大经藏”，法隆寺为“法隆寺一切经”，石山寺为“石山寺一切经”，北林院为“北林院经藏”等等(6)。可见现知日本古寺的藏经印，一般称为“某某寺一切经”或“某某寺经藏”。称作“某某寺藏经”就要算特例了，而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此印章究竟是否出自哪个日本的净土寺，还不能肯定。我最初判断此件出自敦煌净土寺的一个理由，就是从印章的形制和字体来看，北大此件与确定无疑的敦煌净土寺印极为相似。此印不与日本古寺用印的习惯相合，反而与敦煌净土寺用印极为相近，这是非常可疑的。是否天壤间恰恰有与敦煌净土寺用印极为相近、而只在印色和大小上有所不同的另一“净土寺藏经”印？还是有人刻意摹仿敦煌“净土寺藏经”印伪造而成？

钤有李盛铎印章的敦煌写卷中存在伪写本，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造假者仿制李盛铎的印章，盖在那些真真假假的敦煌写卷上，以此标明自己的卷子是货真价实的敦煌写经。如我在前揭书评中认为同书所载的D.117《天尊说济苦经》就有这样的嫌疑。如果此“净土寺藏经”印为伪造的话，其目的也该如此，只不过我们目前还未见到类似的事例。钤有“净土寺藏经”印的敦煌写经也是较早流散和刊布出来，十分便利于造价者模仿伪造的。如前述内藤湖南氏所见、由罗振玉等人最早刊布的第一批敦煌写经中，就有P.2004《老子化胡经》卷十，卷尾钤有净土寺印(7)，还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的“散701”和“散905”两件也是有“净土寺藏经”印的(8)。但后两件都尚未刊布。相对而言，造假者根据P.2004的影印本造伪的可能性最大(9)。印章的形制和字体可以摹仿，但从影印本根本无法看出印色和实际的尺寸。所以造假者只能从字体和印章大致轮廓上，摹仿较早刊布的敦煌净土寺印，而无从确知真正敦煌净土寺藏经印的尺寸和印色。

究竟是敦煌净土寺除了常见的墨印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朱印？或是日本的净土寺恰好有个与敦煌相似的藏经印？还是有人仿照敦煌净土寺印有意作伪？现在我还无法轻下断语。

三、关于写卷的文本

历史上《维摩诘经》凡七译，四佚三存。所存三本即：吴支谦译两卷本，后秦鸠摩罗什译三卷本和唐玄奘译六卷本。敦煌遗书中这三个本子都有。北大此件是上、中、下三卷的罗什译本之下卷。罗什译本下卷，从第十品《香积佛品》至第十四品《嘱累品》为止。而此件仅存《法供养品》第十三和《嘱累品》第十四。现据北大此件与敦煌S.1258《维摩诘经》卷下和《大正藏》14卷所收的罗什译《维摩诘经》卷下三本文字略作对照，简列异同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大此件与《大正藏》或宋元明三本相对照，文字上差异比较明显。北大此件有三处明显的脱文，即（11）（14）和（16）。这种情况不像是抄经者有意为之，或是粗心漏抄，或是所据底本如此。在除此之外的17条异文中，与敦煌写本相同的有11条，相异的有5条，原缺无从对照的1条。据此可以认为：此卷的经文不是后人根据较晚的本子刻意伪造的，而是可以信赖的较早的抄本。

“净土寺藏经”印之后的双行小字，抄录的是僧肇的《维摩诘经序》，这种在全经末尾抄写经序的体例是很特别的。但考虑到传为圣德太子所作的《维摩诘经义疏》，就是主要参考了僧肇《注维摩诘经》而作的，则在正文之后抄写僧肇序，又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了。此序见于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维摩诘经序第十二》(10)。此外《大正藏》卷38所收僧肇《注维摩诘经》十卷，其“卷第一并序” 在卷首也有僧肇序。敦煌遗书中S.1347、S.2496和P.2149等都是对僧肇序的解释，且都不完全。现将北大此件与这几处的僧肇序文字异同简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