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师说

不可思议的“通识”——启功先生的古典文献学研究

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招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都属于中国古典文献学这个学科方向，同时他也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启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但如果看他与现代学科体系的关系，无疑与古典文献学的联系最为紧密。

启先生讲文献学，有很独特的方式。他不太同意将自己讲授的内容称为文献学，认为这提得太高太大，而自己所讲不过是古代文化的一些常识，不如叫“文史典籍整理”更恰当。他借用北京谚语“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把自己所讲的内容，称为“猪跑学”。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他第一次为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生讲授“猪跑学”，当时他的讲课目录是这样的：一、目录、版本、校勘；二、文体；三、音韵；四、文字；五、诗文声律、对偶；六、文与史的关系；七、官制；八、行文；九、学和派；十、典故；十一、对联、联语；十二、考古⁽¹⁾。这个讲课提纲，多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1998年上半年，我正在先生门下受业，与几位同门一起听先生在家中授课。先生当时讲授的内容仍然围绕着上述题目。

和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  摄于1999年

目前高校古典文献学的课程设置，一般是以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科目为核心，在此基础上涉及辑佚、辨伪、注释等古籍整理的基本内容。启先生的“猪跑学”与这种授课结构相比，更加关注三方面内容：第一，古汉语基本语言现象；第二，官制；第三，学术源流。古汉语基本语言现象，包括文体、行文、诗文声律、对偶、对联、联语、典故等，这在“猪跑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目前流行的学科设置中，这些内容无论是古典文献学，还是古代文学，都很少涉及，在日趋专门精深的音韵学研究中，也较少关注，但这却是阅读古书的重要基础，先生特别予以关注，是深具会心的做法。对于官制的重视，也见出先生对古籍和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读懂古书，需要对历代制度多有了解，但制度庞杂繁多，而官制则是最基本和切要的。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生活，和官僚体制息息相关，不了解官制，读书便寸步难行。邓广铭先生提出治史四把钥匙，职官便居其一。启先生对官制的重视，亦是抓住了阅读和整理古籍的关键所在。“猪跑学”还特别重视中国古代的学术源流。学术史和思想史、哲学史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它与文献的整理、注释、传承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理解文献学史的重要背景。章学诚认为，目录学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启先生不太同意提得这样高，不必摆这样大的架子，因为目录学毕竟只是提供治学之门径，而不能等同于专门的学术研究。但他还是强调，对学术史的了解，是从事古籍整理的重要基础。在现在的学科设置中，学术史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文史哲各个学科虽然都承认学术史的重要，但其课程体系里并没有学术史的位置，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就往往缺少系统的讲授。在我听先生授课时，先生对学术史的内容，讲解得尤为详细，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有不少经过整理，记录在《启功讲学录》中。先生对学术史的特别关注，对于我们思考古文献学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很有启发意义。

由此可见，启先生虽然说自己讲授的不过是一些常识，但这绝不是泛泛的常识，而是对于阅读古籍、整理古籍最为必要的知识。先生自己说，这门课应该叫“文史典籍整理”。这些内容的挑选、抉择，包含了先生对古籍整理的深入理解。先生反复强调，从事古籍整理的人，要有尽可能丰富的知识和修养，但面对广博无涯的知识，为学者要有次第，教学者要示人以津梁，否则只能泛滥无归，事倍而功半。先生“猪跑学”正包含了他对这个次第与津梁的思考。

启先生讲“猪跑学”，非常强调实践。他在讲各种字体时，曾在课堂上发给学生草书作品来识读，帮助学生提高读草书的能力。他留的作业，要求学生用文言文来完成，比如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复述讲课内容。这对学生掌握文体、行文都有很大帮助。先生认为，自己会写才能加深对古人的理解，古人行文中有许多隐微的、旁敲侧击的地方，自己有写作经验，就更容易体会。

启先生讲课透辟、活泼，略显枯燥的文献学知识，经他的讲解，便生动醒豁，而他对古文献教学的独特想法和做法，都是和古文献学的精深造诣分不开的。作为一代学术大家，启先生的学术成就宽博无涯涘，人们不会把他局限为一位文献学家，启先生自己也谦逊地将自己讲的课称为“猪跑学”，不愿意提得太高太大，但他在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文献学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和认识。

20世纪70年代，启先生参与了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程，具体参与《清史稿》的点校。和启先生一起负责点校《清史稿》的还有刘大年、罗尔纲、孙毓棠、王钟翰诸先生，其中刘、罗、孙三位先生因事因病提前退出，只有启先生和王钟翰先生坚持到最后。在此之前，马宗霍等人对《清史稿》做过初步的整理，但遗留了很多问题，最大难点有两个：第一，清人入关前，即清朝建立初期——努尔哈赤时代，很多典章制度都不系统明确，很多记载也比较简略凌乱，整理起来很困难；二是清史中的很多称谓，如人名、地名、官职名，和历朝历代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人名，本来就颇为复杂，再加之乾隆乱改，很多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难以定夺⁽²⁾。启先生因为对满人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都很熟悉，所以对上述疑难可以准确地排纷解惑，使点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点校后的《清史稿》，成为目前最准确和通行的本子。

启先生对《红楼梦》的注释和研究，也令人瞩目。1952年，作家出版社邀请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先生对《红楼梦》的程乙本进行校注整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作家出版社的《红楼梦》重新加以整理，新版印行，邀请启功先生独立对《红楼梦》做注释。根据此书的《出版说明》可知，启先生的新注，相对于作家出版社的旧注而言，注释的数量明显增加，原有的注释，也大都经过纠正、补充、修改、删汰和重新编排。启先生注释的最大价值，“在于以其丰富的文化知识，尤其是对于满族生活的熟悉和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他人所不能或很难提供的说明”⁽³⁾。问世以来，启先生的注释沾溉了无数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必将传之久远，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留给后人的不朽的学术成果。

谈到启先生的文献学研究，就不能不谈他在书画鉴定与书画文献整理方面的巨大贡献。启先生一生鉴定过大量书画文物。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便担任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负责为故宫征集收购文物。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留任此职。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先后组织了两次全国性的书画巡回鉴定小组，对全国的书画文物进行了鉴定。启先生是国家文物管理局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成员之一，1986年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全面参与了书画文物的鉴定工作。在全国书画鉴定小组工作的基础上，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启先生对此有突出的贡献。经他亲自鉴定的书画文物以十万计，可谓前无古人；其中对《平复帖》的释文，对《急就章》《千字文》《兰亭帖》《自叙帖》的考证，对南北宗的研究，对董其昌代笔人的考辨等，在书画鉴定史上，都具有卓越的贡献。他对柳公权《蒙诏帖》、黄庭坚《千字文》以及所谓孙过庭《景福殿赋》的考订鉴别，皆见解超卓。而类似这样的考辨见解，在先生的研究中不胜枚举。

启先生在书画鉴定上的精见睿识，是和他深厚的文献学修养分不开的。书画鉴定既需要鉴定者有深厚的艺术素养以体认各家笔墨与时代的书风、画风，同时也要有文献、文化的多方面修养，以探幽入微，澄清疑难。启先生是书法、绘画大师，加之由于特殊的时代机缘，他有机会亲见大量的书画作品原迹，因此对笔墨特点以及书风、画风的体认，自然目光犀利，经验丰富。杨新先生曾经回忆说，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石涛《悬崖墨竹图》，启先生一看，就说：“这是横着画出来的。”果然，把条幅横过来欣赏，便笔笔顺畅，作伪者在技巧水平上达不到，就采用横着画、竖着题款的方式来作伪⁽⁴⁾。

启先生目光之犀利令人叹服，但他更注重从文献考证入手，结合书画本身的内容，以及历史上的相关记载进行考辨。他对于书法的认识是很辨证的，一方面指出，书法是文辞以至诗文的“载体”，对于有人试图将书法“从文辞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他感到“百思不得其法”。他举例说：“纸上写的‘佛’字，贴在墙上，就有人向它膜拜，所拜并非写的笔法墨法，而是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书法作为载体，也不是毫无条件的，文辞的内容与书风，也不是毫无关联的。不同的文辞内容，会影响书写者的情绪，进而影响书法的风格”⁽⁵⁾。所以，对任何一幅书法作品的把握，都要兼顾书写形式与书写内容两个方面。启先生的书画鉴定，正是艺术素养和考证功力的完美结合。例如，他对旧题唐张旭草书四帖的真实年代，做过很令人信服的考证。这件狂草书古诗卷，宋人题为谢灵运书，载入《宣和画谱》，明代董其昌改题为唐张旭书，清代收入乾隆内府。启先生从书风判断它应为宋人所书，而更令人信服的，则是指出帖文所书古诗中“北阙临丹水”一句，庾信原诗为“北阙临玄水”，改“玄”为“丹”，为有意避改“玄”字，启先生又根据宋人李攸《宋朝事实》指出“玄”字为赵宋始祖“赵玄朗”名讳之一，而宋真宗追定其祖名为“玄朗”，且下令避讳是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故而此帖当写于此年之后。对《平复帖》的释读和研究也有类似特色。《平复帖》虽然首尾完整，未经割截，但用字、用笔都非常古奥难辨，启先生详细研读了相关文献，不但释出全文，而且把残损的五个字补出了三个，还对帖中出现的三个人名作了考证。

《启功丛稿》书影

启先生的文献整理与文献考证，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首先，他对文献证据的搜求，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广度。陈垣先生提倡文献考证要“竭泽而渔”，启先生深入发展了这个传统。他不仅对传世典籍有广泛的了解与掌握，而且充分发掘了碑帖书画的文献价值。开拓文献领域，一直是提高文献考证水平的重要途径，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提倡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结合起来，而书画碑帖文献，虽然一直为文献学家所重视，但真正将其文献学价值充分发挥的并不多。启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在写于1961年的《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一文中，他将古代碑帖资料分为三类：一、文学家所书自己的文学作品；二、书家所书他人的文学作品；三、有关作家和作品的考证资料。他认为这些资料，可以发挥四方面的作用：一、作品的校勘；二、集外作品的补编；三、作家、作品的史实考证；四、创作技巧的研究⁽⁶⁾。这些意见都来自丰富的实践经验。启先生利用书画碑帖文献，不仅与传世文献相互参证，而且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难以呈现的问题，例如他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所藏《楝亭图咏》上的题咏，探测出许多有关曹寅家世、生活和当时曹家政治地位及社会地位的信息。他指出，曹家作为内务府人，是皇帝的亲信，在社会上属于“暴发户”一类，在他收藏的《楝亭图》上，题咏者既有当朝的名公巨卿如徐乾学，也有操行不可谓不坚定的明代遗民如恽寿平、陈恭尹、杜濬、余怀等人。“恽寿平尽管画得非常潦草，不题上款，从画上几乎听到他说‘爱要不要！’但究竟还得写上‘楝亭图’三个字。”“这些可以见到曹寅的势力，如果深一步推测，这些书画的背后，也即透露着曹寅拉拢这般人的痕迹。”启先生进而指出，题咏者中，最可笑的是王士禛，他本人的字并不坏，但在此画上的题咏是出之以代笔，而且他还在自己流行的著作中揭明这一点，由此可见，王并不愿意应酬曹寅这样的人，但同时他又指出，与王同时的尤侗曾在诗序中记载，曹寅是王的座上宾，可见王与曹一方面私室燕欢，一方面在赋诗题字上，又要煞费苦心地保持“距离”，这个矛盾的人格，正是透过画上的题咏透露出来。如此通过书画碑帖，发历史之隐微，令人叹为观止。

启先生对文献的掌握既如此广博，而他对文献的理解也十分精深。我们在听启先生讲课时，觉得他的讲解是如此透彻，许多人所共知的材料和现象，经先生讲过，便更清晰，仿佛一下子就能刻进脑海。读先生的著作，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会。这主要是因为启先生在许多领域有开创性的、功力深湛的研究，这使他能对文献看得深、讲得透。启先生关注汉语基本现象，他对诗文声律等重要的汉语现象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其《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在文字学方面，他深入探索了汉字字体的演变规律，其《古代字体论稿》对汉字学和汉字史的研究有重大贡献；在书法史、绘画史、书法理论的研究上，他也有巨大的开拓，他所提倡的碑帖并举，“结体为上”的书法理论体系对书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⁷⁾。其《论书绝句百首》《论书札记》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创获。在中国学术史、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启先生也多有创见。对于中国古代诗文，先生的见解十分发人深省，例如，他在比较李白和杜甫之差异时，认为“李白是‘继往’，是‘往’的总结。……（李白）还没有完全脱离事和物的特点。六朝多玄言诗，也还是由具体的事物（景、人、事）才归入到玄言”。“杜甫的诗歌创作的路子虽然是旧的，但他所走的和李白并不是一条路。以诗人的感情、思想为主，事物均为我用，其咏事咏物均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材料”。“在风格上，李白是继承的多，杜甫则是开创的多。在思想上、政治上，李白是通过古体曲折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憎、批判，而杜甫却是直抒胸臆。但在理想的表现方面，李白却是直率的、公开的，杜甫却是曲折的”⁽⁸⁾。这个意见，对李杜艺术肌理的差异，分析得鞭辟入里，绝无陈腐肤泛之语。类似这样见解，在启先生关于古代诗文的研究中在在可见。启先生在注释《红楼梦》的同时，对“红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其《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序》，细致分析了《红楼梦》令人扑朔迷离的虚构手法，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对《红楼梦》如何进行注释的原则。虽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但这两篇论文，足以奠定他在“红学”研究上的重要地位。此外，他对八股文、子弟书的研究，也极具开创性。正是这些专精深湛的研究，使启先生能充分发掘文献的内涵，触类旁通，形成开阔的文献考证格局。

在进行文献考证时，启先生是很勇于裁断的，例如对苏轼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共结来生未了因”之语，他怀疑其中“世世”当作“此世”，后检核常熟翁氏所藏宋本《施注苏诗》，果然作“此世”。另外，他怀疑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之“此诗”，当作“此语”，但传世诸本，皆无作“语”者。启先生仍然坚信自己的意见，他说：“东坡此诗，又安知他日不遇善本如嘉靖闵刻《后汉书》者乎？即使天壤众本，皆刻‘诗’字，亦难释其可疑之理焉。”⁽⁹⁾启先生的意见，正是陈垣先生所总结的“理校”一法，这样的校勘之法，清代如戴震、王念孙父子等识见精深的朴学家，经常加以运用，排疑解惑，多所创获。启先生对这一校勘之法的运用，正体现出他勇于裁断和精于裁断的特点。启先生在学术上决不盲从，他常说自己的研究是“捅马蜂窝”。他在文献考证上所留下的无数精辟的见解，正来自这种敢于怀疑、独立思考和精神和犀利的裁断之力。

当然，在勇于裁断的同时，启先生也充分遵循了多闻阙疑的科学态度。例如，他指出，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无论是书画本身，还是鉴定者自身，情况都是很复杂的，因此“真伪”二字，“很难概括书画的一切问题”。他说：“我听到刘盼遂先生谈过，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时，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为答：一是‘弗晓得’，一是‘弗得确’，一是‘不见得’。……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¹⁰⁾

从文献学史的经验来看，文献考证要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一方面要有无征不信、多闻阙疑的态度，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文献学者本人对于历史文化所具有的“通识”。所谓“通识”是针对研究对象基本问题、基本现象的通贯性理解，这是在文献考证中，对于不同文献证据之内在联系能做出深入发掘和认识的基础。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所以能对史事有深入的考证，一方面在于他可以全面地掌握文献证据，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对该史事所处的历史背景有深切的把握，具有历史的“通识”。单纯强调材料证据，缺少深厚的“通识”作为支撑，材料和证据之间的深层联系就难以被发现。启先生的通识，来自对众多学术领域的融通，比起只专精某一领域的专家之识，往往更加通达平正。我们读启先生的考证，常觉得他的分析入情入理，复杂的纠葛，能够怡然理顺；他面对人所共见的文献材料，总是表现出敏锐的感知力和触类旁通、活泼不居的联想力；所下的判断，其精彩透辟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难以名状，甚至要将其神秘化。这就是启先生之“通识”的过人之处，但应该说，这固然包含着天分、才情，但更主要的是在广博的阅历、长期的沉潜以及精深的思考中所形成。

无论从天才还是学力来讲，启先生的“通识”都难以企及，但如果从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工作者，都能够在知之广与思之深的基础上，尽可能培养一种“通识”，那么，对文献的整理与分析无疑会深有裨益。这是启先生的古典文献学研究最值得深入体会的重要启示。

本文原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8年第12期

(1)郭英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4页。

(3)于天池《润物细无声：谈启功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4)故宫博物院编、杨新主编《中国历代书画鉴别文集·序》，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

(5)启功《谈诗书画的关系》，见所著《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

(6)启功著《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

(7)叶鹏飞《论启功先生的书学和书法》，启功中国书法研究中心编《第三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8)启功口述，赵仁珪、万光治、张廷银编《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9)启功著《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3页。

(10)启功著《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3页，第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