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学沛然出乎醇正——吴小如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

吴小如先生的学问，绝非古典文学一个学科所可范围。有人称他是“文武昆乱不挡”的全才，的确，在文学研究之外，其京剧研究与书法艺术，也俱臻一流。近些年，他有感于社会文化之滑坡，做力却陈俗的呼吁，其声音更越出一己的书斋，进入公共文化领域；然而究其学术的重心，还是在古典文学方面。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授古典文学逾四十年；作为学者，已出版近二十种著述，主要是关于古代诗文与戏曲小说之研究。

在古典文学领域，吴先生的研究也以其通达广博，给人难以名状的感觉。讲文学史，他可以从《诗经》讲到梁启超；研究诗文，从先秦贯通于明清与近代；对戏曲小说也有深入的发掘。在学术日趋专门化的今天，这样的治学格局已经越来越成为空谷足音。博涉与专精，本为矛盾，但吴先生的研究，多自出手眼，精义纷披。学问上宫室既富，就往往难以识其门径。吴先生没有一得之见，绝不落笔，宁可被人讥为“杂家”，也不愿堆砌芜辞以追求表面化的体系和完整，许多成果都出之以札记的形式，因此，其内在学术理路的认识，亦非浅尝所可得。

吴先生的学术，养根俟实于二十世纪，在这一世纪里，古典文学旧学新知，群星璀璨，一大批学术大师，以其深厚的学养，开拓出风光各异的研究道路。论学养之广博深厚，吴先生取法前辈大师而得其仿佛，至于其学术道路，则颇具独特的个性。具体来讲，他继承乾嘉考据学而益之以通贯古今的眼光，为中国传统的诗文批评之学打开新的格局。其研究在充分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融会新知，取精用宏，浩乎沛然而皆出于醇正。在经历了古典文学研究新声旧曲的喧哗之后，体会吴先生为学的独特境界，会有许多新的启发。

一、通古今之变的考据学

吴先生被学生陈丹晨教授称为“乾嘉学术最后的守望者”。在诗文考证、字义训诂方面，他有大量为学界瞩目的成果，其《读书丛札》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辈学者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周一良诸先生，都给此书以高度评价。美国夏志清教授，曾经认为这本书，凡教中文的老师，当人手一册。

但是，吴先生对考据学的态度，前后有过很大变化。在四十年代为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所作的书评中，他认为“自有清乾嘉以来，帝王们存心遏塞学者的思想，文字狱的把戏屡次在社会上公演，弄得知识分子一个个噤若寒蝉，只想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于是朴学的风气便盛极一时……直至清末，余风犹烈，凡文人欲求有所建树，也大抵先从考据下手，终亦必据考据名家，真有舍此非学问之概。至于义理辞章，都可撇开不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弊端吧”⁽¹⁾。

吴先生早年对考据学如此苛评，并非偶然。提到自己的学术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受教最深的老师有三位：吴玉如先生、俞平伯先生、朱经畬先生。吴玉如先生是吴先生的父亲，为一代书家，学殖深厚。吴先生幼承庭训，于传统诗文打下坚实的基础；俞平伯先生绛帐恩深四十年，全面影响了吴先生的学术道路。朱经畬先生是吴先生的中学老师，他以学术新知，最先给吴先生以启迪。在其他先生讲《诗经》而必遵毛传郑笺的时候，朱先生让还是中学生的吴先生第一次知道了五四以后的新学术，知道了胡适、顾颉刚，知道了从清代姚际恒、方玉润以来，对《诗经》的新阐释，知道了古史辨派的观点，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青年的吴先生深刻地感染了五四的学术精神。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从五四以来新《诗经》学的方向，对《诗经》的重要问题做了新发掘。吴先生在朱先生去世后，为此书撰写书评寄托哀思，其点评朱先生学术之精要切中肯綮，今天读来仍极具启发意义。对学术新风尚的感染，还体现在吴先生对待现代文学的态度。二十世纪上半叶，治旧学的学者，常鄙薄新文学，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对同为联大教授沈从文的偏见，即足以见出新旧间的畛域。吴先生在四十年代，对当时的新文学涉猎甚广，撰写过许多书评、评论，其中对穆旦、沈从文、张爱玲、萧乾、李健吾等人的评论，至今仍受到治现代文学者的关注。穆旦之《诗八首》，今天已为各类新诗选本所必选，吴先生是最早阐扬其诗学价值的学者之一。

五四以来的新学术，如古史辨派，其实与乾嘉之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加区别地斥乾嘉为旧学而一概抹倒，不过是对五四学术之真精神未能探本的皮相之论。吴先生在四十年代对考据学的态度，当然包含了很明显的局限，不过它更多地反映了一个刚刚踏上学术之路的青年，积极感染学术新风的热情。

真正使吴先生意识到考据之重要的，是五十年代执北大教席时编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吴先生承担了前者的全部以及后者近八成的篇目注释。他沉潜故训，研安字义，倾注了全部的精力。这两部书出版后因选材精当，注释详明可信而广受赞誉，而吴先生自己对考据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注释过程中，他对乾嘉时期戴、段、钱、王等人的代表著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考据从此被他视为学术不可或缺的基础。从五十年代出版《读人所常见书日札》，到八十年代出版《读书丛札》，他在考据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吴先生的考据，主要是关于诗文字义的考证，深得乾嘉之学的精髓。这主要体现在注重通假和讲求故训。清代考据学之成就与古音学的发展息息相关，顾炎武“六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即成为乾嘉之学的核心精神。以古音为基础，注重通假之分析，即可以不为字形变化所左右，探究古书之真相。吴先生对此有直接的继承，他说：“古今语言之通转，词义之通假，皆以字音为主，音同则义通，固不必泥于字形之异也。”⁽²⁾例如，《诗经·周南·静女》“静女其姝”，“静”，《毛传》训为“贞静”，朱熹《诗集传》训“闲雅”，历代说诗者都固执贞静闲雅之训，五四以来亦无新的发明。吴先生则引《说文》《方言》《广雅》《国语》韦昭注等，以“静”训“好”，静女即美丽女子，并指出汉魏以来，训“好”之“静”，多用“靓”字。《集韵》“静”韵：“靓，女容徐靓。”“静”“靓”为通假⁽³⁾。乾嘉学者每博极群书，广引诂训以为佐证，吴先生之考据亦讲求故训之广博，例如《诗经·周南·芣苢》“薄言掇之”的“掇”，《毛传》：“掇，拾也。”而他引宋杨简《慈湖诗传》，以“掇”训“掐”，并指出“拾”从“合”得声，而“洽、恰字亦皆从合得声，与掐音近，故疑‘拾’即古‘掐’字”。林庚先生翻译《诗经》即取此说而译为“捡大的掐”⁽⁴⁾。又如《左传》宣公二年灵辄对赵盾语中“宦三年矣”的“宦”，吴著发现杜注以讹传讹，并引阮元《诂经精舍文集》卷六所载金廷栋《鲁诗三岁宦女解》中的意见，以“宦”为“为人臣隶”的意思⁽⁵⁾。这些意见，都体现出吴著对故训考察之广。乾嘉考据广求故训这一优秀的传统，在今天也许会随着诸如《故训汇纂》之类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和电子数据库的建设而变得相对容易，但在吴先生写作的时代，坚持这一传统，意味着艰苦的考察和一丝不苟的搜检。即使在检索变得相对容易的今天，这种竭泽而渔的态度和谨严的精神，仍然有很深的启发意义。

如前所述，吴先生是在积极吸收五四以后新学术风尚的基础上，随学术的成熟而深刻认识考据学之意义，因此他对于考据，并未完全因袭乾嘉之旧路。乾嘉学术因崇古而泥古的弊端，在吴先生的考证中，被通古今之变的眼光所回避。他曾说：“清儒对章句训诂之学有所发明和发现，固然是对我国古代学术的一部分贡献，但工作做得并不算彻底。有的墨守古人旧说，有的则缺乏触类引申、旁通隅反的精神，往往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即使一字一词之微，也往往沿袭因循，不能跳出古人窠臼。”⁽⁶⁾当然，乾嘉学术本身有复杂的脉络理路，对待故训旧说，吴派和皖派即有不同的表现。吴先生十分尊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正》等著作的考据成就，而他的考证，则鲜明地呈现出不迷信旧说的特点，例如，《论语》所谓“文献”之“献”，汉儒训为“贤”，吴先生则认为此说于文义未能恰当，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能活到几百岁以上。“献”当为“鬳”之通假，“文”泛指文字记载，“鬳”泛指前代器物。有了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古礼始可取征。因此，“文献”之初义与今天所谓“文物”接近⁽⁷⁾。对于通古今之变，吴先生尤为着力。他注意古今语音的关系，关注为清儒所忽视的方言资料，其《读杨树达〈长沙方言考〉、〈长沙方言续考〉札记》，就深入发掘了方言所保留的古音。又如对《史记·滑稽列传》之“滑稽”，他认为当训为“圆转滑利。具体言之，则指言辞辩捷，出口成章而不穷竭”，并无俳谐可笑之义。他举例说，自己1964年秋至1965年夏到湖北江陵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发现天门、江陵、沙市、公安诸地方言，皆以“滑稽”为狡狯、圆滑、能言善辩之义，而无用为俳谐可笑之义者⁽⁸⁾。

对于魏、晋、唐、宋人的意见，清儒往往执汉儒旧说而加以非议。吴先生则认为，唐宋训诂多有通情入理之处，一律排斥，显然是门户之见在作祟。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年之“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杜预注云：“言国之用民，当随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随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饱过盈之心。”此说把“形”作本义解，宋人以下都认为“迂回难通”。而吴先生认为孔颖达《左传正义》之疏解甚为畅达：“若用民力，当随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依此形模而用民之力，而无有醉饱盈溢之心也。”而苏轼在《志林》中的解释也明顺可喜。清代考据学大师王引之和俞樾的注解，则对字义展转考求，实不免穿凿⁽⁹⁾。故吴先生每为考据，必博观而约取，求通达而忌穿凿。

通古今之变的眼光，使吴先生为乾嘉考据学的古老传统，增添了开阔的视野和通达的方法论，这无疑得益于五四以来新学术的影响。他曾说：“我相信辩证法这个足以攻克学术堡垒的武器乃是与人类俱生并且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不可须臾离开的一把钥匙。”⁽¹⁰⁾其通达的考据格局，无疑可以看到辩证法的影响，由此所取得的考据学成果，许多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得到广泛的接受，代表了二十世纪诗文字义考证所达到的高度。

二、批评之学的新境界

虽然在考据学上用力甚勤而成就斐然，但吴先生是将考据看作文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其研究涉及古典文学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层面。在诗文方面，他的《古典诗文述略》《古典诗词札丛》《古文精读举隅》《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莎斋笔记》是集中代表，内容由先秦通贯于近代；在古典小说方面，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讲话》《中国古典小说漫稿》《小说论稿合集》（合著）等著作，其《关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关于曹雪芹生卒年问题的札记》《闹红一舸录》三篇文章，是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戏曲方面，其《吴小如戏曲文录》《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随笔集》《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等著作对京剧研究的重要贡献，已经不是古典文学研究这个题目所能范围，值得做专门讨论。

吴先生曾有诗论学书之法：“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那么，他本人如此堂庑特大的学术广厦，其“基址”又在哪里？仔细寻绎，可以发现，吴先生的学术与中国传统的批评之学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文学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核心，二十世纪，随着文学史学科的建立，文学理论日益受到重视，批评之学也改变了传统的面貌而开拓出新的格局。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二十世纪所有在古典文学上卓有建树的学者，虽研究方向虽各有侧重，但无不在诗文批评上有相当的根基与素养，有些学者还在批评之学上开拓出新的面貌，如王国维的词学批评，引入新的理论视野，俞平伯先生的诗词批评，有了新的学术内涵和文学观念。但另一方面，对批评之学的忽视，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体系性、理论性的反衬下，传统批评之学显得散漫而缺少理论深度。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可以无需以批评的素养为基础，受此影响，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脱离文学内部的问题，弊端重重。五六十年代“以论带史”的风气，更使得僵化的理论完全取代了对作品的严肃批评和对文学史的深入探讨。

吴先生经历了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剧烈变动，但始终对直面作品文本的批评之学，倾注了最大关注。即使是在僵化的理论风气盛行的五六十年代，他仍然在撰写《读人所常见书日札》这样的诗文字义训诂之作。八十年代后，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流播一时，而他仍然把研究重心放在深入文本的批评之学上。当然，吴先生并非是对理论探索和方法创新闭目塞听，而是在继承传统批评之学精髓的基础上，将新的理论意识和研究方法融会其间，因而既能深入作品内部，又能有开阔的视野来提炼和点化，为诗文批评打开新境界。如今，在新的世纪里，当许多曾经风行的理论潮流已如过眼云烟，吴先生的大量见解，反而历久弥新，给人以启发，这正是其批评之学高度成就的体现。

中国古代的批评之学，虽然在方法上不够系统，但有许多值得珍视的传统，例如以“知人论世”来探讨作家作品和时代的关系，探究作品的风格、意象、体制源流，以精妙的艺术体验对作品的审美特点做整体把握，强调批评者要兼具艺术家的艺术敏感与学者的学养与识见。吴先生的批评之作，相当全面地继承了这些传统，其中，他尤其加强了尊重文本实际的求实态度、强调博观精鉴的学者素养，在此基础上融会高度的艺术感悟，形成学力与感悟妙合无间的批评之境。

吴先生在大学讲坛上分析诗文，每每给学生留下极为难忘的印象，待要向他请教该如何理解古典的诗文，他的回答则朴素到了极点：“我本人无论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¹¹⁾这些“平淡无奇”的方法，却每每能把诗文解读得令人神旺。

吴先生认为，诗文字义训诂，是诗义解读不可或缺的基础，故授课撰文，每倡“治文学宜略通小学”。他以精湛的考据功力，研讨字义，推敲训诂，抉旧注之非，发诗句之隐。例如《诗经·周南·芣苢》共三章，传统上认为三章是并列复沓关系，而吴先生从训诂上认为，第一章与下两章并非并列，第一章之“采之”呼应第二章之“掇之”与“捋之”，第一章之“有之”，呼应第三章之“袺之”与“襭之”。此说俞平伯先生认为是“定论”。汉乐府《长歌行》“焜黄花叶衰”之“焜黄”，李善注训“色衰貌也”，五臣注“华（花）色坏”。此说多被沿袭，而吴先生遍检汉晋古书，认为此“焜黄”，即当时通用词“焜煌”，是形容华（花）叶在春夏时缤纷灿烂⁽¹²⁾。又如张衡《四愁诗》“侧身东望涕沾翰”之“翰”，李善注引韦昭曰“翰，笔也”。而吴先生认为此“翰”当是《汉书·江充传》所载之“交输”：“充衣纱縠单衣，曲裾后垂交输。”如淳注：“交输，割正幅使一头狭若燕尾，垂之两旁见于后。”明人凌稚隆《五车韵瑞》去声二十五翰条引此条传注皆作“交翰”，疑通行本《汉书》“交输”为“交翰”之误。因此，《四愁诗》之“翰”当为衣裾之义，“沾翰”与下文之“沾襟”“沾裳”“沾巾”文义协调⁽¹³⁾。通训诂而能发诗义之隐的又一出色例子，是吴先生对《木兰诗》“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之“思”与“忆”的分析，他遍考《诗经》、汉乐府中“思”的用法，认为“思”与“忆”当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思”和“忆”无所不包，而狭义的“思”和“忆”则专指男女间的互相思忆。因此，木兰所说的“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就意在说明自己并非少女怀春，而是想到父亲年老，出征作战不易。北朝《折杨柳枝歌》“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日无消息”，即可旁证⁽¹⁴⁾。又如韩愈著名的作品《师说》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其中“受业”之“受”，《古文眉诠》《唐宋文醇》等坊间选本多作“授”，而世彩堂本《韩集》以下诸本作“受”，吴先生认为，韩文此处从学者立论，当从后者作“受”，意思是“学者求师，所以承先哲之道，受古人之业，而解己之惑也”⁽¹⁵⁾。

考据是阅读文本的基础，但僵化机械的“考据家”，往往会以文害意。吴先生特别注意到诗文训诂的独特性，他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篇》提出‘《诗》无达诂’的看法。‘达’者，通也。鄙意此言讲诗是没有一通百通的训诂的，即一个词语本有多种解释，不宜执一义以遍释一切诗作。但诗无达诂不等于诗无定诂或诗无确诂，后人固不得引董说为借口，而任意胡乱解诗也。”⁽¹⁶⁾例如诗文中之“落”字，可以解为下落，也可以解为“遗”“留”“余”“剩”之义，孔稚圭《北山移文》“青松落阴”之“落”，即当作后一种解释。北朝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杜甫《重过何氏五首》其二“鸦护落巢儿”，其中的“落”都是此义。孔稚圭《游太平山》“阴涧落春荣，寒岩留夏雪”，其中“落”与“留”相对，意谓山中幽涧的背阴处，竟还保留着晚谢的春花⁽¹⁷⁾。

吴先生对典故的解读，有许多精彩的意见，例如，他认为辛弃疾《水龙吟》“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是以张翰由洛归吴，比喻沦陷于中原、思归未得之人：“意谓莫道吴中鲈鱼味美，今河洛尚有思南归而未得之人也。盖‘归未’云者，正是期待远人归来语气，近人或解为辛不欲效张翰之忘情世事、弃官还乡云云，疑非是。”这种解释，显然更贴合词中“归未”一语所表达的语气⁽¹⁸⁾。又如南宋末年刘辰翁小词《柳梢青》，其中有“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之句。“海上心情”，注家多释为感叹陆秀夫负帝投海，或是张世杰、文天祥在沿海一带抗元。但吴先生认为此解颇牵强，应是用苏武在北海牧羊之典。这样更切合刘辰翁困处元朝统治下的心情，在被异族控制的杭州城，他过的是隐士一样的日子，心情则像苏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