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乡愁绘本·像

胎记

“胎记在腰，骑马挎刀。”

有饭吃，有官做，有马有刀，好不威风。我妈在给我洗过澡之后，常常会拍一下我的屁股说这话。我妈喜悦满格，我自然跟着屁颠屁颠，努力把头扭向腰部。纵是我把自己拧成麻花状，在原地转了个圈，也没看到自己腰上的胎记。后来，我自己照镜子发现，我妈讲的胎记只是一颗并不清晰的痣，甚至连痣都不算，只是一个小黑点，而且，这个黑点“在腰”也很牵强，是长在屁股上方。这个发现对我几乎是一个打击，好像“骑马挎刀”的前景一下子暗淡了许多。“胎记在腰，骑马挎刀。”我奶奶也是喜悦满格。她们不断地说“胎记在腰”，我便也跟着自信起来，“屁股上方”也是腰。而且，我奶奶还能隔着我的衣服，准确地摸到那个黑点的位置，我近乎惊讶。更让我惊讶的是，我妈也能准确地找到那个点，我父亲也能。

奇了怪了！这个困惑纠缠了我整个童年。

我常常独自去摸自己的腰，去找屁股上的那个黑点。“硬硬的，还在”，就这感觉。我不是华老栓，黑痣却像硬币。这个不经意的动作，一直纠缠着我不放。想着逝去的奶奶和父亲，想着年已古稀的妈妈；在我近些日写“乡愁绘本”的时候，我去摸这颗痣，却无厘头地想着去寻找秋李郢的胎记，去摸故乡的腰。反复地摩挲，我真的一下子就摸到那棵痣了，是一颗一点也不模糊的“毛痣”—一方竹林。

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俗难医。那年月无肉可食，瘦就瘦吧。本是无奈之事，穿越之后，搁今天，瘦也不俗。这一方竹林让秋李郢雅致起来。

以竹当简，我哪里是穿越那么远呢。不过，我们会在竹上写字，把竹都当成写字板。在竹上写字，一般都用套被针，就是缝被子的针，大。我妈说叫“一号针”，在我妈的针线盒里，“一号针”是最粗的了。套被针便宜，三分钱一根，一个鸡蛋也能换两根。我妈是猜不出鸡窝里怎么老是少鸡蛋的了。时间一长，我倒替我妈着急了，她不会想到我会拿鸡蛋去换“笔”的。套被针的短处是刻字的时候不得力，常常是在竹上刻了几个字之后，由于用力，拇指和食指上会凹下去很深，甚至留下血印，刻字力道把控不好，也易断。

针锥最好，它有把，刻字要省力得多。这会让我放纵起来，不断地在竹上写字，直至把针锥上的针写折为止。针锥上的针，也是套被针，这针是镶在把里的，中间有锥型的三瓣咬合金属，这个金属体又是嵌在一个金属箍内的。换针很麻烦，要用钳子把三瓣咬合金属帽子卸下来，装上针，再镶进箍里。我们自然是不会换套被针的，针断之后，悄悄地把针锥把放回我妈的针线盒里，装着无事人。果然，我妈在农闲时找针锥纳鞋底的时候，发现针断，也没猜出这事是我干的。这又让我替我妈着急了一回。

一般我们只是在竹上刻自己的名字，也会写“秋老根是大坏蛋”之类的长文。秋老根发现了，哪里饶人，紧接着就在我的“长文”旁以牙还牙，写上我的名字后，加上一个“大坏蛋”。估计我们也想不出更多的词，想到了也未必会写。那会小，斗大的字也没识一箩筐。有人写，有人和，唱和之间，也儒雅了许多。“大坏蛋”无恶意，有点像现在人玩手机给个“点赞”。人长，竹长，字也长，节节高，那些字写的原本就很丑，长大的字就更滑稽。有好些年，我们会到竹林里去，对着“大坏蛋”们笑。站在这些长大的字面前，就像站在哈哈镜前面，这些字个个奇形怪样。隔字望人，糗的哪里是字，似乎是我们整个的童年。

一地“个”。扬州人真聪明，把长满竹的园子起名“个园”。遍地的竹叶堆在竹林里，像沙发，也像地毯，我们坐在上面，也躺在上面。阳光努力地向竹林里张望，竹逗它，风逗它，还有密布在竹叶上面的斑鸠们的翅膀，也有麻雀、白头翁们的翅膀，遮天蔽日。阳光像是怎么努力也钻不进来似的，只在我们脸上洒几个光点，一晃，便又倏地逃开。我们就这样惬意地躺在竹叶上。阳光远遁，原本是不用闭目的，我们还是装着陶醉的样子，仔细地听鸟的歌唱。斑鸠是低音部的，麻雀的叫声像是竹笛，黑乌鸦的叫声有点野，且粗粗的，野雉是冷不丁“嘎”地一声，吓你一跳，接着便是扑翅的声响，它的出场和入场都有动静。鸟归林，我也多半会被野雉吓醒，从竹林音乐会里走出来，从竹林里走出来，回家吃饭。

苇不过墙，竹不过沟。秋李郢人十分了解竹子的脾性，在竹林周围挖了条沟，竹子都很乖，待在用沟围成的园子里，一天天地绿。

这绿色的斑块总是很葱郁。它是故乡的一颗痣，一颗毛痣。思绪如风，如阳光，一任摩挲，呓语呢喃。

“胎记在腰，骑马挎刀。”马老，刀钝，锋芒不再。那天，我忽然想起这句老话来，试着去解答那个纠缠我整个童年的谜题。我妈坐在院内，阳光好像也跟着依偎在她的眼镜框边打盹。受了惊扰，在我妈坐起的时候，一晃一晃地来了精神。

“呵呵，怕你丢了呗……”

我妈说这句话的时候，像是释然了，再也不用担心我会丢了。我却眼睛发涩，妈妈是孩子的故乡。竹林深处，我们永远都是故乡的孩子。努力记住一颗痣，我们才不会从故乡走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