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诗，穷而后工”呢？还是“文，富而后达”呢？

杂货店老板提出“穷而后工”“富而后达”这两句话，原意并不是说做诗系“穷而后工”，写文系“富而后达”；只想借用这两句话探讨我们研究学问想有成就，当从穷苦艰难中得来呢？或从富裕舒适中得来呢？

照过去一般情形说，文人学子的成就，大半都是经过穷苦艰难的阶段，方有造诣，且必贫而愈坚其志，愈显其学。像复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居于陋巷，人皆不堪其忧，他独不改其乐。像历代所传凿壁借光而求学，牛角挂书而求知等等故事，都是安贫乐道，有所自励的成功者。“人穷志短”，分明是不知上进而以膏粱子弟为羡的庸夫俗子罢了！一代名儒，十年寒窗，英雄固然不怕出身低，儒士同样不怕出身贫的。“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越是有心胸，有志气，忍得住穷苦，熬得过艰难，不忧于贫，不畏乎勤，在学问上越是有出人头地的一日。诚然！富而好学非无其人，缙绅录中，代有传者。惟求其志之坚，心之切，学之广，识之深，似乎仍以经过穷苦的锻炼透入艰难的涤洗，方有成就，乃为上乘。

然因过去的观察，到了现代工业化的社会里，却不免有点变化。许多人都说要做学问而有造诣，不必学而后富，实应富而后学，因为工业化社会生活水准提高，不比农业社会生活的简单朴素，有钱万事皆足，无钱寸步难行，纵有志士想来乐道，也为环境所诱，风气所化，有谁还能安贫？何况升米有其高价，杯水也须花钱，纵欲箪食瓢饮一样得来不易，更是不能安于贫的。据说，日本有一位学人，抛弃过去苦学俭学的理论，先做土地买卖生意致富，然后坚心研究学问，凭其财力而有种种设备，并纠合人力，分工合作，在学问上居然有其相当成就。我国许多青年闻风而起者大有人在，大学毕业，不必即求深造进研究院，就令希望取得硕士资格，却也心不在学。他们预定先从营利事业方面投机发财，以后，再进而求学问上的深造不迟。这又是老板最近常听到的言论。

对于“穷而后工”及“富而后达”两句话的批判，诚然因时代的先后，而在价值上有其轻重的不同。但也各自有其风格卓然独立，不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先以“穷而后工”为说：今日，国民教育虽已延长，人人有书可读，但衣食足然后知礼义，生活难怎能再阅读，各级贫户的子弟苟无奖学的机会或社会的援助，想要在学问上飞黄腾达，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是现时代在原则上所难允许的现象。不过说到较为平淡而非复杂性的学问，只在涉猎与思索方面下工夫，自可耐贫苦学而得深造，当然是不受时代环境影响的。

倘再就“穷而后工”一句话作深一层的观察，更与时代先后无关。说起“穷苦艰难”来，并非专以贫困冻馁的情况为限，他如遭悲蹇惨痛的命运，或怀抱忧时悯世的心情，更是精神上的穷苦艰难，同为“穷而后工”的座上客使文人学子赖其刺激，有其奋发，在学问上建树起不朽的事业。这种穷不是真穷，确有一种雄厚的力量蕴藏其中，对于学问上所表现的著作，可说不工而自工了。在过去像楚国屈原以忠愤的笔锋，写出万世传诵的离骚；像汉司马迁以腐刑的隐痛，写出千古称赞的史记；像杜甫终身坎坷，奔跋各地，终能成为诗圣；像韩愈三试不成，十年依然布衣，终能被谥文公。其他，像文天祥的正气歌乃泣血饮恨之作，像顾炎武的《读史方舆纪要》乃匡时谋兴之文，一时真是说不尽的。照这看来不但诗是穷而后工，文也是穷而后工，谁能否认？其实在精神上所遭遇的穷苦艰难，发而为奇文名诗，完全出于个人的振奋向上，任何时代皆然，不以旧时社会为限。即如抗战中爱国志士的杀贼不屈，其能发而为文，凝而为歌者，一定都是精品绝作，只因老板非文艺圈内人，一时不能指出姓名罢了。那么，“穷而后工”的话，能因到了工业时代，就被绝对否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