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年那月

在下沉的世界里上升 作者:赵青


那年那月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和许多干部一夜之间,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被一车一车送往“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按照营、连、排的军事建制,组成一支支浩浩荡荡的叫“五七大军”的队伍。

我就是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队伍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那年我19岁,准确的时间是1968年10月15日。第二天揉揉眼睛,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然被取消城市户口,站在武宁县箬溪公社棠厦大队一个叫八里棚的冷浆田中。面对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面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呆了老半天才开始动起来。没有住地,我们用干打垒筑起了土巴房。一有最高指示发表,我们常常连夜打着电筒挨家挨户一路喊叫。每天早晨最早起来,一个女知青拿着用铁皮做成的喇叭,向全村社员广播每天发生的好人好事和重要新闻。后来我们拜贫下中农为师,“一帮一”分到每个农户,跟他们鞍前马后学犁田、学耙地、学烧火粪。久而久之,我们晒得黑黑的,和他们成了一个样。收工后,我们有时也会邀上几个人,到小镇上,吃几个点红的包子,要一碗青菜肉丝汤,算是打了牙祭。有意思的是,八里棚旁有一段很陡很长的坡,是东来西往的汽车必经之路。有时想上县城看看,知青们便从路旁树林里偷偷钻出,趁汽车爬坡很慢,悄悄躲进车厢蹲下不动。有时被发现,司机把我们统统赶下来。但轮到下坡时,我们在田里劳动,发现拉货的车,速度过快,翻到田里,我们连连拍手称快,好像出了一口恶气。让人沮丧的是,一位女知青平时很注意我,到她家总要给我端上一碗热乎乎的鸡蛋肉丝面,突然间一阵口号响起,来了一部车把她父亲带走了,车两旁贴满了“打倒”之类的标语,这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

一年后,作为“五七大军”的一员,我被借用到武宁县革委办公室秘书组工作。一去,总务组朱组长便把我和另一名借用干部龚平海安排到一间房内住。房子不大,八九平方米,一张长条桌放放牙刷茶缸什么的。那时,我们刚从泥一身水一身的乡下上来,能有一间这样大的居室足矣。老龚也不讲究,一顶蓝帽子,一身藏青色的中山服,见人总是乐哈哈的。在我印象中,他很注重那口新镶的牙齿,经常含上几口水,咕咕咕的漱几下,又“扑扑”地喷到地上。虽然私下知道他下放前曾在大机关为大官写过不少材料,但在我面前却无一点架子,总说,小伙子,好好干!而我初出茅庐什么也不懂。

老龚是携老带幼一同下放到武宁宋溪的。第一次来家属,听一女同志喊他:“老龚!”我觉得这叫法挺怪(当时叫“老公”似乎很丑),姓龚又和老公的公扯到一起,还是头一回听到。那时,我年轻不懂世事,不知道主动让出房子,结果害得他半夜起来抱着一床被子住到办公室的桌子上。第二天,我还傻乎乎的到办公室说这件事,被同事们狠狠笑了一顿,而他却说,小伙子,没事,没事!以后,我就开始注意了,只要胡姨一来,我就主动打招呼,跑到通讯员张可雄那里去住。第二天早晨回房洗漱时,见胡姨坐在床上散乱着头发在吸烟,看得出他们是患难夫妻有很多的话要说。在那个年代,女同志文化水平很高的不多,而胡姨竟能写出一笔很好的字,时不时还能对我们写出的材料指点一二,这更让我佩服了。说起来这些日子宛若昨天,实际过去了四十多年。

今天翻开《那年那月》,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我们曾历经的沧桑仍历历在目。有人说我们是“失落的一代”,也有人说我们是“奋斗的一代”。我想失落也好,奋斗也好,这段生活对我们整个的人生无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说我们今天还在靠理想(而不是某种现实指标)支撑着往前走,那么这种理想恰恰是由那个荒芜年代培植起来的。我们这一代走的是一条纷繁复杂的逆行之路:“想读书时要搞运动;想工作时要下放劳动;想结婚时要计划生育”。我们中有很多人干着本不属于自己干的事,在七十年代后那些热情高涨的年月里,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了种种努力,有时也患下一些可爱的幼稚病,每一次经历都帮助我们慢慢学会遵从理性规则和承受生存压力。从《那年那月》这本书的各色人物中,也毫无遮掩地透现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镇定与安详。

我们以丧失开始人生。我们人生的最初丧失是被抛出子宫,我们是吮着奶,呜咽着,无助地依赖于母亲的婴儿。后来又经历人生一次次挫败、磨难和必要的丧失,才慢慢成熟起来。人往往是在世界抛弃他的一刹那得救的,我们被抛进自己的生活中,同时也必须为自己建构新的生活。

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致命创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样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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