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记

海上

将要从东京启程的那天，长野草风氏来与我话别。原来，长野氏也打算半个月后去中国旅行。当时，长野氏热心地向我推荐了一种治晕船的妙药。可我想，从门司上船，不需两日便可抵达上海，顶多不过两天两夜的航行，还要带上晕船药，长野氏的胆小由此可见一斑。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当我登上筑后号的舷梯，望着风雨中微微涌起波浪的港口，不禁再次同情起我们这位怕海的长野草风大画家来。

然而，不听老友的劝告终究是要吃亏的。船刚行至玄海，眼看着海上开始波涛汹涌起来。我与同一船舱的马杉君坐在最高层甲板的藤椅上，海浪撞击舷侧溅起的水沫，不时会落到我们头上。海面已是白浪滔天，海浪如沸水般翻腾，轰轰作响。远处有一岛屿的影子若隐若现，原来那是九州本土。只见惯于坐船的马杉君点起卷烟，吞云吐雾，悠然自得，面不改色。而我则竖起外套的衣领、双手插进口袋，嘴里不时含着几颗人丹。总之，我深深地佩服起长野氏，上船前准备晕船药，实属明智之举。

不久，身旁的马杉君不见了踪影，不知是去了酒吧还是别处。我仍悠闲地坐在藤椅上。虽说是摆出一副悠闲的神情，脑海中却掠过一丝不安。只要我稍微挪动一下身子，便会感到头晕目眩，并且胃里也开始翻江倒海。在我面前，有一名船员不断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也是饱受晕船之苦的可怜人）。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走动动作，让我感到异常不快。远处的海浪中，一艘船身几乎快要被浪涛淹没的拖网渔船，冒着细烟艰难前行着。到底有何必要，非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在这巨浪中航行？这艘船也着实让我恼火。

因此，我尽力去想一些令人愉快的事以忘却眼前的痛苦。孩子、花草、涡福钵、日本阿尔卑斯、名妓初代……之后还想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对了，还想到了瓦格纳年轻时，在乘船去英国的途中遇到了暴风雨，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写《漂泊的荷兰人》提供了巨大帮助。想着想着，却越发感到头昏脑涨，恶心想吐的症状也丝毫没有得到缓解。到最后我只想着，什么瓦格纳之类的，见鬼去吧！

大约十分钟之后，躺在床上的我，耳中传来了餐桌上的餐盘刀叉滚落到地板上的声音。而在如此剧烈的摇晃中，我仍强忍着不让自己吐出来。在这种时候还能有这样的勇气，是因为我以为晕船的只有我一个人。没想到虚荣心这种东西，在此时竟意外地成了代替武士道的精神支柱。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起码在头等舱里，除了一位美国人，所有乘客都因为晕船而没有去餐厅吃饭。不仅如此，听说那位美国人在饭后还独自去船上的客厅里打了会儿字。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同时觉得，那位美国人可真是个怪物。说实在的，遇到如此恶劣的暴风雨还能泰然自若，此人绝非凡夫俗子。如果给那位美国人做个体检，说不定会发现一些令人意外的事实，比如他有三十九颗牙齿，或者他长着小尾巴之类的。我照旧与马杉君坐在甲板的藤椅上，漫无目的地浮想联翩。而今天的大海风平浪静、一碧万顷，仿佛昨日的惊涛骇浪全然没有发生过一样。在右舷前方，依稀可见济州岛的影子横卧在海面上。

第一瞥（上）

刚一出码头，几十个黄包车夫便将我们团团围住了。“我们”指的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讯社的琼斯君和我，一共四个人。原本“车夫”这个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不是邋遢的，反倒是他们那种干劲十足的精神头儿，颇有一种江户时代的气质。而中国的车夫却全然不同。他们从前后左右簇拥着我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大声叫喊着，吓坏了刚上岸的日本妇人。就连我自己，在被他们其中一人扯住袖子时，也不由自主地躲到身材高大的琼斯君身后去了。

我们冲破了黄包车夫们的重围，终于坐上了马车。然而马车才刚启动，那马就冒失地撞上了街角的砖墙。年轻的中国车夫十分生气，提起鞭子狠狠地抽打那匹马。那马的鼻子还顶着砖墙，撅着屁股一个劲儿地蹬着后腿。马车快要翻倒，马路上立刻聚集起一群围观的人。看来，在上海，若不是抱着决心，是不敢轻易坐马车的。

不久，马车再次启动，去往架着铁桥的河边。河面上密密麻麻停满了驳船，几乎看不见河水。河边有几辆绿色的电车平缓驶过。放眼望去，建筑物都是三四层的红砖房。在柏油大道上，西洋人和中国人一个个行色匆匆，飞快地朝前走去。但是，这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众，只要戴着红头巾的印度巡警一指挥，便立刻为马车让出路来。刚刚被勇猛的车夫和马车吓得惊慌的我，目睹此番明朗的景象，心情也逐渐愉悦起来。

最终，马车停在了一家叫“东亚洋行”的旅馆前面，这是金玉均被暗杀的地方。村田君先下了车，给了车夫几文钱。但是车夫嫌给的不够，迟迟不愿将手收回去。不仅如此，他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着些什么。村田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大步流星地向大门走去。琼斯、友住二人，似乎也没将车夫的辩解放在心上。在这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中国人有点可怜。不过，这可能是上海流行的做派吧，于是我紧随村田君进了旅馆的大门。回头一看，那车夫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坐在驾驶座上休息。既然如此，刚才又何必那样大声吵嚷呢。

一进门，我们立刻被领到一间灯光昏暗，但是装修华丽的会客厅里。我算是明白了，在这种地方，即便不是金玉均，也有可能被不知从哪儿来的子弹击中。―—我正这么暗自想着，身着西服、脚踩拖鞋的老板昂首挺胸地急匆匆走了进来。听村田君说，安排我住在这间旅馆，是大阪每日新闻社泽村君的主意。然而这位精悍的老板，估计想着，要是让芥川龙之介住在这里，万一被暗杀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于是便说只剩正门前一间空房了。我们走到那间房里一看，不知为何有两张床，墙壁被炭熏得漆黑，窗帘破旧不堪，连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总而言之，除了金玉均的幽灵，恐怕没人能安心住在这里吧。因此，虽说是辜负了泽村君的好意，我与其他三人商量，还是移步到离此处不远的万岁馆。

第一瞥（中）

当晚，我与琼斯君一起到一家名为“Shepherd（牧羊人）”的餐厅吃饭。这儿的墙壁也好、餐桌也好，看着都让人很舒心。服务员清一色的全是中国人，可在这儿用餐的客人中，却看不到一张东方面孔。菜品的味道，比起船上的料理，至少要高出三成。我面对着琼斯君，能说上几句“yes”“no”的简单英语，心情越发愉悦起来。

琼斯君悠闲地吃着南京米做的咖喱饭，与我讲了许多我们分别之后的事。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晚上，琼斯君—―把他称为“君”，总有点生疏之感。他是英国人，在日本前前后后住了五年。在这五年间，我与他关系一直很亲密（虽说我曾与他吵过一次架）。我们一起站着看过歌舞伎，一起去镰仓游过泳，一起彻夜在上野的饭馆里喝到杯盘狼藉。那时，他穿着久米正雄唯一一件上好的和服，突然跳进了那儿的池塘里。把他尊称为“君”，可真是对不起他。顺带再说明一下，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密友，不是因为我英语好，而是因为他日语讲得好。―—言归正传，有一天晚上，琼斯君一个人去酒吧喝酒，整家店只有一个日本女服务员，坐在椅子上发呆。他平日里有句口头禅：中国是他的hobby，日本是他的passion。特别是当时他刚到上海，对日本一定格外怀念。他立马用日语与那位服务员搭话。“你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昨天刚来的。”“那你想回日本吗？”被他这么一问，女服务员突然流下了眼泪，说道：“我真想回去啊！”琼斯用英语讲这段故事，但是其间不断用日语重复着这句“我真想回去啊！”，然后他默默地笑起来，说：“我当时听她这么说时，也awfully sentimental（异常伤感）起来。”

用餐完毕，我们一起在热闹的四马路上散步。然后去了一家叫“巴黎人”的咖啡厅看别人跳舞。

舞厅很宽敞。灯光随着管弦乐的声音，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绿，让人有一种梦回浅草之感。但是，说到这管弦乐演奏水平之高超，到底是浅草比不了的。这儿虽说是上海，可舞厅不愧是洋人开的。

我们在墙角的桌边坐下，一边品尝着茴香酒，一边欣赏着身着红装的菲律宾少女和身着西服的美国青年欢快的舞蹈。记得是在惠特曼还是谁的诗里，有这样一句话：年轻的男女固然美丽，但是上了年纪的男女也别有一番韵味。当一对肥胖的英国老年夫妇舞到我面前时，我想起了这句诗。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琼斯时，他却只对我的咏叹付之一笑。他说，当他看到这对老年夫妇跳舞时，总有一种想笑的冲动，而这无关他们的胖瘦。

第一瞥（下）

从“巴黎人”咖啡厅里出来，宽阔的马路上已经行人稀少。拿出手表一看，还不到十一点，上海这座城市，竟意外地睡得早。

然而，几个黄包车夫还在街上徘徊着拉客。他们看到我们，是一定要过来搭话的。我早上从村田那里学了句中国话“不要”，不要当然是不需要的意思。于是，我只要一看到黄包车夫，便像念着驱魔咒语般，嘴里连连说着“不要不要”。这是从我口中说出的第一句中文，值得纪念。我是如何欣欣然地向车夫抛出这句话的，不晓其中快意的读者，一定没有学过外语。

我们在安静的马路上行走，脚步声回荡在四周。道路两旁，常有三四层的楼房，挡住了满天繁星。我们走着走着，看到街灯照在当铺的白墙上，墙上用粗体写着一个大大的“当”字。我们穿过人行横道，正上方挂着“某某女医生”的招牌。再往前走，又经过了一道油漆剥落的围墙，上面写着南洋烟草的广告。但是，无论怎么走，就是走不到我住的旅馆。过了一会儿，不知是不是方才喝的茴香酒作祟，我开始口渴难耐。

“喂，有没有什么可以喝东西的地方，我口渴得厉害。”

“再往前走一点就有一家咖啡馆，再坚持一下吧。”

五分钟后，我俩已经坐在小桌边，喝上凉凉的苏打水了。

这家咖啡厅看起来比“巴黎人”要低档得多。粉色墙壁的旁边，一位梳着大分头的中国少年正在一架硕大的钢琴前弹奏。咖啡馆的正中，三四个英国海军与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着拙劣的舞蹈。在入口处的玻璃门边，一个卖玫瑰花的老太太，在我向她说了几句“不要”之后，正茫然地看着舞池中央的舞蹈。我突然有一种在看报纸上插图的错觉，图的名字无疑就叫作“上海”。

这时，门外有五六个英国海军一拥而入。这下最遭殃的是门口站着的那个老太太。那些喝醉的海军粗暴地推门而入时，老太太手中的花篮被撞翻在地。可那些醉醺醺的海军们哪顾得了这些，他们马上和舞池中央的同伴们会合，疯了似的扭动起来。老太太一边嘴里嘟囔着什么，一边俯下身去捡落在地板上的玫瑰。还没等她捡完，地上的花就被那些士兵们踩得粉碎……

“走吗？”

琼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高大的身体突然站起。

“走吧。”

我也立刻站了起来。不过，在我们的脚下，散落着零零碎碎的玫瑰花瓣。在向门口走去时，我想起了杜米埃的一幅画。

“喂，我说人生啊。”

琼斯朝老太太的花篮里抛了一枚银币，转头向我说道。

“人生―—怎么了？”

“人生就像这撒满玫瑰的路啊。”

我们走出了咖啡厅，那里照旧有几个黄包车夫在等着拉客。见我们出来了，几个黄包车夫从四周涌上来。黄包车原本就是“不要”的。只是，这时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位不速之客。那位卖花的老太太，不知何时走到了我俩身边。嘴里一边絮叨着什么，一边乞丐似的向我们伸出手。看来她得了枚银币还不够，还惦记着能从我们的钱包里掏出点什么。想到这些玫瑰花是被这样的老太太卖出的，我不禁可怜起那些玫瑰来。这个颇为顽固的老太太，还有白天乘坐的马车的车夫，―—这绝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的是，这的确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

医院

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第三天，便住进了里见医生开的医院。病名好像是叫什么“干性胸膜炎”。若真是患了胸膜炎，早已计划好的中国旅行恐怕只好暂时搁浅。想到这儿，我心中开始不安起来。我赶紧给大阪总社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其我住进了医院。不久，便收到了薄田氏发来的回电，内容是“请安心静养”。话虽这么说，可是如果一住院就是一两个月，报社方面也会很为难吧。收到薄田氏的回电，虽说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是想到我还有撰写《中国游记》的重任，心里不免更加不安起来。

所幸在上海，除了报社的村田君和友住君，还有琼斯、西村贞吉等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交往的友人。这些友人知己，不论自己多忙，总是来探望我。再加上，我多少背负着点作家的虚名，时不时也会收到未曾谋面的客人送来的花和水果。那些饼干罐子曾一度堆在我床头，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有我所敬爱的朋友知己们帮我消灭它们。这些朋友们在生病的我看来，胃口都出奇的好）住院期间收到了许多探视的礼品，我对此不胜感激。不仅如此，在起先素未谋面的客人中，我还交到了两三位好友。其中一人是俳人四十起君，一位是石黑政吉君，还有一位是上海东方通讯社的波多博君。

只是这三十七度五的低烧迟迟不肯轻易退去，不安依旧缠绕着我。即便是在白天，我也会害怕在床上躺着躺着就突然死去。为了摆脱这种神经质的想法，白天我便尽量读书。一口气读完了满铁公司的井川氏和琼斯借给我的二十多本书。拉・莫特的短篇，蒂金斯的诗，翟理斯的评论，都是在这时候读的。到了夜里（这里要对里见医生保密），因过度担心会失眠，我每晚都会服用安眠药。即便如此，我仍常常在天亮前就醒来。记得王次回的《疑雨集》中写道，“药饵无征怪梦频”。这描写的不是诗人自己得病，而是咏叹其夫人重病的情状。但当时的我却能深切地体会到诗中之意。“药饵无征怪梦频”，我躺在病床上，不知将它吟咏了多少遍。

就在我卧病期间，春意渐浓。西村向我谈起龙华桃花盛开的美景，从蒙古高原吹来的风席卷着黄沙，遮天蔽日。友人带着杧果来探病。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游历苏杭最好的时节。而我，却只能躺在病床上，等着里见医生每隔一天来给我注射一针强壮剂，这种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啊。

附记：要写住院的事，我还有许多可以写。只是这些与上海都无大联系，我决定点到为止。我只想补充一点，里见医生是一个具有新思潮的俳人，在这里附上其近作一首：炭火熊熊烧，围炉话胎动。

城内（上）

俳人四十起氏带着我游览了上海城内的风光。

那是一个将要下雨的昏暗午后。马车载着我们俩，飞快地跑在热闹的马路上。

有的店铺里挂满了像染了朱砂一般的烧鸡，有的店铺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西式吊灯，看得令人害怕。还有摆满了精巧的银器、富丽堂皇的银楼，而一旁是一家挂着“太白遗风”的招牌、看上去十分寒酸的酒楼。就在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中国的这些店铺门面的时候，马车已穿过宽广的马路，猛然减速，拐进了一条可以看得到头的弄堂。听四十起氏说，刚才那条宽广的马路上，原本是有城墙的。

我们下了马车，拐进了一条弄堂。这里与其说是弄堂，不如说是露天地面更为合适。这条狭窄的小路两旁，挤满了卖麻将牌的店、卖红木家具的店，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在这些小店的屋檐下，又杂乱地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招牌。抬头几乎看不见天空。路上人山人海，稍微多看几眼店门口摆着的廉价印材，就会被过往的行人撞到。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人，大多是中国的平民。我跟着四十起氏的脚步，目不斜视，小心翼翼地踏着脚下的石子路往前走。

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便是声名远播的“湖心亭”了。湖心亭，听着挺气派，其实是一个残破不堪的茶馆。在亭外的池子里，水面上漂浮着墨绿色的水垢，几乎看不见湖水的颜色。池的四周围着一圈用石头砌成的栏杆，形状古怪。我们走到那儿时，看到一个身着浅绿色棉服、梳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在这里我需要补充一下，据菊池宽说，我在小说里经常使用“茅厕”一类不雅的词语。如果是创作俳句的话，自然可以说是受到芜村马粪的影响，或是芭蕉马尿的影响。我不想听菊池先生的高见。不过倘若是写中国纪行的话，如若不能打破礼节的束缚，是无法生动地描写眼下的景象的。若有谁觉得我在撒谎，不妨自己来写写看）言归正传，这时那个人正在悠然地向池中小便。仿佛陈树藩叛变，白话诗走下坡路，日英续盟的缔结，对他而言都毫无影响。起码从这个男人的脸上，有一种只能让人读出此感的悠闲。我朝那人注视了好久，但这在四十起氏看来，并不是什么值得感慨的罕见光景。

四十起氏快速地绕着池边拐过去了。我踮着脚，匆匆追上四十起氏的步伐。现在可不是沉浸在胡乱咏叹中的时候。

城内（中）

再往前走一点儿，便看见一个盲眼的老乞丐坐在地上。—说起乞丐，本来是具有浪漫气息的。要说这浪漫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本是一个难以得出结论的问题。但是至少，其一大特色就是，它总是带着一种对中世纪、幽灵、非洲大陆、女性等的憧憬。这么看来，乞丐的确比上班族更具浪漫色彩。可是此地的乞丐，可不是一般的令人不可思议。他们或是躺在下着雨的路上，或是身上只盖着旧报纸，或是用舌头舔着自己烂得像石榴一样的膝盖。―—总之，他们浪漫得让人觉得有些恐怖。读中国的小说，会发现有许多道士仙人化身成乞丐的故事。那是从中国的乞丐身上，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一种浪漫。而日本的乞丐不如中国的乞丐那般，所以生不出那样的故事来。充其量不过是向将军的轿子开枪，或是以山中茶水款待柳里恭这样的故事。―—闲话休提。要说这眼前的瞎眼老乞丐，倒像是赤脚仙人或是铁拐李变的。特别是在他面前的石板路上，用白粉笔书写了他悲惨的一生。那字比我的还要更胜一筹。我想，这老乞丐面前的字，到底是谁为他代写的呢？

再往前走，街道两旁全是古董店。无论哪一家店探头去望，里面无一不摆满了铜香炉、陶制马、景泰蓝钵、龙头瓶、玉镇纸、青贝柜橱、大理石砚屏、野鸡标本，甚至还有以假乱真的仇英画混入其中。穿着长衫的店主，嘴里叼着水烟袋，气定神闲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我顺便问了问价格，起码虚报了一倍，价格并不便宜。回到日本之后，我向香取秀真说起这事，还受到他的一阵数落，买古董的话，去中国买还不如就到东京的日本桥一带的街上去买。

穿过这条尽是古董店的街道，便是一座大庙。这就是经常在明信片上看到的，享有盛名的城隍庙。庙中前来参拜叩首的人络绎不绝。烧香的、烧纸钱的，人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可能是受烟熏的缘故，梁上的匾额、柱子上的对联，全都油乎乎的。没有被烟熏过的，怕是只有天花板上吊下来的金银色的纸钱，和那螺旋状的檀香了吧。仅仅这些，就如方才的乞丐一样，让我想起曾读过的中国小说。端坐成一排的判官泥像，还有端坐正中的城隍爷的画像，都与我曾看过的《聊斋志异》《新齐谐》中的插画别无二致。我感到由衷的钦佩，顾不得四十起氏还在等着我，站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

城内（下）

中国的小说里充满了鬼怪奇谭，这一点自不必我多说，上至城隍爷、下至判官鬼吏，无一清闲。城隍爷为在其屋檐下露宿一晚的书生开运，判官吓死了在路上转悠的盗贼。―—书中所写也不尽是这些好事儿。也有只要供奉狗肉便为虎作伥的贼城隍，或是调戏良家妇女遭到报应，被打折了胳膊或是砍了头的判官鬼吏，在天下人面前颜面尽失的例子也是不少。以前这些故事只从书中读来，难以有所实感。只是囫囵吞枣地读下来，总感觉有点隔靴搔痒。这次亲眼见到了城隍庙，无论中国的小说写得多么荒诞滑稽，我终于找到了这些奇思妙想的来源。那红脸的判官，还真有可能干起恶少的行当。那五绺美髯的城隍爷，看着倒真像是会在威风凛凛的护卫们的簇拥下升上夜空呢。

一番遐想之后，我又与四十起氏一起，逛起庙前摆出的小摊。有卖袜子的、卖玩具的、卖甘蔗的、卖贝壳衣扣的、卖手巾的、卖花生的，―—还有一些小吃摊。不用说，这里的人摩肩接踵，和日本的赶庙会差不多。迎面走来一个时髦的中国人，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佩戴紫水晶领带夹。这边又走来一个旧式贵妇，手上戴着银手镯，脚底摇着三寸金莲。要说这些人中，如果混着个《金瓶梅》中的陈敬济，或是《品花宝鉴》中的溪十一，也不足为奇。但是这里绝对没有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等人。换言之，现在的中国，不是诗文中的中国。如今，钟情于用陶器做的凉亭、池中的睡莲、刺绣中的小鸟的东方主义，在西方也日渐衰落。那些除了《文章规范》和《唐诗选集》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亦可休矣。

接着我们往回走，穿过刚才那个池子旁边的大茶馆。庙宇一样的茶馆里，客人没有想象的多。但我刚走进去，云雀、白眉、文鸟、鹦鹉••••••各种各样的鸟叫声如骤雨般向我的耳朵袭来。抬眼望去，原来昏暗的房梁上挂满了鸟笼。中国人爱鸟，我早有耳闻。可是像这样将鸟笼挂满一排，让小鸟们比嗓子，我却做梦都没想到。这样密集的鸟鸣声，我哪里还顾得上喜爱，赶紧捂起耳朵，以防耳膜被震破。我催促着四十起氏快走，逃也似的飞快地冲出了这个充满刺耳鸟叫的茶馆。

可是鸟儿的叫声可不只在茶馆里有。我们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可是在狭窄道路的两边，也密密麻麻地挂满了鸟笼，鸟叫声不绝于耳。这可不是闲人的遛鸟之地，这一家挨着一家的，都是专门的鸟店（其实，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些到底是卖鸟的店，还是卖鸟笼的店）。

“请稍等一下，我去买只鸟。”

四十起氏对我说着，走进了其中一家店。那家店稍微往前走一点，有一家刚刷了门面的照相馆。在等待四十起氏的闲暇里，我注视着橱窗里梅兰芳的照片，想着正盼着四十起氏回家的孩子们。

戏台（上）

我在上海的时候，看戏的机会总共只有两三次。我成为速成的戏剧通，那是去北京以后的事了。不过在上海见过的演员中，有许多当代的名伶。像演武生的有名气很大的盖叫天，花旦有绿牡丹、筱翠花等。不过，我在谈这些演员之前，得先介绍一下戏园子的光景，不然读者们会弄不明白，中国的戏剧究竟为何物。

我在上海去过的剧场，其中有一个叫天蟾舞台。是一幢全新的白色三层建筑。其二层和三层为半圆形，围着黄铜栏杆。不消说，这是模仿了时下流行的西洋建筑。天顶上垂下三只明晃晃的大灯，照得整个舞台熠熠生辉。观众席的地面上铺着地砖，上面排放着藤椅。不过，即便是坐在藤椅上也不可掉以轻心。我向来惧怕臭虫，可有一次，我和村田君一起往这藤椅上一坐，手腕上就被臭虫叮了两三个包。不过好在，看戏的过程中大体没什么不快，整体来说，这儿还算干净。

舞台的两侧各悬挂着一只大时钟（不过其中一只停了）。钟的下方是色彩浓艳的烟草广告。舞台上方的横楣上，在白漆雕的玫瑰和叶形装饰中，写着“天声人语”四个大字。舞台看着比有乐座宽敞，且这里也装了西式的脚灯。说到帷幕，在区分不同的幕时完全不使用帷幕。只有在更换背景时才会使用幕布，而作为背景的幕布上画的是苏州银行和三炮台香烟（即Three Castles）的低廉广告。这儿的帷幕，都是从中间向两边拉开的。幕布拉上的时候，幕布上的背景便把后方全都挡住。背景多为油画，描绘室内或室外的风景，新旧不一。不过种类也就那么两三种，所以无论演的是姜维骑马，还是武松杀人，背景始终一成不变。舞台左边坐着手持胡琴、月琴、铜锣等的乐师。其中还有一两个戴着鸭舌帽的老师。

顺便介绍一下看戏的顺序。甭管是一等座还是二等座，进去以后先坐下就行。中国的规矩是先入座，再买票，这一点甚为便利。一旦坐定，便有热水烫过的毛巾和印好的戏单送过来，当然，还有大碗茶会送过来。至于瓜子和劣质点心，只要坚决地对他讲“不要不要”就行。说到毛巾，自从我目睹邻座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国人拿它狠狠地擦完脸后又用它擤鼻涕之后，便也决定“不要”了。费用的话，看戏的钱加上给剧场里杂役的小费，一等座好像是一元五角到两元左右。之所以说“好像”，是因为我从未自己付过钱，都是村田君帮我付的。

中国戏剧的特色，首先在于它敲锣打鼓的喧嚣声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特别是遇到武戏—―武打部分比较多的戏剧时，舞台上的几个壮士，仿佛真的要一决胜负似的睥睨着舞台的一角，拼命地敲打着铜锣，这听着可一点也不像“天声人语”。其实，刚开始我还没习惯时，都要拿两手捂着耳朵才能坐得下去。可是我们村田乌江君就不一样了，锣声渐弱时他还觉得差了点意思。而且，即便是在剧场外面，只要是听到这锣声，他大抵就能猜出演的是哪出戏。“这锣声听着可真过瘾啊。”―—每当听村田君这么说时，我都怀疑他是否过于兴奋了。

戏台（下）

不过话说回来，在中国的戏园子里看戏，无论是坐在观众席上说话也好，小孩子哇哇大哭也好，大家都不怎么把这当回事。仅这一点还是非常方便的。或者说在中国之所以演戏的时候锣鼓敲这么响，就是为了在看戏的时候，即便大家发出点声音，也对听戏无碍。就像现在，我在看戏的过程中，三番五次地与村田交谈，又是请教戏的情节，又是打听演员的姓名，又是询问唱词的内容，邻座的君子们也丝毫没有露出不悦之色。

中国戏剧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几乎不使用道具。虽然有背景，不过那也是近来的发明。最原始的中国戏剧舞台，道具只有椅子、桌子和幕布。山岳、海洋、宫殿、道路―—无论表现何种场景，中国舞台都只有这些，除此之外，连一棵树都未曾用过。当演员做出拉开沉重门闩的动作时，即使你不愿意，也不得不想象那里有个门。而当演员意气风发地挥着带穗的鞭子时，你便应该想象，在其胯下有一匹桀骜不驯的紫骝马正在嘶叫。好在日本人多少知晓能乐，便能理解其中的奥义。看到桌椅堆积起来，便能迅速领悟到那是山。演员稍一提足，不难想象出那里有一道门槛。不仅如此，我在写实主义和与其仅有一步之遥的虚拟世界之间，发现了一种奇妙的美。说到这里，我至今无法忘却，筱翠花在演《梅龙镇》时，他所扮演的酒家少女每每跨过门槛，都要从黄绿色的裤脚下，亮出那小小的鞋底来。虽说这动作只有一瞬，可倘若没有这虚拟的门槛，也不会生出这么可爱的动作来。

不使用道具这一点，前面就已经解释过，这一点我们并不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对脸盆、碟子、手镯等小道具的使用比较随意。就拿正在演的《梅龙镇》来说，若按照《戏考》上的说法，这讲的并不是当代的故事。说的是明武宗微服私访时，对梅龙镇的酒家少女凤姐一见钟情的故事。可那少女手里拿着的盘子，竟是镶着银镀金的边、画着玫瑰的瓷器。那一看，便知是在某百货大楼里买来的。

中国戏剧的第三个特色，是脸谱的变化极多。听辻听花翁说，就曹操一人的脸谱，就有六十余种。其变化之多，绝非市川流可比拟的。而这脸谱，用红、蓝、代赭等各色颜料，涂满整张脸，乍一看去，怎么也不像是化妆。武松戏中，蒋门神慢吞吞地出来时，无论村田君怎么向我解释，我都觉得那是戴着面具。如果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化了所谓的“花脸”，而不是戴了面具的话，那人怕真是长着千里眼。

中国戏剧的第四个特色，是武打戏非常激烈。尤其是那些跑龙套的，与其说他们是演员，倒不如说他们是杂技师。他们或是从舞台的一头，连续空翻到另一头，或是从摞起来的桌子上，头朝下笔直地跳下来。他们大多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一条红裤子，看起来跟马戏演员和踩球艺人差不多。当然，上等的武打演员，舞起青龙偃月刀来，也是虎虎生风。武戏演员自古以来腕力过人，要是哪一天没了这腕力，也就吃不了这碗饭了。但是武生里的名角，除了这些特技之外，还有独特的气度。盖叫天扮演的武松，即便其行头看起来像是穿着束脚裤的车夫，比起挥舞大刀，他合着拍子，无言凝视着对方时的威风凛凛，倒更有行者武松的气质。

当然，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戏剧的特色，新戏里既不画脸谱，也不做空翻。但要说新，也并非完全摈弃了传统。在亦舞台上上演的卖身投靠这场戏，演员拿着未点火的蜡烛出场时，观众需要想象那蜡烛是点燃了的。―—也就是说，传统戏剧的象征主义，在新戏的舞台上仍然保留了下来。新剧的话，除了在上海，我还看过一两次，很遗憾，就这一点而言，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水平。至少下雨、闪电、夜晚等，还是得依靠观众的想象。

最后谈谈京剧名伶吧。―—盖叫天也好，筱翠花也好，之前都讲过，这里也就不再赘述。这里我唯一想写点什么的，是后台的绿牡丹。我见到他，也是在后台。不，与其说那是后台，还不如说成是舞台后侧更为贴切。总之，那是一个舞台后侧的墙壁斑驳的惨淡地方。再加上一些邋遢的演员在昏暗的灯光下走来走去，唯有脸上画着浓烟的脸谱，那景象，活脱一幅百鬼夜行图。在这些人走来走去的通道旁的阴影处，放着几只中国式的箱子。绿牡丹只脱掉了头上的假头套，扔在其中一只箱子中，仍是一副苏三的装扮，坐在那里喝茶。舞台上那张清瘦的瓜子脸，现在看也并不那么纤瘦，反而是一个肉感很强、发育良好的青年。个子也比我高出五公分左右。那天晚上我仍旧是同村田君一起去的。村田君一边向他介绍我，一边与他叙旧。原来，自绿牡丹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童角时，村田君就已经是一名非他的戏不看的狂热粉丝了。我跟他说，他演的《玉堂春》很精彩，他竟意外地回了我句日语“阿里嘎多”。

章炳麟

不知章炳麟是出于何种爱好，在他的书房里，墙上挂着一只巨大的鳄鱼标本。在这堆满了书的书房里，鳄鱼标本让人感到彻骨的寒意。而那一天的天气，套用一句俳句开头的季语，正是一个倒春寒的雨天。在这间铺着瓷砖的屋子里，既没有地毯，也没有暖炉。坐的自然也是没有坐垫的紫檀四角扶手椅。再加上我只穿着件薄薄的夹衣。直到现在，我想起在那书房里坐那么久居然没有感冒，仍觉得是个奇迹。

不过章太炎先生在灰色的大褂外面，还套了件带毛里的马褂，自然是不冷。况且，他坐的还是铺着毛皮的藤椅。我听着他的雄辩，连手中的烟都忘了吸。看着他暖洋洋的悠然伸着腿侃侃而谈，真是羡慕不已。

据传闻,章炳麟氏曾经自命为王者之师，一度收黎元洪作弟子。靠着桌子的墙壁上,那只鳄鱼标本的下面挂着一幅横卷上面写着“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不过，不客气地说，先生长得真算不上俊美。皮肤蜡黄，胡须少得可怜。还有那突兀耸起的额头，让人误以为那是个瘤子。唯有那双细如蚕丝的眼睛，―—那在一副高压的无框眼镜后面、总是冷冷地微笑着的眼睛，确实是不同寻常。正是因为这双眼睛，袁世凯令先生身陷囹圄。也正是因为这双眼睛，袁世凯虽一度将先生囚禁，却始终没能杀了他。

先生的话题彻头彻尾都是围绕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及社会问题。当然，我除了“不要”“等一等”车夫之间常用的词语之外，对汉语一窍不通，自然是无法听懂他的高见。多亏了周报《上海》的主笔西本省三氏的帮助，我才能听懂先生话语的要点，偶尔还能狂妄地向其发问。西本氏坐在我旁边，胸膛挺得笔直，无论先生讲得多么繁杂，他都热心地为我做着翻译（特别是当时周报《上海》临近截稿日，我更是对他的帮助不胜感激）。

“非常遗憾，今日之中国，政治堕落，不正之风盛行，较清末更甚，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但是中国的国民，向来不走极端。只要这种特性还存在，中国便不可能实现革命。诚然，一部分学生欢迎劳农主义。但是，学生不等于国民。而且，他们就算一度参与革命，今后也必将抛弃这个主张。中国人骨子里热爱中庸的国民性，要远胜于那一时的冲动。”

章炳麟氏不断地挥舞着他那留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观点。而我―—只觉得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应该怎么做呢？这一问题的解决，暂不论具体方法，绝不可纸上谈兵。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从一个主张开始演绎，而是根据无数的事实来归纳，这便是识时务。识时务，而后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说的无非就是这个道理••••••”

我侧耳倾听，不时望向墙上的鳄鱼。思索着一些与中国问题毫不相干的事情。―—那条鳄鱼一定熟知睡莲的香味、阳光及海水的温暖。这么说来，现在的我有多冷，那条鳄鱼一定能够理解。鳄鱼啊，被制作成标本之前的你可真幸福啊。请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这个还活着的我吧••••••

西洋

问：上海不仅代表着中国，它还有西洋的一面。它的这一面也一定要了解清楚。就拿公园来说，就远比日本要先进得多。

答：公园我也大致都游览过了。法国公园和兆丰公园，是散步的绝佳去处。特别是法国公园，在那刚吐出嫩叶的悬铃木之间，西洋人的妈妈或是乳母带着孩子在玩耍，这情景可真是美啊。―—可我并不觉得这儿的公园比日本的先进多少。不过这里的公园都是西式的。并非西式的就是先进的。

问：新公园你也去过了吗？

答：去过了，不过那儿顶多算个运动场吧，我觉得它不是公园。

问：公家花园呢？

答：那个公园很有意思。外国人出入自由，可中国人一概不得入内。却取名“公家”，这名字起得可真妙啊。

问：可是走在路上能看到许多西洋人，这种感觉还是很好的吧？在日本可见不到这样的景象。

答：这么说来，我前几天在街上看到一个没有鼻子的西洋人。这种怪人要想在日本碰到，可是很难的哦。

问：那个啊，那是在闹流感时，最先戴上口罩的洋人。―—不过，走在路上，与西洋人比起来，日本人就显得寒碜多了。

答：穿西装的日本人确实如此。

问：穿和服的日本人不更是如此吗？日本人对于暴露肌肤一事毫不在意。

答：要是在意的话，那一定是内心有猥琐的想法吧。久米仙人不就是因为这个才从云端上掉下来的吗？

问：那么西洋人猥琐吗？

答：当然从这一点来看是猥琐的。不过风俗这东西，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现在日本人也觉得光脚出门是粗鄙的了。也就是说，日本人变得比从前猥琐了。

问：可是日本的艺伎光天化日之下走在街头，在西洋人面前也是非常羞愧的吧？

答：什么？这一点你大可放心。西方的舞女也是大白天出来的，―—只是你分辨不出来罢了。

问：瞧你这话说的。法国租界你也去过了吗？

答：那儿的住宅区令人心情愉悦。杨柳生烟，鸽鸣花开，还有中式民宅散落其中••••••

问：那一带都是西式建筑吧。红砖、白瓦，西洋人的建筑不也挺好的吗？

答：西洋人的建筑大抵不太行。至少我见过的西式民宅，看着都不上档次。

问：你竟如此讨厌西洋，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答：我不是讨厌西洋，我是讨厌低俗。

问：这一点我也是如此。

答：别说假话了。比起和服，你更愿意穿西装。比起和式的院子，你更愿意住西式的木屋。比起乌冬面，你更愿意吃通心粉。比起山本山，你更愿意喝巴西咖啡―—

问：知道了知道了。可是西洋人的墓地可不差。静安寺路的西洋人的墓地，你觉得怎么样？

答：说到墓地，那墓地确实很讨巧。但是于我而言，比起睡在大理石的十字架下，我更愿意躺在土包里。更别说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天使雕像下了。

问：这么说，你对上海的西洋一面，完全没有兴趣啊。

答：不，我很感兴趣。正如你所言，上海有着西洋的一面，不管怎么说，看见西洋总是有趣的。可是即便是在没去过真正的西洋的我的眼里，这里的西洋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郑孝胥氏

坊间传闻，郑孝胥氏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然而，某一个阴天的上午，我与村田君、波多君一起驱车驶至其门前一看，那所谓清贫的住所是一幢灰色的三层建筑，远比我想象的要气派得多。一进门便是庭院，泛黄的竹林里，雪球花清香扑鼻。如果是这样的清贫住所，我也愿意居住其中。

五分钟后，我们三人被领到了客厅。客厅里除了墙上挂着的几幅字画外，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不过壁炉台上，左右摆放着一对陶制的花瓶，花瓶里小小的黄龙旗垂着尾巴。郑苏戡先生不是民国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望着这面旗，隐约想起来有人曾评价他“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

就在此时，一个体形微胖的年轻人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这正是曾在日本留过学的、先生的儿子郑垂氏。与其交往甚密的波多君，马上向他介绍起我来。郑垂氏的日语非常好，与他交谈，就不用劳烦波多君和村田君翻译了。

不久之后，身材高大的郑孝胥氏出现在我们面前。先生气色甚好，看着不像是老人。眼睛也似青年般炯炯有神。特别是他那挺得笔直的胸膛、气势十足的手势，看上去比郑垂氏还要年轻。黑色的马褂儿上，套着一件灰底泛蓝的大褂儿，真不愧是当年的才子，风度翩翩。先生如今已经解甲归田，还能有如此气势，不难想象，其当年在以康有为氏为中心的那如戏剧般的戊戌变法中，开展轰轰烈烈的事业之时，该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我们和郑氏一起，讨论了一会儿中国问题。我也大言不惭地谈论起新四国银行团成立后，中国国内对日本的舆论等不合时宜的问题来。―—看起来虽然不认真，但当时的我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极为认真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或许有些神志不清。当时情绪激昂的原因，除了我自己本身草率的性格之外，当时的时局也要负一半的责任。如果有人认为我在说谎的话，那么请自己去中国看看好了。不出一个月，一定会不由自主地谈论起政治的。因为中国的空气里，孕育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

如此正经的我，在游历江南一带期间，这股热情也未轻易退去。在无人逼迫的情况下，满脑子想的都是比艺术要低下几等的政治问题。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时局十分绝望。只要政客执迷于共和，则永远无法摆脱混乱。然而，即便实行王政，要克服当前的困难，也只能等待英雄的出现。而那位英雄，又不得不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如此看来，等待英雄的出现，就如同等待奇迹的出现一般。

交谈期间，我衔起一根烟，郑先生立马站起来为我点火。我感到十分惶恐，不禁感叹，在待客这方面，与邻国的君子相比，日本人真是稍逊一筹啊。

品过红茶之后，先生带着我们来到了屋后的庭院。美丽的草坪周围，种着先生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樱花和白皮松。只见对面有一幢同样的灰色三层建筑，那是最近才建成的郑垂氏的住宅。我漫步在庭院中，眺望着一丛竹林上方，那云缝里的蓝天。想要过这种清贫生活的想法，再次涌上我的心头。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收到了装裱店给我送来的一幅挂轴。挂轴里装裱的，是我第二次去拜访先生时，先生为我书写的一首七言绝句：“梦奠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看着这龙飞凤舞的墨迹，不禁怀念起与先生相处的短暂时光。我不仅是面见前朝的遗臣，更是亲聆了中国当代诗宗、《海藏楼诗集》作者的教诲。

罪恶

敬启者：

上海被称为中国第一的“罪恶之都”。世界各国人聚集于此，自然也容易变成这样。据我所见所闻，风纪确实不好。比如，上海的黄包车夫突然变成了劫匪这事，在报纸上屡见不鲜。再如，坐在黄包车上，突然被人从背后抢了帽子，在这里也是家常便饭。最可恶的是，为了抢走女人的耳环，甚至不惜割掉她的耳朵。这与其说是强盗，倒不如说是变态狂。说起罪恶，几个月前的莲英被杀案，还被写进了戏剧和小说。这案子是一个叫作“拆白党”的恶棍少年团犯下的，其中一个成员为了抢钻戒，杀死了一个叫莲英的妓女。作案手法是将其骗入汽车，开到徐家汇附近后勒死。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史无前例的新式犯罪了。舆论说这是侦探小说带来的坏影响，这种说法在日本也常有。不过话说回来，我看过莲英的照片，说实话，真算不上是美女。

当然，狎妓也很猖獗。若是去青莲阁等茶馆，临近薄暮时分，这里就会聚集着无数的女人。这些女人被称作“野鸡”，粗略一扫，她们全都不满二十岁。她们看到日本人来了，便会围上来，叫着“ANATA、ANATA”。除了“ANATA”之外，还有说“SAIGO、SAIGO”的。这“SAIGO”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当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军人抓着中国女人就要带到附近的高粱地去干那事时说的“SA,IKO（来，跟我走）”，这便是这个词的起源。知道了来源仿佛觉得像听相声一般，可这对日本人来说，到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到了夜里，四马路一带总有几个“野鸡”坐在黄包车上转悠。要是遇到了客人，就让客人坐上黄包车，自己走着将客人带回家。不知为何，她们都戴着眼镜。或许在如今的中国，女人戴眼镜是一种新式的流行吧。

鸦片也是半公开的，在任何地方都有人吸。我去过一个鸦片窟，一个妓女和一个客人，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衔着长长的烟管，在吸食鸦片。听人说，还有魔镜党、男堂子等了不得的玩意儿。所谓男堂子，就是男人向女人献媚，而魔镜党，就是为了满足客人的需要，女人与女人之间上演淫戏。听了这些事，便觉得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藏着几个梳长辫子的萨德侯爵也未可知。实际上，恐怕的确有。据一位丹麦人说，他在四川、广东待了六年，也未曾听说过有辱尸的流言，而来到上海短短三周内，就目睹了两例。

此外，听说最近西伯利亚一带有大量长相奇特的男女要来上海。有一次，我与朋友一起在公家花园散步时，就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俄国人缠着我们要钱。那只是个普通的乞丐，但他的样子令我极度不适。由于工部局的严加管教，从整体上看，上海的风纪好了不少。西洋人方面，EI Dorado，Palermo等咖啡厅都关了。不过，近郊的一家名为Del Monte的店，依旧有许多商人光顾。

Green satin, and a dance, white wine and gleaming laughter, with two nodding ear-rings —―these are Lotus.

这是尤妮斯•蒂金斯咏上海女人Lutos（阿莲）诗中的一节。“美酒映笑颜”―—这咏的不是Lutos一人，那些靠在Del Monte的桌边，听着有印度人在内的乐师演奏的管弦乐的女人们，均在此列。

此致。

南国的美人（上）

上海有许多美人。不知为何，每次见她们都是在一家名为“小有天”的酒楼。据说这里是刚刚故去的清道人李瑞清常来的地方。他还留下了一副对联“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可见其对此地的偏爱绝非一般，可谓用心周到。据说这位有名的文人有一个非凡的胃，能一口气将七十只蟹一扫而光。

总体而言，在上海的饭馆里待着，并不是那么舒心。房间与房间之间用不雅致的墙壁隔开。就连装修得十分漂亮的一品香，其桌上摆着的物件，也与日本的西式餐厅别无二致。其他诸如雅叙园、杏花楼乃至兴华川菜馆等，在这些饭馆里，除了味觉能得到满足以外，其他的感觉别说是得到满足，完全就是备受打击。

不过话说回来，这儿的菜肴确实比日本的要美味。如果要摆出点行家的架势的话，我去过的上海菜馆，比瑞记、厚德福等北京菜馆要逊色一些。即便如此，比起东京的中华料理店，就是小有天，味道也要高出很多。而且价格便宜，只要日本的五分之一。

话题有点扯远了。我见过美女最多的时候，是与神州日报的社长余洵氏一起吃饭时。如前所述，这次也是在小有天的楼上吃的。小有天面朝上海夜晚最热闹的三马路，栏杆外车水马龙，闹声不绝于耳。楼上自然也是谈笑声、歌声、胡琴伴奏声，片刻不停。我在一片喧闹中，一面品着玫瑰花茶，一面看着余谷民君在局票上走笔如云。看着眼前的场景，总觉得自己来的不是茶馆，而像是坐在邮局的凳子上等待时的那种忙碌场合。

局票是用洋纸印成的，上面用红字潦草地印着“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座侍酒勿延”。记得雅叙园的局票上，一角还印着“勿忘国耻”的字样，反日风气很高，所幸这里的局票上并没有类似的话。（局票与大阪的“见状”一样）余氏在其中一张上写上我的姓，后面加上了“梅逢春”三个字。

“这是那林黛玉，已经五十八岁了。近二十年政局的秘密，除了徐世昌大总统，就属她最清楚了。我以你的名义叫的，让你做个参考。”

余氏暗笑着，开始写下一张局票。余氏日语很好。据说他曾在席间用中日两国语言发表演讲，令座上宾德富苏峰氏赞叹不已。

不久，余氏、波多君、村田君和我一一落座。最先来的，是一位名为爱春的美人。她看上去很有灵气，长着一张颇有气质的圆脸，多少有点日本女学生的味道。她身着带着白色织纹的浅紫色上衣，下半身穿着也有花纹的青绿色裤子。头发像日本少女一样编成辫子，发尾用蓝色发带束起来，长长地垂在身后。额头留着刘海，这也与日本少女无异。此外，其胸前挂着翡翠蝴蝶吊坠，耳朵上戴着镶有珍珠的金耳环，手上戴着金手表，全身珠光宝气，闪闪发光。

南国的美人（中）

我被她的美貌折服，就连在使用长长的象牙筷子夹菜时，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美人。不过，就像佳肴一道道被端上桌一样，美人也一个个接踵而至。到底是不该只赞叹爱春一人的场合，于是我把目光转向接着进来的时鸿。

这位叫作时鸿的姑娘，模样并不比爱春美。不过她看起来很强势，长着一张带有田园色彩、个性分明的脸。头发与爱春一样，编成辫子垂在脑后，只是她的发带是粉色的。她身着深紫色的绸缎衣裳，上面绣有银蓝相间的半寸花边。听余谷民君介绍，这位姑娘生于江西，不刻意追赶潮流，还保留着古典美。虽然如此，与素颜的爱春相比，她脸上的脂粉要浓重得多。我看着她的手表，（左胸前佩戴的）钻石蝴蝶，大颗珍珠穿成的项链，光是右手就戴着镶了两颗钻石的戒指，我无比佩服。心想着就是新桥的艺伎，也不曾有一人有这般光彩夺目。

时鸿后面进来的―—如果一一写下去，读者恐怕也要看得审美疲劳了，这里就只介绍其中两个。一个叫洛娥，她刚要与贵州省长王文华结婚，王就被人暗杀，所以现在还在做歌伎，说起来真是红颜薄命。她穿一件黑色绸缎衣裳，上面插一朵芳香扑鼻的白兰花做点缀，除此之外别无修饰。这种不符合年纪的素雅，再加上她那双清澈的双眸，给人一种清秀的感觉。另一位是一个文静少女。她戴着金手镯和珍珠项链，不过别人看起来，就像是玩具一般。要是谁调戏她，她便像这世间普通的女子一样，露出羞涩的神情。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的名字叫天竺，日本人听了可能会忍不住笑出来。

这些美人按照局票上的客人名字，依次坐在我们中间。然而我叫的那曾经风华绝代的林黛玉，却迟迟没有露面。席间，一位叫秦楼的歌伎，手中夹着吸了一半的卷烟，唱起了婉转的西皮调《汾河湾》。她们唱歌时，通常都有胡琴伴奏。不知为何，拉胡琴的男子，在拉琴时大多戴着煞风景的鸭舌帽或礼帽。胡琴多是在横断切开的竹筒上蒙上一层蛇皮制成。秦楼一曲唱罢，这回轮到时鸿登场了。她没有用胡琴做伴奏，而是自弹琵琶，唱了一首凄凉的小曲儿。她出身于江西，那里正是浔阳江上的一片平原。若是像中学生一样感慨一番的话，在枫叶荻花瑟瑟之秋，使得江州司马白乐天湿了青衫的那首琵琶曲，恐怕就是我现在听到的这首了吧。时鸿唱罢，萍乡献唱。萍乡唱罢―—村田君突然站起来，唱起了西皮调的《武家坡》，“八月十五，月光明”，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当然，若不是这般聪慧，也难以像他那样在复杂的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做到游刃有余。

艺名林黛玉的梅逢春落座，已是桌上的鱼翅汤喝完之后了。她的身材比我想象的还要接近歌伎，十分丰满。脸看上去已不算美丽。尽管精心化了妆，但能窥见其往日姿色的，唯有那凤眼中闪过的艳丽光芒。不过一想到她的年龄―—怎么看也不像是五十八岁。她看上去顶多四十出头。尤其是她那一双手，就像小孩子的手一般，指根的关节处凹进肉乎乎的手背。她身穿黑绸缎上衣，上面绣着银边的兰花，下面是同种布料的直筒裤。耳环、手镯，还有挂在胸前的吊坠，全都是在金银底上镶满了翡翠和钻石。特别是戒指上的钻石，足足有鸽子蛋那么大。感觉这样的装扮，不应该出现在这马路边上的茶馆里，而应该出现在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天鹅绒之梦》中那个交织着罪恶和奢华的世界里。

不过，就算是上了年纪，林黛玉到底还是林黛玉。从她的言谈举止中，便可看出她是何等的有才气。不仅如此，几分钟之后，她和着胡琴和笛子的伴奏，唱起秦腔来。那声音里迸发出来的力量，确实艳压群芳。

南国的美人（下）

“怎么样，林黛玉？”

她离席之后，余氏问我。

“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啊。首先她看起来非常年轻，这一点就着实令我惊讶。”

“听说她年轻时一直吃珍珠粉。珍珠可是不老仙丹。要是不吸鸦片的话，她看起来会更加年轻。”

说着，林黛玉的位置上已经坐上了新进来的姑娘。这是一个皮肤白皙、有着大家闺秀气质的小个子美人。她身穿带有万宝图的浅紫色缎子衣裳，戴水晶耳环，更平添了一丝高雅的气质。我赶紧问她芳名，她答“花宝玉”，―—她说自己名字时声如莺啼。我递过一根卷烟，想起了杜少陵的诗《布谷催春种》。

“芥川先生。”

余洵氏一边劝我喝酒，一边难以启齿似的唤着我的名字。

“怎么样，中国的女人？喜欢吗？”

“哪儿的女人我都喜欢，―—中国的女人也很漂亮啊。”

“你觉得她们什么地方好？”

“嗯……我觉得她们最美的地方是耳朵。”

其实，我对中国人的耳朵满怀敬意。说到耳朵，日本女人可比不上中国女人。日本人的耳朵大多扁平肉厚，更有甚者，与其说是耳朵，不如说是不知何种缘故，在脸颊两旁长了两串蘑菇。仔细想想，这就跟深海里的鱼瞎了眼一个道理。日本人的耳朵素来藏在抹了发油的鬓发后面。但是，中国女人的耳朵一直任凭春风的吹拂，而且还戴着镶着宝石的耳环。因此，日本女人的耳朵已经退化成今日这般，而中国女人的耳朵则天然去雕饰，十分美丽。如今面前的这位花宝玉，就长着一对小巧玲珑如贝壳般的耳朵，惹人喜爱。“他钗亸玉斜横，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西厢记》里的莺莺，想必也是长了这样一对耳朵。笠翁曾详细描写过中国女人之美（《偶集》卷之三，声容部），却唯独只字未提耳朵。就这一点来看，写出了十种曲的伟大作者，却不如我芥川龙之介具备慧眼呢。

说完耳朵之后，我与其他三人一起喝了甜粥。然后走上熙熙攘攘的三马路，打算去妓院看看。

妓院一般在马路横切的石板路两侧。余氏一面为我们带路，一面依次读着妓院门口灯笼上写的名字，终于在一家妓院门前停下，径直走了进去。进门一看，是没有铺地板的泥地，看着有些寒酸，几个穿着粗布麻衣的中国人在吃饭什么的。如果不是事前知道的话，谁都不信这是妓女居住的地方。不过，一上楼，小巧的中式沙龙里，灯火通明。排成一列的紫檀椅，巨大的立地镜，这样看起来的确像是一流的妓院。贴着蓝色壁纸的墙上，也挂着几幅裱了玻璃框的南宗画。

“在中国包养妓女也不容易，就连这些家具，都要花钱给她们置办呢。”

余氏和我们一起喝茶，讲起来许多花柳界的事。

“今晚我们叫来的这些姑娘，要想包养她们，至少要五百大洋。”

这时，刚才的那位花宝玉，从隔壁房间里探出头来。中国的妓女出席陪酒，只坐五分钟就走。刚才还在小有天的花宝玉，此刻已经回到了这里，这并非什么不可思议之事。此外，若想了解在中国包养妓女的细节，请参考井上红梅的《中国风俗卷之上，花柳词汇》。

我们同两三个姑娘一起，嗑着瓜子，抽着烟，聊了会儿天。说是聊天，我基本不说话。村田君指着我，对其中一个淘气的姑娘说：“他不是东洋人，是广东人。”那姑娘问村田君：“此话当真？”村田君回她：“千真万确。”听着他们的谈话，我的思绪飘到了一些漫无目的的事情上。

约莫二十分钟后，我感到有些无聊，便在屋里踱步，也顺便偷偷看了看隔壁房间。电灯下，温柔的花宝玉正跟一个胖胖的阿姨围坐在餐桌前吃晚饭。桌上只有一个盘子，盘子里也只有一些青菜。不过宝玉还是吃得津津有味。看到这一幕，我不由得会心一笑。刚才来小有天的花宝玉，真不愧是南国的美人。不过，眼前的这位花宝玉—―这个嚼着菜根的花宝玉，绝不只是一个任由浪荡公子玩弄的美人。这时，我第一次对中国的女人有了亲切感。

李人杰氏

“我与村田君一起，去拜访了李人杰氏。李氏年仅二十八岁，论信仰是社会主义者，是上海‘少年中国’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去的路上，透过车窗，看到路旁郁郁葱葱的树，顿觉夏天已至。那是一个阴天，偶尔有一点阳光，风起而尘不扬。”

这是在拜访完李氏之后，我写下的备忘录。现在翻开笔记本来看，当时急忙用铅笔写下的潦草字迹，有很多已经看不清了。当然，文章写得也很没有条理。不过，正是这没有条理的文章，反而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境。

“有人直接将我们带到了客厅。客厅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两三把西式座椅，桌上有盘子，里面盛着陶制的水果，梨、葡萄、苹果••••••除了这粗糙的仿制品以外，再没有一样赏心悦目的装饰。但是房间里一尘不染，简朴的气息令人愉快。”

“几分钟后，李人杰氏来了。李氏个子不高，头发稍长，面瘦，脸上看起来血色不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诚恳。同时又能察觉到他敏锐的神经。给人第一印象不坏。像是触碰到了时钟上那细且强韧的发条。我与他隔桌对坐，他穿一件灰色的大褂。”

李氏曾在东京上过大学，日语讲得十分流利。特别是他能将一些复杂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在这一点上，我的日语还不如他。另外，有件事情我没有写到备忘录里，接待我们的客厅一角，有直通二楼的木梯。因此，从梯子上下来时，客人最先看到的是脚。对于李人杰氏，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他脚上那双中国布鞋。除李氏之外，没有哪位名士，我最先看到的是脚。

“李氏云，应如何改造今日之中国？要解决这一问题，方法既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对改造中国毫无意义。这一点在过去已经得到了证明，如今又被证明了一次。然吾辈应努力之方向，唯有社会革命这一种方法。这就是宣传文化运动的‘少年中国’的思想家们，一致呼吁的主张。李氏又云，社会革命必须依靠宣传这一手段。此乃吾辈著书立说原因之所在。已经觉醒的中国之仁人志士对待新知识并不冷淡，相反，他们对其如饥似渴。然而，能够满足知识需求的书籍少之又少，吾向君断言，当下之要务便是著述。正如李氏所言，当下之中国无民意，无民意何以生革命？更何谈得成功？李氏又云，种子已在手里，唯恐万里之荒芜，抑或力不能及。无论吾等之肉体能否承受此般劳苦，必定都会陷入忧愁。言毕，李氏眉头紧锁。我对其深表同情。李氏又云，近期应该关注的，是中国银行团的势力。其背后之势力暂且不论，北洋政府有被中国银行团左右的趋势，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吾等之敌人―—吾等之炮火应集中攻击的，正是此银行团。我说，我对中国的艺术很失望。我所看到的小说绘画，全都不值一提。然而，就中国的现状来看，期待从这片土壤里诞生出兴盛的艺术，似乎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我问先生，在宣传手段之外，是否还有余力顾及一下艺术呢？李氏云：几乎没有。”

我的备忘录里记下的，就是这些了。不过，李氏的言谈举止十分敏捷利落，也难怪一同前往的村田君感叹“此人的脑子可真好”。不仅如此，我还听说李氏在日本留学时，还曾读过一两篇我的小说。这让我又对他增添了一些好感。即便是我这样的正人君子，可毕竟我是个小说家，在这方面的虚荣心还是很强的。

日本人

我们应邀至上海纺织厂的小岛氏的家里吃晚饭时，看到他家门前的庭院里，种了一棵樱花树。

同行的四十起氏说：“快看，樱花开了。”其语气中，带着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欣喜。刚走出来的小岛氏，说得夸张一点，他的神情像是刚从美洲大陆回来的哥伦布，向人们炫耀他从新大陆带回来的特产。那瘦木枯枝的树上，只不过挂着几朵可怜的樱花罢了。

我内心十分不解，这两位先生为何会如此欣喜呢？但是，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之后我才明白，不仅这两位先生，其他日本人也是如此。日本人究竟是怎样的人种，我无从知晓。但是是走出国门之后，无论是重瓣还是单瓣，只要看到樱花就会感到幸福的人种。

我去参观同文书院时，走在寄宿宿舍的二楼，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能看到一片青色的麦浪。麦田里，随处点缀着几丛普通的油菜花。再往远处望，在这片麦田的背后—―有一排低矮的房屋，上面挂着一面巨大的鲤鱼旗。鲜艳的鲤鱼旗在风的吹拂下不断翻腾，仅这一面鲤鱼旗，瞬间改变了周围的风景，让我感到我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

然而走近窗户往下一看，便能看到窗下的麦田里，有一群中国农民在辛勤地劳作。这莫名让我感到一丝违和。我在遥远的上海上空，看到了日本的鲤鱼旗，这使我感到愉快。或许，我根本没有资格嘲笑樱花的事情。

◎

我曾受到上海日本妇女俱乐部的款待。地点是位于法国租界的松本夫人的宅邸。在铺着白色桌布的圆桌上，摆放着一盆瓜叶菊，还有红茶、点心、三明治••••••围坐在桌子旁的夫人们，比我想象的要温良贤淑。

我与这些夫人们，谈论起了小说和戏剧。其中一位夫人对我说：“这个月您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小说《乌鸦》，写得很有意思。”

“不不不，写得不好。”

我谦虚地答道，很想让《乌鸦》的作者宇野浩二听听我们这段对话。

◎

南阳号的船长竹内氏跟我说，他在汉口的码头散步时，曾看到成片悬铃木树下的长凳上，一个不知是英国还是美国的船员，和一个日本女人坐在一起。那女人一看便知是做什么的。据说当时竹内氏看到这情形，颇感不快。听了这故事以后，我走在北四川路上，看到迎面而来的车里，三四个日本艺伎拥着一个西洋人频频嬉闹。但我并没有像竹内氏那样感到不快。不过，对他那不快的心情，我也并非无法理解。不，反而我对这种心理很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只是感到不快，倘若往大了说，不就是爱国的义愤吗？

◎

据说有一个叫X的日本人，在上海住了二十年，婚也是在上海结的，孩子也是在上海生的，还在上海发了财。因此，他对上海有很强的眷恋。偶尔有客人从日本来，他总要对上海夸赞一番。建筑、道路、饮食、娱乐••••••日本什么都比不上上海，上海就跟西洋一样。与其在日本操劳一辈子，还不如早日来上海―—他甚至这样劝告客人。X死后，拿出他的遗嘱一看，上面竟意外地写着：“无论如何，我的骨灰一定要埋在日本••••••”

一日，我站在旅馆的窗边，抽着古巴的Habana雪茄，想起了这个故事。我们不应该嘲笑X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我们跟他都一样。

徐家汇

明朝万历年间。墙外，处处柳树成荫。墙的那边可见天主教堂的屋顶。屋顶上的黄金十字架在落日的余光下熠熠生辉。一名行脚僧和一个村童上场。

行脚僧：徐公的宅邸是在那儿吗？

村童：正是那儿。可是，就算您进去了，也化不到缘的，徐大人最讨厌和尚了。

行脚僧：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村童：既然知道了您就别去了吧。

行脚僧：（苦笑）你这孩子说话怎么带刺呢，我去那儿又不是要暂住修行，我是去向天主教徒们讨教讨教的。

村童：是吗？那随便您了。要是被他们家下人打了，可没人能帮您。

村童退场。

行脚僧：（独白）那儿能看到天主教堂的屋顶，可是大门在哪儿呢？

一个洋人传教士骑驴走过，后面跟着一个随从。

行脚僧：喂，喂。

传教士拉住了驴。

行脚僧：（勇猛地）你从何处来？

传教士：（疑惑地）我从信徒家来。

行脚僧：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

传教士一脸茫然。

行脚僧：还收得剑么？快说，快说，你若不说―—

行脚僧挥着如意棒，要打传教士，随从将其扑倒。

随从：此人疯了，不用理他，我们快走吧。

传教士：怪可怜的，看他眼神有点奇怪。

传教士一行离去，行脚僧站起来。

行脚僧：可恶的外道。把我的如意都折断了，我的钵哪儿去了？

墙内远远地传来天主教的赞歌。

◎

清朝雍正年间。草原，处处柳树成荫。其间可见一座荒废的礼拜堂。三个农村少女，手挎提篮在摘艾蒿。

甲：云雀的叫声真吵。

乙：是啊―—哎呀，有只讨厌的蜥蜴。

甲：你姐姐的婚礼还没办吗？

乙：可能要到下个月了。

丙：哎呀，这是什么呀？（拾起一个沾满土的十字架。丙是三人中最年幼的）上面还雕着人像呢。

乙：什么东西？让我看看。这是个十字架。

丙：十字架是什么？

乙：天主教的人拿着的东西。这个不知是不是金子做的。

甲：好了好了，拿着这种东西，搞不好会像张三一样被砍头。

丙：那还是把它埋回原来的地方吧。

甲：嗯嗯，这样最好。

乙：嗯嗯，这样最保险。

少女们离开。几小时后，草原上暮色渐至。丙和一个瞎眼老人一同出现。

丙：就在这附近，爷爷。

老人：那快找吧，有人来就麻烦了。

丙：快看，找到了，就是这个吧？

新月下，老人手持十字架，默默低头祈祷。

◎

民国十年（1921年）。麦田里有花岗石的十字架。柳树上方，天主教堂的尖塔屹然耸入云端。五六个日本人穿过麦田走出来，其中一人是同文书院的学生。

甲：那座天主教堂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乙：据说是道光末年。（翻开旅游指南）进深二百五十英尺，宽一百二十七英尺，高一百六十九英尺。

学生：那是墓。那个十字架―—

甲：还真是，看这残存的石柱和石兽，以前恐怕更加壮观。

丁：应该是吧，好歹也是大臣之墓啊。

学生：这砖砌的台座里面还嵌着石头呢。这是徐氏的墓志铭。

丁：上面写着“明故少保加赠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记”。

甲：墓在别的地方还有吗？

乙：不知道，我觉得有。

甲：十字架上也有铭文呢，写的是“十字圣架万世瞻依”。

丙：（在远处说）你们站着别动，我给你们拍张照。

四人站在十字架前，不自然地沉默了几秒。

最后一瞥

村田君和波多君离开后，我抽着烟，来到了凤阳号的甲板上。灯火通明的码头已无人影。对面的马路上，有几幢三四层的砖瓦房耸入夜空。这时，一个苦力走过眼下的码头，地上投射出他清晰的影子。要是和他一起走的话，就能走到之前我去取过护照的日本领事馆的门前。

我沿着静静的甲板，向船尾方向走去。从这里眺望下游，外滩的马路上，点点街灯闪闪发光。不知从这里能否看到横跨苏州河口、白天车水马龙的外白渡桥。桥畔的公园里，虽看不见新吐的绿叶，但隐约可见那有一片树林。上次我去那儿的时候，在有喷泉的草坪上，一个身穿工部局红色号衣的驼背中国人，正在捡地上的烟盒。不知公园的花坛里，郁金香和黄水仙还在灯光下盛开着吗？穿过那里走到对面，应该就能看见带有宽阔庭院的英国领事馆和正金银行。从那里沿着河岸直走，往左拐进一条弄堂，便能看到兰心大剧院。入口的石阶上，就算还立着喜歌剧的广告牌，这时恐怕也没人去了吧。这时，一辆汽车沿着河岸径直驶来。玫瑰、丝绸、琥珀项链••••••这些东西在眼前一闪而过。他们一定是去卡尔顿咖啡厅（Calton Café）跳舞的。然后在一条林荫小道上，有人哼着小曲，蹬着皮鞋走过来。“Chin Chin Chinaman（中、中、中国佬）”―—我把烟头扔向黑暗的黄浦江，缓缓走回船厅。

船厅里也已经没人了。唯有铺着地毯的地板上，盆栽兰花的叶子闪耀着光芒。我靠在长椅上，陷入了回忆里。―—我去拜会吴景濂氏时，他那剃成寸头的大脑门上，贴着块紫色的膏药。他向我抱怨说：“头上长了个脓包。”那个脓包不知道好了没。―—和醉步蹒跚的四十起氏，一起走在黑灯瞎火的街道上，我们头顶上方，正巧有一扇四角小窗。窗里的灯光，斜照向乌云密布的天空。窗边有个像小鸟一样的年轻中国女子，在看着我们。四十起氏指着她告诉我：“那就是广东美人。”今晚，那女子可能又会像那样探出头来吧。―—在绿树成荫的法国租界里，我们坐在马车上轻快地走着，前方有一个中国车夫牵着两匹白马走过来。其中一匹，不知何故，突然躺倒在地。“那马是因为背上痒痒了。”同行的村田君解开了我的疑惑。―—回忆着这些事，我把手伸进夹衣口袋里掏烟盒。然而掏出来的，不是黄色的埃及烟盒，而是昨晚放进口袋忘了拿出来的京剧戏单。同时，不知什么东西从戏单里掉到了地上。那是―— 一瞬间之后，我从地上拾起了已经枯萎的白兰花。我拿近嗅了嗅，已经连香味都没有了。花瓣也变成了褐色。“白兰花、白兰花”―—这卖花人的叫卖声，也只能残留在记忆里了。白兰花在南国美人的胸前散发着清香，如今回想起来也仿佛是梦境。我感到自己可能会沉浸在这感伤之中，便赶紧将这枯萎了的白兰花扔到了地上。随即点燃一支烟，开始看临行前小岛氏赠予我的玛丽•斯特普斯的书。

大正十年（1921年）八月—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