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之“文”与中国文论话语

《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算是王运熙先生的观点了。他在《〈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一文中说：

人们一提到《文心雕龙》，总认为它是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书籍，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文学概论那样。我过去也是这样看的。诚然，《文心雕龙》对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标准和方法等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发表了精到的见解，理论性相当强，不妨把它当作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来研究；但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来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来看，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书籍。^注

王先生在《刘勰论文学作品的范围、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一文中又指出：“刘勰心目中的文学范围虽然很宽泛”，但“可以肯定地说，刘勰心目中文学作品的主要对象是诗赋和富有文采的各体骈散文，而诗赋尤占首要地位”^注。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王先生又贯通以上观点而谓：“《文心雕龙》全书，广泛评论了历代作家作品，涉及到不少重要文学理论问题，论述有系统而又深刻，无疑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但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看，它原来却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注李淼先生则从完整认识《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角度，指出：“不能把《文心雕龙》说成是‘文章理论’或‘写作指导和文章作法’，或其他什么理论，而应该明确确定是文学理论，其理论体系是文学理论体系。”^注这场争论涉及的范围不大，更没有充分地展开，但实际上，直到今天，关于《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仍然难以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笔者认为，在当代文艺学的语境下，王先生说《文心雕龙》“不是文学概论一类书籍”，是完全正确的；但王先生何以又小心地说《文心雕龙》“无疑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呢？原因可能是“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也与现代文章写作学并不一致，这也正是李淼先生不同意《文心雕龙》是文章作法的原因。这里，笔者想借此指出的是，解决诸如《文心雕龙》性质等问题认识上的两难之困，可能需要暂时走出现代文艺学的语境，着力于《文心雕龙》乃至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还原。即以《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而论，假如以现代文艺学的概念体系来衡量，无论说它是文学概论还是文章作法，都会让人觉得似是而非而心有未安；而从《文心雕龙》的实际出发，搞清楚刘勰所论之“文”的内涵，或许会有不同的认识。

一

按照笔者的校勘，《文心雕龙》全书共有 587 个“文”字（不包括《隐秀》篇补文），其中用于人名 35 个，地名 2 个，篇名 10 个，出于引文者 23 个，属于衍文者 1个，合计 71 个^注；除此之外的“文”字，可以说皆为《文心雕龙》专用术语，共有 516个^注。显然，被刘勰用得如此频繁的这个“文”字，称得上《文心雕龙》的第一术语了。正因如此，不少龙学家对这个字予以极大的关注。

陆侃如、牟世金先生《文心雕龙译注》全书的第一条注释就是关于“文”的，其云：“一般来说，刘勰用这个字来指文学或文章，但有时也用来指广义的文化、学术；有时指作品的修词、藻饰；有时则指一切事物的花纹、彩色……”^注冯春田先生在《文心雕龙语词通释》中，概括了“文”的五个义项：一是“广义上包括世界万物的形容声貌以及社会文化和文学辞章等。……专指文学、文章。……又指韵文。……指文采，文辞形式，与‘质’或‘实’相对。”二是“指彩纹、花纹”，三是“有文采”，四是“文字”，五是“法，规章”^注。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列举了诸如“文人”、“文人相轻”、“文士”、“文才”等以“文”为首的七十多个词组，并逐一进行了解释，可以说是对《文心雕龙》之“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检视。周振甫先生在由他主编的《文心雕龙辞典》中，专门作了“文释”，其云：“刘勰讲的‘文’，有各种不同的含义。一指文字……二指文彩……三指音律……四指文辞……五指韵文……六指骈文……”又说：“刘勰讲的文，主要是讲文章……原来刘勰讲的文章，主要是讲骈文。”^注陈书良先生在其《〈文心雕龙〉释名》中，将“文”的含义概括为九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或文章”，二是“讲究音节、声韵的作品”，三是“花纹色彩”，四是“人为美的作品的文采、华美”，五是“作品的艺术形式”，六是“文化、学术”，七是“人为美的声音”，八是“文字”，九是“文治、礼法”。^注

上述对“文”的解释，除了周振甫先生以外，都有一个共同的义项，也可以说是中心义项，那就是“文学或文章”。显然，以“文学或文章”来解释《文心雕龙》之“文”，则这个“文学或文章”当然是现代文艺学中的“文学或文章”。然而，刘勰自己也恰恰经常把“文”叫做“文学”或“文章”，只不过刘勰的“文学”或“文章”与我们今天所谓“文学或文章”大相径庭了。因此，在现代文艺学的语境下，对《文心雕龙》之“文”，似乎也只能以“文学或文章”来解释了；但这对《文心雕龙》本身而言，此“文学”非彼“文学”，此“文章”非彼“文章”，也就有些不伦不类而龃龉难通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周振甫先生便舍弃了这个“文学或文章”，而用“韵文”、“骈文”来代替，而且特别指出“刘勰讲的文章，主要是讲骈文”。但如此一来，《文心雕龙》岂非成了一部“骈文概论”？这显然又是不符合《文心雕龙》一书的实际的。

其实，《文心雕龙》一书所用“文”字虽多，其含义却并不复杂。笔者以为，《原道》以下这段话中的三个“文”字，正好概括了全书之“文”的中心含义：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注

从“文字”到“文章”再到“文质”，正包含了《文心雕龙》之“文”的基本内容。正如周振甫先生所说，“刘勰讲的文，主要是讲文章”，但这个“文章”并非“主要是讲骈文”，当然也不是现代文艺学中与“文学”相对的“文章”，而是形诸书面的所有“文字”，也就是章太炎所谓“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注。对此，刘勰说得是非常明白的。《练字》有云：“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注刘勰认为，文字乃是语言的形象符号，也是文章写作的工具。因此，“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注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为有声的语言，语言则落实到有形的文字。吟咏讽诵，在于声韵的和谐；落笔成文，则视文字的运用了。所谓“声画昭精，墨采腾奋”^注，文字运用精确，作品自然奋飞。可见，在刘勰的心目中，用“文字”写成的“文章”，必然也必须追求辞采，以便能够充分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也就是“文胜其质”了。正因如此，刘勰所谓“文”，就与“采”或“彩”密不可分，如《征圣》所谓“精理为文，秀气成采”^注、《铨赋》所谓“铺彩摛文”^注、《才略》所谓“刘桢情高以会采，应玚学优以得文”^注等。从而，所谓文章的写作，关键也就是文采的运用问题了。如《情采》：“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注《镕裁》：“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蹊要所司，职在镕裁：檃括情理，矫揉文采也。”�^注显然，“文章”也就意味着“文采”了。

因此，尽管刘勰“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者均谓之“文”，但这个“文”或“文章”却又必须是美的，必须是富有文采的。这正是罗宗强先生所指出的：“我国古代虽然所有文章都称为文，但是有一条发展线索在这所有文章中或有或无、或隐或现、或充分或不充分地存在着，那就是对于艺术特质（或称文学特质）的展开和探讨。”罗先生又说：“在刘勰的文学思想中，不仅存留有学术未分时的文章观，而且有文学独立成科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对于文学艺术特质的追求。他不仅论述了神思、风骨、体势等命题，而且论述了比兴、声律、丽辞、夸饰、隐秀等主要属于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重视神思、重视声律、重视骈辞俪句，酌奇玩华，都是文学自觉的趋势起来之后的追求。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勰文学思想的另一面。这一面，就是他反映着我国古代文学思想中明确追求艺术特质的发展趋向。”^注所以，刘勰所谓“文”、“文章”，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章”是显然不同的。

至于刘勰所谓“文学”，亦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注《文心雕龙》中有三处用到“文学”一词，一处是《颂赞》篇的“崔瑗《文学》”^注一语，指的是崔瑗的《南阳文学颂》一文；另外两处都在《时序》篇，一云“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注，一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注，这两个“文学”皆有文化学术、文人学士之意，也就是关于“文”的学问。除此之外，刘勰关于“文”和“学”的对举，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文学”，如：《时序》所谓“元皇中兴，披文建学”^注，《才略》所谓“二班、两刘，弈叶继采，旧说以为固文优彪，歆学精向”^注，以及“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注，等等。这些“文学”，与我们现代文艺学中的所谓“文学”，也是显然不同的。

实际上，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文学”一词。《论语·先进》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注“文学”乃是孔门四科之一，杨伯峻先生谓：“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注所以，“文学”之“学”，从一开始就是“学问”之意。《荀子·大略》有云：“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注这段话中有两个“文学”，且荀子自己已经做了解释：“谓学问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更有不少“文学”，值得我们仔细玩味，如：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注

晁错者，颍川人也。……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注

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注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注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注

倪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注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注

这众多的“文学”，皆为文章博学之意，与《论语》、《荀子》所谓“文学”，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学”指的主要就是关于“文”的学问。《文心雕龙》对“文学”一词的运用，可以说渊源有自，与中国古代文化乃是一脉相承的。

二

可以看出，在《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一词与现代文艺学的“文学”完全不同，而“文章”才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文学作品”。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也仍然是一以贯之的。《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注《论语·泰伯》云：“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注显然，这个“文章”乃是“文学”中的“文”，指的是作品。《荀子·非相》云：“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注可以看出，“文章”还包含华美、文采之意，这可以说是“作品”的引伸之意了。《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语云：“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注这个“文章”，当然也是作品。班固《两都赋序》云：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馀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注

这段话中的两个“文章”，已经不是一般的作品，而是文人“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辞赋之作，那就更是今天所谓“文学作品”了。班固在其《汉书》中，也用了不少“文章”，如：

明年当封禅，式又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倪宽代之。^注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注

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注

这些“文章”或“文辞”，指的显然是不同于学术著作的艺术之作。尤其是以“儒雅”与“文章”相对而言，其意就更为明显了。王充的《论衡》一书，也屡用“文章”一词，如“学士有文章之学，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注、“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注，等等，这些“文章”亦与学术显然有别，其别在“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文章”乃是一种具有形式美的艺术。

魏晋南北朝的文论家们更是经常以“文章”来概括五花八门的文体。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注陆机云：“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注挚虞的著作题名即为“文章流别论”。萧子显认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注萧统评价陶渊明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注萧纲勉励其弟萧绎云：“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注又论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注至于《文心雕龙》，则有二十四处用到“文章”一词，如《原道》：“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注，《征圣》：“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注、“天道难闻，且或钻仰；文章可见，宁曰勿思”�^注，《宗经》：“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注、“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注《正纬》：“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注，《风骨》：“文章才力，有似于此”�^注，《定势》：“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注，《情采》：“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注《声律》：“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注，《事类》：“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注，《指瑕》：“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注，《附会》：“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注，《时序》：“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注，《才略》：“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注，《序志》：“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注、“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注，等等。显然，《文心雕龙》之“文”，主要就是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心雕龙》正是一部“文章学”。但必须明确的是，这里的“文章”决非今天与所谓“文学创作”相对而言的一般文章，而根本就是所谓的“文学作品”。

然则，六朝人所谓的“文章”，主要包括哪些文体呢？这只要看一看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中所用到的大量“文章”，就非常清楚了：

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注

初，王莽末，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注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毅早卒，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注

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也。……遂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注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也。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注

崔琦字子玮，涿郡安平人，济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注

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注

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衡时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注

很明显，这些所谓“文章”，乃是诗、赋、铭、诔、颂、祝等等的统称，都是当时的语言艺术之作。

也许正因如此，鲁迅先生专论魏晋之文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文章”而不称“文学”，论述过程中则是二者并用而以“文章”为多。如说“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又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注；在引证刘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之后，鲁迅先生解释说：“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注显然，这些“文章”都是我们今天所谓“文学作品”，而且有时主要是指诗。实际上，在诗歌艺术辉煌灿烂的唐代，人们恰恰是喜欢用“文章”来概括以诗歌为主体的艺术之文的。如王勃：“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注陈子昂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注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注杜甫感叹：“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注又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注韩愈有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注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注这许多“文章”，大多说的是诗歌或辞赋。

三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章”与“文学”、“文”与“学”是分得很清楚的。刘劭《人物志·流业》有云：“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注又说：“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注他指出：“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注可见，“文章”与“儒学”乃是不同的才能，一为“属文著述”，一为“传圣人之业”。《三国志·魏书二十一》载夏侯惠称赞刘劭语云：“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注这里所谓“文学之士”和“文章之士”，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学”与“文”的区别与联系，也就明确了“文学”与“文章”的不同含义。

萧绎《金楼子·立言》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注

这里的“古人之学者有二”，指的是“通圣人之经”的“儒”和“止于辞赋”的“文”，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说：“前者属于学术的范畴，后者属于文章的范畴。”^注是非常正确的。这里的“今之学者有四”，实际上只论及“学”、“笔”、“文”三者。所谓“学”，指的是“博穷子史”的学者，他们“率多不属辞”，而只是“守其章句”，虽然“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但其“挹源知流，亦足可贵”。至于“笔”和“文”，《文心雕龙·总术》有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注当然，萧绎所谓“笔”和“文”，除了以是否有韵相区别，还有文采多寡等的不同，但无论如何，二者显然都属于“文章”的范畴。所以，尽管六朝以来较之前代名目更多，实际上仍然是“学”和“文”即“文学”与“文章”两个方面。

唐代姚思廉撰《梁书》，其《文学传》有云：

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范氏《后汉书》有《文苑传》，所载之人，其详已甚；然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约、淹、昉、僧孺、率别以功迹论。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至太清中人，为《文学传》云。^注

这里，姚思廉说得很明白，之所以叫“文学传”，乃是“文兼学者”，“文”就是“文章”或“文采”，所谓“文章尤著”、“文章之盛”、“文采妙绝”，等等；“学”则是对“文”之研究，所谓“文学”。正因如此，刘勰、钟嵘等文论家就都被列入了“文学传”，他们可谓真正的“文兼学者”，这是毫不含糊的。

诚然，中国古代文论有着漫长的历史，“文学”、“文章”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不少变通的用法，应该说情况是颇为复杂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上述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含义，乃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初，英文的“literature”一词被翻译为“文学”，用以指语言的艺术；“五四”运动以后，这一翻译被广泛接受并流行至今。对此，现代文艺学早已习焉不察了。但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角度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因为这一误会，使得现代汉语中的“文学”一词面临诸多尴尬的境地。比如，研究哲学的人叫哲学家，研究历史的人叫历史学家，研究数学的人叫数学家，那么研究文学的人呢？显然不能叫文学家，因为文学家一般是指那些创作“文学作品”的人。再如，我们的中文系都有“文艺学概论”之类的课程，但这里的“文艺”一般不包括绘画、音乐等的艺术，而只是指文学；所谓“文艺学”，严格说来是“文学学”，只是这个“文学学”实在太拗口了，只好用不包括艺术的“文艺学”来代替。又如，现在很多大学都有文学院，但实际上文学院的人很少从事文学创作，应该说只有我们的鲁迅文学院才是名副其实的。所以，大学里的文学院其实是指“文学学院”。还如，著名的《文史哲》杂志，这个“史”当然是史学，这个“哲”当然是哲学，可是这个“文”是文学吗？《文史哲》杂志显然不刊登文学作品，这个“文”是指对文学的研究；对文学的研究只能叫“文学学”，所以“文史哲”并非“文学、史学、哲学”的简称，而是“文学学、史学、哲学”的简称。那么，同样一个“学”字，在同样的使用环境中，却面临如此的尴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尴尬呢？就因为我们把“ literature”一词翻译成了“文学”。这一翻译首先是无视汉语的基本规范，试想，这里的“学”如果不是指学术、学问、学科，又能指什么呢？可是英文的“literature”似乎并没有“学”的这些含义。也许正因如此，现代文艺学所谓“文学”之“学”，其实是不知所指、没有意义的，上述所谓“文学作品”的习惯说法，实际上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因此，笔者以为，把“literature”一词翻译为“文学”，乃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因为它不仅无视汉语的基本规范，而且无视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割断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

那么，还原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是否就能摆脱这一尴尬的境地呢？应该说，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可以回答的。但就“文学”、“文章”之词而言，笔者认为是可以解决的。按照上述罗列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文章”的基本话语，研究“文”（文章）的人自然就是文学家了，所谓《文史哲》，当然是“文学、史学、哲学”的简称，原本是名副其实的。所以，“ literature”不能翻译为“文学”，而应该翻译为“文章”；而作为“文章之学”（Literary study）的“文学”，或可翻译为“Philology”^注。

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笔者在拙著《〈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的“后记”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本书探索《文心雕龙》的文论思想，多用‘文章’一词，或径用一个‘文’字，有时则‘文章’、‘文学’并用。此无他，主要是想符合刘勰思想的实际。‘文心雕龙’之‘文’，在现代汉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适应的词语。今天的‘文学’一词固然不能概括这个‘文’，即使‘文章’一词也是差强人意；刘勰之‘文’的实质固然是‘美’，但径直称之为‘美’有时却并不妥当。之所以出现这种‘两难’之境，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代文学理论的‘失语’———失去了我们自己的语言。实际上，《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有着很强的自洽性，其概念的运用是并不含糊的，‘文’也一样。我之所以慎用‘文学’一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图‘复原’刘勰的理论话语。”^注显然，当“文学”一词在现有意义上被普遍运用了一个世纪之后，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词汇了，而是与众多词汇、文句乃至文化现象相关联，而且又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文章”一词的理解和使用。所以，居今而言，把“literature”翻译为“文章”，恐怕还难以被接受，这也正是笔者所谓“两难”的原因所在，则所谓文论话语的还原也就决非一蹴而就的了。

季羡林先生有言：“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然后回头来面对西方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加以分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注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并曾指出：“我想，‘仔细检查、阐释’工作的重要性，研究者们大多已认识到了；但这个检查和阐释要‘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而‘回归自我’，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注这里，笔者想要补充的是，无论这一回归过程如何艰苦，要想摆脱现代文艺学中诸如“文学”等词语的诸多尴尬，我们都必须认真面对并最终踏上中国文论话语的回归和还原之路。

注：王运熙：《〈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复旦学报》1981 年第 5 期。

注：王运熙：《刘勰论文学作品的范围、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文心雕龙学刊》（第三辑），济南：齐鲁书社，1986 年，第 3、4 页。

注：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330 页。

注：李淼：《略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济南：齐鲁书社，1983 年，第 125 页。

注：用于人名者，如“文王患忧”（《原道》）、“文帝、陈思”（《明诗》）、“文举属章”（《书记》）等；用于地名两处，分别为“讲文虎观”（《时序》）、“置崇文之观”（《时序》）；用于篇名者，如“独制《文言》”（《原道》）、“昔陆氏《文赋》”（《总术》）等；出于引文者，如“‘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征圣》）、“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定势》）等；属于衍文者一处，为“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文之大略也”（《诸子》）。

注：陆侃如、牟世金先生《文心雕龙译注》曾据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编《文心雕龙新书通检》谓《文心雕龙》全书中单独用“文”字共三百三十七处（见《文心雕龙译注》上册，济南：齐鲁书社，1981 年，第 2 页），乃《通检》一书不确。陈书良先生《〈文心雕龙〉释名》之第九单元“文”则谓“文 412 处”（见该书第 48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未知何据。

注：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上册），第 2 页。

注：冯春田：《文心雕龙语词通释》，济南：明天出版社，1990 年，第 642 －643 页。

注：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90 页。

注：陈书良：《〈文心雕龙〉释名》，第 48 －50 页。

注：［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第 4 －5 页。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