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侠义精神的重塑

正如诸多研究者在追溯武侠小说历史时所明确指出的，侠在我国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但也是众所周知的，至少在维新变法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与此前延续上千年的超稳定状态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大变局。那么，在这个变局中，侠义精神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下文将对此时的相关理论倡导进行梳理，以对上述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答。

一、新民说与“中国之武士道”

关于清末的社会变迁，曾有人如此描述：“甲午以后，欲雪割地赔款之耻，于时人人言自强；庚子以后，欲弥赔款失权之憾，于时人人言自立；至于癸卯以来，日俄开衅……国患方迫，于是忧时之士，人人则言自存。”^注虽始终有仁人志士做着号召和变革的努力，但缺乏响应，没有根基，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之时，偌大中国，内忧外患，终究不免要走到救亡图存的关口。

实际上，此时已经有人就这一困局试探着提出解决方案。1895 年，严复曾发表《原强》一文，后又补充内容，撰写了《原强修订稿》。在该文中，他说：“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注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国强与民强的关系。而后，麦孟华在 1900 年又指出，我国国民历来不具备关于“国家”的思想，也放弃了对国家的责任，所以国家会变得如此衰弱，民众会变得如此穷困。他说，在这国族存亡的紧急关口，国民就应该明确自身所面对的祸福、利害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一责任是无人能够替代的。因此，“其身既为国民中之一人，其力即当任国民中之一事，智运其谋，勇奋其力”。^注这段话出自一篇名为《论今日中国存亡其责专在于国民》的文章，从其题目来看，观点已经极其鲜明。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清议报》的主持人，麦孟华对“国民”的强调意味着维新派对自身失败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未来路径的积极探索。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梁启勋在《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国民性”的定义：“确然有所谓公共之心理特性者存，取族中各人之心理特性而总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注关于“国民性”，现代人所编撰的《心理学大辞典》将“国民性研究”定义为：“对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研究。民族精神是在一定文化历史背景下长期沉积下来，存在于全民个性结构之中并对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比较稳定的社会心理特征，包括国民性格、国民意识、国民价值观念以及民族风俗、民族习惯等。”^注这一定义关于“民族精神”的界定显得较为丰富，与梁启勋所给出的定义相比，既是呼应，也是进一步的发展。从对现实问题的深刻体认，到充分的理论准备，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得以呈现。接下来，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就可以从总而论之的层面延展到盘点与实践的层面了。

梁启超《新民说》问世于 1902 年，略早于梁启勋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新民说》凡二十节，以现实问题的解决为导向，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就公德、私德、自由、自治、权利、义务、尚武等若干主题进行讨论，一一划出国民性改造的着力点，按图索骥，可见当时的思想先驱对国民性的全面认识，也可预知他们即将努力的方向。《新民说》可谓清末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此基础上，梁启超 1903 年又有《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提出中国国民品格的四大缺陷：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阙。^注与《新民说》相比，这是一个简化版。于实践而言，很多时候，简化版更有意义。

在此基础上，1904 年，梁启超出版《中国之武士道》，重点阐释了兼顾文化传统与时代需求的侠义精神。《中国之武士道》的三篇重要序言，全面展现了梁启超等人对“武士道”的理解和设计。蒋智由的序言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强调身体的重要性，为尚武思想摇旗呐喊；一方面是通过“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注的断言来提炼侠义精神之于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杨度的序言开宗明义地强调了武士道的普世价值：“以云武士道，则实不仅为武士独守之道。凡日本之人，盖无不宗斯道者。此其道与西洋各国所谓人道Humanity者，本无以异。”^注进而，他又以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儒佛二教的互为表里为参照系，指出中国名为儒教之国，实质以杨朱为尊，从而导致国民只顾私利，而不顾公利，而这样的结果是，不仅公利不可得，私利也得不到保障。从以上论述，就不难明白杨度对武士道的评价：“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贵者，贵其能轻死尚侠，以谋国家社会之福利也。”^注在《自序》中，梁启超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武士信仰的具体内容，并一一进行了罗列。他说：“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注他还通过回顾武士道的历史，总结指出三千年前曾经最尚武的民族，到当下却奄奄一息的原因，期盼该书能弥补国民精神教育方面的缺点。从这三篇序言，可知梁启超等人所钟情的侠义精神的主要内涵及其缘起。贯穿三篇序言的，是诸人对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前途的焦虑。

梁启超等人所提出的武士道精神，包含着对国民性的思考和重新设定。何以是国民性？在《新民说》的开篇，梁启超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注由此可见，国族的存亡和国民性的改造，实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在梁启超之前，传教士明恩傅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但明恩傅对中国人素质的观察显现了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而梁启超等人的总结则包含着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性。他在《新民说》及《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指出的国人国民性的若干不足，都与救亡图存的主题密切相关，他通过《中国之武士道》对侠义精神“国家重于生命”等内涵的强调，显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实质上是对国民精神的重塑。故而，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是其“新民说”的一个合理延伸。《中国之武士道》对于侠义精神推陈出新式的阐发，其实质是开出了一剂新民的药方。

二、强劲的时代和弦

梁启超的观点自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影响力，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一关于武士道精神的阐释既非前无古人，也非后无来者。在清末，不少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侠的推崇和重新阐释。

章炳麟在 1897 年发表的《儒侠》中说：“夫儒有其下，侠有其上，言儒者操上，而言侠者操下，是以累寿不相遇。”^注这就已经突破人们历来关于“侠以武犯禁”的顽固认识，非常明白地要为“侠”正名了。章曾著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康、梁等人存在一些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侠“的一致认同。章有诗句“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时危》），写于 1913 年，颇有力挽狂澜、以侠客自命的意思，这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己任的精神与梁启超所提倡的“中国之武士道”相当接近，由此也可见，梁启超等人在当时对侠义精神的提倡，因实践层面的大力呼应，拥有了可扎根的土壤。

《知新报》第 99 册又刊载《尊任侠》一文。该文首先对中国所面对的困境，对俄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对中国的遏制与欺凌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对中国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担忧。在此基础上，该文表达了救国的强烈期望，并强调要将这一期望寄予侠客的意图：“我仪图之，非任侠吾奚依。主侠为上，相侠次之，士大夫侠为下，至匹夫之侠则不得已。”^注作者看到了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困境，本希望通过“主侠”、“相侠”、“士大夫侠”等来实现救国的主张，但显然事实粉碎了他的这一想法，于是文章又指出：“居今之日，由今之道，不得不深有望于任侠之匹夫。”并强调：任侠乃救我“四万万同溺”的“起死之药、返魂之方”。^注这篇文章的意思非常明确：当此国难之时，指望别国来主持正义是不可能的，指望官僚阶层来实现自救也是不现实的，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广大国民能发扬任侠的精神，承担对国家、对民族的应有责任。

马叙伦的《原侠》刊载于《新世界学报》第 6 期，是一篇论证比较严谨、表意极为清晰的文字。这篇文章首先翻译了日本田中智学子所写的《江户侠之恢复论》一文，田中的文字大力褒扬侠义，称之为“吾国第一美风善俗”。^注在此基础上，马叙伦考证了侠的“四原”，分别为：地势、政治、教育、风俗，这一考证旨在说明侠是我国的传统精神，为国民实践侠义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持。紧接着，他还指出，侠的派别众多，并列举了以下派别：政治家之侠、法律家之侠、宗教家之侠、教育家之侠、农学家之侠、工学家之侠、商学家之侠、兵学家之侠、刺客家之侠。这一列举，就大大地拓展了侠的出身领域，显现出对那些拥有各种具体职业身份的国民积极投身救亡事业的殷切希望。

以上种种，仅为当时诸多提倡侠的文字中的代表者，其中不少观点，可见与梁启超思想的近似，显现出知识分子思想的时代共性。

与以上流连于在精神层面探讨侠的举动相比，《侠会章程》则显得急切得多，它显现的是将侠组织化的冲动。《侠会章程》一文从《知新报》1897 年第 38 册开始连载，到第 41 册载完，作者沈学。《侠会章程》开篇即讲：“侠者，天下之至友也。其心至诚至公，以天下为己任，同天下为肥瘠者也。”^注这一段文字给予“侠”一个极高的地位，可见作者的期望值。在此基础上，这一章程于如何组织侠会及会中之人如何行事等都给出了很有意思的规定，如侠会设正主会、左主会、右主会等自上而下若干职位，并各有职责的界定。这样一来，《侠会章程》就具有了党会的组织纲领的色彩。《侠会章程》的亮点还在于其提出了很具有现代意味的宗旨，如其文中提到一个关于称呼的规定，会中的贫富长幼，一律尊称先生，自谦晚生，而平称则用你我他。这种规定，与此宗旨可谓相辅相成。

然而，《侠会章程》的平等意识是不稳定的，其着力彰显的平等很快在下文中被自己削弱。章程说：“此所以公举外人入会，当慎之再三。其例有五：一，年纪不及二十、已过四十可不举，以年幼稚气未除，年大牢不可破，致少年英俊或老诚练达者另议；二，事业卑贱，或位高禄重不可举，以所志不同，或利欲熏心，致人长气短，或有意富强，虽屠夫织履，王公侯爵，可为侠友；三，残疾不举；四，废人不举，如僧道阉宦之流；五，世籍来历不明，不举，恐有逃犯匪徒混入。”^注这一表述，就一个组织的成员构成着眼，或许有合理之处。但与前文所突出的“侠”的平等性相对照，则显得思路狭窄，精英色彩过浓。这一论调数年之后又出现在陈景韩笔下《刀余生传》的“杀人谱”中，改头换貌，过激的姿态尤为明显。沈学出生于 1873 年，陈景韩出生于 1878 年，发出这种言论时，两人都仅有二十来岁，或可以年轻为理由加以开脱。但此时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本含有人人平等之意，何以就有排斥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参与权和生存权的意图明目张胆地出现？许纪霖在分析梁启超的国民观时曾指出：“受到欧陆和近代日本思想影响的梁启超所理解的国民，则是一个集合概念，是卢梭式的整体性的人民。而这种整体性的国民，与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是内在想通的，儒家思想中的‘民’，显然也不是拥有权利的个体，而是需要被整体对待、整体代表的集合性概念。”^注这是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个缺陷，是同时代诸多思想者认识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于清末时期重塑的侠义精神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薄弱点。

三、民初的延续讨论

中华民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的终结，事实上，有些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故而，人们对于侠义精神的讨论，依然不绝于耳。

汤增璧的《崇侠篇》再次被发表，可谓标志。《崇侠篇》原刊发于《民报》1908年第 23 期，后由《戊午》杂志于 1919 年再次刊发。《戊午》杂志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护法运动”时，由四川的国民党人创办的刊物。该文时隔十年再被提起，显然是因为它契合了时代的需求。《崇侠篇》首先在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背景下，探讨了儒与侠的关系。文章指出，儒支持专制，而侠则反对专制，如果能够舍弃儒、崇尚侠，则社会风气、道德皆会有向好的变化，而民众也会因此而兴起。进而，该文又将视线投下当下。文章指出，如今技术发达，物质丰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但强权更加张大，富人也越发占据垄断地位。文章罗列了东西方人民与强权的斗争，并指出，在中国的推翻帝制的革命过程中，侠担负了“先驱”的职责。该文赞道：“吾族侠史，虽黯淡无光，然侠之志，则日已广大……今兹则种族之思，祖国之念，为民请命，而宏大汉之声。”^注此文的重新刊发，说明了从清末到民初，人们对于侠的精神的体认有内在的一致性。

人们对秋瑾女侠精神的阐释也构成了民国初年人们对于侠义精神的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秋瑾的悼念文字自清末就始终不绝。早在 1907 年，恽铁樵的《哭鉴湖女侠》就刊载于《振华五日大事记》第 24 期，文字的开头便说：“呜呼，中国女界伟人鉴湖女侠死矣。呜呼中国女界伟人鉴湖女侠竟死矣。吾为女侠哭，吾为女学校哭，吾为中国女界哭，吾更因鉴湖女侠之死，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同声一大痛哭！”^注显然，恽铁樵认为，秋瑾的牺牲，是女校、女界和全国四万万同胞的一大损失。在当时，这样直白的文字表达可谓大胆至极。民国成立后，凭吊鉴湖女侠的诗词散见于各类报刊，如《南社》1912 年第 7 期收有《金缕曲（六月六日秋侠忌辰寄忏慧小淑巢南索和）》，《亚东丛报》1913 年第 3 期收联语《悼秋侠》，《游戏杂志》1914 年第 2 期则刊发了《悲秋曲：秋侠赴义》，吴芝瑛、吕碧城、陈去病、柳亚子等名流此时均有悼念诗作和文章发表，直至 20 年代依然不绝。其中，柳亚子所撰《鉴湖女侠秋君墓碑》中云：“天下兴亡，匹妇有责。”^注可谓掷地有声。

1912 年的《社会世界》杂志还刊发了关于“侠团”的一系列文章，值得关注。与“侠会”一样，“侠团”也致力于侠的组织化，这一团体的领导者是沙淦。在《侠团宣言》中，执笔者提到了“侠团”发起的原因，更多指向的是表面文明、实质野蛮，强权横行、公理无处安身的丛林世界。社会当中存在如此之多的不公平，谁能来平定？他说“是不得不希望任侠之士，抱定‘平除强权，为社会平所不平’唯一之宗旨，不惜健儿身手，实行古侠义之所为”。^注显然，执笔者对于侠士报以极大的期望，“侠团”的成立，是基于现实社会中的强权与公理的对立，是为了让诸种不平消失，社会恢复其应有的秩序。《中华民国侠团外部章程》中还提到侠团的“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艺，铲除强权，改造社会，以期促进世界大同、人类平等为宗旨。”^注这一表述非常明确地提出，侠团宗旨的核心之一就是要铲除强权，实现大同和平等。当然，这一关于大同与平等的表述，更多是指向我国家民族的日益强盛与免于欺凌。从《社会世界》杂志发表的相关言论来看，侠团的成立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护。如《天侠上侠团书》中云：“少年老病，入世太深，中华元气，销丧殆尽，公等振臂一呼，海上风靡，将见补助法律之不足者在此，招回民国之魂者亦在此矣。”^注此论对侠团的社会影响极为乐观，认为其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甚至可以招回“民国之魂”。又如《王啸致侠团书》中云：“今之学者，咸知侠之为用，极力提倡，而游侠之风，不难复见于今日。我知世之假自由、平等、共和、大同，以盗窃名器者，皆有剑锋、刀刃、炸弹之饷矣。”^注由此可知，侠团的拥趸认为，基于社会的不公、强权的横行，侠采取以牙还牙的措施，将会使作恶者得到惩罚，故而有存在的必要，有重新提倡的必要。

维新变法失败后，部分思想者痛定思痛，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主张，以唤醒与鼓舞大众的爱国、爱人、爱己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并进而以侠义精神来概括和引领，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一环。“文学创造的过程，大抵经历两个步骤，即认清真相与价值评估。”^注以国民性改造思想为基础的侠义精神的重塑，既是清末民初思想史的一个亮点，同时也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使其能够在反映社会和评估价值等方面有所作为，清末民初的侠义小说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

注：佚名：《自存篇》，《东方杂志》，1905 年第 5 期，第 100 页。

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25 页。

注：伤心人：《论今日中国存亡其责专在于国民》，《清议报》，1900 年，第 53 期，第 2 －3 页。

注：梁启勋：《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新民丛报》，1903 年，第 25 期，第 53 页。

注：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心理学大辞典》（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65页。

注：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丛报》，1903 年，第 27 期，第 3 －6 页。

注：蒋智由：《蒋智由序》，《中国之武士道》，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8 页。

注：杨度：《杨度叙》，《中国之武士道》，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 页。

注：杨度：《杨度叙》，《中国之武士道》，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年版，第 7 页。

注：梁启超：《梁启超自序》，《中国之武士道》，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1 －30页。

注：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 －2 页。

注：章炳麟：《儒侠》，《实学报·实学报馆通论卷一》，1897 年，第 218 页。

注：佚名：《尊任侠》，《知新报》，第 99 册，1899 年 9 月 15 日，第 1 页。

注：佚名：《尊任侠》，《知新报》，第 99 册，1899 年 9 月 15 日，第 1 －2 页。

注：马叙伦：《原侠》，《新世界学报》，1902 年，第 6 期，第 49 页。

注：沈学：《侠会章程》，《知新报》，第 38 册，1897 年 11 月 24 日，第 7 页。

注：沈学：《侠会章程》，《知新报》，第 39 册，1897 年 12 月 4 日，第 9 页。

注：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14 页。

注：揆郑：《崇侠篇》，《民报》，1908 年，第 23 期，第 27 －36 页。

注：恽铁樵：《哭鉴湖女侠》，《振华五日大事记》，1907 年，第 24 期，第 7 页。

注：柳弃疾：《鉴湖女侠秋君墓碑》，《女子杂志》，1915 年，第 1 期，第 5 页。

注：《侠团宣言》，《社会世界》1912 年，第 1 期，第 19 页。

注：《中华民国侠团外部章程》，《社会世界》1912 年，第 2 期，第 2 页。

注：《天侠上侠团书》，《社会世界》1912 年，第 1 期，第 91 页。

注：《王啸致侠团书》，《社会世界》1912 年，第 1 期，第 92 页。

注：颜元叔：《何谓文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 年版，第 2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