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尚武思潮的兴起

一、“军国民”思想的提出

近代中国，国势衰弱，有识之士纷纷探求“保国保种”之途，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深入人心，在国民性改造思想提出的同时，有识之士对身体的关注和讨论也渐渐展开。梁启超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注这一表述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用“优胜劣败”这种充满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词汇作为立论的大前提，提醒人们直面国族的危机；一是强调了“保国保种”的途径，在于练筋骨、习勇力。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的思想认识中，国家、民族及个体的生存与武术有着紧密的关联。梁启超的观点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如严复就曾说：“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在严复的这一观点中，民力、民智、民德均是新民的重要途径，而民力成了首要因素。

在此时人们开展的关于强权与公理的讨论中，严复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当时的知识界存在“有公理无强权”和“有强权无公理”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不少人表现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支持。人们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该主义的承诺是如何美丽诱人，而是它确实能够解释国人面对来自丛林社会列强威胁时的诸多困惑。作为偏向于公理一面的代表者，严复在《有强权无公理此说信欤》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信奉强权者划清了界限。但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论辩对手的立场和观点予以了回护。他说，“有强权无公理”这一种观点虽然错误，但是当中也包含着一些合理成分，因为有文德的人肯定会有武备，不具备强权而唯独依赖公理的，很难得以生存。“故国不诘戎，民不尚武，虽风俗温良，终归侮夺。”^注诘戎也好，尚武也罢，在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层面，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以强权对抗强权，从而获得生存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当时诸多知识分子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尽管遭到诸多诟病，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尚武思潮的兴起正基于此。

在当时关于“尚武”的诸多言论中，蔡锷的《军国民篇》一文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军国民篇》和《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中，他们都将国民体质的文弱与国族的盛衰联系在了一起，在“鼓民力”方面不厌其烦地加以阐释和推动，于是，“尚武”之声不绝于耳。

蔡锷的《军国民篇》，以“奋翮生”为笔名，开始连载于《新民丛报》1902 年第 1期，开篇就描述了一种催人奋进的历史背景。他说，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当中的一部分不愿亡国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奋起，大声呼吁。这些有识之士，有些人主张变法和自强，有些人主张开启民智，有些人就国族命运发出警告，有些人则强调自尊，以鼓舞国民的志气。这些言论显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海内外很多人受其影响，开始对亡国、丧家产生惊惧，感到耻辱。“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骚动，此奋起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注这些言论，导致了戊戌变法，导致了人们对于外族凌辱的反抗，影响可谓巨大。显然，蔡锷对时势的把握非常准确，对造成这一时势的社会矛盾也极为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断然指出：“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注在他看来，这一时代在危机意识的传递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较为充分，而在培养国力与生气方面却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于是，他明确提出，“军国民主义”正是解决中国“今日之病”的一剂药方，如果不提倡，则国家就会走向灭亡。

发此宏论之后，他开始进行详细的解释。中华民族所存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他说：“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伈伈伣伣，俯首帖耳，呻吟于异族之下，奴颜隶面，恬不为耻。”^注他认为，“驯良懦弱”导致了汉族的积弱，这在过往的历史中早已存在，他列举了周与西戎、汉与匈奴、晋与五胡，唐与突厥、宋与金辽、明与满等关系，说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异族的践踏史，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说法。他还列举今日中国之于俄、于英、于法、于德、于日本、于意奥、于美利坚，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比中，中华民族的弱点变得更为明显，由此引发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他由此发出感慨：“呜呼！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注一群老弱病残，在“犷悍无前之壮夫”面前，怎能不败？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还引用了日本尾崎行雄的著作《支那处分案》中的观点。该书认为：中国人尚文，但不尚武；好利，但不好战，所以其时中国的屡战屡败，固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中国人的性情。蔡锷所引用的文字，也将矛头对准了国民的战斗力，简而言之，即为“民力”。两相对照，他所提出的“军国民主义”显得切中时弊、师出有名。

在此基础上，针对民族的堕落腐坏，他又详细列举了八个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五条原因为“体魄”。他援引了严复《原强》的观点，说严复在国民的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特别强调体育。他承认，在初读这一篇文章时，只是觉得它较为新奇，但随着对国际形势、各国盛衰强弱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实地考察之后，他发现，严复的眼光是超越常人的。在相关表述中，他高度肯定了严复《原强》中的观点，总结了欧美列强的立国之本，提出灵魂文明、体魄野蛮的强国强种的主张。以此为立足点，他又联系和总结了我国国民体魄的严峻现状。基于此，“尚武”思想，或曰“军国民主义”，就具有了难以辩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蔡锷的“军国民”思想于是得到诸多认可。

梁启超在《新民说》的“论尚武”一节中，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该节的开篇，他就指出，尚武是国民的元气，是国家成立的基础，是文明得以维持的依赖。他把“尚武”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使人不得不重视。紧接着，他罗列了斯巴达、俄罗斯、德意志以及邻国日本等若干国家与民族的以“尚武精神”为内核的强盛之道，以为参考和借鉴。他进而开始从历史的源头开始质询我国的积弱之原因，并提出，要想培养尚武精神，就必须要具备三种力量：一是心力，一是胆力，一是体力。以此从操作层面提出应对之策。在这一章节的最后，他说：“今日群盗入室，白刃环门，我不一易其文弱之旧习，奋其勇力，以固国防，则立羸羊于群虎之间，更何求以免其吞噬也？”^注再次强调了国族存亡的危机意识，以使读者更彻底地接受“尚武”思想。由此可知，梁启超对“尚武”的提倡，其实与蔡锷立场一致。这一点，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也有体现。清末民初的尚武思想，正是借助这样的理念而得到广泛的传播。

二、精武体育会的探索

关于清末民初尚武思潮的传播，值得称道的是，不仅有一批思想者在高声呼吁，更有一批实践者在努力前行。其中，上海精武体育会的活动和影响，是这些实践者工作实绩的有力说明。

精武体育会于民国前两年（庚戌年，1910 年），由霍元甲先生创办于上海闸北，初名精武体操会。对精武体育会展开研究，需要重视《精武本纪》这本书。该书问世于 1919 年，是上海精武体育会创办十周年的纪念特刊，由陈铁生主编，出版社不详。它对精武体育会十年历史作了非常详尽的介绍，也留存了诸多关于精武体育思想的时代声音，因而得到不少研究者的重视。黄佩华的《精武体育会成立年代考》^注主要通过此书，考证了精武体育会的成立时间。张银行等人的《使命与扬武：精武体育会与武术近现代化研究》^注以《精武本纪》为重要依据，探讨了精武体育会在促进武术近现代化转型发展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张娟的《孙中山的体育理念———读〈精武本纪·序〉》^注则对孙中山所著序文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事实上，从该书可以领略精武体育会成员对精武体育精神的理解，也可以窥见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相关思想，结合同时代人们关于同一主题的各种阐释，可以更全面地把握这个时代尚武思潮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人们的实践路径。

精武体育思想到底包括哪些重要内涵？有何具体表现？《精武本纪》提供了诸多的线索。从它记载的精武体育会成员的现身说法，和体育会的活动本身，就可以感知和把握。

陈铁生所撰《大精武主义》曾提到精武体育会的性质。该文说：“本会虽为学校之性质，而无年龄之限制……本会虽有俱乐部之性质，而严禁不规则之行为……本会既为学校性质，故从前拳师之积习，在所严禁，无谓之政谈，亦当屏绝，造成学养功深、武德纯粹之平民。”^注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精武体育会从某种层面来说，是一个以从事体育活动为主的同人组织。但这个同人组织有着不一般的价值追求。以其所设置的对立面入手，可以发现这一点。例如何为“前拳师之积习”？吴荣煦在《祝精武体育会》中说得很明白：“余始以国技一门，中国向有习之，而绿林居多。习之者，亦每好勇斗狠，每因小嫌辄擅施其技，故有道君子素不之重。且彼家数纷歧，每相妒嫉，非国之福，视以为非要图也。”^注显然，在吴看来，中国固有的武术，附带着诸多的问题，如习武者的好勇斗狠，如帮派林立、互相嫉妒，这些都影响了武术的积极社会作用的发挥。以吴的解释来对照，可见陈铁生的这一言论，明确地将精武体育会与旧时代的各种积弊划清界限、区分开来。精武体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把“学养功深、武德纯粹”作为个人修习的最高目标。这一理念，将身体与精神放置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看准了民族的积弱之处，提出了改良的方向，颇具新意。

陈公哲《精武之真精神》一篇，则将精武的内涵至于国民性改造的层面。他说：“惟我精武会员，人人知有义务，不知有权利，有时且牺牲一己之权利助成义务，而不居其名……惟我精武会员，一视同仁，不分阶级，其人而可与为善，虽鄙夫视若弟昆……用能使与斯会者人人摒嗜欲、淡名利，事事务求实践，力戒虚骄，期造成一世界最完善、最强固之民族，斯即精武之大希望也，亦即精武之真精神也。”^注不求权利，专讲奉献；不分阶级，与人为善；戒骄戒躁，平和务实；人人从自身做起，以构筑强盛民族。这一精武体育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清末民初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陈公哲是精武体育会重要领导者之一，他的这一认识，至少能够显现出一部分体育会成员的共同期望。

精武体育会的这一基本价值观，从实践层面看，是符合时代需求的。《精武本纪》记载，精武体育会起初条件非常简陋。民国四年，操场为飓风所毁，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等三人为体育会修建西式会所，以作活动之用。以此可大略见到初办时的凄惶，和部分核心人物的奉献精神在体育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精武本纪》又载，等其逐渐壮大之后，又在各省区及海内外设立精武分会。《精武本纪》无法记载，而后世人又都知道的，是体育会的影响力直至 20 世纪后半叶依然存在。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其生命力能绵延至此，这充分证明了精武体育会的精神追求与时代的契合性。在《精武本纪》中，体育会中人认为这一努力的过程体现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意识。实际上，体育会成员对精武体育精神的理解和认识要远远超出这一儒家传统思想所涵盖的范围。

在精武体育精神的指引下，《精武本纪》所记载的体育会日常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全人教育”的特征。精武体育会有专门设计的会旗、服饰、徽章。其会旗“备各会员用为住宅之饰壁，以示晨夕不忘也”。^注而其徽章经历多次修改，“现在规定全用盾形，意取正当防卫也，而身而家而国，而世界，咸若此焉”。^注而关于授盾活动，书中记载说：“凡会众有服劳日久，纯任义务，或有非常之赞助，创始之勋劳者，经会众公决，以全体名义公赠此盾。有得盾者，咸以为荣宠，然无闲言。不轻授受，与彼烂羊头勋章雨有霄壤之别也。本会会众于精神上体魄上皆得无限之利益，惟虽有十年服务，心力交瘁者，而身外之物之酬赠，舍此盾外，例不许有他物焉。”^注从这一解释可知，在精武体育会组织者的意识当中，此盾有极高的荣誉性，体现的是对精神的勉励和嘉奖。旗帜、服装、徽章等物，构成了一个共同价值取向的生成与维持的系统。而其教学内容，也堪称丰富多彩。除应有的技击功夫之外，还包括兵操一项，其意义不容忽视。此外，更有习文练字、摄影作画、伤科医学及下棋、打球、丝竹等各类游艺项目。这一系列教学内容，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一种素质教育，它体现出一定的先进性。

精武体育会还面向社会公众，举办了若干届运动会。其中，第四届运动会于民国五年（1916 年）十一月五日举办，孙中山先生到会发表演说，表扬技击有利于身体。本次运动会还增添“技击说明”的环节，解释其实用方法，以期取得普及之效。第五届运动会于民国六年（1917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这一次运动会包含“技击术军用实施法”一门，用技击手法施于火枪上刺刀之对敌，及刺刀与指挥刀交战，受到了国内外来宾的欢迎。据称英国人办的《字林报》和美国人办的《大陆报》都对运动会作了相关报道。这次运动会的《启事》中说，精武体育会以唤起国人尚武精神，改铸国人体魄为宗旨，所以所传授的功夫，往往注重实用性强、平易近人，以使得练武之人，不管老幼，每练一日，都可以有所长进，每练一技，都能提起兴趣。关于运动会设置的“武技解释”和“生理表示”的环节，《启事》解释道：“今以运动场中来宾众多，特添入武技解释一门，将技击术中之徒手器械各种用法择要说明，且以吾国旧传之枪法刀法改施于军用刺刀、指挥刀，俾知技击术之无往不宜。更添生理表示一门，从医学生理上表出人身强弱之大原因。此节尤关紧要，须知积民成国，人身之强弱，即国家兴亡所由系焉。”^注从这一言论，可知精武体育会同仁对自身所为的目的是有非常清晰的认识的，因而其着力点的选择也就显得有的放矢。

精武体育会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会员范围，这从《精武本纪》所记载的技击大会操情况可以看出。从《技击大会操记》一文可以看出，体育会外派诸多教师赴上海各团体开展教学活动，而这些团体，如复旦大学、中华工业学校、东亚体育学校、上海青年汇、澄衷学校、岭南中学、十三队童子军、爱国女学、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商务印书馆工界青年励志会、广东小学、培德小学、青年俱乐部、培本小学、广肇女学、崇德女学等，往往于每月的第四周集结于体育会的操场，会操技击。“虽千数百人，以口令指挥之，裕如也。本会教练注意团体操，盖欲养成一种共同生活之精神。”^注由此可知，在当时，精武体育会成员还在诸多的学校和教育团体那里，通过施教，带动了一批青年，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更要看到的是，这些学校和团体能够支持会操，说明他们对精武体育会相关理念的认同。精武体育思想不仅仅是体育会中的一群人所秉持的理念，也是同时代诸多群体和个人共同价值取向的代名词，它具有一定的普泛性。精武体育思想与近代尚武思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被看成是尚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精武本纪》出版之后，1921 年，又有《武术》杂志创刊。总编辑谢强公在该刊《发刊词》中说：“救国之道多矣，愚以为唯一解决之法，厥推体育……年来国人渐有觉悟，能用锐敏的头脑、正当的眼光、为能理解有意识之尊崇真国粹，即提倡中国式之武术是也。”^注在他看来，体育是救国之道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种，其所谓“唯一”之词，略嫌夸张。以上言论，显然也并没有超出《精武本纪》阐释的理念所能够企及的层面。但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尚武思想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力。

不过，在这个时代，在关于“尚武”的讨论中，也存在另一种冷静的声音。从《精武本纪》中，最易使人感知的，是同时代对提倡技击行为的质疑。尽管《精武本纪》没有把相关言论摘录下来，但从陈铁生《新青年杂志主笔听者》等文字，可以辗转看出这些言论的存在。陈铁生一文，对知识界的质疑声音予以了回复。他首先描绘了一个好的前景，说前面有一个极乐世界，此处所谓极乐世界，应是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抵达这一世界，途中会遇到很多障碍。到底是怎样的障碍？他列举了一些，如拿火枪的强盗，拿毛锥子的强盗，戴礼帽穿礼服的强盗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所谓的强盗，便是或以文明、或以野蛮面目出现的列强。他说：“我们欲往极乐世界，如果各个都是手无缚鸡之力，就是要去也走不动。故此先要练得一副好身手，才可以起程，才可以刈除路上的种种强盗。若然，天天想望极乐世界，只是用两片唇皮来吹，那些强盗，断断不会大发慈的。”^注《精武本纪》中的《出版纪略》中也做出了类似的辩解。它说，民国时期的反对拳术者，往往存在三种谬误的心理：一种是误将拳术与义和团混为一谈，一种是将梁山泊中的人物与当时的技击家混为一谈，一是将专横的军阀与练武之人混为一谈，“以为有武字气味者，皆同类也”。^注从以上两篇可知，在当时，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对尚武思想的不同认识。

陈铁生一文所指的关于拳术的冷思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公开发表的言论，它们主要来自 1918 年《新青年》第 5 卷第 5 期。在这一期的《新青年》中，陈独秀先生在《克林德碑》一文和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三十七》中的相关文字，都表现出对拳术的质疑态度。但这些文字都有其特别的针对，并非就技击等概念泛泛而谈。从其文字来看，陈独秀和鲁迅所反对的，是装神弄鬼式的武术，而不是强身健体式的武术。而在当时，国人中又偏偏不缺装神弄鬼、浑水摸鱼者。这正如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观，梁本人固然是坚信不疑，但后来的不少持此论者当中，未必就没有投机者。当时的真心习武之人，显然也并不能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陈独秀与鲁迅的这些言论，有利于人们保持客观与冷静，这对尚武思潮的传播与实践来说，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三、革命党人对尚武思想的阐释

精武体育会虽属于民间组织，却与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精武本纪》中能够看出。《精武本纪》收存了不少革命党人的文字和墨迹。在《精武本纪》的卷首，分别有孙中山先生撰写的《精武本纪序》、胡汉民手书的弁言、朱执信手书的序文。而在内页中，还收录了吴稚晖所撰写的《技击丛刊序》等，《技击丛刊》等是精武体育会的出版物。此外，内页还收有孙中山先生题额，又有林隐青书写的条幅、王秋湄的手卷、朱执信的题额。以上诸位，皆有同盟会的背景。这些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关系的密切。

对此，精武体育会中人有自己的一番说辞。在孙中山先生“尚武精神”的题额之下，有陈铁生所写的一段话，其云：“或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总统，一经品题，顿增荣宠。陈铁生曰：否！不然！吾精武无政治臭味，吾第知先生足迹遍天下，为富有学识之医学博士，此既赞成技击，必于生理上有百利而无一害，增一科学上之确切证明耳。”陈的这段表述，旨在撇清精武体育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话虽如此说，但毕竟写这一题额的是孙逸仙博士，而非其他医学博士，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

孙中山先生所撰写的《精武本纪序》对精武体育会予以了正面评价，也对自己的尚武理念进行了阐释。孙中山在这篇序文中表达了三层意思。他的尚武思想，主要体现在本文之中。在该序文的第一层，他主要在为技击功夫正名。自从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对技击功夫转换了态度，对其作用产生了怀疑，并逐渐摒弃，对此，他的评价是，国人获得的是他人物质文明的粗末，却放弃了自己固有的技能，以为无用，也即捡到芝麻，丢了西瓜。从一个革命的实践者的角度，他用事实来强调技击术的重要性：“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这一见识，源自于对现代战争的体察，显现出军事领导人的独特视角，与普通知识分子的理念辨析或纸上谈兵者的画地为牢不可同日而语。在序文的第二层，他又将技击与强国强种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国民族，是一个平和的民族，并不擅长于黩武善战，在竞争剧烈的时代，我同胞却不知求自卫之道，因而不适于生存。从近代战争的情况来看，总是以弱国为问题。“倘以平和之民族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而自国之问题不待他人之解决。因以促进世界人类之平和，我民族之责任不綦大哉！”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与近代以来无数致力于民族强盛的先贤不期而遇，也为技击、体育等一系列概念在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体系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其第三层，也就是文章的最后，他对精武体育会予以了肯定。他说，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年来，取得了诸多成绩。“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平和之一基础！”^注既为《精武本纪》作序，进行如此的陈述当然是必要的。

吴稚晖所撰写的《技击丛刊序》则旁征博引，着力为技击功夫争取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他指出，从先秦开始，我国人就将射御与书数并重，但自宋元以来，出现“儒懦主义”，强调尚德，智力次之，体力则受抑制，导致的结果是体魄薄弱、智识粗忽，而道德也不能不变得苟且。这一表述，一方面指出了民族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他将德、智、体视为同等的基本立场。接下来，他以现代文明的具体表现来论证自己这一基本立场的正确性。他说，现代教育，就是同时强调德智体的全面培养、平均发育。他也看到，有先见者认识到其中的问题之所在，不过，他更指出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说，近二十年，虽然有很多人痛悟其非，但是，虽然学校中增设“体育”一科，不过是一种装饰，仍然有人坚持将各种体魄修养术如拳术一类视为江湖外道。通过以上论述的层层推进，他认为精武体育会“以朝阳一鸣凤，而以讲习会之形式，实立一体魄修养术专门学校之基础”，^注这既是对精武体育精神的肯定，也是他内心的改造民族、改良社会的期望值的转折呈现。

由以上革命党诸人物的言论可知，他们对当时的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有着自己的深入认识，并且也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会对精武体育会的活动与精武体育精神予以认同与表彰。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精武体育精神的时代价值。

《精武本纪》之外，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武学》杂志的诉求。《武学》杂志于1909 年（宣统元年，明治四十二年）印行于日本，这一时间与精武体育会创办的时间比较接近。杂志在其所刊载的“武学杂志简章”中提到了杂志的六项“主义”，其中第一项即为“鼓吹尚武精神”，^注这一点在杂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驹为杂志所撰写的《祝武学发刊序》中，他说：“日本近岁，若学校、若工艺、若政事法律，莫不步趋泰西。至其武备也，则尤本尚武之故习，剬精刿志，蔚成劲旅，以执东亚之霸权。居今日而言，武学近取日本，固其宜矣。”^注这一段话体现出时人对于向日本学习的基本态度，其对尚武的强调，与“东亚之霸权”联系在一起，潜台词一目了然。刘基炎在《武学发刊之意见书》中说：“故近世国家，恒以文明对国内，以野蛮对国外，换言之，即以战争对国际，以预备战争对国内。吾故所谓国内尚有文明之可言，国际则无在而非野蛮之实际。然其实野蛮，即文明之护符，文明乃野蛮之产子，是国家苟欲发达，其国内之文明即当从事于国际战争为起点。”^注这一论述显然是公理与强权之辩的一种个人表达。将这一观念与《精武本纪》中孙中山所写的序言等言论相比较，又不难看出政治家着眼于国家强盛以自保的一致性，以及在这一愿景之下赋予武功一定职责的共通性。

至于同盟会诸位在《精武本纪》中基于所谓战争“最后五分钟”的理解和阐释，在《武学》杂志中也都有相应的体现。《武学》第 9 期，又刊载《日本胜俄之原因及结果》一文，在上文基础上，又附加了立宪、社会等原因，其中有“教育”一条，指出普法战争的普国胜利，与日俄战争的日本胜利，教育皆为重要的原因。^注 《武学》第 10 期则随即有《论征兵宜先普及教育》一文，指出：“各国国民教育普及，兵知与国与民之关系，有所因也。中国国民教育部普及，猝以文明程度待之，以国民尊之，实足以长其傲慢虚矫之气，而为国家人民之蠹，无所因也。”^注故而提出征兵宜先普及国民教育。从日俄战争的教训得出加强国民教育的结论，这一认识应该是有切肤之感的。1909 年的观念和 1919 年的文章何以如此接近？答案想必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恐怕是：《武学》杂志的编辑和作者由中国留日的军校生组成，其中有不少是同盟会成员。

四、民初武术书籍的宣传普及

尚武思想要真正落到实处，不仅需要部分有识之士的呼吁，不仅需要部分武术社团的引领，同样重要的是面向大众的广泛宣传和推介，于是既具专业色彩、又符合大众需求的武术书籍的出版发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刘彩霞主编《百年中文体育图书总汇》和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等著作所列，目前可见的较早出版的专门性武术书籍，是朱鸿寿的《拳艺学初步》，由商务印书馆于 1911 年出版。从该书的出版，到 1920 年代中华武术以国技、国术等名义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奠定社会地位，此间有一大批武术书籍出版发行，它们在扩大武术的社会影响力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强调武术的社会功能

为什么要提倡武术？这是民国初年武术书籍的编写与推广者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毕竟，在现代科学的滚滚大潮中，或是在庚子之役的后续影响下，此时不少人对武术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个问题回答得好与不好，将会影响到武术传播的合理性问题。故而，相当一部分武术书籍的序跋认真地提供了答案。

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朱鸿寿曾说过：“后之学者，倘能与前人所发明者，推讨之，张大之，使我国尚武之风，复振于今日，庶几泱泱大风之中国，不与黑奴红种相灭绝于天壤间也。”^注远有“黑奴红种”的教训，近有多年来的屡战屡败，武术承载着摆脱国族危机的希望，此可谓重任在肩。梁与朱的这种观点成为此时武术书籍中的常见言论。钱淦在《拳艺学初步》弁言中说：“丁列强竞争世界，谋国者几无不崇拜武装和平之说。彼夫平居恬嬉、武力废弛，而国能自立于地球者，鲜矣。”^注余沅也说：“居今日而图自强，当以尚武为要政，言尚武，尤以研究拳术为始基。”^注从优胜劣汰，到武装和平与尚武自强，这当中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演进关系，武术在这一关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由此可知，清末救亡图存的价值取向和随之生成的国民性改造思潮与民国初年武术推广者的基本出发点存在着一致性，这使得他们的工作显得更加有成效。1915 年，《青年杂志》第 1卷第 4 期的“通信”栏中，有青年来信，欲习拳术，希望杂志能推荐名师，“记者”在回答时说：“足下热心拳术，诚为青年当务之急。”《青年杂志》于 1916 年更名为《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它的这一关于拳术的言论，是对青年人社会使命的一种阐释；而此普通青年的一问，也从侧面证明了武术在当时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力。这一问一答，是民国初年武术的正向度发展的极好例证。

日俄之战给诸多致力于宣传武术的论者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撑证据。蒋维乔在《拳艺学初步》序中说：“故日俄战役，日人用诸短兵相接之时，卒胜强俄。而日本之柔术，乃有名于世界，而不知其导源于我国也。我则以自矜秘传而式微，彼则以共同研究而强国。”^注日俄之战给 20 世纪初期的有识之士带来了诸多的启发，其中之一就是“柔术”的重要性。曾有论者指出，柔术其实本来就是吾家所有，实质就是武术的一种。经过这一考证，中华传统武术就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以枪炮为主角的现代战争中，武术居然能够成为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这无疑使国人耳目一新。在他们的演绎下，这场战争的胜负成为改变社会大众对中国传统武术认识的重要依据。

经此论证，武术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于是，人们就开始憧憬武术普及之后的大同景象。这种憧憬，有些通过阐释普及的目的而腼腆地提出，如朱鸿寿在其《拳艺学初步》一书中提出：“论拳艺之目的，在增进勇敢、保存体魄，养成军国民之资格焉，将来之主人翁也。”^注陆师通则说：“本书备各学校教授，以养成军国民之资格，于现今提倡军国民教育时代，尤为相宜。”^注今日所培养的“军国民之资格”，实为将来的“主人翁”的必备条件，于是，武术与“军国民”的养成便自然地捆绑在一起。而有些憧憬，则显得比较高调。朱鸿寿的夫人腾学琴关注的是女性解放问题。她在《女子拳法》中说：“然海内体育大家，苟因此一小册之出现，起而互相发明，互相佐证，使一线仅存之国粹体育，复盛行于东亚大陆，普及于全国女校，宁非吾女界前途之异彩，而兹书或为其嚆矢乎？”^注可见其对女子拳法启发女界觉醒有着积极的预期。更有论者发出如下的畅想：“若至家喻户晓，虽妇人孺子，均可学习。推而至于家国天下，上而为官，文武兼全，可致出将入相；下而为民，出为兵士，入为防家农耕，犹何患国不富而民不强乎？”^注总而言之，武术一旦普及，则个人强，进而国家强、民族强。乐观情绪溢于言表，既显现出提倡者的自信，也有利于接受者建立起必要的情感认同。

并非所有的论调都是如此的高昂。当乐观的心态不断遭受现实的打击之后，有论者开始了对武术的社会功能进行冷静思考。1921 年，当钱淦再次为朱鸿寿的著作作序时，他的乐观被低徊所替代：“民国以来，武人当道，军阀擅权，所恃者在火器飞机，不在拳棒。近始鉴于短兵战术之不可少，通令军营一体练习……独是武力不可弛，武力亦安可黩？不善用其武力而黩，则适足以戕生；善用其武力而不黩，则适足以卫生。故体育之道，实与卫生有密切之关系。”^注在他看来，民国以来，军营开始练习短兵战术，然而却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武人当道，军阀擅权。基于此，就必须要意识到，倘使用者不善，则武力就会产生恶劣的后果；正确地习用武术，才能卫护生命、庇佑生灵。这一观点显露出对此前理念的深刻反思，对武术的功用提出了更为平实的观点。钱淦本人为光绪年间进士，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曾就任宝山县知事等职，因工作勤勉而留名于地方史志。他的这一观点，可被视为同时代一部分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二）树立武术的专业形象

对于武术社会功能的强调，无疑有益于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仅仅流连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当时武术的推广者也意识到，要想保持武术的长久影响力，武术专业内涵的挖掘和形象的建构，无疑更为重要，也更适应武术发展的深层次需求。

首先需要着力清理的是关于武术的顽固偏见。朱鸿寿指出，近世武术地位衰落的原因在于文人士大夫的误解。在《拳艺学初步·序》中，他说：“吾国文弱极矣。士大夫辈每鄙武艺为暴躁武俗，屏弃而不究，遂致可敬可宝极可崇拜之国粹，如广陵散之罕有传闻，嘻可哀已。”^注也有人说：“往昔士大夫狃于文武殊途之习，而不屑研求，于是流品尤杂，习练尤稀。”^注文人、士大夫决定着大传统的各类评判标准，而历史上的武术修习者往往是中下层人士，其影响力更多局限在小传统的范围中。基于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单向度影响，武术的专业形象和社会影响力显然是受制于士大夫的认识的。朱鸿寿等人的这些观点，可谓抓住了根本：若要清除误解，首先应该找到误解的源头。

但是，谴责了偏见者，是否就意味着大功告成？这显然是不够的。武术专业形象的树立还需要从自身做起，不断强化。有人说：“所谓少林拳者，名驰天下，妇孺皆知之，而艳称之，似为足据矣。然问有成书可证乎？曰无有。审是皆属口头禅，亦不知其内容究竟，故不敢臆说。”^注“有书为证”是证明武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途径。于是，诸多论者开始了对中华武术历史加以整理。朱鸿寿在《拳艺学初步》的第一编认真地对拳艺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分期和梳理，流露出武术史的意味。在朱鸿寿之后，一批写作者就中华武术的源流进行了历史的钩沉。姚蟾伯在《潭腿》序开篇就说：“《艺文志》载手搏六篇，《越绝书》称越处女有空手入白刃法，吾国武术，由来夙矣。”^注从《汉书·艺文志》和《越绝书》中寻找武术的历史足迹，这一追索可谓深远、有力。江谦在《拳艺学进阶》序中也说：“予尝读明戚氏《纪效新书》，而知古弓矢干戈之事，其先皆有拳法，为入艺之门。勺为文舞，象为武舞，大夏为文武兼备之舞，或即拳法之所寓，而惜乎其法之轶，不可考而知矣。”^注《纪效新书》系戚继光所作兵书，以戚氏著作来证明拳法的存在和功用，也有讨巧之处。以上观点，一致地强调中国古籍对于武术久远历史的记录，在客观上为中华武术历史的描摹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在此基础上，部分言说者还突出新版著作与武术古籍之间的关系，明晰了历史传承，强调了创新超越。马纯在《单刀法图说》的序中说：“本书与《少林棍法图说》、《长枪法图说》等，均湮没已久，兹幸得之于某藏书家，特就原本而精印之，或为研究武术者所不废乎。”^注他的这段话，侧重表现了当时的武术推广者对武术古籍的尊重，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曾在武术传承方面有所作为的古人的致敬。王怀琪在《易筋经十二势图说》中则强调：“《易筋经》盖拳术之基本也。书中之术语与原文，读之殊为罕奇。怀琪不敢轻改一字，以失庐山真相，且恐有向壁虚造之诮。此编之动作与方法，半取拳术及体操之法，半依原文原图合而成之。几经编者实地自习，知其功效。”^注本段表述，既强调了前人著作的权威性，又显现了后人的有益改造，可说是照顾到了双方的体面，对后来者颇有启发。

对中华武术的深入辨析和探究同样也是建构武术专业形象的重要途径。王怀琪在《易筋经廿四式图说》中说：“此种运动，为国粹体育之一，原名易筋经八段锦，与寻常流行之八段锦不同，相传后魏明帝太和年间达摩祖师所著。”^注这一表述，显然就含有比较、对照的意味。不盲从于名称的一致，而选择探究其根本的差异，这是良好学风的表现。陈公哲撰写的《潭腿》序文则把注意点放在了对武术派别的梳理上：“柔术不止一派，派各有其初步。北派则曰潭腿，粤派则曰站庄，江浙派则曰弹手。”^注这一区分客观而内行，显然带有学术研究的气息。《北拳汇编》第一编除了讲述拳术宗旨、拳术演习概要等理论外，还特别编有第七章“我国向来拳术退化之原因及新近拳术注重之概要”，并“附麦克乐先生评论我国拳术之缺点”。理论的梳理为这本书增色不少，而其所附麦克乐一文更是神来之笔。传教士麦克乐在近代中国体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北拳汇编》把他对于我国拳术缺陷的论述呈现在这里，有利于人们丰富认识，也显现出本书编者兼听则明的胸怀。

在以上种种言论的合力之下，武术已经具有了被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接受的可能，“武术学”已经呼之欲出。

（三）突出传播的受众意识

微言大义，遑遑万言，如果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则一切皆为徒然。这一点，显然也被民国初年武术的推广者所重视。他们在言论中和书籍的编排过程中，都体现出较强的受众意识，这一点同样值得称道。

心理上与读者拉近关系在武术的传播过程中作用明显，因此人们纷纷探求实现的路径。向逵在《拳术》的叙言中说：“余不敏，不克工文艺，唯性喜拳技，然苦其不见于经传，不载于史籍，无所资以佐证其理与法，而世之能之者，又多草茅下贱，强半习而不察，鲜能抉其所以然。余尝恨焉。”^注这种自曝其短的做法，很容易就能获得一部分处于底层的奋斗者的认同，进而使书籍被更广泛地接受。该书除了主要论述步法等技巧外，还收有“论不可强分门户”、“论不可妄言家数”等章节，这些内容的存在，还使得本书具有了跟部分爱好独立思考和评判的读者意气相投的可能。还有一部分言论着重强调武术与道德的关系，尤其是突出道德的优先地位，这也与当时国人的认知习惯不谋而合。吴邦珍在为《少林拳法图书》所撰的序中说：“此书于练习之先，要以修身，重内功、斥外道，较诸曩著所诣益进。”^注张謇在为《中华新武术拳脚科》所写的序中也说：“夫技击之学，重自卫，以备非常，非杀人而快逞忿……非至甚迫，固不屑露术以自炫。术之通于道者如此，进而观孙吴兵法，亦何莫不然。扩而充之，小效卫身，大效卫国，有固然者矣。”^注对这两种说法作仔细探究，就可以发现其与“修齐治平”文化传统的联系，也可以看出其与知识分子现实忧思的关系，可谓君子之论，应该可以得到普遍的响应。有人曾说：“吾国国民性之弱点，在奋斗性之缺乏，惟古剑术可以养成国民奋斗之能力，而激发其猛勇敢死之念，锻炼久，然后进以孙吴之兵法，参以东西各国之军学，一旦持枪战场，身手灵敏，心胆俱奋，虽万险何惴？”^注无论古剑术对国民性改造的影响是否如此有效，本论的言之凿凿，自然也能吸引一批热血的革命青年。

不少论者强调武术书籍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尽量彰显其与众不同之处。刘元群在为《女子拳法》作序时曾指出，当时国内女校往往也设置“体操”课，以此来组织体育锻炼。但是，其教材要么比较枯寂，要么过于剧烈，而当中的游戏部分则要么喧扰，要么浅率。以这类教材，再加上生吞活剥的教学，要想取得圆满的教学效果，显然是不可能的。基于此，作者提出：“今而不图体育上之改良则已，如非然者，与其借材于异邦，不如保存吾国粹。”^注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腾学琴所编的《女子拳法》的价值和新意。类似的表述时常出现。如《实验拳法讲义》的序中就提到，当时国内学校对体育科开始有重视之意，但所聘请的教师，大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往往只示范操作器械的动作，在学理方面却很少涉及。“有此讲义，则可按图据说，循序渐进，自易为力。”^注又如《剑术基本教练法》的序中说：“民国元年，吾浙督军署编行《劈刺教范》一书，其间关于基本动作，未甚分明。烈窃以为教者若据此书，固可随意敷衍，然或彼此动作不一致时，非但未便会操，且于好学者之自习前途，更觉不无障碍。因拟将剑术之基本动作，重事编订。”^注如此种种，强调了书籍的独特性，有利于激发受众的关注和认同，与后世的广告宣传颇为类似。

民国时期武术书籍中显现的受众理念，还存在另一努力的路向，那就是对于书籍的教材性质的强调。关于教材的定位，“教育部审定”是最显著的标志。《拳术学教范》1920 年版的版权页清晰可见“教育部审定批词”，其云：“此书取我国拳术普通姿势，分类立说，具有可取，准作为高小、中学、师范课外运动参考用书。”无独有偶，《中华新武术拳脚科》也直接附上了《教育部审定原函》：“所送《新武术》一书，业经本部分别审查，作为教授武术参考用书，以拳脚科上编上课供国民学校三年级以上及高等小学二年级参考之用，上编下课供高等小学三年级及中等学校参考之用，惟率角一科，运动颇涉剧烈，须特设练习场所，布置合宜，庶便练习，并准作为中学以上参考之用。再京师各校课外运动前曾增设武术一门，应多集教授善本，以备研稽。”^注《剑术基本教练法》的例言中则强调了与教材性质接近的普及性：“本编力求士卒咸宜，是以文字特浅……本编所有各动作，间或含有特别意义者，悉于各该动作之后，加以‘注意’一项，用便学者了解。”^注类似的言论还出现在《少林拳法图说》例言中：“本编专门为普通人及国民学校高等小学生徒设法，以活动筋骨、增长体力为旨，稍涉深奥，概不列入。”^注何以人们会如此热衷地强调武术书籍的教材属性？这跟当时的政府引导有关。《北拳汇编》记载：“新近如教育部总长范源濂先生主张军国民教育九大端中，其第二端有各学校应添设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注由此可见出版者对于当时政府行政理念的感知力。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武术的普及过程中，当人们选择书籍时，政府的肯定一定能起到积极的效果。另外，相比于深刻的专著，教材的普及性，使其更能够适应一般读者的初步需求，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此时不少的武术书籍皆附图，这也是有利于读者理解的善举。朱鸿寿的《拳艺学进阶》例言中说：“本书所有姿势，悉本诸《拳艺学初步》，故每列一姿势，注明在《拳艺学初步》第几图，以资参考。”^注由此可知，著者非常明确地了解图片的作用。而王怀琪、吴志青所编《双人潭腿图说》中收录了不少的照片，他们在该书的例言中强调：“本书为保存国粹起见，不惜精神，详细摄图，全书共有照片百三十余帧。”^注毫无疑问，照片当然比图片更加直观。另外，在当时，摄影是一种较为时髦的工作，精武会还曾办有摄学部，感兴趣者非常多，王怀琪等人应该是顾及到了这一点。

辛勤的耕耘换来的是社会的广泛关注。1923 年，向恺然等人编辑出版《国技大观》一书。这部著作收有序言 15 篇、题辞 19 幅，相关言论则收录了 23 篇，著者三教九流，其中不乏黎元洪、伍廷芳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可见此时武术获得的支持率和影响力。而到 1928 年，“中央国术馆”更是轰轰烈烈地成立。以上种种可见，经过民国初年人们的努力普及，到了此时，武术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当然与时代发展的大势相关，也应该归功于本文所列举的那些武术书籍以及它们的编排者和推荐者。拳术自古以来多手口相授，民国初年出版的这些武术书籍，改变了武术教育的传统，为武术的大规模推广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开启了武术传播的新纪元，值得纪念。

注：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60 页。

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27 页。

注：严几道：《有强权无公理此说信欤》，《广益丛报》，1906 年，第 103 期，第 3 页。

注：蔡锷：《军国民篇》，《蔡锷集》（第 1 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3 页。

注：蔡锷：《军国民篇》，《蔡锷集》（第 1 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4 页。

注：蔡锷：《军国民篇》，《蔡锷集》（第 1 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4 －165页。

注：蔡锷：《军国民篇》，《蔡锷集》（第 1 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5 页。

注：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61 页。

注：黄佩华：《精武体育会成立年代考》，《体育文史》，1991 年第 1 期，第 55 －58 页。

注：张银行、李吉远：《使命与扬武：精武体育会与武术近现代化研究》，《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2 期，第 41 －46 页。

注：张娟：《孙中山的体育理念———读〈精武本纪·序〉》，《体育学刊》，2009 年第 5 期，第 87 －90页。

注：陈铁生：《大精武主义》，《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2 页。

注：吴荣煦：《祝精武体育会》，《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7 页。

注：陈公哲：《精武之真精神》，《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6 页。

注：陈铁生：《会旗纪》，《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16 页。

注：卢炜昌：《徽章纪》，《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17 页。

注：罗克己：《授盾纪》，《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18 页。

注：《启事》，《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30 页。

注：《技击大会操记》，《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41 页。

注：强公：《发刊词》，《武术》，1921 年第 1 期，第 1 －2 页。

注：陈铁生：《新青年杂志主笔听者》，《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144－145 页。

注：《出版纪略》，《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90 页。

注：孙文：《精武本纪序》，《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1 页。

注：吴敬恒：《技击丛刊序》，《精武本纪》，上海：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 年版，第 135 页。

注：《武学杂志简章》，《武学》，1909 年第 1 期。

注：李家驹：《祝武学发刊序》，《武学》，1909 年第 1 期，第 1 页。

注：刘基炎：《武学发刊之意见书》，《武学》，1909 年第 1 期，第 2 －3 页。

注：泷江涛：《日本胜俄之原因及结果》，《武学》，1909 年第 9 期，第 6 页。

注：李著强：《论征兵宜先普及教育》，《武学》，1909 年第 10 期，第 3 页。

注：朱鸿寿：《拳艺沿革概要》，《教育杂志》，1911 年，第 3 卷第 6 期，第 28 －29 页。

注：钱淦：《弁言》，《拳艺学初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年版，第 1 页。

注：余沅：《序》，《实验拳法讲义》，上海：中华书局，1917 年版，第 1 页。

注：蒋维乔：《拳艺学初步·序》，《拳艺学初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年版，第 1 页。

注：朱鸿寿：《拳艺学初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年版，第 8 页。

注：陆师通：《北拳汇编例言》，《北拳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年版，第 1 页。

注：腾学琴：《叙言》，《女子拳法》，上海：中华书局，1917 年版，第 1 －2 页。

注：茅邦藩：《序言三》，《拳术学教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年版，第 6 页。

注：钱淦：《序》，《少林拳法图说》，上海：大东书局，1925 年版，第 1 页。

注：朱鸿寿：《拳艺学初步·序》，《拳艺学初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年版，第 1 页。

注：章赋浏：《序言》，《北拳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年版，第 1 页。

注：茅仲元：《序言二》，《拳术学教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年版，第 2 页。

注：姚蟾伯：《序》，《潭腿》，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年版，第 7 页。

注：江谦：《拳艺学进阶·序》，《拳艺学进阶》，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年版，第 1 －2 页。

注：马纯：《序》，《单刀法图说》，上海：大东书局，1921 年版，第 1 页。

注：王怀琪：《自序》，《易筋经十二势图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年版，第 1 －2 页。

注：王怀琪：《例言》，《易筋经廿四式图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年版，第 1 页。

注：陈公哲：《序》，《潭腿》，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年版，第 8 页。

注：向逵：《叙言》，《拳术》，上海：中华书局，1916 年版，第 1 页。

注：吴邦珍：《序》，《少林拳法图说》，上海：大东书局，1925 年版，第 1 页。

注：张謇：《序》，《中华新武术拳脚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年版，第 2 －3 页。

注：王毓兰：《序三》，《中华新武术剑术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年版，第 4 －5 页。

注：刘元群：《序》，《女子拳法》，上海：中华书局，1917 年版，第 1 －2 页。

注：顾鸿儒：《序》，《实验拳法讲义》，上海：中华书局，1917 年版，第 1 －2 页。

注：周烈：《序》，《剑术基本教练法》，上海：中华书局，1920 年版，第 1 页。

注：《教育部审定原函》，《中华新武术拳脚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年版。

注：周烈：《例言》，《剑术基本教练法》，上海：中华书局，1920 年版，第 1 页。

注：朱鸿寿：《少林拳法图说例言》，《少林拳法图说》，上海：大东书局，1925 年版，第 1 页。

注：陆师通、陆同一：《北拳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年版，第 10 页。

注：朱鸿寿：《拳艺学进阶·例言》，《拳艺学进阶》，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年版，第 1 页。

注：王怀琪、吴志青：《例言》，《双人潭腿图说》，上海：中华图书馆，1919 年版，第 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