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尚武思潮的兴起

一、“军国民”思想的提出

近代中国，国势衰弱，有识之士纷纷探求“保国保种”之途，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深入人心，在国民性改造思想提出的同时，有识之士对身体的关注和讨论也渐渐展开。梁启超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注这一表述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用“优胜劣败”这种充满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词汇作为立论的大前提，提醒人们直面国族的危机；一是强调了“保国保种”的途径，在于练筋骨、习勇力。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的思想认识中，国家、民族及个体的生存与武术有着紧密的关联。梁启超的观点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如严复就曾说：“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在严复的这一观点中，民力、民智、民德均是新民的重要途径，而民力成了首要因素。

在此时人们开展的关于强权与公理的讨论中，严复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当时的知识界存在“有公理无强权”和“有强权无公理”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不少人表现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支持。人们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该主义的承诺是如何美丽诱人，而是它确实能够解释国人面对来自丛林社会列强威胁时的诸多困惑。作为偏向于公理一面的代表者，严复在《有强权无公理此说信欤》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信奉强权者划清了界限。但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论辩对手的立场和观点予以了回护。他说，“有强权无公理”这一种观点虽然错误，但是当中也包含着一些合理成分，因为有文德的人肯定会有武备，不具备强权而唯独依赖公理的，很难得以生存。“故国不诘戎，民不尚武，虽风俗温良，终归侮夺。”^注诘戎也好，尚武也罢，在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层面，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以强权对抗强权，从而获得生存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当时诸多知识分子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尽管遭到诸多诟病，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尚武思潮的兴起正基于此。

在当时关于“尚武”的诸多言论中，蔡锷的《军国民篇》一文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军国民篇》和《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中，他们都将国民体质的文弱与国族的盛衰联系在了一起，在“鼓民力”方面不厌其烦地加以阐释和推动，于是，“尚武”之声不绝于耳。

蔡锷的《军国民篇》，以“奋翮生”为笔名，开始连载于《新民丛报》1902 年第 1期，开篇就描述了一种催人奋进的历史背景。他说，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当中的一部分不愿亡国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奋起，大声呼吁。这些有识之士，有些人主张变法和自强，有些人主张开启民智，有些人就国族命运发出警告，有些人则强调自尊，以鼓舞国民的志气。这些言论显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海内外很多人受其影响，开始对亡国、丧家产生惊惧，感到耻辱。“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骚动，此奋起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之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注这些言论，导致了戊戌变法，导致了人们对于外族凌辱的反抗，影响可谓巨大。显然，蔡锷对时势的把握非常准确，对造成这一时势的社会矛盾也极为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断然指出：“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注在他看来，这一时代在危机意识的传递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较为充分，而在培养国力与生气方面却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于是，他明确提出，“军国民主义”正是解决中国“今日之病”的一剂药方，如果不提倡，则国家就会走向灭亡。

发此宏论之后，他开始进行详细的解释。中华民族所存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他说：“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伈伈伣伣，俯首帖耳，呻吟于异族之下，奴颜隶面，恬不为耻。”^注他认为，“驯良懦弱”导致了汉族的积弱，这在过往的历史中早已存在，他列举了周与西戎、汉与匈奴、晋与五胡，唐与突厥、宋与金辽、明与满等关系，说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异族的践踏史，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说法。他还列举今日中国之于俄、于英、于法、于德、于日本、于意奥、于美利坚，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比中，中华民族的弱点变得更为明显，由此引发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他由此发出感慨：“呜呼！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注一群老弱病残，在“犷悍无前之壮夫”面前，怎能不败？为了论证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还引用了日本尾崎行雄的著作《支那处分案》中的观点。该书认为：中国人尚文，但不尚武；好利，但不好战，所以其时中国的屡战屡败，固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中国人的性情。蔡锷所引用的文字，也将矛头对准了国民的战斗力，简而言之，即为“民力”。两相对照，他所提出的“军国民主义”显得切中时弊、师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