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女性为题材，是我国诗歌自《诗经》以来的一大传统。在这一传统的传承中，就其作者的个体而言，李白以一百四十多首﹙直接描写女性和与女性相关﹚诗歌而空前，而且更以创新于比兴寄托的丰富多彩、旨意遥深而绝后。毫无疑问，李白是站立于这一传统巅峰的伟大者。但是，不仅自唐宋以来历代对李白这部分诗作的认识并不全面，而且即使是近、当代的研究，虽大有发明，却也只是零篇散章。宝娟之《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专著应时而出，正补李白研究之一大空白。幸甚至哉，功莫大焉！

一部专题研究的学术著作，其系统性、学术性是必需的，而《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于此却有不落窠臼的独特性。

就其系统性而言，《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以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唐前女性题材诗中女性形象形成衍变的考察、李白女性题材诗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李白大量创作女性题材诗的缘由、李白女性题材诗对中唐女性题材诗创作的影响五章构成，不粘着于李白一身，而是由唐前而李白，由李白而其后，其系统性的立体式、渐进式深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第二、三章所涉及的思妇、弃妇、美人、神女﹙女仙﹚、妻子的形象，涵盖了唐前和李白女性题材诗的所有内容，则又见其系统且又全面。

就其学术性而言，其深刻性的形成在于各章或章与章之间的研究内容，即如第二章与第三章，将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置于对唐前女性题材诗发展、衍变的考察基础之上，既揭出李白女性题材诗之集大成，又将其置于与前朝前代相比较中。有比较才有鉴别，以此，于李白之论才无不深刻精到：

征人妇，“深刻反思了战争的悲剧性本质，彰显了诗人一种沉重的对于生命的敬重精神和悲悯情怀。同时它也凸现了诗人自我的一种悲剧性生存状态———等待，等待被人发现和赏识的被动性生存处境，抒发了李白及其广大文人士大夫们满腔盛世不遇的哀愤和生命价值难以实现的悲苦”。

弃妇，“作为李白的一种话语实践，一种语言构想物，是李白自我欲望投射的结果，也是李白对弃妇现象及‘士不遇’现象进行社会批判与深度反思的结果，因此涵蕴着一种沉重的现实感与宝贵的抗争精神”。

美女，“是一种喻象，曲折地透露出李白丰富的生命内涵﹕有期待用世而不得不孤独等待的焦虑和时光飞逝的忧惧；有对自我才华的自负和傲岸个性及独立意识的坚守；有对嫉贤妒能的愤恨及其婉曲申诉；有对天真纯朴、自然脱俗的人性美的追求和向往”。

女仙，“实质上是诗人心底潜意识的外化和投射”，“对女仙形象的情感寄寓，正是渗透着他对人的有限性存在的悲剧体验及对自由生命的追求与表达，彰显着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伟大，以及人类不屈的灵魂和精神”。

妻子，“第一次以大量诗歌塑造了两个具有鲜活个性的妻子形象，并成为爱情的抒情主体：许氏的温柔娴雅、忠贞不渝与宗氏的患难相扶、爱仙访道，均从诗人的身影后走到台前，获得了自我独立的地位。这对于唐代爱情题材诗的拓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宝娟之所以能对李白凌跨百代在女性题材诗方面做出如此诸多卓有识见的诠释，是她解读李白诗中的女性形象，实践的是其“前言”之所说，“超越文本形象的表层，而去寻求文本形象背后潜藏的深意，去解码女性形象如何经由诗人的改塑而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进而增值为政治寓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隐含在文本中的文化形态，即被遮蔽的意识形态本质及文本内部深蕴的‘政治无意识’”。

李白之大量创作女性题材诗，且以深厚博大的文化意蕴超越往古，其原因何在？《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第四章﹚并不作社会、政治这样的一般性层面的追寻，而是将眼光投向诗学传统及李白个性气质与生存困境、诗中诗人自我的主体性构建三方面深层次的最本质的探讨，中肯綮，切要害。李白之女性题材诗所以能以深厚博大之文化意蕴超越往古，独领风骚，正其然也。

毋庸置疑，李白女性题材诗流风后世之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如何去认识和评价，宝娟之论可谓独具机杼。她运用哈罗德·布罗姆“影响的焦虑”这一诗歌影响的批评理论，指出盛唐以后的诗人面对着李白这座唐诗典范的高峰，不得不在“影响的焦虑”中探寻超越的途径，拔出流俗，求新创变，自成一体。通过对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李贺“修正”李白诗歌的详尽分析，认为元﹑白为了突围其影响，“以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方式对李白诗歌进行‘修正’”，既“对李白诗歌有意误读，将‘谪仙’形象贬低到人间加以世俗化，消解其权威地位，并以政治意识形态来丑化李白的诗人形象”，又“采用个性化的‘逆崇高’运动，通过对诗歌内容表现领域的拓展或价值趋向、诗歌风格、诗歌体式等进行的修正性偏离、改造或背弃，从而最终能开宗立派”；而李贺，“面对李白这座盛唐典范的巨大阴影，别开生面地努力进行创新”，其“对李白诗歌的‘修正’策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针对性地对前驱诗的续完；二是朝着个性化方向的‘逆崇高’运动。天才李贺因自身境遇与中唐历史文化语境的碰撞而形成了自我独特的‘长吉体’”。此论可谓新颖别致而又切实。文学的发展，不正是在“影响的焦虑”中后世对前代的“修正”而成就的么？如果说“标新立异”是对创新的高度赞誉，则宝娟之论无乃是乎？

最后，还不能不道及的是“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一章。此章，虽然看似并非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之本论，但却亦是论著者用功用心之毕力所在。“述”则材料丰富翔实，“评”则眼光敏锐深细，对此前的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有着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著名学者沈伯俊先生曾说，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在自己着手之前，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恰当的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8 年第 4 期﹚。此即宝娟之所以成就《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者也。

宝娟此论著，以其对李白女性题材诗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研究，恐令后之来者再难有下笔处。或者，正因其论著的全面、系统、深刻，兼之视野的开阔，涉猎的广博，观点的新颖，使人大开眼界深受启发而能再置喙，那也将会是把李白女性题材诗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若如此，岂非更可见《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之价值？

《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大作告成，宝娟嘱我为序。然则我何人斯，敢为之序？不过且将先睹之得益记之如上。

杨栩生

2016 年 4 月 20 日于絙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