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儿童为方法

卡罗琳·斯蒂德曼（Carolyn Steedman）^[3]在她的书中讨论和分析了19世纪英国围绕着“内心（interiority）是一个孩童”这一文化想象的文学、科学及社会话语系统，从而辨析了这一历史时期对流逝的过去的缅怀、对个人原初的执念以及对个人发展某些理想化的想象如何附着于儿童的复杂过程，或者说为了使个人具有“历史”和“深度”，“童年”如何被发现和创造出来。作者指出，弗洛伊德为了发现自我的主体性，为个体创造出了“童年”，并赋予其“潜意识”的概念。克劳迪娅·卡斯塔涅达（Claudia Castaneda）的著作^[4]则以儿童是各种文化建构的话语系统为讨论前提，将儿童的概念放在一个更大的、跨国的文化政治权力网络中考察其建构过程，其中包括离散、殖民、后殖民及科学等话语系统。作者认为，儿童概念的形成，是众多价值系统发生作用的场所：作为一个永远处于“正在形成”（becoming）状态中的存在，“儿童”可以成为对成人世界的一种反省或再创造。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儿童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成人”，还没完成却有潜力成为“成人”，正是这种中间性、可变性（mutability）和潜力性（potentiality），成为“儿童”这个概念的文化价值来源。^[5]这种不确定性在启示希望的同时也隐含着恐惧，尤其是当他们不按预定的轨道发展，从而可能会给权威性的国家及家庭结构带来威胁性冲击的时候。这充满深刻暧昧性的对立结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与实践教育学及社会文化组织结构相关的问题。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以儿童为方法，探讨20世纪中期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一些重要改变，而儿童则被视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场域”，或者说是多种文化力量的冲突集结点。

虽然西方和日本儿童史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到目前为止，在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中，还缺少系统地以“儿童”作为一个历史与文化的概念和方法为切入点，去理解某一个专门时段（如抗战时期）的文化和文学课题的专著。不过，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以儿童为方法”的研究取径的学术潜力。例如周蕾就指出，对于原初（the primitive）的兴趣往往出现于国家及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刻，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总是集中在“落后/原初”的农民、女性与儿童这三种弱势群体之上（见下文）。关于前两个群体的研究已经出现不少非常好的研究成果，而“儿童”如何被形构的历史，却经常在文化史或文学研究中被搁置或被忽视。与性别身份和阶级身份不同，“儿童”身份不单属于某个特别的群体，而且是每个人都会短暂拥有的某个特定时期的身份。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尽管童年是在现代才被“发现”这一观点已经受到熊秉真及其他研究古代史的学者的挑战，但毋庸置疑，对童年的认识，到了近代确实出现过不同的面向^[6]。正如Jon Saari指出的：“在新文化时期（1915-1921）的末梢，一股清晰的对抗传统孝道和专制式教育的情感潮流出现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以及士大夫阶层。从那时候开始，一个历史性的对成长过程的重构开始了。”^[7]跟古代比较，在现代意义下被塑造的“孩子”，包含了晚清以来就主导着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民族意识，也包含了知识分子试图将年轻一代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模范公民的想法。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建国”的主旋律口号。战争被看作难得的机会——使中国有一个彻底改变：新社会、新人、新中国。1938年4月，毛泽东在边区国防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指出：“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教育的民族，但抗战已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人，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不能成功的，如果抗战再坚持下去，还会造成千百万新人。”^[8]事实上，如何造就历史中的“新人”，一直是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核心命题之一，而“儿童”可以说是其中的根本。这个命题由晚清启蒙开始，“五四”逐渐清晰多元，到了三四十年代则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关键时期。在抗战年代，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是用实践来创造新的人。这个“实践”的意义在本书的讨论中会有不同层次上的展开，例如陶行知所倡导的旅行实践、戏剧实践，以及苏区和边区所推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实践，甚至包括生产劳动本身。因此，儿童与“劳动”的关系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之一。在当时一些重要的教育改革者和革命者看来，新的历史主体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斗争被创造出来的。这个时期有一系列关于儿童的教育理论以及意识形态话语出现，那么如何理解这些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化实践和历史话语背后的运作机制及情感结构，是讨论分析这段时间的历史和文化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可是，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文学及文化现代性的讨论，多集中在晚清民国的过渡之际及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时期，即使涉及民国时期，也多停止于1937年。本书则将重点转向三四十年代，这段时期文学文化发展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抗战。本书以“儿童”是各种文化建构话语系统的重要集合点为讨论前提，主要分析自1937年至1945年前后，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围绕着“儿童与抗战”这个核心议题而展开的救国、宣传和战时民众教育等重要命题。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在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多次波澜起伏的战争及革命当中，儿童的位置在哪里？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尤其强调，虽然在晚清与“五四”时期，“儿童”的现代概念逐渐形成，但事实上“儿童的发现”并不是浑然整体的，或者说“儿童”被“发现”的过程本身受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影响，经常是不均衡地发生的。“儿童”因地域、阶级及性别可以细分为更具体的不同群体。在上世纪20年代，“儿童”的发现更多的是指“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而如本书第三章所论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儿童”或者“无产阶级”的儿童开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战争的爆发应该是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和需要被保护的概念则进一步加强。已经有一些学者比较出色地论证过，在抗战时期，由于大量难童的出现，中国儿童的福利制度有了大幅度的加强和改进；但不容忽视的是，也是在抗战时期，国家用更强势的方式以“保护”的名义加强了对儿童生活的干涉。例如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儿童年，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大家关注儿童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情况，尤其是对贫苦儿童的关注成为这次由上而下活动的重要特点。如果说晚清时期把儿童与国族命运相联系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启蒙论述的一个核心隐喻，那么在三四十年代，关于儿童与“抗战建国”之间关系的连接，则促成很多政治、社会制度和法律层面上的变化。在激扬惨烈的社会大动荡和裂变当中，中国“儿童”怎样负担起其中的伤痛和必要的牺牲？关于儿童战争经验的书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儿童怎样建立关于战争的集体经验想象以及对抗方式？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孩童个体对战争的体验方式又会呈现出怎样新的不同于集体经验的书写？本书中尽可能兼顾这两方面。毋庸置疑，儿童关于战争的集体经验在很多方面是被成人构建出来的，本书中讨论的国难教育读本和当时的教科书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而萧红在其短篇小说《孩子的讲演》中则着重书写个体儿童对战争的经验，其对儿童参与抗战宣传之复杂情感的刻画显得尤为可贵。

人类学学者安·阿纳格诺斯特（Ann Anagnost）的论文《中国儿童与国家超越性》^[9]是一篇考察儿童话语与中国民族国家意识产生之间复杂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文章。论文从当下中国社会在计划生育政策等的影响下，父母对儿童不断增加关注和投资的社会现象谈起，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的育儿实践如何使得儿童逐渐成为民族拯救的希望所在。作者尤其关心后毛泽东时代急剧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之下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由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快速流动性（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使得毛泽东时代所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城乡差别开始消解）所产生的焦灼感，以及这种焦灼感如何与中国20世纪末的民族主义相关联。作者指出，在中国当前的人口政策下，儿童成为逐渐被“充分迷信化/偶像化的物件”（fetishized object），不仅是父母也是社会的各种缺失欲望的转移地（a site of displaced lack），从而也成为抵抗快速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的价值保存场所。

作者也指出，在中国语境下，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总是集中在落后的农民与儿童这两种身份之上，而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有关“人民素质”这样的话题。文章的主要部分考察了民国时期在半殖民地历史语境下，有关中国儿童的身体论述如何与民族主义话语结合在一起。作者特别强调“半殖民地的历史语境”可能为中国民族意识的产生带来的一种悖论式的困境，这种困境把中国纳入世界范围的现代性进程，同时其本身的殖民性又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建立制造了不可能性。作者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民国时期的原因是，这个时期与之前所讨论的后毛泽东时期在相关问题上存在许多可类比点，而要了解当下中国的儿童话语，我们必须先把历史上有关儿童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关系建立的过程梳理清楚。

在现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领域，儿童的发现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联系通常是学者切入儿童问题时关注的一个重点。当我们用现代国家民族的观念来对社会群体进行重组时，国家的概念就与每一个个体建立起一种抽象性的关联。在这一关联中，儿童概念的产生，就是一系列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性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的儿童话语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国家话语成功地自然化、合理化的概念之一。斯特凡·田中（Stefan Tanaka）的文章《童年：发展话语在日本空间里的自然化》^[10]一开头就指出，作为重要隐喻及象征的儿童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认为，儿童已经成为现代暧昧性和冲突性合为整体的一个拟人化场域。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把儿童的自然发展抽象化了，将儿童的发展与基础教育和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等联系在一起；同时，儿童自然生理上的发展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论述中一个很重要和经常被引用的隐喻，即用儿童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生理发展历程来解释现代民族国家发生发展的抽象过程，使之直观化和自然化。虽然田中所讨论的是日本语境下儿童话题的发展过程，但对研究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儿童话语也很有启发性。

周蕾在《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一书中，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论述为何经常以农民或儿童的身体为隐喻”这个问题，也有非常充分和深入的探讨。周对《孩子王》这一电影的讨论很精彩，但我更注重她对“儿童”这一概念所作的理论化思考。作者指出，对于“原初”（the primitive）的兴趣往往出现于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刻，而中国现代文学正是通过对原初，例如奴隶群体、女性或孩童的摄取转向现代。作者同时强调，“原初”是“文化”与“自然”的混合，并且是处在“第一世界”的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之间“悖论式的存在”（paradox）。^[11]而这正是中国同时作为受害者和帝国的原初主义的悖论，也正是促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动力所在。

“儿童”在战时中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视为国家、家庭及学校的一个连接点，是对中国普通民众与家庭妇女进行抗战宣传的一个有效中介，并因此成为战时教育的核心部分。例如陶行知的“小先生”运动。当然，本书中“教育”的含义是双重的，既指作为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战时教育，也是当时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关系的一种隐喻。谈起跟儿童最相关的儿童文学，Mary Ann Farquhar曾经提出战争的爆发给中国的儿童文学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抗战时期对文学大众化的提倡模糊了儿童文学与给成年人准备的大众文学之间的界限。在这一时期，口语化以及大众化的文学，例如歌曲和连环画，比起故事类叙事，在动员大众上效果更为显著。^[12]在我看来，抗战时期是打破一系列界限的重要时段，包括儿童与成人、都市与乡村以及家庭和社会的界限。本书尤其关注的重点是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这不仅意味着在这个时期儿童要与成人同等地承受战争创伤，更重要的是儿童承担着与成人类似的抗战责任。如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不少儿童主动离开父母的庇护，组团旅行和进行抗战宣传。当然，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在30年代的这种模糊化，也会促使我们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如周作人所极力推行的“儿童是独立于成人的概念”重新加以思考。

许多学者指出，启蒙话语下所衍生的“儿童的发现”充满内在的悖论：如果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可以赋予古老的国度以新生的力量和拯救的希望，那谁来先教育这些儿童？那些已经“受污染的成人”似乎无法承担起教育与启蒙儿童的任务。例如，在题为“作为历史的儿童：民国时期一种发展的话语”的章节^[13]中，安德鲁·琼斯重新解读了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起点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并赋予了小说末尾“救救孩子”的呼喊以崭新的阐释：不再将其解读为单纯的希望的象征，而是理解为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和叙事结构上的双重否定。这充满深刻暧昧性的对立结构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与实践教育学及社会组织制度相关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把儿童从他们父母的文化“污染”中重新解放出来？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到底是在哪一个点上开始进入文化的？革新性的教育干涉有可能吗？或者说，儿童到底怎样才能从令人窒息的传统及大人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这些问题在新文化高潮中都曾在《新青年》这种杂志上被充分讨论，并出现了激进的社会重组或教育改革方案。但鲁迅在他这些早期的小说文本中已明确暗示了这些乌托邦设想不可避免的失败及与传统文化彻底断裂的不可能性。这个儿童与成人之间启蒙与被启蒙的悖论在30年代似乎有了一种解决的可能性：如陶行知等人所提倡的，也许儿童可以自己教育自己？在这个文化危机时刻，本应被保护和被教育的“儿童”不仅可以成为教育和“拯救”成人的“小先生”，而且可以在抗战宣传或者边区的劳动实践中，开始获得自己教育自己的可能性。

必须指出的是，战争在本书中并不是笼统的，具体来说，包括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亚洲区域范围内的冷战。在2004年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在京的一批学者讨论40-70年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其中贺桂梅提出不能忽略1946年以后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冷战背景。确实，对儿童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考察需要将冷战这一特殊的战争形态考虑在内^[14]，打开地理视界的同时，也扩充中文文学的空间坐标。在离散和统一之间，现代中国文化已经铭刻了复杂的族群迁徙和政治动荡的经验，不能用以往简单的地理诗学来涵盖。近年来，冷战文化研究逐渐引起中西学界的重视。宋怡明（Michael Szonyi）致力于研究冷战时期金门的日常生活，特别强调了军事化、地理政治学、现代化以及记忆四因素的重要作用。^[15]王晓珏的英文著作《冷战与中国文学现代性：1949年前后重新想象中国的方法》^[16]指出，1949年之后，海内外的华语作品众声喧哗，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纵横网络，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国族文学的传统分野之外，寻求新的研究视角，观照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这样的研究使得中国这一概念以及身份认同的界限变得错综复杂。同样的特点其实也呈现在五六十年代亚洲地区的华语儿童刊物中。本书试图在最后一章中将儿童与战争的关系延伸到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文化场域中的儿童与冷战之关系的探讨。通过同一时期在此三地出版的儿童刊物之比较研究，来探讨这个时期文化场域中的左中右之争，以及在儿童文化里所展开的经常跨越国族界限的文化和政治身份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