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往事

曹先擢

一、你学业还要提高吗

1979年，《新华词典》经九年的努力，终于发排。1977——1979年的三年，我是借调到商务印书馆做定稿工作的。这时商务印书馆向北大发了商调函，想调我到那里工作。我去征求周祖谟先生的意见。他说：“你学业还要提高吗？”我说差得远。“回来。回来提高业务。”他的话是一种完全肯定的语气。中文系也不愿我调走。《新华字典》编纂组里许多人都留在商务，我则回到燕园。后来周先生招博士生，指定要我做助手，他的确希望我把业务再提高一步。

二、你们读书的时间太少

有一天与周祖谟先生同车进城。我对周先生说深感自己读书太少，常自责，又没有多少办法。他说：“你们读书的时间太少了，这么多政治运动，时间就那么多啊。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了。”现在我已进入老年，读书的时间很充裕了，但高血压头晕，力不从心。“愿读典籍三万卷，不辞再作北大人。”空怀壮志而已。

三、游国恩先生的记忆

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军宣队交下一个任务给北大中文系：毛主席著作中有“哀兵必胜”一语，要求查出其出处。这是政治任务，限期完成。系“革委”要倪其心和我查书解决。我们二人翻遍了各种引得及有关的类书，未能解决。军宣队决定向教授们请教。那时每天都有政治学习，教授们像上班一样来。军宣队讲明了要求，可把我们系个个学富五车的先生们难住了。有人说大概只有游老能解决了。大家把目光投向游国恩先生。游先生一向沉稳，才不外露。他说：“给我半小时容我想一想。”没过多久，游先生说：“大概在《老子》里，是抗兵什么的。”我们一翻书，果然不错。《老子》六十九章：“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矣。”问题得以解决。大家高兴，游老也笑了。后来北大55级修订《汉语成语小词典》，把这个成语收入，并注明出自《老子》。不久，全国的辞书采用。

四、王瑶先生催装电话

王瑶先生是政协委员，那时按规定，家里有一部电话（分机）。“文革”期间被拆走。1980年落实政策，补装电话也是其中一个内容。王瑶先生写了申请，经系总支同意上报。王先生常来催问。有一天他有点光火，问我：“曹先擢同志，电话问题批下来没有？”实际上头一天已批下来了，批的是暂时不装，无号码。我想这样告诉他，他会不高兴，伤害他的情绪，灵机一动，就回答说：“还没有最后批下来，我抓紧催办。”后来总支秘书杨春田问我为什么这样回答，我说批文上说目前无号码，可见不是最后的批复。不久，同意的批文下来，就给王先生装了电话。

五、香港有内行，不能闹笑话

1985年春，北大图书馆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决定在香港铜锣湾举办一次中文辞书演变书展，要把北大图书馆的部分中文辞书运到香港开展文化交流。我被指定为学术顾问。朱德熙先生当时是学校副校长，主管文科。他问我：“准备得怎样？香港有内行，不能闹笑话。”作为顾问，我要写展览的简介，并作一次讲演。朱先生的提醒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决定将参展的书逐一翻阅。北大图书馆藏书楼14层，有电梯式的小升降机运书，我就坐它上去。在13、14层，许多书蛛网尘封。暑期天热，又无空调，真是苦战。要是下来晚了，大门关了，电闸一拉，我就得在书库里呆一夜，所以还得特别注意掌握时间。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收获不小，例如明代赵宧光的《说文长笺》，其中的“宧”，以前作“宦”，后来改正过来。10月试展，我请朱先生来审查，他还满意。这年12月，我到香港，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如不是朱先生的督导，也许真的会出纰漏呢。

六、曹先擢现在还不能开《说文》专题课

1980年我被评为副教授，需开专题课。我报了《说文解字》讲读，古汉语教研室同意了。最后各教研究的开课意见都汇总到朱德熙先生那里，由他审定。我的申报，朱先生未批准，说现在还不能开，现在请周祖谟先生讲这门课，曹去听课并任辅导工作，周先生说可以了再开。这样我就听周先生课，一年后，周先生说可以，我才讲这门课。申报时，我研究《说文》已有十几年时间，《说文》的小篆我抄了很多遍，自认为也不是轻易申报的，但在听了周先生的课后，才觉得还差得远。《说文》的许多书，我还没读。我想写一本《说文概说》，定下目标把有关著作都看一遍，但这个目标至今未能实现。我现在的一点学问，主要是建立在《说文》的研读上的，仍不敢说对《说文》有真正的研究。

七、朱先生借书给我

我去朱德熙先生家，他常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大概是1988年的一天，他说最近出了一本《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汉语大字典》编纂组编），我说还没看过。他说你把我的一本先拿去看吧。我连夜读完，并写了读后的意见，第二天去还书。我说我已翻看一遍，这种工具书是备查的，我怕影响您使用，所以尽早还给您。我并说了书中的问题及自己的意见。朱先生肯定我发现的问题，说裘锡圭已写了一篇长文。不久，我就买到了这本非常有用的书，至今仍置于案头。

八、游国恩先生邀我坐出租车

时间是1969年冬，北大中文系学生在平谷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员随学生一道编在各班里。一天，我与游先生一道从平谷回城，坐公共汽车到了动物园站。转车时，游老大概很疲劳了，他问我：“先擢同志，我们坐出租车回北大，车费我出，你也坐，可以吗？”我说：“谢谢游先生。”那时的出租车都是国营的，车费五元，是我月工资的十四分之一。

我们愉快地一起回到北大。

九、王力先生带病为学生讲课、做报告

1980年我给北大分校讲授古代汉语课。这届学生年龄偏大，但水平很高，仅差几分没能进北大，总感到遗憾。我说你们水平高，又肯刻苦学习，将来不会比本校学生差的。后来的确出了许多人才，如《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郑晓龙、《光明日报》记者单三娅、北大中文系吴鸥等。当时同学们提出，想听王力先生的课，我作了联系。人多，安排在市委党校礼堂。上课那天早上，我乘分校的中型吉普（没有轿车）去接王力先生。初春，很冷。师母说：“王先生昨晚发烧了。现在还没退。”我说：“那上课改期吧。”那年先生已80岁了，万一病情加重，不堪设想。但王先生坚持要去。师母也说他对学生的事看得重，要去就去吧。师命难违。当同学们知道先生抱病来上课时，欢迎与感谢的掌声在礼堂里久久回响。

1985年秋季开学，中文系在棉花地阶梯教室举办迎新会，我去接王力先生，他举步难艰，我搀着他，我说叫个车来吧，他说不用了。王先生对学生感人至深的讲话，表现了对年轻一代的无限希望。我随即向学校后勤部门要了小轿车，会后王先生顺利回到家中。从王先生住处燕南园到会场，大概有400米，但是对王先生来说是很长的距离了。我感到愧疚，事前没有订车。王先生经常出席迎新会，而这是最后一次。85级同学们，你们当会记得那次迎新会吧。

十、“清明上河图”，我们认识的只一个“图”字

大概是1990年，我对“清明上河图”的“上河”二字的解释发生了兴趣，古代说“河上”、“江上”就是河边、江边。“上河”可能是倒序的，是否也可指河边呢？那时我已调到国家语委，但家仍在北大。我的一切证件都退了，只有借书证经领导特批没有退。每周我照例去北大图书馆。这“上河”二字可让我吃了苦头，搞不清其确切含义。一天，正好邓广铭先生也在教师阅览室看书，我恭敬地趋前请教。他说，“清明”二字你懂了吗？我说不就是清明节吗？他说，你看那画上的人光着膀子摇着扇，已是夏天了。他不无风趣地说：“清明上河图，我们真正懂的只有一个‘图’字。”我进一步知道了做学问之不易。邓先生的话给我教育极深。后来有了电脑，查了很多资料。古代江南的米经运河运出到黄河，要等黄河涨水，才能将船驶入黄河，然后运到长安、洛阳。这黄河的汛期大致是有定的，清代陈康琪《郎潜纪闻》卷十说：“黄河水信：清明后二十日曰桃汛。”所以“清明上河图”所绘汴河的大船应该是谷雨之后的初夏情景。材料很多，我已无力做深入钻研，只好罢手。

十一、为王竹溪先生字典事出差上海

1980年王竹溪先生为他的字典写好了“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打算出版这部具有特色的字典。估算需要投入40多万元，经费困难，提出到上海与竹溪先生的学生商量。出版社派王世厚前往，因我极力主张出版，故出版社邀我参加。非常遗憾，困难多多，未获结果。1982年1月30日王竹溪先生辞世，留下遗嘱，委托杜晓庄接续完成字典的出版事。杜先生不负重托，在王竹溪先生的挚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卢鹤绂教授的指导下，在上海翻译出版公司领导兼自然杂志社主编贺崇寅先生和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梁祥丰先生的支持下，历经艰辛的《新部首大字典》终于在1988年正式出版（详情请看字典的后记）。

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周培源先生莅会，出席的还有科技界、文化界、出版界许多著名人士。我有幸应邀参加。由马洪先生写的总序和卢鹤绂先生、苏渊雷先生分别写的两篇序，使我们得以了解这部字典的巨大意义。

王竹溪先生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大师，也是一位教育家，先后在西南联大、清华、北大任教，他的学生有黄昆、邓稼先、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郭永怀、周光召等，都是顶级的科学家。作为物理学的宗师，他用四十年的时间，编纂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字51100多个（字典前言），全书250万字。他是一位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令人无限敬仰。

这部字典极具特色，处处显示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例如收字方面的说明：“康熙字典共收字47043个，其中有110个重见字，不同的字只有46933个。康熙字典中约有2500字是音义不全的字，本字典正文中不收，而收入备考中，有2511个字。康熙字典出版后增加的字和两批简化字共约四千多字，再加2511音义不全的字，总起来本字典收字共五万一千一百多个。”字典的注释准确而通俗易懂，如“磁”解释为“能吸引铁的性质，名为‘磁性’。‘磁石’：一种带有磁性的矿物，也叫吸铁石，化学成分是四氧化三铁。古作‘慈石’”。据说王竹溪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去听中文系唐兰的文字学课，以后就研究起《说文解字》，在王先生的字典里，凡是《说文》里有的字，在释义的最后用［］引出《说文》的解释，举“昧”字为例：［〈说文〉爽旦明也，从日未声。一曰闇也。］有时涉及字形的钩稽、溯源，如“揶揄”条：［〈说文〉作瘉］。

十二、魏建功先生的言传身教

魏先生给我们讲授过古汉语、音韵学等，他讲授古汉语时常联系双声叠韵的知识，如对“郭冠军家”双声的分析。我们班的同学，有的对音韵学有兴趣，常去中关园三公寓魏先生家请教，都说魏先生平易近人。1958年某天佘光清回来说，昨晚魏先生写“勺园”的“勺”字，写到半夜。在北大今日图书馆的附近，过去有餐厅，平房，规模不大，后改为“勺园餐厅”，魏先生是书法家，请他题写匾额“勺園”。既然有“勺”字，又是餐厅，魏先生觉得要把“勺”字写得有“炒勺”的韵致。写了许多稿，写到半夜，才写出一幅满意的。

1970年国务院科教组把《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交给北大中文系，魏先生、游国恩先生等参加。进驻北大中文系的工人宣传队的郭宽任组长，我是副组长。《新华字典》编纂缘起可追溯到1948年，那时正值北平解放前夕，魏先生与周祖谟、金克木等北大教授酝酿编一本给大众用的字典，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1949年主管国家出版工作的叶圣陶先生把编字典的事交给了魏先生，这就是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华字典》，后转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用的是新华辞书社的名义，主编是魏先生但没有署名，故不为一般人所知。1970年魏先生参加《新华字典》的修订，自然是轻车熟路了。他的言传身教，使我终生受益。例如他要求我们把《新华字典》进行剪贴，贴在墙上，方便前后对照。我们修订的底本是1965年版的《新华字典》，当时“四人帮”说字典的封、资、修都要清除出去，修订工作困难重重。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我们不要神经过敏，使我们头脑得以清醒。1971年修订后的《新华字典》出版发行，内容改动极少，这是周总理正确指导的结果，是周总理在特殊的条件下挽救了《新华字典》。实质的改动有没有呢？有，只是一个字“炁”（qì），是“氣”的异体字，道书用字，1965年的《新华字典》把下面的四点（火）误作了“心”，成了“爱”字的古体。这个错字是图书馆系张树华同志发现的。她细心，把这个字对出来了。我由此悟出编字典要注意字典的前后照应。

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指示编一部词典，国务院科教组把这一工作交给了北京市，由北京市教育局主办，韩作黎主管这项工作。从大、中学校借调了26位教师与商务印书馆两位编辑，组成词典编纂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内。我被借调参加此项工作。接受魏先生的建议，词典叫《新华词典》。“编纂组的业务工作主要由曹先擢主持”（见韩作黎为词典写的序），我自知学养和工作水平都不高，决心向大家学习，团结一心，把工作做好。当时组内有陆宗达、陈兆年、吴泽炎、潘逊皋、马奇、郑华炽、万方祥、杨春峰、刘乃和、姚殿芳、罗国杰、方生、杨焕章、戴乾圜、刘天齐等著名专家，他们的发言、对稿子的修改意见，主要的我随时记在卡片上，搬家时有三脸盆的卡片。但是词典编纂问题更多的时候是我回北大向魏先生请教，《魏建功文集》第四册收有长文《关于词典编纂问题致曹先擢同志的两封信》。

粉碎“四人帮”后，《新华词典》的编纂摆脱了政治思想上的种种干扰，于1977年2月组成一个精干的班子，离开北京师范大学转到商务印书馆进行词典的定稿。那时《辞源》的修订也进入定稿阶段，魏先生是审稿人。我家住北大中关园，魏先生住燕南园，我经常将《辞源》待定稿送给魏先生，把他审阅后的稿子第二天上班带到商务，交给吴泽炎先生。有时魏先生留我多坐一会儿，谈的都是词典编纂问题，获益很多。

1979年《辞源》第一册出版，在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印书馆派一辆伏尔加轿车到北大接我们与会。我坚持不上车，因为魏先生没有来，我说，魏先生是我的老师，老师没有来，学生怎么能上车呢；他们说一会儿会有专车来接魏先生的，我才服从了他们的安排。然而魏先生始终没有到会。后来别人告诉我他在燕南园的路边等了四个多小时。几年后，解密了：没有派车去接魏先生，是上面的指示。

一本《新华字典》发行了数亿册，而读者不知道其主编是魏建功。魏先生哲嗣魏至，为此多方呼号，《新京报》也曾有专题报道，皆无果。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告诉世人魏建功在《新华字典》编纂上的功劳，写了《魏建功先生对〈新华字典〉的历史性贡献》一文发表于2001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也是对魏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曹先擢，男，1932年生于浙江省长兴县。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毕业后留校，教授。现为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被美国传记研究所（ABI）选为国际知名学者（第七版），1997年3月11日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IBC）吸收为该中心国际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