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哺育我成长

李行健

1953年我从四川考入北大中文系，真是欣喜莫名。当时是奔新闻专业来的，认为新闻工作可以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上传下达沟通党和政府与大众的关系。但入北大后，系里认为我们没有社会生活经验，年纪又小，就分到语文专业，让调干的同志学新闻。1958年毕业离校。回想起来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那段日子让我永生难忘。

一、欣逢盛世

中文系1953年经院系调整从城内沙滩红楼搬到西郊燕园。一进中文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强大的师资力量、蓬勃高涨的学习热情。中文系由北大、清华和燕京等著名高校合并组成，其强大的师资力量是空前的，往后恐怕很难有那样壮观的阵容。以我学过的课程说，大多是大师级的教授讲课。王力先生1954年随中山大学语言专业并入北大，给我们讲授了“汉语史”、“汉语诗律学”和“现代汉语”（二）中的语音规范部分。游国恩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一），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普通话语音史”、“汉文学语言”，杨晦系主任讲“文艺学引论”。他们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一级教授。此外，高名凯、袁家骅、周祖谟、岑麒祥、林庚、浦江清、吴组缃、王瑶等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与此同时，还在社会上聘请著名学者来授课，当时语言研究所的吕叔湘先生给我们讲“马氏文通”，郑奠先生讲“修辞学”等。现在很难再有这么多著名学者同时在一个系上课的盛况。就以辅导的老师说，当时给游国恩先生“中国文学史”（一）当辅导老师的是萧雷南先生，他当时是副教授，但按他的资历和学识在别的学校早就是教授了。

师资阵容的强大，为大家学习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大家高涨的学习热情。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百废俱兴，渴求学好知识建设国家是大家强烈的共同愿望。图书馆排队借书，教学楼和宿舍深夜不灭的灯光就是这种气氛的反映。后来学校只好限时拉闸熄灯，以保证学生的健康。特别有意思的是抢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晚餐时背着书包，手里拿着馒头夹榨菜边吃边向阅览室匆匆快走的情景随处可见。当时在阅览室学习环境安静，方便查工具书或借阅上课时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比在宿舍或教室自习有很大的优越性。特别是1955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方针后，知识越发受到重视，知识分子更加得到尊重，根本就不知后来在我们国家刮起的“知识无用论”为何物。

我在北大生活五年（中间休学半年），寒暑假都没有离开，也没有回过四川老家，除别的原因外，主要是北大专家学者云集和优越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我。就是寒暑假里学校的学术活动也很多，借书更方便，阅览室座位也不挤，特别是一些心仪已久的名师，可以到他们家里去面对面地问学。这些都是平常难得的条件。当时老师大多是著名教授，各有专长和个性，但他们对学生谆谆教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却是共同的。当时去老师家比较随便，不用电话预约（也没有电话），直接就去了。高名凯先生做学问是一位“拼命三郎”，乃至不顾健康而英年早逝。我每次去他家他都在看书写东西，总是热情高兴地在客厅接待我，后来熟了，就直接让我到他书房中去谈话。王力先生是时间抓得很紧的大忙人，教学科研任务重，社会活动多。他不愿别人去打扰，但我们去请他答疑解惑，他总是高兴地从书房出来接待。他不与人闲谈，所以我们等问题解答完就告辞，他也从不挽留。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老师们手把手的教诲下，在大学阶段，我在《中国语文》发表了《汉字为什么没有走上拼音道路》的论文，美国和苏联出版了译文。这是在高名凯、魏建功先生辅导下写的，其中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另一篇论文《〈世说新语〉中（都）和（了）用法比较》，发表在北大中文系的《语言学论丛》第二辑上。这是杨伯峻先生指导的。杨先生当时教外系课，只参加指导本系学生写学年论文。系里要求老师们出一些研究题目，让学生去选择，谁出的题由谁指导。我当时爱看《世说新语》，选了这个杨先生出的题目，所以有幸由伯峻师指导。他从收集资料、分析研究问题到写成文章指导了全过程。当时我是大三学生，我回想老师指导面谈的次数，不比我后来自己带研究生少。毕业后我才知道，这个题目杨先生以前探索过，他很熟悉。这种学习环境和学习方法，这种教学制度和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当时北大中文系盛世的风貌和特色吧！也就是温儒敏同志回顾北大中文系六次变革，称“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见《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17日）的气象。

二、师生情谊深

“尊师爱生”是我们多年的口号，在北大学习的几年中，我真切地体会到这个口号的内涵和分量。

当时中文系的传统，重大节日授课老师分别到所教学生中去一起过。学生很愿请老师来，老师也高兴去，还要用抽签的形式交换小礼物。过新年时游国恩先生就在我们班过的，正好我坐在他旁边。第一次同这么权威的学者坐在一起，心里有点紧张。游先生却很亲切自然，像他讲课一样面带笑容同大家聊家常。先生可能感到我说话方音较重，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立即回答四川人。先生又问四川什么地方，我说四川遂宁。问者无心，答者随意，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不料学期结束考试时却派上了用场。当时实行口试。我抽到的题是解释《诗经》中的四句诗，分析一篇文章，还有一道知识题。答完题后，我看先生面带笑容，知道他比较满意，我也就放心了。先生说，你答得不错，我应该给你5分（满分）；不料话锋一转却说，李行健，我还要考你一个问题，我心里就紧张起来。因为刚答的问题有半小时准备时间，这次是即问即答，心中没有底。我只好说“请先生问吧”。先生笑着说，你不是四川遂宁人吗？遂宁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我一慌回答不上来，先生却安慰我不要着急，即使答不出来也要给你5分。我却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关系，但我想肯定有关系，老师才会这样提问题。搜索枯肠，终于想起家乡有一位著名诗人张船山，他的妹妹嫁给高鹗，而此人正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人。我抱着试试的心情怯生生地答了出来。先生开心地笑了，说就是想考考你对家乡的知识如何。回宿舍的路上，我真感慨良多。老师对学生关怀到如此程度，其良苦用心堪称极至。自然，先生渊博的知识也着实让人折服。

魏建功先生讲课比较随意，常有精彩发挥收不回来。但他很随和，喜欢学生提问题，认为这是喜欢学习的表现。有一次，我趁他在校单人宿舍全斋住的机会，晚饭后带着白天上课的几个难句去请教。先生先问我查《辞海》了吗？我说没有，先生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接着问我查过什么工具书，我说还没有。先生很不高兴地说，你们是大学生了，要知道自学，懂得做学问的方法；这些问题要先查工具书，搞不懂再来问，不要自己不动手只想老师告诉你，这样怎么能进步提高。最后他说，今天你先回去，查查相关书后再来。过几天查完书，反复思考后又去先生宿舍，听我说完查了什么书，自己体会怎么样后，先生高兴地说，学习就要靠自己钻研。这件事给我感触很深，教育意义很大。在十多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专门谈过这件事，文章的题目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用以自励，同时也是怀念先生的严加教导。

后来先生任北大副校长，从全斋搬到中关村宿舍。但还是他一个人住，师母还在城里，其他屋子放满了书。有一次去先生家借一本书，先生在前面书架上找不到，他说大概谁借去了，这样吧，你自己到里屋去找找看；让我“登堂入室”，算是破例，也是先生对学生的一片殷殷情与谊吧！我这才知道先生买书时，重要的书大都买两本，一本准备供人借阅，方便别人；而自己看的一本，一般秘不示人，因为书中有先生写的读书心得和评论。后来我看过几本书上先生写的批评，才感到先生那样做的道理。先生去世后，听说那些书被华中理工大学弄去了，不知有人整理其中魏先生读书的批注和即兴的议论否？那应是魏先生非常宝贵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成果。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师从高名凯、袁家骅、王力、周祖谟等先生受业中还有不少，可能怎么也说不完。

三、与时俱进、独立思考的学风

北大的精神是什么，许多文章进行过分析研究，也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说法。我感受较多的就是与时俱进、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所以北大的学风特色始终是跟随时代的脉博，独立的，有创造性的。

1955年上半年我们学完周祖谟先生讲的“现代汉语”基础课后，中央在当年提出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当全国还在学习讨论时，以王力先生为首的现代汉语教研室就安排下学期开设“现代汉语”（二）课，专门讲授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的问题。王力先生带头开讲普通话语音的来历以及语音规范，林焘先生和周祖谟先生接着分别讲词汇和语法规范问题。这就是“现代汉语”（二）这门课的来由，讲义就发表在北大的《语言学论丛》上。这种速度开设这样性质的课程，在全国当是独一无二的。这充分体现了北大与时俱进，教学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密切结合的精神，走在时代的前列，非常难能可贵。它既具有先进的富有学术性的特色，又是为现实服务的很有实用价值的学科内容。

1955——1956年我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发起讨论的是中文系著名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家高名凯教授。高先生认为汉语没有狭义的形态，形、动、名三类词可以较灵活地转类（后来被人“误称”为“汉语无词类论”）。这下在语言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中文系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的一些老师发表文章不同意高先生的意见。于是高先生又连发两篇论文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由于主流的语言学家反对他的观点，加之有西方学者也有过类似高先生的说法，于是一时全国几乎形成一面倒的形势，报刊不断登载批评高先生所谓“汉语无词类”的文章，甚至被一些同志批为帝国主义学者的理论。好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把学术同政治混同，但一边倒、不以理服人、扣帽子的风气却有了苗头，除好上纲上线外，就是批高的文章容易得到发表，支持高的文章却难与读者见面。当时我抱着学习甚至好奇的想法把有关文章找来学习，但读后经过思考，我认为高先生讲的很有道理，于是斗胆写了一篇同意高先生观点的长文，如同石沉大海，一年后才被一本名叫《汉语词类问题》（二）的论文集摘录了部分登出来。就是这样，我也感到高兴，参与了讨论，表达了我对讨论的明确态度。当时有同学劝我不要参与，因为批评高先生的有权威学者，且多是我们的老师，如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但我认为如果我没有观点也就罢了，既有自己思考后的想法，应该只服从真理，其他就不必过多考虑了。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吕叔湘先生领导下工作，也从未因我不同意他关于词类的观点而有什么不愉快。恰恰相反，在吕先生晚年我陪他外出时有一次谈话，我问先生当年你和其他先生认为高名凯先生的观点不妥，怎么过去三十多年了，词类问题还未解决，您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时为什么不标词类。先生说，当时把汉语的词类问题看简单了，有的问题还需要好好研究。当时先生正领导我们编写国家语委“八五”规划中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我向先生汇报我们准备在词典中标词类，分别按词的义项标注，一个“词”可能兼类的情况就较多。几经讨论，先生同意了我们的想法，他的意见已写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序言里。2004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时，词条都标注了词类，后来得到许多同行的响应，之后中国出版的汉语词典大多标注了词类。现在回想起来，高先生的理论还是有道理的，过去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也承认汉语的词大量兼类的事实。这样，好似两种对立的观点也就相互接近起来。

中文系一直有一个语言和文学学习安排的问题。杨晦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体现着北大博学的精神。先生一直坚持倡导“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论。以先生的系主任身份，文艺家的专业特长和老革命家的地位，只有他，也许只能是他发出这样的宏论才最合适、最有权威性，也最能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语言和文学课。从理论上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永远离不开的表现形式，它们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杨先生的心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集中表现。杨先生认为中文系就是语言和文学两根支柱，学语言的要重视文学课，学文学的要学好语言课，只有广博、只有根深才能真正培养出学者乃至大师级人物。这是北大的传统，北大最早的校训开头两个字就是“博学”。当时主要的语言课应该说都是顶尖级的学者开设的很有特色的课程。杨先生要求文学专业的同学也必须学。自然语言专业的同学也要学好文学方面的主要课程，这是不会有人抵触的。文学专业的某些同学对杨先生关于“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的思想可能不完全理解，甚至有抵触，以至在当年所谓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整改等一系列错误的政治运动中有一位同学给杨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挂在系里很显眼的地方，题目叫“杨晦先生的有‘鸡’联系论”，画了两本大书，一本名“文学”，一本名“语言”，上面站着一只大公鸡呜呜地叫，一脚踩在“文学”书上，一脚踩在“语言”书上。人们看了除觉得好笑外，并不以为然。写“大字报”的同学很有想象的天才，但用错了地方，想来他会因自己的幼稚而后悔的。

“有机联系”论，系里的老师们大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们深知二者的关系，深知语言学对学文学的人成长发展中的影响。王力先生是语言学大师，他既搞创作、写杂文，也搞文学翻译；魏建功先生创作了不少诗词，对书法有很高的造诣；就是平常除教学著述外很少涉猎其他事物的高名凯先生也酷爱绘画、收藏古董，翻译了不少巴尔扎克的作品。实践说明，杨先生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何以这样说呢？我的同班学长袁行霈教授，人称他为国学大师，是知名的古典文学专家，现任北大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史馆馆长。他的成就不会同杨先生的主张没有关系，且不说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中受益，就“汉语史”和“汉语方言学”对他研究我国几千年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乃至中国文化史来说，也一定会给他不少有益的启迪。

北大人才辈出，大师级学者出了不少，北大有博学的传统是一个重要原因。且不说北大文科的先辈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高深学养，就是理科中也不乏精通语言文字的大师。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热物理学大师王竹溪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王先生在西南联大学物理却旁听唐兰先生的文字学课，后来留学英国回北大教书，杨振宁先生就是他的学生。二十多年前，王竹溪先生编出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字广博，释义也很考究，学术含量很高。我想这都是对北大博学精神的最好说明。

欣逢中文系成立一百周年大庆之际，拉杂写出上面的一些回忆，谨作为我对北大、对中文系和老师们哺育、培养我的感谢，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2010年3月31日

李行健，男，1935年生。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毕业，先后在天津师大和教育部国家语委任职。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以及《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主编之一）。专著有《语文学习新论》、《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合著）、《八百汉字意义源流探索》（合著）等数种，发表论文一百多篇。现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中国辞书学会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