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说

“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这两句话是孔子的夫子自道。揆之常情，当系孔子晚年总结生平的言论。他晚年自我总结的另一句名言是：“知我者其《春秋》乎？罪我者其《春秋》乎？”斩钉截铁的文化自信和九死不悔的价值判断。

志在《春秋》，是说忠，是说君臣之道；行在《孝经》，是说孝。是说父子之道。没有家庭的和谐稳定，就没有国家的和谐稳定。从个人的角度看，“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这是说孝和忠的逻辑关系。“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是说乱自上作的道理。孔子之所以料定后人称道他或批判他，都会围绕《春秋》这本书和《孝经》这本书。是因为他参透了人性，欲犯上作乱、反五伦而行事者，必然厌恶他的这两本书。因为书中的思想来自人类千万年的历史经验，是圣贤政治的最经典概括。就像法律条文之不受犯罪分子欢迎一样，是必然的。

两千多年来，孔子虽不时被打倒。但总是打而不倒的事实说明，孔子的这两本书是为万古伦常立极的不朽之思想。人类只要还想有秩序的生活，而不是子弑父，臣弑君。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夫不夫，长不长，幼不幼，友不友，就得走在家孝父母，工作忠职守的正道。

美国学者杜威在上世纪初来华演讲期间，曾论及中国的五伦文化。大多数观点正确。但他说孔子的君臣父子夫妻长幼之关系，不如西方平等云云，实属误解所致。观《论语》、《孔子家语》、《孔子集语》诸书，我们发现，孔子对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实际上都有规定。并非约定一方绝对拥有权力，另一方绝对只能履行义务。例如，孔子主张子女应该及时行孝，不要像孔子的熟人皋鱼那样后悔。“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劝人尽早孝亲的名言就出自孔子的即兴点评。孔子主张父慈子孝，并不主张做父亲的动辄对子女施以棍棒。他批评曾子受父亲杖责而不知道逃避就是一例。至于君臣之间，孔子强调大家在道的范畴内活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换句话说，君若无礼，臣则无忠之必要。孔子的先祖是殷人。他虽然不赞同胜国（周朝）对被灭亡的国家（殷商）做妖魔化的歪曲（有学生问孔子，商纣王真的那么坏吗？孔子援引弟子子贡的话回答说，“纣虽无道，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商纣王自然是坏君主，但也不是西周初年文献所描述的那样一无是处。）但孔子还是终生服膺西周初年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明。终生醉心于西周梦。孔子55岁时离开鲁国，就是因为鲁君对他无礼。孔子投奔卫国，卫灵公对他有礼，他待卫灵公就忠。卫灵公听信谗言，派人监视孔子及弟子们的居住。卫灵公出游，自己和夫人坐头车，而让客人孔子坐在后面第二辆车子上。即便跟孔子谈话，如果能尊重对方，孔子自然也尊重他。无奈卫灵公跟孔子谈话，一边谈话，一边眼睛到处张望，根本就心不在焉。孔子见这个卫灵公没有君的样子，不懂得以礼待臣，也就很心安理得地离开了卫灵公。凡此种种说明孔子对君臣关系的把握是辩证的，是从双方关系的互动着眼的。被后世学者妖魔化的孔子，不是真正的孔子。

孔子既反对愚孝，也反对愚忠。他本想投奔赵国。但当他走到黄河边上，听说赵国当权派杀死了赵国的两个贤人，当机立断，打道回府。这跟他“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一贯思想是相通的。怎么能说孔子主张愚忠愚孝，这不是强加给孔子的主观臆断吗？

《春秋》和《孝经》是两面镜子，不管多少代的后人都可以从镜子中看清自己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你在家是孝子吗？你在朝是忠臣吗？这两本薄薄的经书里都有可比照的案例，或者说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类型。在孔子的体系里，孝和忠既是抽象的道德理念，又是十分具体的可识别、易借鉴的处世指南。在任何群体里，只要真正读懂了孔子这两本书的人，总能很容易地识别出人群中的不孝不忠之辈，即使你高踞权力的巅峰。这也就是孔子生前就已经预料到的他的书必然遭受乱臣贼子嫉恨的原因。

（2015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