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未名情

崔道怡

5207065，这是我的学号。

我的学号表明：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入学、1956年毕业的学生。这是我记得分明的身份号码，四十多年从未忘记。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时代、一段人生、一片情，那是永远永远难以忘怀的。

设使人生百年，在我百年历程之中，对我人生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日子，就是在北大读书这四年岁月。北大已满百年，在她百年史册之中，我就读的这四年岁月，也正是她“五四”以来高擎着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迎风招展的日子。

所以，而今回首往事，我的万千思绪，无不铭刻那个时代的印记，无不萦绕那片情的气息……

湖光塔影

百年不遇我逢辰。如果不是从我入学那年开始，国家包下了大学生的全部费用，以我家那时拮据的经济状况，即便我金榜题名，也是难以跨进大学之门的。如果是晚几年我才得报考，出身成为评判人的先决条件，以我家那时沉冤的政治处境，即便我名列前茅，也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百年不遇我逢辰。我入学那一年，正值院系调整，北大燕大合并，北大迁往燕园。北大是我心仪已久的高等学府，燕园是我早就艳羡的优美校园。而今两全其美，真是珠联璧合，梦想得以实现，心中岂不快乐！我赶上了北大校容换新颜的吉日良辰，那感受是其他各届校友都不可能享有的。

开学前夕，侯仁之教授向新生介绍北大。讲过“五四”光荣传统，话题转向景物环境——你们想要知道什么叫金碧辉煌吗？请去看一看颐和园长廊的彩绘吧！你们想要知道什么叫历史沧桑吗？请去看一看圆明园遗址的断柱吧！而圆明园的一对华表，就屹立在办公楼前；颐和园的小型石舫，就停泊于未名湖中……大学征途刚起步，他就把我们带上了引人入胜的文化、学术和审美路径。

一方水土一方人。而作为北大人，无论来自何方，都会受到燕园水土的濡染，都会永葆湖光塔影的情怀。忘不了“未名”春晓，环湖晨跑，一棵杨柳一株桃，绿嫩红娇。忘不了“六院”庭深，静坐独吟，一架藤萝一片荫，祛暑清神。忘不了“两阁”风劲，漫步秋林，一层落叶一坡金，学富青春。忘不了“临湖轩”敞，夜读寒窗，一帘冷月一席霜，心暖书香……

地利离不开天时与人和。我之所以深深眷恋湖光塔影，也还因它叠印着那个时代、那些人的亲切身影。诸多画面恍如仙境，时常浮现于我甜甜的梦中。其间，每一想起便觉温暖而又伤感的，莫过于西府海棠花下巧遇马寅初校长了。

那是入学后第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从图书馆出来散步，被办公楼前两树繁花吸引住了。从没见过西府海棠竟有如此高大肥硕者，满枝满树，如火如荼，怒放着茂密的花朵，红润润，白莹莹，云蒸霞蔚，粉妆玉琢，妩媚而端庄，富丽又素雅。我久久伫望，看得呆了。突然，楼门开处，马寅初和一位外籍女士走出来。校长见我，招手叫我过去，向我介绍说：这位记者要拍几张“兄弟”（这是寅初先生自称的口头禅）跟学生在一起的照片，你陪我走几步吧。于是，我和他并肩朝西门走去，记者在前面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拍摄，校长告诉我她那相机可以连续照的，接着便问我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亲切如父兄，随和如友朋，我的紧张松弛下来，心境一如这午后的晴空，艳阳高照，豁朗澄明……

也不知那位记者是否把那照片送给过马校长，也不知寅初先生是否把那照片留存了下来？

“反右”以后，马寅初校长因了他那攸关国运的人口理论而被解职。“文革”之中，西府海棠或因名字违背时尚而被铲除。

成府情浓

像马寅初那样对学生自称“兄弟”的，还有一位章廷谦。章先生字矛尘，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忘年交。《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所选插页，就用的是鲁迅致“矛尘兄”信的影印件。这是我到他家去拜望时才知道的，使我们过从密切起来的纽带，是他教授的写作实习课程。

那时，中文系头两年必修课，设有一门写作实习。老师出个宽泛题目，任凭学生随意练笔。章先生出的第一个题目，是让大家写小传。想来他是要通过这次作业，了解一下弟子们的基本情况。我却游戏笔墨，模仿《阿Q正传》给自己编了一份“歪传”。这篇作文，章先生批了四个大字：失之油滑！

当时我想，这一下章先生不可能对我有好印象了。岂料恰恰相反，课后他叫我到他家去，竟像会老朋友似的，热情接待了我。他家住成府村，花木掩映，曲径通幽，平房向阳，宽敞明亮。章先生特意准备了南方的小点心，说那是当年鲁迅爱吃的，他一向都是用这食品来招待客人的。

话题就从教学说起，他首先声明：课堂上得有规矩，需按考试标准要求学生，课堂下是自由的，希望能跟大家成为朋友。他随即表示：还是喜欢你那文笔的，只是行文态度则不可取。幽默不同于滑稽，机智更需要正直，否则，灵巧就会变成嬉皮笑脸了。并非说不够真诚，而是提示你学鲁迅，首要学习他的正直。

我一次次去章先生家，他一封封向我展示鲁迅给他的信，讲解那些信的背景，回忆感动他的事情：鲁迅跟年轻人一起野游，骑了驴子到钓鱼台去。有一次聚会到深夜，临走时叮嘱柔石送我一程。这是我和柔石最后一次会见，在黑暗中彼此永远分手……最使章先生感动的，是鲁迅亲笔抄写了庆安本《游仙窟》，送给他校点，承担出版事宜，并为他写了序。就因此书即将出版，鲁迅所辑《唐宋传奇集》没有收这一篇，且在例序中说明：“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矛尘君方图版行，故不编入。”讲过这段经历，章先生捧出他备好的一本书，郑重地送给我，那就是川岛校点、北新书局出版、毛边本的《游仙窟》。书的扉页上，章先生签了名，盖了章，题了字：道怡兄惠存。

我受宠若惊，难为情地说：我是您的弟子呀，您怎么称我为兄呢？他开心地笑起来：我是学鲁迅的呀！说罢取来鲁迅送给他的一本书，只见那扉页上，鲁迅先生不仅签了名，盖了章，而且题了一首诗：“请你／从“隋人的怀抱里”／暂时抽出一只手来／接收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原来，那一年章先生正在谈情说爱，又梳着一撮毛样的学生头，所以鲁迅给起了一个绰号，叫“一撮毛哥哥”。章先生向我讲这件事时，“一撮毛”已早生华发，而他还不知道，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叫“元宝嘴”。因他嘴形如元宝，又总是笑呵呵的，那元宝嘴使他的笑容，总是那么和蔼慈祥……

就是这么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在“文革”中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至今也不明白，他因何惨遭迫害？还记得他曾经说过，鲁迅厌恶个人崇拜。莫非章先生“不识时务”，在那“大树特树”之时，公开了内心的正直？

果若如是，廷谦老师，你不愧为鲁迅的学生，你不愧为北大的教授。——鲁迅的品格作风，正是北大的传统精神。

博雅风清

其实，早在“文革”前，自从“反右”后，章先生就已日渐消失开心的笑容。他从生活细节和情趣角度讲解鲁迅，被指斥为是对伟大人物的贬损，以至他不得不按照教材备好讲稿照本宣科，再也不见那神来的灵感、即兴的畅谈。

我受业则赶上好时光。50年代上半，正是北大又一黄金阶段，新中国开始向科学进军，北大在教育与学术的宝座上容光焕发。我适时成为她莘莘学子之一员，有幸感受到了弥漫于课堂和校园的科学与民主氛围。

物质生活，国家供给，我们无忧无虑，潜心学习。精神境界，海阔天空，我们自由，舒畅轻松。如今想起，那时代在我记忆里留下来的，大都是旖旎风景。

难忘那大学时的进餐情景。每个月伙食费，十二元五角钱，菜饭可口，营养充足。开饭时，大饭厅百多餐桌，纵横排列，人声鼎沸，蔚为壮观。每隔些日，便会有一种特殊的饭食：油汪汪的白米里，拌着瘦肉丁、洋葱头、红萝卜、马铃薯等，非常好吃。多年后到新疆，才知那叫抓饭，但即便品尝到正宗的抓饭，再也没能重新感受大学餐桌上的香甜。有一次文艺汇演，我写的相声引起轰动，那内容就涉及早餐的美食。《起床诗》讽刺的是睡懒觉：“打起小组长，莫叫床下嚷，嚷时惊我梦，不得床上躺。”这位赖着不起的同学，“只因今日起床迟，误了早餐炸丸子”。可知那时伙食的水准，早餐就有炸丸子的……

当然印象更深的是大学时的心路历程。考上北大，我就得知，中文系里有两位现代史上的名人，系主任杨晦，年轻时火烧赵家楼，是“五四”先锋；教授吴组缃，早年所写小说《一千八百担》，跟茅盾的《春蚕》齐名。入学以后，得教益于各领风骚的专家学者，时常深感荣幸。诸多教授的学识人品、风采神韵，使我觉得他们都是超凡入圣的哲人、诗人。无论游国恩、浦江清，还是王瑶、林庚，以其满腹经纶，都曾经如春风雨露，阵阵涓涓滋润过我求知若渴的心。

那四年里，有些新奇场面，有些惊人言谈，历历如在目前，琅琅如回耳畔。浦江清讲古诗词，沉醉其间，忘乎所以，自顾自地摇头晃脑吟唱起来，似乎讲台之下没有学生，而学生也似乎成了欣赏演出的观众。杨晦议论巴金，居然认为这位文坛泰斗文章写得不过比中学生流畅而已，其名著《家》、《春》、《秋》三部曲，压缩成一部或许会更好些。他说这话时，脸上流露着真诚的惋惜。王瑶说起鲁迅早年的文章，并未引起世人注意，若不是后来有了《狂人日记》，那些恐怕也就会被小贩用来包花生米了。他说到这里，戛然止住，手捂嘴巴，嘻嘻窃笑，就像小孩子玩过恶作剧似的，既开心又心虚……

那时的功课已记不得，而那时的趣事却忘不掉的。自然谁也不会当真，把那作为学问，无非体会疏狂，取其实质精神。与其说那是在教授一门学问，毋宁说那是在传达一种精神：对于文明，对真善美，应该热情向往，取得切身体会；不可趋时，切忌流俗，需要珍重个性，努力追求独创。中文系教授们大都提倡独立思考，说文学没有也不该有统一规范的评判标准。理科何尝又不如是，没有探索更没有前进。这正是北大的校训——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未名湖映博雅塔，象征的也正是这种精神。塔名博雅，博大高雅，湖称未名，学无止境，昭示着求实的标准，鼓舞着不断去创新。湖光塔影相辉映，焕发着悦目赏心催人奋进的清新风韵。

镜春恩重

马寅初签章的毕业证书，是我的学历证件，此外，大学期间留存至今的纪念品，除了章廷谦送我的《游仙窟》，再就是吴组缃讲《红楼梦》的课堂笔记了。

在自由学风的熏陶里，我班同窗展其所长，找到了各自的主攻方向。有的偏重古典，有的取向语言，我则出于个人爱好，把更多心思用在了“现代文学”和“《红楼梦》论”上。教授这两门课的，是吴组缃先生。

“现代文学”讲的是从“五四”到当前各样作品的剖析鉴赏，所选并非都是名篇，教授方法也不都是“灌输式”的。先生所讲，独到精深，常使我感觉那被剖析之作品，是被放在显微镜下、是被推到透视机后去了。可以想见，那些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认识，怕也未必有先生这样切中肯綮、透彻清明。而课堂提问，让学生先报告各自的读后感，尽管粗浅，却正是最好的思维训练。

有次讲到一篇，提问先点了我。前几课讲的都是佳作，这一篇我认为并不成功。于是斗胆直言，却又心慌意乱。我说：那个时代并不沉郁，作品写得却很沉郁，读者需要的不是沉郁，作家也不该那样沉郁……我的回答出人意料又神态滑稽，惹得同学哄堂大笑。吴先生没有笑，吴先生不苟言笑。可我从他的眼神里，分明看到了赞许的笑意。

从那以后吴先生时常叫起我来提问，课堂下则很少交往，都是我主动到他家去拜访，又都是为了请教《红楼梦》的问题。到现在我仍理不清：到底是吴先生使我更痴迷了《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使我更亲近了吴先生？我心中清楚的是：吴先生所教给我的，决不仅止于学识本身。

大学三四年级，开设了《红楼梦》专题课。吴先生的讲稿，详细工整，条理分明，显示着他治学的严谨、教学的认真。吴先生的讲课，声情并茂，文采斐然，听之如啜甘露，如饮香茗，是纯营养，是真享受。我全神贯注，奋笔疾书，恨不能多生一对耳朵、多长两只手，好把那字字句句全都捕捉得到、记录下来。我敢断言，同窗学友笔记之中，惟我这本最细最全，且很可能已成孤本。

大学最后一年，撰写毕业论文，选“红楼”为题者，也只有我一人。为此我得以常到吴家登门求教。吴先生住镜春园，僻静幽雅，水木清华，翼然亭下，便是吴家。就在那座四合院里，他给我上了一堂振聋发聩的辅导课。原来，我的论文有些观点没有按他所讲，而是标新立异。吴先生阅卷后，用切磋的口吻，作中肯的指正，使我心悦诚服地意识到，我那见解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我想索回修正，不料吴先生说已给我判分优等，鼓励我要继续发扬创新精神。

就是那次，吴先生送我出门时，突然发问：你可记得《列子学射》那则寓言么？《列子学射》讲的是列子学射得中，却不知道因何得中，他的导师说他“未可”，要他不断深造。吴先生在讲课中引用过这则寓言，晓谕学生不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提起，既是对他刚才讲话的升华，又是对我此后治学的叮嘱。我忙答应：是的是的，弟子记得：“守而勿失。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

是的是的，我从吴先生那里学到的，何止作文之理，更有为人之道。这对我报效祖国与修养自身，都是终生受用不尽的。直到毕业一年以后我才得知，我之所以被分配到《人民文学》，是由于编辑部请兼任编委的吴组缃推荐一名毕业生，他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我。吴先生不仅教会我走路，而且为我选定了路程。

我在《人民文学》编辑岗位上勤谨敬业四十余年，是吴先生，是体现于吴先生等师长身上的北大风范勉励着我，警策着我，引导着我，度过这风风雨雨、沉沉默默、堂堂正正的人生。

湖光塔影未名情，纯净圣洁如水云，流年似水心似云，水流云在情无尽……

北京大学，我的母校，在你面前，我永远是孩子。虽然我已满头银丝，今天却还像是孩子在给母亲过生日，来写这篇祝词。而我的孩子，我们各届校友的子子孙孙，都会成为你后继无穷的立雪门生。你的百年历史，是彪炳日月的丰碑；你的万千桃李，是璀璨河汉的明星。每一个北大人，都将把你的旗帜高擎，一代一代接力前行。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的小儿小时候，我便带他到燕园，叮嘱他一定要上北大。他不负所望，在高一时夺得国际英语竞赛第一名，在高三时荣获北京市中学生最高荣誉金帆奖，从而无需高考，保送进了北大。那天我陪他去报到，他竟发出跟我当年同样的感慨：百年不遇我逢辰！我问他所感何来？他豪迈溢于言表——时代不同了，我们更幸运，我是欢庆北大百年的在校生，我是喜迎世纪晋迁的毕业生。在我们这一代北大人历程中，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必将飘展得更鲜明……

确实如此，崔粲的学号是：9611069。

崔道怡，1934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级本科生。曾任职于《人民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