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串门”

刘绍棠

马寅初校长拦住我们做广播操

我爱北大，想北大，却又怕回北大。

1954年我到北大念书，才18岁，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现在重返北大，却是“别梦依稀咒逝川”，惜往日之不可追了。

我在北大念书的那一段生活，回味起来是美好的；老同学们一起追忆往事，心情是激动的。然而，身临其境，望见校门便近乡情怯，走进校园更是感慨万千。现今北大每一位学弟师妹的面孔，都像一面镜子，照见我的“乡音未改鬓毛衰”。看见他们一个个就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我不能不感觉自己“老冉冉其将至”了。

最令人伤感的，是我所敬爱的许多师长再也见不到了。

我念书时的三位正副校长，马寅初、江隆基和汤用彤先生都已作古。那时的北大虽没有现在这么大，学生和校长也很难直接接触，不过，马先生尽管身兼若干要职，但是学校凡有重要活动，都出席露面，喜欢讲话。在我的记忆里，江校长好像隔上几天就在大饭厅给学生们做大报告，每次长达数小时，常常推迟开饭时间。汤先生那时已经以轮椅代步，开会坐在主席台上，我没有听过他演讲，这位哲学界的老前辈，很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出关》中的老子。

还记得三十四年前的数九寒冬，未名湖冰冻三尺，我们在外语楼下了大课，转移到文史楼上专业课，途中路过马先生那松竹梅掩映的办公室。马先生早已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张开双臂，拦住同学们跟他一起做广播操。当时马先生已经72岁，正是我的年龄的4倍，却只穿了一身旧西服，西服里套着一件毛衣，满面红光，毫无寒意。我们不得不服从校长的命令，或者说不好意思驳校长的面子，也就列队站成方阵，在音乐的伴奏下手舞之足蹈之。马先生屹立在最前列，每个动作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相形之下，我们这些青春年少的门生，却一个个缩头拱肩，拳手曲臂，敷衍了事，不成体统。而且，往往趁马先生自我陶醉于忘情之中，偷偷拣起放在足下的书包，悄悄溜之乎也，把马先生晾成了“光杆司令”。后来，马先生有所发觉，拦住同学们做操，还要同学们脱下大衣，摘下棉帽，解下口罩，褪下手套，并且面向同学们示范，随时进行监督。我身为本班班长，却总是扮演逃兵头子的可耻角色。

我崇敬马先生，不仅因为他以不唯上的经济学家的远大目光力主计划生育，还由于听说他是跟胡适竞赛才力争当上北大校长的。他当北大校长，想把北大办得比胡适当校长时好得多。不知他被迫辞职离开北大时，是否抱憾而去，也不知他在九泉之下跟胡适见面，两位老先生是否进行较量。我几次应邀回到北大给同学们作报告，每一回都说到此事，为的是激励同学们给马校长争气，使胡适先生不认输也得说声“差不多”。

我的学问是野狐禅

我曾到几十所高等院校讲过乡土文学。有的学校非常礼贤下士，给我颁发了聘书，教师节还向我寄赠纪念品。虚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在一篇谈论自己的诗词习作的小文中，自我嘲讽地写道：“诗词非我本工，韵味不足情有可原。但我35年前入北京大学，从师几大语言学家，曾习音律。可惜读书不用功，听讲不专心，左耳进而右耳出，大脑皮层毫无贮存。因而难免荒腔走板，滥竽充数，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当时北大中文系有四大一级教授，他们是：教音韵学的王力先生，教古汉语的魏建功先生，教先秦文学史的游国恩先生，教文艺学概论的杨晦先生。我虽可自吹为名师之徒，却实在是吊儿郎当于门墙之外，不曾登堂更未入室，连卖狗皮膏药的资本也没有。

相比之下，我上游先生的课，还算用心听讲。那是因为，课后我要当“二道贩子”，给外国留学生辅导。不用心听讲而在辅导中出了差错，被揭露出来便要犯“国际”错误。在50年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游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做学问一丝不苟，讲课极有章法，待人接物和蔼而有分寸。他那时的年龄，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但是已经白发稀疏；冬季穿缎面长皮袍，外罩青呢大氅，头戴水獭皮帽，更显得夫子风度而又含威不露。他上课下课非常准时，时间精确得几乎不差分秒。

作为楚辞研究大家，游先生的论述讲究缜密的考证，学识之博大精深令人心悦诚服。文章不写一句空，讲课无一句赘言。连我这个在椅子上坐不住的人，也听得如醉如痴，入脑铭心。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北大那些日子，在游先生堂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但是，在游先生眼里，我是个浪漫派；要想做学问，必须转变作风。

那年期末大考，文学史课考的是楚辞，中国学生做一篇论文，外国留学生抽签口试。我是留学生总辅导员，带领十来位部下，采取人盯人战术，将朝鲜、蒙古、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的留学生分别包干，确保每人都能得到5分。其中有几位留学生，对他们各自的辅导员很不信任，却对我这个总辅导员颇为迷信。所有口试的试题，都已经发下去，他们偏要我给每个试题都写出答案，供他们死记硬背。我迫不得已，昼夜突击，仓促脱稿，装订成册，雅兴大发，题名曰《佛脚集》。一位女留学生问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为其解题，答曰：“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也！”逗得她哈哈大笑。

我写惯了小说，笔下喜欢使用艺术化语言；《佛脚集》中的试题答案，多是非学术性的夸张词汇。口试那天，这几位留学生对答如流，妙语连珠，有如演员朗诵台词。游先生目瞪口呆，莫名其妙。游先生治学严谨，论文和口试答题中凡有引证，必须说明出处。那位女留学生为了省事，每个引证都回答引自刘绍棠《佛脚集》。游先生虽博古通今，却不知《佛脚集》为何物，于是惊诧不已。

当时我正忙着写小说《运河的桨声》，不想一心二用，便把《佛脚集》掐头去尾，改头换面，重新“组装”一遍，作为考试论文交卷。虽是琵琶半遮面，游先生却窥见了《佛脚集》的眉目嘴脸，他给打了个“5¯”。那几个留学生的口试，人人都是5分，高我一等。

文学专业只有30名中国学生，游先生发还每篇论文，都要找每个人谈几句话。

我也被传唤到游先生面前。

游先生没有夸奖我，也没有批评我，只是笑眯眯地说：“闻一多先生是一位大诗人，浪漫派；但是他写楚辞论文，却不见了诗人脾气。冯沅君先生笔名淦女士，年轻时是个浪漫小说家，后来从事学术研究，便没有了小说家的影子。”

闻一多先生是游先生的挚友，冯沅君先生是游先生的同学，游先生很推崇闻、冯二位先生的学术成就。

不言自明，我已经知道游先生对我的论文的评价了。

我无法改变浪漫派的脾性，所以写了一辈子小说。谈论学术，都是野狐禅，不成正果。

魏建功先生欠我一堂课

魏建功先生教我们“古代汉语”。协助他的是梁启超的胞弟梁启雄教授。梁先生是荀子研究专家，给我们上答疑课。

考入北大以前，我对魏先生就仰慕已久。这倒不是因为他被原苏联学术界誉为中国三大语言学家之一（其他二人是王力和黎锦熙先生），也不是因为他与王力、游国恩、杨晦先生并称为北大中文系四大一级教授；我敬仰他的是20年代他在北大上学，为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竟在上课桌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鲁迅先生讲课极受学生欢迎，每一开讲，人满为患。外系学生和各种来路的旁听生蜂拥而至，抢占课桌，本科生反而被喧宾夺主。于是，作为本科生的魏先生，便在面对讲台的课桌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以示永久使用。这张课桌一直保存在沙滩红楼的一间教室里，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魏先生上课，完全是北大遗风，学识博大精深，授课却不讲究章法；走上讲坛经常不知从何讲起，有时重复上一节课的内容，有时又远离前一节课的内容，自己讲得津津有味，却不注意课堂效果。我对语言学不感兴趣，听课不带耳朵，也不动脑子。冬天坐在教室后排角落的暖气旁边，暖洋洋的正得入睡；夏天坐在临窗的位子上，吹着冷风看窗外的花草树木。我的特殊表现并没有引起魏先生的注意，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工农兵学员”身上。

1954年，全国大学生招生11万，高中毕业生只有5万多，于是就从在职干部中招收了大量的调干生。这些调干生差不多都“吃过糠，扛过枪，跨过江”；年龄偏大，念文科的多。我们班三十几位同志，只有五六名高中毕业生，其他同学不是八路军、新四军过去的指战员，就是老妇救会、青抗先的干部，资格最嫩的也参加过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的汉江之战。有位同学是个老工人，在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当了二十年排字工，英文只要说出字母，他能像大辞典一般把汉译回答出来，然而却一句也不会说。这些货真价实的工农兵大学生，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底子薄基础差，学习“古代汉语”很吃力。魏先生每周两节课，上课前一天的晚上，从城里来到学校，住在未名湖畔备斋的一间宿舍里，课代表也必定准时恭候。每次他都叫课代表通知几位工农兵大学生到他的宿舍来，他一个个地进行辅导。

我自幼爱读古文，不管哪个朝代的古文我都能囫囵吞枣，一看就懂个八九。有了这点半瓶醋的功底，我便讨厌钻研语法。有一回，课堂作业是将《尚书》中的一篇诰译成今文，我又一挥而就交上去。看作业本是讲师和助教的工作，不想这一回魏先生却点名要我的作业。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我的译文似是而非，随意性很大。治学头一条就是讲究精确，我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于是，课代表通知我，魏先生要给我单独辅导。

这对我虽不是奇耻大辱，却也算不得光彩；我磨蹭到晚上8点左右，才硬着头皮到备斋去。

一进魏先生的宿舍，魏先生便紧握我的手，说：“我才听说你的小说选入了高中语文课本，叶（圣陶）先生选的；忙找来看了，是写得不错。”

不提古代汉语而谈文学，我就来了兴致，啜了一口魏先生给我沏的茶，问道：“您青年时代跟鲁迅先生很接近，后来怎么没有从事文学研究呢？”

他说，鲁迅先生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但是胡适聘请他到国学研究所工作，便钻进了故纸堆。他又说，鲁迅先生也是一位造诣很高的文字学家。

这一来，师生便离题万里，海阔天空畅谈起来。魏先生说，鲁迅先生的诗写得极好，但是被小说和杂文的巨大成就掩盖了，他要将鲁迅先生的全部诗作亲手誊录，亲自刻板，印刷一部具有文物价值的鲁迅先生诗集。我早就听说，魏先生的书法和篆刻都很有名；而使我感动的却是魏先生对鲁迅先生的尊师重道深情。

我们直谈到夜深，魏先生才发出一声惊呼：“哎呀不早了，以后找机会再给你补课吧！”

不久，我离开了北大。

1956年夏，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魏先生，忙起立让座。魏先生看了我半晌才认出我是谁，笑眯眯地说：“我还欠你一堂课哩！”我说我已经离校，他说他知道，但是自言自语地又说：“光顾聊天了，欠了你一堂课，真对不起。”

事过多年了，魏先生早已与世长辞，我也步入老年，但是我常常想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尤其想到他晚景凄凉，心里更为难过。

杨晦先生为我退学发脾气

我在北京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杨晦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给我们讲授“文艺学”。早在1949年10月，我念初中二年级，到北大三院礼堂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大会，就听过杨先生的讲话。我至今记得，杨先生当时身上披着一件灰布的棉军大衣。稍长，我更知道了杨先生是“五四运动”中首先冲入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勇士之一，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沉钟》社的主要成员。因而，我从少年时代，就很崇敬杨先生。

入学以后，我被分到文学专业，杨先生找我到他家里谈话。我来到燕东园杨先生一家居住的小楼，杨先生怀抱着他的小儿子，和我在客厅里亲切交谈。他说，他知道我已经发表了不少小说，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但是这只算是小作家；如果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同时又是一个学者，并且列举古今中外的大作家无一不是学识渊博为证。杨先生希望我安心学习，为将来取得更大成就，在学识上打下深厚的基础。

后来，我申请离开北大，由团中央保送我到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研究所学习三年。杨先生很不同意，很不高兴，先后两次把我叫到家里批评我不听话，发了脾气。不久，高教部批准了我的申请，北大教务处在给我开发的退学证明书上，还给我保留回北大复学的权利，这是非常破例的待遇。当时，杨先生兼任北大副教务长，不知是不是杨先生的一片苦心。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在肃反运动中停办，我也没有重返北大继续学习。

（节选自《我是刘绍棠：刘绍棠自白》，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

刘绍棠，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级本科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3月因病去世。